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和为美的情理结构

在中国传统思想以及社会实践活动中，习惯上讲合情合理或情理不分，很推崇情理之间的平衡与和谐。这其中固然涉及人伦的软情感与事物的硬道理之间的相互关系，但也表明一种旨在追求中和为美状态的情理结构。

这种情理结构的中和形态，在《中庸》开篇就有这样的表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是这样解释的：“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达道者，循性之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离之意。”这就是说，喜怒哀乐等情感，在不受感性情绪干扰或外来因素激发的时候，便处于中正不偏的状态或心态，既不失衡，也不冲动，更不会妄为或偏执，因此称之为“中”。这些情感发作或激发出来之后，都合乎义理礼节，进入合理节制的状态和自然畅快的流露，因此称之为“和”。这些得到中节且情理协和的情感，既通过适度宣泄而得以表现，也符合道德规范与礼仪要求，既不危及他人，也不伤害自己，可以说是一种合情合理的状态，其情理之间的结构也属于内在平衡的关系。

值得关注的是，喜怒哀乐等情感从“未发”或“中”的状态进入到“已发”或“和”的状态，确是一个微妙的变化过程。在此过程中，我们可以引出两个中介性环节：其一是“理生于情”。因为人之为人，不同于动物，不是自然存在，而是在理性引导下的道德存在，其上述情感需要合理节制，不能让其随意泛滥或任意宣泄，故需要通过人文教化而设立相应的理性原则来规范。如果将这些理性原则称之为“理”的话，我们也可以说是“理生于情”或“因情而生理”，这涉及前面所述的“正当性原则”或“合理性原则”。其二是“情节于理”。当作为理性原则的“理”通过人文教化得以确立和予以应用之时，当喜怒哀乐等情感由于特定原因而发作或被激发出来之时，人的道德意识会依理性原则加以调节，使其得到合理控制，不至于流于泛滥或走向极端，不至于让人完全情绪化或为情所困，这需要情理互用以达到情理谐和，让情感得到适度流露，此谓“情节于理”，涉及前面所说的“适度性原则”。

根据“中和为美”的儒家思想，无论是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还是艺术表现中的情理结构，都要求以辩证、有机、互动、互补的方式使其达到中和的境界。在前者，中和的境界便是符合中道伦理的美好境界（善）；在后者，中和的境界便是符合中和准则的审美境界（美）。这两种境界，在日常生活与艺术鉴赏过程中，均有助于人们取得情理中和的适度感受与存在形态，这种形态无疑是愉悦的和有益于健康的。

不可否认，我们在举荐中和情理结构的同时，不可忽视其中隐含的不利因素。要知道，凡事大多具有两面性，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正面与负面作用。就“中和”说的负面机制而言，它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追求中和型情理结构会对艺术表现与艺术创作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比如，在推崇“文以载道”的原则下，倡导“乐而不**，哀而不伤”的雅正风格与中和情理，会因为突出道德教化而冲击艺术创作，也就是阻滞艺术中自由的与深入的情感表现。这在极端情况下，犹如让原本自由的艺术家戴上脚镣去跳舞。其二，为了中和而中和的艺术表现方式，比如强化或迎合喜好大团圆结局的文化心理习惯，对原本自由的审美活动与审美意识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制约作用，这当然也会影响到艺术创作与审美趣味。其三，基于“中和”思想的“雅正”原则，在道德化审美观念的主导下，会阻碍艺术家对人性人情的深度开掘。古希腊人虽然推崇“适度”原则，但他们享有公民社会和法治社会赋予的自由精神，对于生死问题惯于从命运角度审视，对于大团圆的结局不屑一顾，因此成就了希腊的悲剧范式及其艺术特征，并由过失、净化与冲突等学说中凸显出积极的艺术效果和深刻的人生哲理。鲁迅曾言，悲剧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而依循“中和”或“雅正”原则的中国艺术表现方式，关于在大团圆的结局上下功夫，但无法创作出古希腊悲剧那样震撼人心的艺术杰作。

（作者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跨文化研究院）

[1] Ludwig Wittgenstein，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Trans.G.E.M.Anscombe，New York：Macmillan Company，1964，pp.1-241.

[2] J.Margolis，The Arts and the Definition of the Human：Toward a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24.

[3] J.Margolis，The Arts and the Definition of the Human：Toward a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19.

[4] Henry D.Thoreau，Walden and the Essay on Civil Disobedience，New York：Lancer Books，1968，p.113.

[5] 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38～4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6] 庞朴：《“中庸”平议》，见《庞朴文集》第四卷，13页，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7] 庞朴：《“中庸”平议》，见《庞朴文集》第四卷，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