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这部著作是如何看待所谓马尔主义的？
尼·雅·马尔院士的“语言新学说”是得到官方支持并且也是自封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说。这一学说（новое учение о языке，又名“雅弗理论”）是1923年被作为向马克思主义的呼吁而提出来的。但从1928年起，马尔本人开始喋喋不休侈谈什么：“雅弗理论中的唯物主义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方法，也就是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的专门研究中具体体现了的那一马克思主义的方法。”[47]但实际上，这一切不过是在把一种现成的观念硬生生地捆绑在马克思主义身上而已。这一理论中唯一与马克思主义沾点边儿的，就是其中充斥着的假大空套话：“摒弃资产阶级旧科学”，“以世界规模来看待一切现象”等等。马尔多数情况下是在努力使自己适应一种极其混乱、矛盾不堪的观念，其间混杂着幻想和20世纪代表人物洪堡特一类学者的思想。马尔一伙采用3种方法：一是空口无凭地把自己的思想强加在经典作家头上，引文文不对题或是隐瞒经典作家的真正观点。例如，他们每每声称：“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学说里，语言……是一种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现象。”但实际上只有布哈林一个人说过类似的话。马尔的许多观点其实并不符合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论述，但这丝毫也不令他感到为难。马尔否定语言和语族之间可以有亲属关系，而恩格斯却持相反观点。所以，对于恩格斯的相关论述，马尔主义者们总是刻意回避。据说在国外——那里说话可以更自由一些——马尔曾放肆地说什么：“马克思主义者们认为我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的。那么好吧，就算是吧，这对马克思主义更好！”“既然跟狼生活在一起，那就得学狼嚎。”马尔主义者中间不乏真诚拥护者，但在斯大林的文章发表（1950）[48]后，他们有的改弦易辙，有的甚至发了疯。“马尔主义既指特别的伪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理论，也指2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这一时期在语言学界形成的特殊局面。”“马尔主义是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的产物，它最终恰恰是被斯大林本人给清除的，而且是以纯粹斯大林的方式予以清除的。”[49]
雷蒙德·威廉斯指出：“马尔的那种立足于旧模式的研究却把语言同‘上层建筑’，甚至同单纯的阶级基础联系在一起，这种源自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他领域的僵化教条的立场，限制了理论的必要发展。”[50]
另外一个标榜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是“语言战线”（языковой фронт）团体。它存在于1930～1932年，曾经与马尔分子做过不懈的斗争，但在1933年终于被马尔主义粉碎。该团体成员主要有格·康·达尼洛夫、雅·瓦·洛亚、帕·谢·库兹涅佐夫，其主要理论家为季·帕·洛姆杰夫。这3个人都注意到了《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问世，并就此书写过文章。洛姆杰夫出生于1906年，当时是个年轻的共青团员，和他的许多同龄人一样，马克思主义对他来说从一开始就无疑是正确的和无可置疑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是他的宗教信仰。剩下的问题仅仅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语言科学的事实结合起来。他们比马尔主义者更重视事实。由于很快就被马尔分子所粉碎，所以，“语言战线派”并未发表和出版什么著作。其文章带有鲜明论战性，却并无多少实质性内容。已发表的文章也缺乏坚实的学理依据，而只是平板地描述事实而已。和马尔主义者一样，语言战线团体同样认为语言属于上层建筑，语言具有阶级性。
马尔派鄙视《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语言战线分子”则只从特定主题角度对其给予关注，但却来不及也没有兴趣与之建立工作联系。“……到1931～1932年，马尔主义者们已经在这一领域确立了自己的独断地位，他们最后一位反对者语言战线的成员，到1933年初最终溃败。《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不可能得到马尔及其周围的人的肯定的，尽管该书提及马尔时完全是实事求是的。”[51]
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马尔是苏联轰动一时的“语言新学说”的创始人兼代表人物。在马尔名气如日中天的时代，他与科学史上划时代的著名人物，如哥白尼、达尔文、门捷列夫等天才相提并论。
马尔一生伴随着毁誉参半，褒贬不一。其赞誉者虽多，但否之者则似乎丝毫不亚于前者的声音。据说，马尔本人的记分册表明他所研究的各种语言，其中没有一种相关课程是他从头到尾听过的。因为革命前语言学习以阅读理解为主。19世纪80、90年代的大学教育不能为马尔提供创立新学派的学养，马尔自身也缺乏填充知识空白的愿望。20世纪20、30年代，人们已经在议论马尔研究方法表明其学养不足，这种议论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都未止息。马尔在大学年代只掌握了历史语言学最一般的原则、源语、语族，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23年，但从未掌握历史比较研究的具体方法，所以，后来摒弃此类方法对他而言十分容易。马尔研究语言最初的动机是探寻被沙皇政权压迫的格鲁吉亚各民族语言在世界语言中的地位。其在研究方法上属于传统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同时又把语言学归属于历史范畴。
马尔认为：“如果语言不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也不是阶级现象，而是人民的公共财产，像铁路或生产工具似的，那也就不会有什么专门的无产阶级语言学。”[52]而且语言和艺术一样，也是一种上层建筑。语言是上层建筑领域里的“传送带”（приводный ремень）。语言在不同民族那里是在相互分离的状态下各自独立产生的，但文化从起源说却是统一的，各种文化的差异只不过是统一文化在其发展所处的各个阶段所表现的变体罢了。每种文化都有其创造形式，语言就是这种创造形式的反映。
语言学不关注语言的起源问题就无法成立。有声语言的出现在语言史上是一次伟大变革，犹如广播的发明一样伟大。人终于可以在探索中相互交流了。有声言语的初次使用不能不带有魔法和巫术的性质。那时的语言也是政权的武器和统治的手段。
20世纪20年代后期是马尔学说开始“发迹”的时期。此时的马尔已经成为苏联学术界响当当的名流。他身兼多种职务：雅弗语学院院长、苏联民族研究所所长、科研工作者中央委员会主席（1931年以前）、公共图书馆馆长、列宁格勒苏维埃委员、苏联社会科学共产主义学院物质语言学分部主任（1931年以前），1930年起担任苏联科学院组织计划委员会主席。但在学术界一直到1928～1929年以前，学者们对待马尔的语言学思想却大都持观望态度。在“政治”上对他表示支持的，大都是些哲学家、文艺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人种学家，而语言学家则很少。马尔身后绝大多数狂热的追捧者是他那些共青团员学生们。他们到处宣扬马尔的这样一句口号：“印欧语学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遭到学术界正直人士的白眼。马尔曾为其雅弗语学院的事向人民教育委员卢纳察尔斯基请求4000卢布拨款。卢纳察尔斯基把其申请书发表在报纸上，在按语中称其为“我们联盟最伟大成就最辉煌同时也是活着的语言学家马尔”。卢纳察尔斯基写道：“出色的比较，深刻的前景，这就是马尔院士在我们面前所展现出来的一切，这不能不使每一个与其相识的马克思主义者万分激动，而更令我们高兴的是，这位知识渊博得令人诧异、思想敏锐得令人惊奇的学者和思想家，非常逼近地走近了马克思主义，而且，他在走近前来时，一方面他的研究使他对物质方法有着很高的评价，而另一方面革命也加快了采用这种方法探明语言基本的物质之根的进程。”[53]据说这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可谓“空谷足音”、“凤毛麟角”，而后来却渐渐发生了变化。一些头脑清醒的马尔的学生自始至终对其“正在崛起中的神话”保持理性距离，认为他们和真正的科学语言学相距很远。
随着马尔学说被官方宣称为“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说”，马尔主义进入了其“狂飙突进”的历史时期。马尔学说“走红”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他披着“伪革命”的外衣，二是马尔被认为是革命前学术界最具有权威的代表人物。老一辈学者们多数最多走到与革命合作的地步，而马尔却完全把立场转移到新制度和马克思主义方面上来了。1928年，米·尼·波克洛夫斯基借马尔从事学术工作40年之机发表文章，称马尔为“仅凭其雅弗语这一个发现就足以跻身于世界最伟大语言学家的行列”，并称其为“历史唯物主义者”。“假如恩格斯还活在我们中间，那么每个共产主义高校工作者也都会研究马尔理论的，因为这种理论已经进入马克思主义人类文化史观的铁的资产目录……未来属于我们，也就是说属于马尔主义。需要的只是要有足够耐心去等待罢了”。“马尔理论远还尚未占据统治地位，但它已经无处不知了。到处都有人在憎恨它。这是一个好的征兆。已经有三分之三个世纪人们到处都憎恨马克思主义，但在这种憎恨的标志下马克思主义却越来越赢得了整个世界。新语言学理论就是在这一光荣的标志下行进的，这就意味着，新语言学理论在其位置上，在科学研究界，必将赢得光辉的未来”。正是在波克洛夫斯基的坚持下，当时的莫斯科大学校长下令要求为语言学大学生开设“关于语言的新学说”课程。
尼·伊·布哈林也对其有评价：“无论如何评价尼·雅·马尔的雅弗语理论，我们都必须承认它作为在语言学领域里反对犹如缀在这一学科脚上的沉重的哑铃一般的大国倾向的一次暴动，无可争议地建立了巨大的功勋。”共产主义学院成立了唯物主义语言学分部，专门宣扬马尔学说。该分部还组织了与波里瓦诺夫分子和语言阵线派分子的大辩论，并为马尔颁发了列宁勋章。与此同时，雅弗语中心和研究所也大大扩展，1929年甚至成立了研究生院。而大批一流学者的工作条件却因之而恶化到了极点。本来是正常的学术论争，却被马尔给高度意识形态化了。且看他的言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极其尖锐的斗争……雅弗语理论中关于语言的新学说自然会成为严酷甚至有时是凶恶的攻击的靶心……学术界反对这一学说的远非仅仅只是那些反苏分子而已。”这些言论表明马尔本人绝非有些人所描述的一个单纯而只不过走入迷途的真诚的学者形象。马尔本人绝少参与当时的各种论战，同时也在争论中只对事不对人。但实际上整个论战的背后操纵者，是马尔。按照马尔的术语体系，“贩卖资产阶级货色”远不如指称对方是“形式主义”严重。马尔亲自编辑论战文集却不具名，可见他是狡兔三窟，随时准备安全撤离，平安引退。学术界开始清除一切与“语言新学说”无关的理论。鲍·雅·弗拉基米尔佐夫院士因不合于“语言新学说”而遭到马尔分子的围攻，被迫离开语言学界，仅两年后便郁郁而终。许多功勋卓著的学者失去了工作和发表著作的机会。亚·伊·汤姆逊教授因为“反革命倾向”而被从敖德萨大学开除，并且直到1935年去世时都无法从事科学研究。
大概最悲惨的是波里瓦诺夫[54]。他“实际上是苏联社会语言学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最早关心创建马克思主义语言学问题的学者之一。“甚至在1931年，当他事实上已处于学术流亡状态时，仍勇敢地在‘联邦’出版社出版了科普文集《为马克思主义语言学而奋斗》”。波里瓦诺夫与什克洛夫斯基、雅库宾斯基、雅各布逊、特尼亚诺夫、雅科夫列夫、艾亨鲍姆等人，都曾是著名的诗语研究会奥波亚兹的创始人和重要成员。波里瓦诺夫是个精通多种语言的天才。他曾仅用一个月时间便掌握了卡拉卡尔巴克语，并准确熟练地用这种当地语言作报告……“波里瓦诺夫本人，他所做的一切，他的命运——都是非凡的，都应载入俄罗斯科学的史册。”[55]
起初，波里瓦诺夫也和大多数人一样，根本没意识到马尔主义的威胁性。况且，1921～1926年间，他一直在塔什干工作。两封写于1924～1925年的信表明他对马尔还是比较客气的。马尔此时对他也比较好，因为波里瓦诺夫曾经跟他学习过格鲁吉亚语。1926年波里瓦诺夫来到莫斯科，担任在马尔支持下的某大机构的语言学分部主任。最初，波里瓦诺夫对马尔很少注意，在他起草的语言学现状报告里，只有一次提到马尔，把他当作苏联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代表人物。1927年，波里瓦诺夫作了反对马尔的报告。1929年与马尔展开公开论战。1929年2月，在莫斯科共产主义学院唯物主义语言学分部召开了一次讨论会，由波里瓦诺夫作报告。报告内容当时被永久封存，公开报道可以说是滴水不漏。直到1991年，报告内容才全文披露。波里瓦诺夫比其同时代人更加准确地评价了马尔及其学术工作。他是少数能不受马尔神话影响而直抒胸臆的人之一。波里瓦诺夫指出雅弗语理论的合理内核来源于南高加索语研究中的比较语法学，但一旦超出这一领域，便成为一条错误的研究之路了。如用这一规律研究楚瓦什语，便会大谬不然，其间的距离，恰如语言学与化学的距离那样遥远。这种理论严重脱离实际，合理的部分（旧的）早在马尔以前就已是语言学界的共识，而不合理的部分（新的）则压根就站不住脚。波里瓦诺夫对马尔研究中所犯的时代性错误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并指出马尔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就令人感到马尔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既然承认语言会由于集体的演变而发生变化，那就必须给出不是一个发展方式，而是两个发展方式：一种是在经济条件制约之下的发展方式，一种是另一种非经济条件制约下的发展方式。”在揭露马尔主义的伪科学性后，波里瓦诺夫表明其传统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立场。报告的第2部分阐述了建设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途径。报告引起了暴风雨般的轰动。在继之而来的一系列讨论上发言的，有知名人士30多人。这些人大多是反对波里瓦诺夫而支持马尔的。支持波里瓦诺夫的只有苏联科学院院士加·亚·伊里因斯基，而他发言的结果只是给自己招来诸多不快而已。局势演变成为对反对派的一次屠杀。波里瓦诺夫哀伤地说自己面对的是一帮宗教信徒，面对他们自己无话可说。于是一场针对波里瓦诺夫的绞杀战开始了。报纸杂志上展开了针对“波里瓦诺夫习气”的斗争。到同年秋天，波里瓦诺夫被迫回到中亚地区。这场斗争开始越来越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随着他的离去，他的许多已经付排的著作失去了问世的机会。1931年，波里瓦诺夫终于出版了一文本集，其中对于马尔主义的批判虽然简短，但言辞激烈。然而，他的一番发言再次无人理会。波里瓦诺夫对庸俗社会学进行了批判：从来就没有什么资产阶级语言学、农学、概率论……彻底否认资产阶级科学会使我们成为蒙昧主义者，成为列宁曾经一再告诫过的那种人（即无产阶级文化派）。但波里瓦诺夫的告诫犹如石沉大海。对他的绞杀开始日益升级：现在发言的，已经是一些与马尔私人关系十分密切的学术界人士。1929年2月的大讨论成为马尔主义大获全胜的标志。它表明一种极不符合科学的体制被语言学界所吸纳并成为正典。其他学科也遭到这场冰霜灾害。随着新经济政策的结束，阶级斗争被加以强调。到1930年第十六届党代会召开。大会宣扬对右翼反对派、富农和危害分子进行斗争。而马尔也作为学术新星如日中天。斯大林在总结报告和结束语中两次援引了马尔的命题：在社会主义取得世界范围胜利的时期，在社会主义获得极大巩固并已进入日常生活的时期，各个民族的语言必然会融合成为同一种共同语言，这种共同语言当然不是大俄罗斯语言，也不会是德语，而是一种崭新的语言。这句话导源于马尔的思想，而马尔的原话是：“很清楚未来的语言将会是一种迄今为止不曾见识过的一种具有新的特殊体系的统一的共同语言……这样的语言当然不会是世界活着的最流行的语言中的任何一种。”在此之后，马尔被认为采用了大量丰富的语言材料证实了斯大林的观点。马尔本人也参加了代表大会，其发言被排在紧接在斯大林之后，而且他的歌颂斯大林的发言有一半用格鲁吉亚语演说。此次会后，马尔就被任命为苏联科学院副院长。此次会上发言时马尔的身份是“无党派布尔什维克”，会后当即被发展为党员，连预备期也没有。马尔生前就被誉为“伟大的”和“天才的”。他随后获得的荣誉可谓铺天盖地。甚至包括红海军荣誉战士。
对马尔及其学说的有学理依据的批评，恐怕来自苏联塔尔图学派代表人物米·尤·洛特曼。洛特曼写道：“然而，在研究文本与文本外在因素（主要是古代因素）的实在现实的语义关系时，马尔分子完全忽略了该因素在与特定文本的整个结构的关系中所获得的意义。……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拒绝分析文本的形式结构（音义段）从而导致其丧失了完整的意义轴，尽管所有这一切是在打着语义的旗帜进行的。这里的原因在于另外一个悖论：语言新学说并非语言学说。在把语言与思维同一化到完全否认这两个领域里的特点的地步以后，同一化便消除了语言学机制，倒退地把语言学知识与非语言学方法（这也就是为什么正是在人种学领域、民间文学和神话学领域里，马尔主义会取得实际成就，尽管这种方法始终都是他的弱项）。”[56]
1930年9月15日，一伙自称“语言阵线”的青年语言学家涌上学术界。该组织的领袖人物是1917年入党的共产主义东方劳动者大学教师格·加·达尼洛夫。其思想领袖则是当时尚十分年轻的塔·帕·洛姆杰夫，是1930年才考入俄罗斯社会科学研究所协会研究生院语言学专业的研究生，此前刚从沃罗涅什大学毕业。早在1929年就在拉普刊物《在岗位上》发表过“语言阵线”派纲领性文章的雅·瓦·洛亚也发挥过重大作用。其成员有20多人，多数系大学生和研究生。协会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斯摩棱斯克都设有分会。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帕·谢·库兹涅佐夫说：“迄今为止与马尔主义斗争的只有老的印欧语学派学者，现在语言阵线也开始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与马尔学派进行斗争了。”该派文章发表得远比波里瓦诺夫多，并且得以于1930年10～12月期间在共产主义学院组织第二次语言学大讨论。语言阵线企图既与“资产阶级科学界”也与马尔主义斗争。但和马尔的关系却不是那么好厘清。马尔神话已经高度发达，以致人们很难摆脱它的影响。马尔理论的正面特征屡屡变化花样地出现：唯物主义、语言是上层建筑的命题、对阶级原则的认可、语言与文化史的联系、对孤立考察语族问题的摒弃、否认原始语、承认语言发展的跳跃性，以及认为语言起源具有统一性的理念。他们也和波克洛夫斯基一样认为马尔主义的许多成果业已进入马克思主义的“铁的资产清册”。但马尔理论中也有许多是他们绝对予以反对的。首先他们反对马尔学派为了当代性和浅薄的分析而牺牲史前史，即所谓“非同寻常的远视”。他们也坚决反对马尔分子把语言的变化归结为经济变化的直线型思维。他们的结论是虽然马尔主义有自发的马克思主义成分，但究其实仍是自称马克思主义的机械主义。建设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任务还有待于完成。与波里瓦诺夫不同的一点是语言阵线分子非常团结一致。他们在人民教育委员会也有支持者。在1931年2月15日的讨论会后，语言阵线分子成立了自己的科研中心：人民教育委员会所属语言学研究所，从而使得莫斯科成为取代列宁格勒雅弗语研究所的语言研究中心。该中心阵容强大，后来以此为基础形成了莫斯科语言学派。该派所有成员都在该所工作。
该所与“语言新学说”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但浓厚的阴云已经开始在其头顶聚集。马尔分子开始转入进攻了。该所的机关刊物《革命和语言》季刊1931年只出了一期后就停刊。次年，语言阵线被迫关闭。但此前帕·谢·库兹涅佐夫已经发表过一篇重头小册子批判马尔主义，受到学术界许多被迫赋闲的大学者的肯定和赞扬，也被马尔斥之为一颗“炸弹”。嗣后，迫于压力该所不得不对其作者进行批判。但一切已经为时已晚。1933年，该所也被取缔。研究人员都自谋生路。有的被迫离开莫斯科，有的留在当地失去了工作，勉强找到实验室实验员这样打工的活儿以谋生。此后雅夫语学派就再也没有值得重视的竞争对手了。对语言阵线分子的讨伐渐渐从严肃的科学讨论变成公然的谩骂。甚至在事件过去十年后马尔分子还说语言阵线分子是“印欧语系学者手中的一根大棒”、是一个“有害的组织”。
毋庸讳言，语言阵线的主张有许多时代病症。首先是不适当地把学术与意识形态搅混在一起，其次是在对待遗产问题上的虚无主义态度。而在后一个问题上，这两个流派其实并无多大差别。马尔分子把语言阵线的出现称为“阶级敌人在语言战线上的最后一次出击”。1932年出版了一本小书名为：《语言学中反走私行为的一场斗争》，该书的作者们都系列宁格勒马尔的学生、弟子和同事。其中一年前刚从莫斯科大学毕业考上马尔研究生的费·帕·费林是所有13位作者中最为卖力的。文集讨伐的对象并不仅限于语言阵线分子，事实上当时语言学界所有知名学者都几乎无人幸免，其中包括本书所讨论的瓦·尼·沃洛希诺夫。费林在文中号召学术界用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研究来取代对无产阶级语言的研究。大多数文章只是流于为对方贴标签戴帽子而已。在1930～1931年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遭到迫害以后，这些标签开始盛行一时，费林等人的作为则被后人称之为“红卫兵”（хунвэйбинь）。
马尔学派在莫斯科的机关刊物是《民族教育》。费林也是其重要作者。其中有一篇文章称尼·特鲁别茨科依是“前伯爵、白卫军教授”。对费林这样的马尔分子来说，恐怕没有比印欧学系学者更凶恶的野兽了。刊物开始着手消灭语法。其思想来源于马尔的言论：“语法？……因而究竟有没有必要一般地说要有语法，以及对语法实施改革究竟有否必要的问题”。当时甚至有人开始思考“马克思主义语法”的问题，丝毫不顾及这样一种组合有多么奇特怪异。中学所学的语法被称为烦琐教条。在马尔主义极盛时代，就连避居塔什干的波里瓦诺夫也无法安心。1934年，在乌兹别克文化建设科研所他开设课程讲授马尔学说，引起一场风波，最后导致他不得不黯然离开该所。在中亚他还可以出书，但在1931年以后的莫斯科，他已经再也没有机会出书了。在远东的语言学研究工作也完全停滞下来。凡是不符合马尔学说的书籍一概被取缔。到20世纪30年代上半叶，马尔主义似乎已经取得彻底的胜利，俨然时代潮流，浩浩****，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然而，“始作俑者”的马尔本人似乎并非那么气定神闲。学界风传，就在这些年中，有一次列·帕·雅库宾斯基去马尔家找他，发现他躲藏在床底下。原来，听到敲门声，马尔以为来人是来逮捕他的，惊慌失措的他居然出此下策。可见，就连他这样诸事顺遂的学者也天天生活在惊恐不安之中。他本来十分强壮的身体开始急速瘦弱和恶化：早在1932年，马尔讲课时就得有人搀扶。
在马尔科研工作45年纪念日前，马尔被授予列宁勋章，而且语言与思维研究所也开始以马尔命名。1934年在马尔生病期间，大规模逮捕语言学家的行动就已经开始了。这在莫斯科被称作“斯拉夫学者案件”。许多知名学者被捕，其中绝大多数是非马尔派，有的甚至是马尔学说的反对者。其中两位在1937年被枪决。学院也有人因“政治上的缺陷”而被贬黜。马尔本人也在那些年中急遽萎缩。晚年的他可能对“语言新学说”感到懊悔，但一切为时已晚。1934年12月20日，马尔去世。刚刚因失去基洛夫而沉浸在悲痛中的列宁格勒现在又一次披上了丧服。葬礼日中小学调了课。还出版了纪念文集《前资本主义社会史问题》。文集汇集了关于马尔传记、生平和科学工作的资料，但也有关于他早年许多不体面的材料，编者的用意难以揣摩。伊·伊·缅夏宁诺夫继任语言与思维研究所所长，并开始实施没有马尔的“语言新学说”宣传工程。
如果没有斯大林1950年关于语言学问题的文章，语言学界争论的许多问题，便会长期得不到解决。斯大林关于语言学问题的文章，一举扭转了学术界长期以来沉闷、沉默的局面，打破了马尔学派独霸天下的整体格局。斯大林的文章坚持了语言的社会性和意识形态性，为语言学研究指出了正确方向。巴赫金也对文章的发表有过表示。他说道：“斯大林关于语言的观点是把语言看作一个体系（而且是规范的体系），这个体系是言语交际的条件，与言语交际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但二者并不吻合。”[57]
随着斯大林文章的发表，犹如拨开云雾见晴天，马尔主义这个苏联语言学界的高尔吉亚结被快刀斩乱麻地解开了。非马尔主义者欢欣鼓舞，兴高采烈，马尔主义者垂头丧气，忏悔不已。还有的学者当即开始按照斯大林的指示写作语言学论文。斯大林的文章很快被称誉为“天才的”和“经典的”论述。单行本很快就印行了数百万册之多，广播大为宣传，各地到处都在组织研讨会讨论这些文章的意义。语言学家们纷纷庆幸：“语言学理论问题首次走入百姓心灵。”“约·维·斯大林把语言学的意义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反对马尔主义者的斗争在人们眼里与反世界主义者别无二致，虽然核心内容截然不同，而且，语言学界那些反对世界主义者的人已经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知识分子圈积极响应斯大林的文章。首先，语言学界以及其他学术界的形势缓和下来了，马尔的影响如今被定性为“阿拉克切耶夫体制”而受到了批判。第二，对语言学界庸俗社会学思想的批判以及对伪民主争论形势的摒弃，给人们以希望，即希望意识形态气候会得到根本改善。斯大林关于有不同意见争论和批评之自由的言论，也给了人以希望。1950年夏秋之交语言学界无论是马尔分子还是非马尔分子，语言学家们都真诚地喜悦。86岁高龄的老学者谢·伊·索勃列夫斯基著文声称：如果马尔学说被当成科学，那科学也就堕落成为江湖术士和招摇撞骗的骗术了。另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学者瓦·费·希斯马廖夫认为20世纪20年代前后语言学界备受压抑，说马尔既是一个天才，但也是一个被魔法蛊惑了的巫师。这些革命前的老学者未必喜欢斯大林，但由于斯大林他们可以像过节似的走到大街上畅所欲言了。
还没等官方争论结束，苏联科学院最高主席团就作出了采取措施的决议。前马尔分子被纷纷解职。在声讨马尔和马尔主义的热潮中，许多好的坏的、真的假的都被强加在无辜和有罪的马尔头上，不容分辩。
马尔主义的历史本身对于语言学家没有什么意义：“语言新学说”业已销声匿迹，它的基本观点已经再也不会复活了。但马尔主义的历史却是个人崇拜历史的一部分——它的意义端在于此。现在恐怕只有那些喜好猎奇的人才会对“语言新学说”产生一探的念头。马尔之前和之后善于提出振聋发聩的大胆学说的学术界所在多有，但只有马尔能把自己的歪理邪说变成官方教条。探讨一下这样的歪理邪说为什么居然能从上到下获得一致拥戴，肯定很有意义。1950年斯大林就具体语言学科问题发表著作，固然有其正面的作用，但也难免不产生负面影响。任何一个正直的语言学家都不能否认这些文章的正面影响。1950年语言学界所发生的事件只具有地方性意义，它并未改变国家的整个形势。1953年以后，语言学界有人认为马尔是冤枉的，应该大力为其恢复名誉。经过半个世纪的沉沦，1987年，马尔的语言学著作获得机会重版。出版者在前言中指出：1924年以前，马尔的语言学著作尚不失其科研价值。但对“语言新学说”仍持否定态度。翌年，弗赖登贝格发表他1937年纪念马尔的演讲词。演讲词情真意切：“马尔就是我们的思想界，我们的社会和科研生活，就是我们的传记。”“我的生活被照亮了！”在出版者和作者眼中马尔是一个“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伟大学者。他的“语言新学说”也并非一无是处（如主张语言的稳定性问题、原始思维的特点问题等），尚有可取之处。《俄罗斯话语》则发表了苏联科学院俄语研究所所长费·帕·费林在1975年的一次演说，旨在为马尔辩护。演说承认马尔是一个“非凡的人”，“思维范围极其广阔”。马尔的企图破产了，但说语言具有稳定性这一思想却是会长久生存下去的。罗·亚·布达果夫在其新著中认为：“语言新学说”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但马尔本人却不失为一个“思维广博的学者”和“科研先锋”，并对1950年事件使语言学家们远离语言社会学和语言与思维关系研究，是一件令人感到遗憾的事情。
对专业问题，语言学家一般选择沉默，而到处发言评论臧否的，多为非语言学家。例如，对1950年事件，他们往往脱离语境滥施评论。如说马·尼·彼得松也遭到斯大林的毁灭性批判，但实际上是马尔一直在压迫他。而《十月》编辑部成员的尼·洛什卡列娃一方面不同意把马尔与李森科相提并论，另一方面又认为斯大林的著作只是使“语言学界新的错误层出不穷而已”。另外一篇反斯大林文章的作者米·帕·卡普斯京称马尔是“语言学界”的“经典代表人物”，并认为斯大林发表演说与其所提出的通过语言感染群众的机制有关：“以尼·雅·马尔这样博学的学者为代表的语言学界当然懂得这一语言交际的秘密，因而可以让整个秘密家喻户晓——因此我们应当取缔这样一种语言学，这种语言学只会向群众传达那些他们根本没必要了解的知识。”其实，马尔是一个非常反传统、反经典的学者。一位叫米·罗辛的剧作家甚至声称：斯大林“蒙昧主义式的”文章“只不过是例行的绞杀知识分子的一个信号罢了”。
历史学家也未给这一问题带来福音。《历史问题》1988年全年4期里，分别3次提到马尔和马尔主义。调子都是赞扬的。马尔信徒成了历史的牺牲品。历史被解释成斯大林原本想要支持马尔，可贝利亚却硬是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奇科巴瓦塞给了他。历史被蒙上了层层误解：斯大林从未读过马尔的书，雅科夫列夫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走的路绝不同于马尔主义。一切历史事实都被颠倒了。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