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1999年，费孝通先生在为一套翻译丛书[1]撰写的总序中说：“社会学恢复有20年了，我希望我国学者自己在积累教学经验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也能够陆续出版一批我们自己编写的、更加结合中国国情的优秀教材。逐步做到以我们自己的教材为主、翻译教材为辅，立足本土，放眼世界。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的社会学就会真正逐步成熟起来。”本来是为翻译丛书作序，老先生却深情地提到并寄厚望于“我们自己编写的、更加结合中国国情的优秀教材”，特别是把这件事与他晚年大力倡导的“文化自觉”、一直强调的“中国社会学者的责任”联系起来，情也殷殷，责也切切！

如今，又有10年过去了，费先生仙逝也已4年了，重温他的教诲，感受到莫大的激励。费先生在90高龄时，尚能有提出“文化自觉”这样的大创造，有“美美与共”这样的大胸怀，有“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这样的大构想，我们应该学习他的精神，鼓起勇气，做一些应该做而又能够做到的事情。

费先生以及许多老一代、新一代的中国社会学家，寄厚望于“我们自己编写的、更加结合中国国情的”教材，并不是出于狭隘的民族情感，也不是刻意坚持中外之别，可能首先是出于对社会学这门学科的理解。为什么开创了中国社会学的老一代社会学家在把社会学引入中国的同时，就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任务，[2]并且身体力行、矢志不渝？为什么费老说，中国社会学应该从中国自己的土壤里生长出来？

1999年春节，费老把他新出版的文集《从实求知录》签赠给我，其中有多篇文章谈到社会学中国化。1988年在《旧燕归来》一文中，他谈到“社会学中国化”的含义，“用现在的语言来说，意思就是主张中国的社会学应当联系中国的社会实际。社会科学理论的来源是当时当地的社会实际，而且应当为当时当地社会发展服务。”[3]

1995年在《开风气，育人才》一文中，费老指出了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历史原因和现实意义。他说，社会学中国化是针对当时在大学里所讲的社会学不联系中国社会的实际而提出来的。要使社会学这门学科能为中国人民服务，即对中国国计民生有用处，这门学科里所包括的知识必须有中国的内容。提出“社会学中国化”，正反映了当时中国大学里所讲的社会学走向了错误的路子。那么，这个在60多年前提出的问题到今天是否还有现实意义？费老作了肯定的回答。他指出，时至今日，“社会和文化科学的教材以本国的材料为主的似乎还说不上是正宗”[4]。其实，“社会学中国化”的现实意义远不仅仅在于教材的内容，而是在于它是中国社会学的发展道路和目标。1996年在《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访谈中，他说老一代社会学家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立下了要建立一个‘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的社会学，使中国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彻底中国化’的决心”。回到北大，就是“为了要在重建社会学中贯彻早年我在燕京学得的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子”。很明确，费老是把“社会学中国化”作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道路和目标予以强调和坚持的。

开创了中国社会学的元勋们之所以如此强调和坚持“社会学中国化”，在“理”与“情”这两个方面都是很容易理解的。在“理”的方面，他们那代人既对中国学术、中国文化有深厚的造诣，根扎得很深；又大都接受过西方教育，对中西学术、中西社会的差异有清楚的认识。因而，他们既对中国学术和文化有足够的自信，又不拘泥传统，开放而不失自我，包容而明于取舍。在“情”的方面，他们对近代以来国家的落后和屈辱深有感受，大都满怀着救国救民、强国富民的抱负和豪情。今天的情形虽然与六七十年前大不相同，但前辈们的这一“理”一“情”仍给我们以启迪，值得我们深思。

一、中国有条件为社会学作出重大贡献

1.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蕴涵着极为丰富的社会思想。费老在《略谈中国社会学》一文中曾说，20世纪30年代拉德克利夫·布朗教授在燕京大学讲学时说过，中国在战国时代已由荀子开创了社会学这门学科，比西方的孔德和斯宾塞要早2500年。不管我们是否同意他的看法，不容否认的是，对人际关系的重视，一直是中国文化的特点。[5]其实，即使孔德已经拥有了社会学创始人的名分，法国人还是努力追寻社会学思想的源头，不过他们竭尽全力，也不过追溯到孟德斯鸠，再往前，大概只能追溯到法国之外，去求助于古希腊了。而中国自先秦诸子就有了灿烂的社会思想，并且成熟到了令西方人吃惊的程度，承认是“早熟的”形态，实际是承认了它的超前的价值。而且几千年来连绵不断，既一脉相承，又丰富发展，在世界文明史上无有敢于比肩者。2003年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中，费老明确指出：“中国丰厚的文化传统和大量社会历史实践，包含着深厚的社会思想和人文精神理念，蕴藏着推动社会学发展的巨大潜力，是一个尚未认真发掘的文化宝藏。从过去二十多年的研究和教学的实践来看，深入发掘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实践中探索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是中国学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发展方向，也是中国学者对国际社会学可能作出贡献的重要途径之一。”费老还明确指出了研究中国社会思想的路径和意义：“‘人’和‘自然’、‘人’和‘人’、‘我’和‘我’、‘心’和‘心’等等，很多都是我们社会学至今还难以直接研究的东西，但这些因素，常常是我们真正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也蕴涵着建立一个美好的、优质的现代社会的人文价值。社会学的研究，应该达到这一个层次，不达到这个层次，不是一个成熟的‘学’（science）。”[6]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费老满怀着对人类将来必将走向美美与共的“大同世界”的坚定信念，他非常清楚西方社会学的单向性思维、二元化逻辑、过分强调对立和冲突的局限性，因而预见中国社会学正是在建立这一美好社会中可以大显身手的成熟的“学”。

2.中国复杂的社会结构和巨大的社会变迁是无与伦比的社会学资源。正如一位作者在评论北京这座城市时所说的，像这样的城市只能用“复杂”这个词来概括，因为“北京，用古老概括不了，用现代概括不了，用四合院概括不了，用摩天大楼概括不了。用‘今天的话题’概括不了，用‘昔日的印象’仍然概括不了，用老北京的人情世故概括不了，用它的尘世沧桑也概括不了。总之，它是多元的，复杂的。”[7]整个中国社会也是如此，它的成分、它的结构、它的形成、它的演变，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只能是“复杂”。而对社会学这样的学科来说，研究对象越是复杂，探究、想象的空间就越是广阔，发展前景就越是无可限量。因为科学的发展不会止于简单，而是从简单到复杂不断求索。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不用说历史上的盛世和现在的改革开放，就是那些我们称为“教训”的事情，例如“大跃进”“**”，也因其复杂，因其规模，因其影响力，而引起了西方学者浓厚的研究兴趣。而中国学者坐享近水楼台之利，到处都是值得开采的“富矿”，不乏世界级的学术难题，客观条件是非常优越的，问题只在于我们自己是否善于提炼，是否能够驾驭。

3.中国社会学虽然历经坎坷，但传统优秀。由于坚持了社会学中国化的道路，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中国成了“世界上最繁荣的社会学所在地”[8]。前辈们的这一成功实践，证明了“中国化”是发展和繁荣社会学的正确道路，是我们应该继承的伟大传统。那些开辟了这条道路的先辈们所处的时代，中国经济是何等的衰败？国力是何等的孱弱？但是他们却没有沾沾于对西方学术的一知半解，津津于西方概念的所谓“普适性”，而是塌下心来，到农村、到工厂作调查，到乡间作实验；挺起身来，在讲台上努力用中国话讲清楚中国事、探讨对中国有用的道理。今天，我们国运昌盛了，连西方学者都承认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转而尊重中国的经验，我们何苦非要把西方学者在对不比我们复杂的社会对象的研究中形成的概念奉为圭臬，而把我们自己的成功经验视为敝屣呢？

二、有必要增强中国社会学家大胆创新的自信心

1.中国学者的研究条件是得天独厚的。我们有幸身处中国社会大转型的历史时期，得以观察和体验到传统的、现代的、后现代的大时空跨度、时空交错下的社会冲突和融合、继承和扬弃、压缩与延伸，并且我们得以在个体的有限生命时间和活动范围内，亲身“参与旷世难逢的大变局”，这是那些生活在西方已经定型化了的社会中的学者们难以得到的机遇和条件。

然而，我们这一独特的优势，并没有充分地转化为大胆创新的强烈的自信心。恰恰相反，这一优势却被掩盖了、弱化了。在当今世界体系中，正如在经济上，发展中国家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一样，在学术上，我们也没有什么话语权。对此，著名美籍华人、社会学家林南教授深有体会。他指出：“许多社会科学研究反映出一种偏重北美或西欧传统的种族中心主义。西方传统被看成参照物而其他传统被视为需要加以特殊说明和修正的‘偏差’。”林南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殖民主义本质：“西方这种对待不同社会、文化的‘不公正’而‘褊狭’的态度……有意无意地反映了西方对东方和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一直存在的征服欲和文化殖民。”所谓“公认理论”绝大部分源自西方，由于历史和制度的原因，“使得巩固、维护公认理论形成一种很强的趋势”。西方学术的这种强势地位，对学术话语、学术评价标准的霸权，迫使非西方学者就像“聪明能干的孙悟空总在唐僧的咒语和控制下”一样不得不屈从和就范。[9]

复旦大学邓正来教授在回顾和反思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呼吁“要从西方思想支配下解放出来”。他指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以往30年经历了三个阶段：知识引进、复制西方知识、全面和国际接轨。“这30年里，主要是以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为评判标准的，而在这种评判标准下的研究成果不仅忽视了对中国本身的关注，实际上也根本没有办法与西方进行实质性的交流和对话。”他感叹道：“我们事实上只是西方论者们的‘复印机’或‘留声机’而已。”邓正来不仅呼吁“我们要从西方思想支配下解放出来，主动参与全球话语权的争夺”，而且指出：“现在流行的普世知识实际上是西方先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知识，而经过我们的知识努力，我们也完全有可能把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或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经验的知识提升为另一种普世的知识。”[10]

2.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已有30年，中国社会学家已经形成了可观的阵容，学术成果有了比较丰厚的积累。无论是社会学专业人员的数量、专门的教学和科研机构的数量，学术出版物的数量，在世界上都已名列前茅，问题是要提高质量，而提高质量的关键在于学术创新。

还在中国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阶段，费老就对年轻一代的学术创新提出过殷切期望：“你们这一代主要不是继承，而是开创，要开创中国式的社会学。”“我们只有在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的过程中，用自己的成果和实力来表明这门学科的真正价值，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绝不是哪几个人能凭空想出来的。它的建设要比其他学科更困难，需要几代人为之艰苦奋斗。”[11]

3.中国化的社会学绝非固守国故、封闭褊狭，而是要开放开明、广泛吸收一切外来优秀文化成果。因为中国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包容、尊重、宽容、多样，而又自成一格。其实，所谓“中国化”的首要含义，就是怎样使外来的好东西变得能够适合中国社会的需要，让社会学这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土地上开花结果，这就首先要学习借鉴、消化吸收；当然也有进一步的含义，那就是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实践经验，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质和风格的社会学。这种社会学也不是故步自封的，而是能够与国外社会学对话、交流和开放的。

所谓学习借鉴，也有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形式。在以往30年引进和借鉴的基础上，社会学的发展应该可以进入新的阶段。新阶段的主要特点是：第一，从以引进为主转变为以创新为主；第二，从以倾听为主转变为平等对话；第三，从追求新奇，到追求真正能够说明问题、解决问题。用中国话说中国事，即使能够说得明白，也可能有耳熟之感，似乎不够新鲜，不够刺激。而我们的标准应该是能不能说清楚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回答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真问题”，而不是听着是否有趣，或者是否使用了一般概念，是否符合某些八股类的规范，是否适合狭小的学术圈子的口味。

2005年2月21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学习会上作出一个重要论断：中国社会学的春天来到了。这是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任务出发，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机遇、发展阶段、发展前景的明确判断。当时，胡锦涛同志提出了九个需要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其中主要是具有重大实践意义的理论问题。意思是说，如果社会学能够回答那些以及那一类的重大问题，社会学就可以抓住机遇，获得大发展。从发展阶段来说，一个像社会学这样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学科，其自身的发展阶段往往是与社会的发展阶段相契合的，中国经济进入了形成自己的发展模式的阶段，中国的科学技术进入了自主创新的阶段，中国的社会学也要进入回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问题、在建设和谐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新阶段。如果说20世纪20-40年代是中国社会学的初创阶段，那么，现在的新阶段，应该是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社会学的形成阶段；如果社会学能够抓住这个机遇，提升到新的阶段，发挥新的作用，那么，它就能够迎来灿烂的发展前景。

为了迎接社会学的春天，有许多事情要做，推出“我们自己编写的、更加结合中国国情的”作品，就是应该做的事情之一。本套丛书的出版，只是在这方面所做的一点努力。我在这篇序言中既谈到了前辈大师们的遗愿，又谈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嘱托，毋庸讳言，是为了表明心志。自己经历的事情，有些感想也是很自然的，趁机抒发一下而已。我们这套丛书不敢奢求“优秀”，但确是“我们自己编写的、更加结合中国国情的”。我们鼓励作者们：第一，在结构安排上，既要顾及学科知识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又可以突出重点，结合中国的实际有所突破、有所发挥；第二，在内容上，既要顾及知识的完整性和全面性，又要尽量运用中国材料，结合中国实践，反映中国经验；第三，在风格上，既鼓励自主发挥，各呈异彩，又希望尽量反映中国学术特色，体现中国气派。尽管作者们都是很努力的，但一定还有很多不足，难免有不少错误，希望在广大读者的批评和帮助下，能够“真正逐步成熟起来”。

景天魁

2009年3月11日

于北京昌运宫

[1] 华夏出版社出版“高校经典教材译丛·社会学”时，作为该套丛书学术顾问的费孝通先生为该丛书作了总序。

[2] 在社会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康宝忠、许仕廉、陶孟和、李景汉、孙本文、吴文藻、费孝通等作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20-40年代，社会学中国化成绩斐然，曾有一个生气勃勃的发展时期。

[3] 费孝通：《从实求知录》，2～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 费孝通：《从实求知录》，11～1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 费孝通：《从实求知录》，232页。

[6] 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载《北京大学学报》，2003（3）。

[7] 周振华：《新北京颂歌》，载《北京日报》，2009-03-06。

[8] 莫·弗里德曼：《中国的以及关于中国的社会学》，载《英国社会学杂志》，1962（13）。

[9] 林南：《中国研究如何为社会学理论做贡献》，转引自《中国社会学网》，2007-09-05。

[10] 邓正来：《中国社会科学想“走出去”必须先争夺话语权》，载《瞭望东方周刊》，2008-12-09。

[11] 费孝通：《从实求知录》，506页、5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