一

“政体”就是这样一个需要我们重新审视的被存入历史档案的重要卷宗。古人，尤其古希腊人，深入探讨过政体问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一个重要的古希腊哲人都对政体问题发表过自己的看法。毫无疑问，“政体”在古典政治哲学中占据着非常高的地位，但“政体”在今天却早已不是一个问题，当今最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鲜有论及政体者。[2]西方自《联邦党人文集》之后，“政体”问题在两百多年的思考中似乎完全消失了。究其原因，或可有三。

（一）意识形态

在现代人看来，“自由”是生活最重要的目标，“民主制”才是最好的政体，其余皆不足论，无须再费力讨论，但殊不知民主制本身无疑存在不小的问题。此外，民主制与其他政体的区别主要在哪里，民主还有哪些亚种，各自的优劣如何等，民主制的自由原则如何与寡头制的财富原则和君主制的德性原则相协调，都还需要研究，但“由于我们有了民主制是最好的政制这一理论预设，在描述历史的时候，就看不到这样一些问题”。[3]民主、自由和平等思想虽是人类追求的珍宝，但如果被口号化、技术化和利益化，就变成飘摇无根的意识形态。现代思想种种灾难深重的危机警示我们：我们在空虚的现代意识形态中陷溺得太深了，无法体会到自己其实已经远离正道，远离真正的民主、自由和平等。这样一来，意识形态化的民主观念就变成了现代人，尤其中国人的“骨刺”。我们并不反对民主，恰恰相反，民主是我们赞成或反对它的基础，[4]但我们不赞成民主的“主义化”，因为任何思想观念的意识形态化既妨碍我们真正领会其本质，更会由此把我们引入歧途。现代人自以为有更重要的问题要对付，殊不知却是“对越来越琐屑的鸡毛蒜皮知道得越来越多”。[5]但当今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大一统以及政治实践上相对的稳定性，并不能掩盖我们在其中的迷惘、无知以及自我放任的不负责任——这恰恰就是现代精神萎弱的表现，也是现代各种危机的根源之一。

（二）学理

在现代观念中，“政体”的内涵变得十分狭窄，因而往往不太受重视。但在古典思想里，“政体”是一个非常广泛而重要的概念，它远远不是如当今理论所谓“政府的组织结构和管理形式”，也不仅仅是“谁统治、怎么统治”的问题。与两千年（尤其是最近几个世纪）持续的技术化进程高度一致的是，“政体”内涵大幅度缩水，至今变成了一个“技术语汇”，被划入形而下的器物领域，其原有的那种对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并在各个方面直接指导社会生活的思想旨趣、理论关怀和宏远目标，被标准化、规范化和科学化了。这些看似进步的标准和规范实际上只保留了原来的外在形式，至多留下了一些理论化的方法和技术上的操作程序而已——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政体”在现代政治哲学中不再受人青睐，也能够看出“政体”内涵不断缩小进而变成技术操作的原因。

（三）历史

现代人从完全不同的角度阐释政体观念的衰变原因，在他们看来，就算古代思想不乏真知灼见，但时过境迁，传统学术资源过时了；历史在进步，原有理论体系已不足以解释现在的经验。政治从业者高调宣布：“政治学和其他大多数学科一样，已经大有进步。各种原理的效果，现在可以了解得很清楚，但对古人来说，不是完全不了解，就是一知半解”，[6]这句判词前一半或许能够成立，但能否推出后半句，还有待讨论。专业学者亦明确判断：“用古老的亚里士多德的三分法——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不再可能把握现代的民主制度”。[7]果如其然乎？古希腊城邦规模不大，人们生活在面对面的熟人社会中，但这种小国寡民的历史经验对我们毫无用处？[8]现代民主制与古代民主制区别虽不小，难道这两种都冠以相同名号“民主”的政治制度之间没有相同、相似乃至相近之处吗？更何况，“我们没有资格说古典的观点已经被驳倒”，[9]那么，尚未被驳倒的古典思想竟无可取材？

意识形态、学理和历史流变等因素相互交织并相互促进，互为因果：学理的萎缩既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也反过来为意识形态的膨胀添油加薪，在历史的演进中不断扭曲，层层叠加的多重遮蔽让后人再也见不到古典思想的真容。德性、幸福、理想、高贵等之类的古典追求，连同“政体”或politeia一起，都被掩埋在思想地震后的历史废墟中。我们这项研究，试图唤起人们对那些重要思想维度的热情，至少要像一位年轻学者在其博士论文结尾处所写的那样认识到：“现代优越于古代，现代混合政体思想优越于古代混合政体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现代人的一个迷思。多数现代人陷入这种迷思而不可自拔，他们要么对古代不屑一顾，要么回顾一下以印证现代的优越。其实，古代的思想就像是远处存在的一个光源，它静静地观照着现代人的生活，并时刻等待着现代人去寻找失落了的光芒。”[10]中国现在尤其需要这样的光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