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共同著作说——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
在俄国，采用小组的方式进行思想的探索早已成为一个传统：19世纪初的希斯科夫派和阿尔扎马斯社，十二月党人的绿灯社、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屠格涅夫参加过的斯坦凯维奇小组，陀思妥耶夫斯基参加过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斯拉夫派的集会，19世纪末20世纪初“白银时代”久负盛名的以维亚·伊万诺夫为首的“塔楼”、德·梅列日科夫斯基家的沙龙，奥波亚兹喜欢聚集的勃里克家的客厅……总之，俄国自有知识分子以来，沙龙和小组便成为各家各派知识分子进行活动、发挥影响力的一种特殊方式。这种聚会一般都有一个主要组织者和主人，但以自愿原则参加的成员，并不需要牺牲自己的个性而屈就什么人或什么原则，而是可以自由地在同一主题下发表自己的独具个性的见解。如果想要概括一下此类沙龙小组活动的特点的话，那么，也许俄国文化中的“聚议性”是个很恰当的词。在笼罩着浓厚俄罗斯式聚议性氛围的小组中，既重思想的趋同也重思想的个性，在同中求异，在异中求同。如什克洛夫斯基所说：在当年奥波亚兹的活动中，他们认为凡是在小组内讨论中说出的思想，都属于集体而不属于个人，“让我们把月桂枝上的每一片叶子都投入火中来吧”！
其实，巴赫金小组当年同样也是在与此相似的氛围中进行工作的。在这个小组里，巴赫金无疑是其核心和轴心。诚如《赞成与反对：米哈伊尔·巴赫金》所说的那样：“巴赫金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宇宙，一方面，他把自己圈子里的集体聚议性的成果都吸纳进来；另一方面，他使小组成员的注意力集中在文化和存在问题上，成员们围绕着他，犹如围绕在莎士比亚、歌德、普希金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身边一样……他以其个人的魅力使其周围的文化风景变得生动活跃起来……”[92]在世纪之交那样一个社会历史急遽转型、文化经历剧烈变革、学术界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合流，自然科学领域里一系列巨大发现正在强烈冲击着人类固有的思维方式的时代，巴赫金小组也和同时代其他知识分子小组一样，思想活跃，活动频繁。在此类活动中，语言似乎并未构成任何障碍。“语言的界限和障碍实际上并不存在：此类聚会或座谈会的所有参加者们差不多都熟悉和自如地掌握主要的欧洲和东方语种。常常可以听到古代雅典语和罗马语，犹太语和汉语、印度语和阿拉伯语。讨论涉及各种有关艺术与科学、哲学与宗教的问题。人们在对真理进行集体探索。”[93]
在探讨巴赫金对话思维的起源问题时，巴赫金出生和生长的地域文化中的多语共存现象，曾一再引起研究者的关注。而我们想要指出的是，如今才开始引起广泛关注的“白银时代”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充满强烈的对话精神的文化。不但如此，在各个流派和小组内部，事实上也始终贯穿着一种强烈的对话精神：成员们本着不唯上不唯人，真理至上的精神，在一种平等互爱坦诚无隐的氛围中自由交流思想。
按照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任何思想也都必然是在一种对话语境下生成的。由此可见，则巴赫金自己的思想自然也不会是一个例外。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即在巴赫金思想的形成过程中，许多巴赫金小组成员，也都曾经作为思想的对话者而先后与巴赫金“共在”，因此作为对话方实际参与了巴赫金思想的形成，甚至构成巴赫金思想的主要元素。从这个意义上毋宁说巴赫金也是一个参与者群体的代名词。
关于巴赫金早年，最值得关注的，是1918年以前在列宁格勒大学与奥波亚兹成员们同为学生这段经历。但是，如所周知，此期的巴赫金，与之交往密切的，并非那些引领时代潮流和时尚的奥波亚兹们，而是多少与宗教哲学思潮或新宗教意识运动十分接近。在人际交往方面，他和同学什克洛夫斯基们几乎无任何来往，而却经由其兄尼古拉的引荐，积极参加了宗教哲学协会的各种活动。
“正如尼古拉·平科夫所指出的那样，没有证据表明巴赫金除了古典文科中学的4年外还受过任何正式教育。巴赫金自己在不同时期的私人证明文件相互抵牾之处颇多：而他在被审讯时坦诚他并未完成大学学业的证词可能却是他最可信的证词。无论如何，即便他作为未注册大学生而在奥德萨新罗西斯克大学以及后来在彼得堡大学学习了4年是可能的，却也无法排除（怀疑）。而实际上即使他本人并未真地上大学，他也不妨可以通过其兄长——先是奥德萨大学历史与语言学系，后则为彼得格勒大学大学生的尼古拉，兴许还有巴赫金在这两个大学听过几位著名语言学家的课程的大学生——可以搜集一些信息。”巴赫金对语言学的了解似乎是非专业的、间接的。比如说，“他不承认语音学，认为语音学如果有权存在的话，那也只可以划归心理学而非语言学”[94]。
关于巴赫金早年经历，也许其兄尼古拉的记述最有价值。
巴赫金的哥哥尼古拉·巴赫金[95]曾回忆到他们当年所参加过的、由费·费·泽林斯基领导下的古典语文学小组活动的情况。泽林斯基是一个憧憬“斯拉夫文艺复兴”的学者。尼古拉·巴赫金和弟弟米哈伊尔·巴赫金在彼得堡大学期间，曾在其指导下学习。关于这个小组的聚会，尼古拉·巴赫金在回忆中写道：在1917年革命以前以及在十月事件轰轰烈烈正在进行的那些日子里，小组曾经多次聚会。参加者们把这个小组称之为“第三次文艺复兴联盟”。
这已是17年以前在“红色十月”里的正处在共产主义变革中的彼得堡的事情了。在瓦西里岛上一个又小又冷的屋子里，在烛光下（在那些日子里当然根本就没有什么电），我们12个人和我们的老导师泽林斯基教授聚在了一起。我们全都是古希腊语的行家，是语文学家和诗人。我们这个协会喜欢聚集起来讨论古典题目与今日之间的关系问题。“第三次文艺复兴联盟”——我们如此骄傲地给这个协会起了这样一个名称。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是行将到来的新的文艺复兴——俄罗斯的文艺复兴——它将会是一个完全依照和高度整合雅典生活观念的现代世界——的第一批创造者。因为正如在俄罗斯的其他一切一样，在俄国，学习古典语文并不仅仅只是一种教学活动，而更是一种重新创造生活的方法。学习和研究古希腊语就犹如参加了一个为了古希腊的理念而反对当代社会的一个危险而又神秘的令人胆战心惊的秘密团体。被类似期冀所鼓舞的我们当时都满以为自己正面对着一个行将给我们天真的幻想和希望画上句号的伟大事件。俄罗斯显然正在走向某种完全不同于古希腊文艺复兴的新的时代。[96]
尼·巴赫金——米·巴赫金的兄长——注定成为巴赫金思想形成过程中的“他者”，而为我们所重视。加林·蒂哈诺夫指出：“米·巴赫金知性的成长离开其与兄长尼古拉的相互关系的语境是不可能获得理解的。”[97]两兄弟的著作有着“同样的来源”[98]。
巴赫金在小组活动中越来越起主导与核心作用则是从涅韦尔和维捷布斯克时期（1918～1924）开始的。“然而，对于作为一个特殊思潮的涅韦尔学派在20世纪俄国文化中的真正意义，只有在清楚细致研究了该小组3位主要成员的生活与著作、与其交往的友人、学生和追随者，以及每个人在其自身活动领域里所起的独特作用才能理解。”[99]
根据蓬皮扬斯基的档案材料，1918～1920年间在涅韦尔小组的活动中，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就被列入议事日程，而且，巴赫金在有关讨论中起着中心作用。巴赫金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的核心思想大约就是在类似讨论中形成的。[100]同时1921年是这位伟大作家的百年诞辰。学术界推断此书早在1922年时就已有了一个“初稿”（прототекст），而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巴赫金一直在修改和补充。《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1929）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1963）年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有许多现象学和社会学术语，但在后来的增补版中都被删掉了。同时，初版最后一段文字的内容超出了纯文学的范畴，而和整个20年代初的社会政治局势相互呼应。此段文字洋溢着“世界公社”（община в миру ）的精神，与勃洛克、霍达谢维奇同期发表的言论可谓如响斯应。[101]我们可以大胆归纳一句：即这部著作尚且洋溢着“白银时代”浓厚的精神气息和氛围。
虽然有着为大家全都认可的核心主题，但影响涅韦尔小组思想的哲学来源却具有多元的特征。巴赫金小组的哲学思想，来源于西方的康德学说、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代表人物赫尔曼·柯亨和保罗·纳托尔普，以及克尔凯郭尔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小组形成于1918～1919年间的（属于维捷布斯克州）涅韦尔市。巴赫金是小组的中心，其他3位核心人物有列夫·瓦西里耶维奇·蓬皮扬斯基（1891～1940），刚从马堡的柯亨那里进修哲学回国的马特维·伊萨耶维奇·卡甘（1889～1937），此外还有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祖巴金（1894～1937）和诗人、音乐评论家和语言学家瓦连金·尼古拉耶维奇·沃洛希诺夫（1896～1936）。这个小团体被称作“康德讨论班”或“涅韦尔哲学学派”。此外还有后来成为著名钢琴演奏家的玛丽娅·维尼阿明诺夫娜·尤金娜。1920年巴赫金和蓬皮扬斯基移居维捷布斯克后，又增加了一个新成员——社会活动家和教师，后来成为文艺学家和美学家的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梅德韦杰夫（1892～1938），音乐学家、戏剧学家和文艺学家的伊万·伊万诺维奇·索列尔金斯基（1902～1944）。1922～1923年，当巴赫金不在时，彼得格勒小组活动仍然照常进行，而1924年巴赫金又重新加入小组活动。此时，又有生物学家伊万·伊万诺维奇·卡纳耶夫、诗人和小说家康斯坦京·瓦吉诺夫加盟。后来，经由巴赫金及其著作，使这群思想者成为整个20世纪俄罗斯文化名人荟萃的群体。他们以其直觉、方法、理念和蓬勃旺盛的创造精神，极大地丰富了20世纪俄罗斯思想。
1924年早春时节，在巴赫金从涅韦尔回到列宁格勒以后，涅韦尔学派的活动又得以重新开始。巴赫金对小组在1924～1925年间讨论的贡献，按照蓬皮扬斯基的记录，在于为小组的聚会提供了关于议题以及这些年中讨论的一般方向的理念。在这些年里（1924～1926），如早先在涅韦尔时一样，巴赫金新的哲学与美学理念对蓬皮扬斯基的影响和冲击是广泛而又持久的。在蓬皮扬斯基本人以及巴赫金本人写于这个时期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出他们与俄国及欧洲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的最终决裂。
虽然巴赫金在其小组（涅韦尔和维捷布斯克时期）无疑发挥着巨大的主导作用，但其他成员的作用也是不容小视的。而且，越是早期，其他成员的作用似乎越显得重要和突出。大卫·谢泼德认为，在涅韦尔时期……“由于该时期时间很短，所以还不足以令巴赫金的知性优势得以树立”[102]。他的意图是对巴赫金神话进行解构，同时给巴赫金小组其他成员——梅德韦杰夫、沃洛希诺夫——正名。其在文章前面的题辞更是透露了个中消息：“上帝的本质是个圆，到处是中心，无处找边缘”［The nature of God is a circle of which the centre is everywhere and the circumference is nowhere.——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
的确，以今视昔，常常会导致人们不自觉地改写历史。巴赫金在今日国际学术界的崇高声望使得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想当然地把巴赫金当作是一位从一开始起就起着领导和引导作用的思想领袖。但这和历史事实是有一定距离的。一方面，我们不能对巴赫金在小组活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熟视无睹；另一方面，也切记不要因此而把其他成员的作用小化乃至无化——毕竟他们不是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是虚构人物，而是有血有肉的真实的、活生生的历史人物。毕竟在巴赫金小组内部当时笼罩着一种浓厚的对话主义精神和思想氛围。而这种氛围和精神本身，无疑也是滋养对话主义的土壤和沃土。
与以往人们的认识相反，大卫·谢泼德在承认“巴赫金的哲学人类学使得这个小组的生活和工作丰饶而又多产，使得该小组成为一个完整统一的文化现象”的同时，又证明“在小组的形成过程中巴赫金最亲密的同人们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比他岁数大，而且在和他相遇以前，他们已经有许多署着他们名字的学术和哲学研究成果：卡甘是哲学教授；梅德韦杰夫是在创作理论和心理学研究领域里留下过丰硕记录的文学批评家。在不同阶段上与这两个学者的对话式交往，在巴赫金自己的一生中对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巴赫金著作和他朋友的著作之间那样一种对话式‘应答’证明这种关系足以信赖”[103]。
而且，巴赫金与其小组成员的关系，并非人们想当然以为的那样是单向的主从关系，而是双向的互动关联：其成员的文章表明他们之间思想契合到了亲密无间的地步。“巴赫金和他的同人们并不像歌德那样，不是债权人就是债务人，而且他们每个人都既借用也借出，这证明他们原则上、在存在中的无可更改的立场，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观点都是一致的”[104]。
针对国际学术界在巴赫金崇拜中的某些做法，梅德韦杰夫的后人尤里·梅德韦杰夫和达莉亚·梅德韦杰娃这样写道：……“如果不把巴赫金放在他的小组背景下，我们就无法理解巴赫金，而且，我们应当不光注意到他们有着共同的学术和哲学探索，而这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理由。巴赫金离开他的群体就无法被理解，因为‘巴赫金小组’并不仅仅意味着也许主要由他写作的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拉伯雷和小说话语的著作而已。‘巴赫金小组’同时既是思想资源，也是创作的终点，同时也是对于对话学说的一个特殊统一的文学纪念碑。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是文艺中复调倾向最光辉灿烂和最完美无瑕的表现的话，那么，在‘巴赫金小组’内部则对话原则则包含在每一次都能达到高度甚至也许是超高度表现程度的学术集会中。”[105]
巴赫金在小组内部最重要的他者和对话者，首先是梅德韦杰夫。事实上，梅德韦杰夫是“巴赫金小组”内部最早提出关于社会学诗学问题并就此题目写过文章的成员。众所周知，这是一个当时文坛人们普遍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梅德韦杰夫1909～1914年间就学于圣彼得堡大学法律系，同时旁听哲学系课程。与此同时开始其作为文学批评家的生涯。1915～1917年，在前线参与作战的同时，他在基希涅夫的《比萨拉比亚生活》报上开始发表有关文学和哲学问题的系列文章。1918～1922年，成为20世纪20年代维捷布斯克文化复兴的积极参与者，撰写关于语言艺术理论及艺术心理学的学术论文，并且开始了与其他巴赫金小组成员的积极对话。1922～1924年，是其彼得格勒时期，其间他参加了一个巡回演出团体，成为该流动剧院报纸的编辑。同时开始写作关于象征派诗人勃洛克的论文以及其他学术论文。1924年到1930年和1938年，梅德韦杰夫开始在东西文学语言比较研究所与“巴赫金小组”开始研讨社会学（即对话）诗学理论问题，发表有关形式主义方法的文艺学论文，编辑了一本勃洛克的《日记与札记》（未能出版），写了一本有关创作心理学的著作（《在作家创作的实验室里》）。其间，他有关俄国形式主义和创作心理学的论著经修订后出版。与此同时，他在被捕之前，一直在列宁格勒许多高校和科研机构讲授关于诗学和当下文学史的课程，根据其讲稿撰写的教材也有待出版。
梅德韦杰夫早在1920年就开始了和巴赫金的哲学对话。1916年，戎马倥偬中的他这样写道：
当然，就连灵魂也非某种一次性一劳永逸给定的东西（данное），当然它也不是假定的（заданное）。灵魂或许并且最有可能是一泓永远处于流动和变化中的水流。但是，正如水的流动过程总的来说是不变的一样，在生活中，在灵魂的发展过程中总是有一些常在的、必不可少的相关系数，一些实质性的精髓，它们决定着这种或那种思想的轨迹，这种或那种意志的抱负。每一颗灵魂都是这样因为它不可能是别的什么样。[106]
每个“灵魂”在存在中所占地位的独一无二性和不可变更性引致一些只为他一个人所具有的特点：“思维的轨迹”和“意志的抱负”直到对其独一无二地位所承担的责任心。如果不留意，你会觉得这段文字简直就是一个浓缩版的巴赫金行为哲学。巴赫金行为哲学的全部范畴，诸如“无不在现场之证明的存在”、“外位性”、“视觉剩余”、“行为”、“责任”等无不“群贤毕至”。此外，其笔下出现的用词“данное”、“заданное”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加以关注的、在巴赫金笔下屡屡出现的语言细节。
在维捷布斯克时期，巴赫金与梅德韦杰夫、沃洛希诺夫曾是亲密的同事，共同在文学讲习班上课演讲。巴赫金在写作他那本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时，梅德韦杰夫在领导一个师范学院的讨论班课程，而且同样也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题。他们各自既独立但却同时都对“道德哲学问题”兴趣颇浓。梅德韦杰夫一篇论文的题目就是《作为一位作家和男人的屠格涅夫》（1918年11月）。梅德韦杰夫对于把作家的人品和文品联系起来很感兴趣，因为这样的并列能够把哲学和实际生活联系起来。这个题目同时也是他关于艺术创作理论的讲座课上始终关注的重点。“艺术家与人类”这样的字样也常见于他的手稿。巴赫金在与杜瓦金的谈话中说到的一个以职业作家为主的“梅德韦杰夫小组”，其宗旨就是把伦理和美学结合起来。而巴赫金也在《艺术与责任》中得出如下结论：“艺术与生活不是一回事，但应在我身上统一起来，统一于我的统一的责任中。”而在梅德韦杰夫的笔下，则是“在极端情况下，语言创作和生活建设是交织在一起的。”（at the extreme verbal creation and life-creation merge and dissolvo in one another）。毋庸置疑，二者的契合无间无可争辩。“而巴赫金的后来被他的编辑更名为《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的论文《语言创作的美学》（эстетика словесного творчества）则在许多方面都可以说是对梅德韦杰夫有关创作心理学和创作理论著作的对话式反应。”[107]
梅德韦杰夫的另一个特点是具有一种新的文学史观，即对俄国和外国一系列经典作家的一种新的阐释。他相信对任何一个作家都应不但把他当作个人现象，而且更重要地是把他当作社会现象来加以研究。美学从头到尾都渗透着社会性。总之，“梅德韦杰夫1919～1920年间的讲座课程，和上文中我们所讨论过的其他一切问题一样，都在引导我们得出这样一个印象，即他未来论述形式主义方法的著作不仅已被时代所‘设定’，而且在许多方面已经‘出现’在其作者的研究和直觉中了。”[108]
梅德韦杰夫在此期间还参加了巡回剧院的工作。而像巡回剧院这样的社会文化现象可以说就是巴赫金行为哲学在实际生活中的具现。个人必须对自己负起责来：巴赫金的律令可以称为巡回剧院这一艺术集体的最高律令。该剧院的创造和建设生活的理念等可以说“奠定了巴赫金小组在列宁格勒期间意识形态的基础”。而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就很难理解“《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中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对于梅德韦杰夫和整个巴赫金小组来说，“马克思主义变成了科学的指导者和科学性的象征”。从这个意义上说，1928年12月，巴赫金在审问中固执地称自己为“修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其实是一个更正语。作者的结论是：《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是在与巴赫金的对话中写成的，是俄国知识分子史上一个辉煌的文学纪念碑，甚至直到今天也未丧失其认识潜能”。1998年第三届国际巴赫金学术讨论会就是以纪念帕·梅德韦杰夫的名义举行的。
为了对作为一个思想家的梅德韦杰夫表示公正，就必须从体裁观出发去看待这一巨大差异。梅德韦杰夫的《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是巴赫金小组成员对体裁理论问题的初次系统表述。在他看来，文学体裁的功能犹如一个实验室，在语言和现实之间进行社会和认识论的调解，而没有这种调解是不可能有文艺的。更确切地说，艺术是通过体裁的波谱而与现实相关的，其中每个都有其严格限定的能力范围：“每种体裁都有其特有的观察现实和知觉现实的方法和手段。”[109]
梅德韦杰夫在从1922年10月到1924年年末这一阶段，一直担任《巡回剧院杂志》（журнал передвижного театра）的领导。与此同时，这也是艺术与生活的两难困境首次受到小组关注的时期。在此期间，梅德韦杰夫对被他称之为未来派的责任感缺失症，即对自我表现的非法迷恋和对社会关怀和公共精神的公然牺牲，提出了集体主义的治疗方案。他的治疗方案与早期巴赫金截然不同，后者在1919年仍然宣扬私人道德功业可以成为填平艺术（文化）与生活间深渊的手段的主张。只是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在写作拉伯雷时，巴赫金才转变到用集体主义对文化与生活的分离进行解毒的方法。[110]
这3种思潮——欧亚主义、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需要不断进行相互的调解：“形式主义需要面向所谓外在‘系列’的压力而开放其学说；马克思主义或至少是其中最复杂的（但也往往同时也意味着最不正统的）也不得不接受以某种形式与诗学联姻从而得到很好运用的文学社会学。”梅德韦杰夫对形式主义的批判，“令我们能更加明确地看出其对巴赫金小组和20世纪20年代下半叶苏联美学的独特贡献。他对体裁在审美反应过程中的重要性的强调——以及他对长篇小说特殊价值的独特暗示——可以说是他持续最长的理论遗产”[111]。
“有争议文本”牵涉到的另外一位重要的巴赫金小组成员，是瓦·沃洛希诺夫。沃洛希诺夫1927～1928年作为一位研究生而写的学术报告乃是《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最早版本。[112]在1922年以前，即从维捷布斯克回到彼得格勒以前，没有材料表明沃洛希诺夫对语言学有兴趣。此时他想继续其在1916年被中断的大学学业，但不再想继续主修法律专业，而是选择了社会科学系的文艺专业，这很符合他此时的志趣。但据其传记作家瓦西里耶夫的记述，他未能在此专业注册，而是注册了人种语言学专业，开始主修语言学。1924年从列宁格勒大学毕业。他的大学名师里有谢尔巴，有雅库宾斯基，还有和他同龄但却比他先毕业的维诺格拉多夫。1925～1930年，沃洛希诺夫在研究生院就读。同时重新进入列宁格勒大学的东西方文学和语言比较研究所工作。根据当时研究所的文件，他当时在所里研究“文学方法论”，探讨“社会学诗学问题”，研究方向是“俄罗斯文学史”，一度还曾担任文学方法论分部的秘书（《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大纲就是在这里讨论的），他的署名文章也发表于这一时期。他在研究生院的学术导师是瓦·阿·杰斯尼茨基（潘尼科夫，1995）。他发表的文章中只有两篇与文艺学有关，一是评论维诺格拉多夫著作的文章，二是《生活话语与艺术话语》（和《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第3编一样，都是论述语言学与文艺学的边缘问题的）。沃洛希诺夫在离开大学之后还曾在赫尔岑师范学院教书，但语言学界的同行并不认为他是“自己人”，而是一个讲授文艺学与语言学交界学科——文体学——的教师。
雅库宾斯基[113]生前与沃洛希诺夫多有交往。沃洛希诺夫在1923～1924年间在雅库宾斯基指导下学习。后来两人曾同在赫尔岑师范学院共事，沃洛希诺夫是副教授，而雅库宾斯基是教授。雅库宾斯基曾是伊·阿·波图恩·德·库尔德奈的学生。雅库宾斯基本人最初曾参加奥波亚兹。曾是其创始人之一。但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离开了形式主义阵营。早年著有《论对话话语》（1923）一文，此文的主旨非常接近《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和巴赫金小组成员的著作。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第3编中此文被提到两次，被称为俄语文献中从语言学观点出发论述对话文体的唯一一部著作。此文还与《生活话语与艺术话语》相呼应。文中批评传统语言学忽视了言语功能问题。这两篇文章都同样重视洪堡特，同样把对话问题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实质上任何人际关系都只能是相互动作，这种相互动作都力求避免片面性而成为双向的和非独白体的。”[114]在论述语调问题时，雅库宾斯基所举的例子——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讲过的6个工人——也都和《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和《生活话语与艺术话语》主旨相同。[115]此外就是关于“生活话语”与“艺术话语”的差别问题，同样也是雅库宾斯基在奥波亚兹时期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关于作为形式主义学派理论家之一的雅库宾斯基的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影响问题，此书英文译者马太卡已在英文版前言中指出过。[116]提图尼克也在另一篇前言中论述到形式主义学派对《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影响问题。[117]2002年在瑞士贝拉尔召开的关于20世纪20、30年代苏联学术的学术研讨会上，有两篇论文与雅库宾斯基有关，其中特别谈到这位学者对巴赫金的影响问题（言语体裁）。[118]雅库宾斯基不是巴赫金小组成员。但到20世纪20年代末，他也开始采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当时有许多人走了这条道路，其中包括沃洛希诺夫和巴赫金。雅库宾斯基的立场——反对心理学主义、极端社会学立场和对索绪尔的批判——表明他与《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立场最为接近。
与巴赫金小组成员的学术讨论有关的另外一个对象，是维诺格拉多夫。[119]按文件记载，两人正式见面是在1949年，但此前，在1916～1918年，以及在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他们当时都生活在列宁格勒，他们的熟人和朋友如沃洛希诺夫和梅德韦杰夫也都是共同的，所以，他们很可能那时就彼此认识。1922～1924年当沃洛希诺夫在大学就学时，维诺格拉多夫是教师队伍里的一员。
维诺格拉多夫在长达40年中，一直都是巴赫金及其小组的反对者：巴赫金和沃洛希诺夫在从1924年到1965年发表的著作中，对维诺格拉多夫也都持批评态度。[120]令瓦·瓦·科列索夫感到非常惊讶的一点是，维诺格拉多夫从未正式成为奥波亚兹的成员，但却常常受到巴赫金的批评。[121]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维诺格拉多夫被归入日内瓦学派的追随者。这种指责当然是不公正的。他是革命前俄罗斯学术传统的继承者，20世纪50、60年代同时也是结构主义的批判者。
在追溯巴赫金思想的发展历程时，有些学者也发现，在巴赫金小组内部，学术交流并非后人所想象的那样，是单向的，即从巴赫金到其成员、学生或同事，也就是说，巴赫金作为思想领袖绝对主宰着小组思想的走势。而实际上，反向交流，即巴赫金吸取其同人意见的地方，也所在多有。例如，在《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里，巴赫金尚持有艺术应当是一个独立自主的自足的领域观。而在1929年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中，仍然持有类似见解，但观点则颇有些游移。“但在1930年的著作（这里不排除在他和沃洛希诺夫合作写作《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期间沃洛希诺夫思想对他所发生的影响）时，他欣然全盘接受了后者的观点，即承认生活言语体裁、生活意识形态、官方和大众文化，以及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限是可以相互渗透的思想。[122]
加里·索尔·莫森和加里尔·埃默森在其著作中写道：“在1920年代形式主义者们是巴赫金最经常的对手，他们对他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也还是有一些同样也十分重要的‘友好的他者’，巴赫金也受益于他们，尤其是他自己小组里的那些学者。瓦列金·沃洛希诺夫在巴赫金也十分关心的同样一些理念框架下工作，却沿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了其理论。我们之所以要详尽地阐释一下沃洛希诺夫的结论，是因为这些结论表明影响是相互的，而且巴赫金20世纪30年代的著作部分地是在沃洛希诺夫早先贡献的影响下形成的。巴赫金在表述其小说的话语理论时，显然既从沃洛希诺夫也从他自己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中借用。巴赫金剥掉了沃洛希诺夫著作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但却采用了产生这一框架的许多见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沃洛希诺夫关于‘他者话语’的论述，这可以视作是巴赫金小组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123]
巴赫金小组中最后一位与“有争议文本”有牵涉的成员是卡纳耶夫。《当代活力论》所关注的问题，甚至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都一直是巴赫金小组成员十分关注的问题之一。[124]如前所述，卡纳耶夫曾一再表白此文系巴赫金所著，自己只是为巴赫金提供了相关材料和提供了发表文章的机会而已。“很可能卡纳耶夫只是为巴赫金提供了可以接触到从这些实验室实验所获得的材料的机会而已。”[125]“在巴赫金对怪诞人体的描述中有着对生物学的借用。这种思维方式反映着卡纳耶夫自己实验室工作以及活力论论文的实验性见解。”[126]
迈克尔·霍奎斯特认为巴赫金的工作充满了一种可以被称之为“生物学的思维方式”，人们常常可以发现他在其对文化的分析中在发掘着生物学模式。这种思维方式最鲜明的例子可以在巴赫金关于时空体的概念中找到，它是从乌赫托姆斯基那里借用来的，被用来表示“每一体裁所具有的‘时间和空间上的内在关系’”。……霍奎斯特还认为巴赫金对特殊体裁史前史的兴趣就实际上利用了来自遗传学领域里的进化模式。……巴赫金常常在分析研究中使用来自生物学领域里的分析范畴。[127]
“在许多方面，同样也毫不惊奇的是，巴赫金还常常到生物科学领域里为文化分析寻找工具。”……医学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任何时候也不如文艺复兴时代那么强大。同样，巴赫金在《拉伯雷及其世界》中使用了生物学思维方式。……怪诞实践被看作是有机材料的一种形式：形质上可以触摸，社会和历史上有其定位。……狂欢节的怪诞意象代表了一种动态的形成过程，这一过程牢固地位于身体的物理功能之中。[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