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生前与身后 强悍与绵情

——追忆丁祖诒

贺春兰 王文源 李维民 胡卫 周延波 蒋国华

教育在线：丁祖诒为何在生前给人留下“大炮”的印象？在你的眼中，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王文源（中国民办教育协会秘书长）：他是一个钟情教育却不在乎自我的人。丁先生爱“放炮”，讲话经常让人下不来台或有时候让人听起来不舒服。

我跟丁先生有过多次“亲密接触”。他对于教育真的是认真而钟情，也没有一般人认为的那么“狂妄”，他没有架子，表现出了十分认真而谦虚的一面。但他对于一些阻碍民办教育发展的行为和观点，则毫不留情，甚至“放狠话”。我体会到，他放狠话、说一些别人不爱听的话时，也是很真诚的，是出于对教育的爱、对教育改革的执着。他不是针对人，而是针对事，更可贵的是他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或名声而“呼喊”，而是为了他的学校、为了他学校的师生、为了民办教育。这是他的一个“不在乎”，他不在乎别人怎样说他，也不在乎个人的利益。

我以为，他在金钱、财产方面的的确确“不在乎”，这与他四处宣传的“西安翻译学院是社会的，不是丁祖诒的”这个说法是一致的。他不但不带走西安翻译学院的财产，也不留给他的家人，而且他自己在世时对于物质上的需求也是非常“低标准”的。相反，他对于学校的教育教学设施、对于学生却舍得花钱。在当今民办学校的举办者中，能做到这样的应该不是很多。七年前的一天，他领着我们一行参观完学校后，又带着我来到他的家里。一进门，简直令我吃惊，他的家是一个十分简陋的两居室。家里没有像样的装修，也没有任何像样的值钱的家具，可以用简陋来形容。他最钟爱的是一大纸箱当地产的不带过滤嘴的香烟，大概是7毛钱一盒的。他每天抽烟量很大，舍不得花钱买贵的，所以都是整箱从卷烟厂购买这种便宜的香烟。

丁老真的是为了学校、为了学生、为了教育“不在乎自己”。我觉得，民办教育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或是将来，举办者真的需要有点这种精神。“表面说得好听，背后做的满不是那么回事”的人不可能把学校真的办好，更不可能引领中国民办高等教育走向新的辉煌。

教育在线：丁先生辞世，同路人反响强烈，即使他生前一些关系不那么融洽的同行，也公开发文悼念，为什么？

周延波（西安思源学院院长）：因为在大的意义上，我们很多人都是他的学生，陕西的民办大学能有今天国内领先的地位，丁老先生立有头功，他是拓荒者和领路人。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他在前面披荆斩棘，我们在后面跟进，今天，这样的时代结束了。

当年思源创业，交大校内（西安思源学院起步于西安交通大学）再也多装不了一个自考生时，有人指点我说：翠华山下有个民办高校，有独立的校园，是自考生的天堂。我跑去一看，果不其然，偌大的校园内数千名自考新生正在军训，军衣军帽，喊声震天……“原来自考班也能办成正规大学”，于是我得到启发和鼓励。于是，方向有了，动力有了，十年后中国多了一所民办本科大学——两万余人规模的西安思源学院。其实不仅仅是我们，全国范围内更多的民办学校都一直在跟进西安翻译学院的发展模式。面对跟进者，丁先生表现得十分大度，每次拜访，他都毫不吝啬地讲述他的经验、他的教训、他的思考。提醒我们少走弯路，鼓励我们不断创新。

今天，人们对高等教育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对民办高校有着更高的期望。这个局面我们要在没有丁先生带路的情况下面对了。

蒋国华（中国民办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丁先生从一个普通的大学教师成长为国内外知名的教育家，归根结底是中国30余年来教育创新的产物，亦是邓小平南方讲话后焕发出的教育活力的成功体现。丁先生的功业足以证明，是改革开放给予了英雄人物诞生的历史良机。大家纪念他，因为他是时代和制度的夹缝中顽强生长出来的奇葩。他的教育家的声望与头衔并非批发自官帽铺，而是民众给的，这是更加弥足珍贵的。

生前尴尬事

教育在线：当年美国洛杉矶时报上刊登的一则“西安翻译学院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国内最受尊敬的大学”的广告惊动了教育部，以至于教育部新闻发言人专门通报批评。同样的问题我也在另一位全国知名的民办教育家那里看到过。他一面咒骂着媒体收钱颁奖，一面特别收购了一个频道为自己设奖。我们该如何看待民办学校举办人在发展过程中的这些“非常手段”？

胡卫（上海教科院副院长）：你提到的情况，在民办教育这块园地里可以讲早已司空见惯。这恐怕也是现阶段民办教育的悲哀。

丁祖诒的做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出发点只是为了招揽家长和学生，使自己在硝烟弥漫的招生竞争中获得更多的生源。这些现象，究其原因，是和这些年来我国民办教育一路走来所处的十分弱势的环境有关。

长期以来，国家包揽教育，改革开放后，和教育有关的行为主体参与教育、投资教育的积极性被激发出来，教育由一元变为多元，由单一权力变为权力束，但是强政府、弱学校的局面并没有改变；强公办、弱民办的局面没有改变。同时，民办学校起步晚，不成熟，社会信誉度低，社会支持弱。在我国，懂教育的，没有钱，办不了学校；而有钱的企业家，对教育理解得少，办不好学校。在此背景下，相当一批第一代热爱教育的民办教育人，多靠大规模运作，维持资金链不断裂。所以，招生就成了生命线，而百姓的择校在相当程度上盲目、从众、不理性，在信息上不对称，百姓教育消费又比较盲目的情况下，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和校长们，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违心行事、冲撞道德底线了。

要办出真正具有社会知名度、美誉度的好学校，谈何容易啊。原因很简单，潜心办教育的，往往不懂经营；把精力放在学生身上的，往往搞不定来自各方面的纠缠；想闯出一条个性化教育道路的，往往受制于应试教育制度；另辟蹊径进行教育创新的，往往和现行法律、法规、政策相冲突。另外，民办教育还有两大根本问题，即“和公办学校享受同等的法律地位”“享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至今没有解决。

身后：西安翻译学院的明天

教育在线：英雄仙逝，西安翻译学院的未来会怎样？相当一部分民办教育创办人年事已高，在民办学校面临新的严峻挑战的今天，在学校治理的问题上应该做哪些准备？

李维民（中国民办教育协会高等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副理事长）：这个问题确实需要关注和思考。这不仅是由于西安翻译学院在全国所具有的影响力，也是我国20世纪80年代成立较早的民办高校的第一代创办者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必将遇到的普遍问题。西安翻译学院的成功建立在两大背景下：从客观上讲，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民办教育所占有的人口红利、市场红利和成本红利的基础上得以迅猛发展。从主观上讲，是在丁祖诒先生的个人魅力和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下促进发展的。当今中国正在发生巨变：民办高校将失去创办初期的三大红利，即生源在锐减、教育市场呈多元化、办学投入显著增加而收费相对减少。毫无疑问，今天的举办者将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的严峻考验。

今天在英雄仙逝的背景下要处理好两个问题：首先是稳定，其次是发展。依我看：

第一，需要明确学校的非营利性质，稳定人心。在现阶段，民办高校的发展还必须更多地依靠社会理解和政府支持，坚持非营利性办学定位是获得政府资源的必要条件，是赢得广大教职工和学生拥护的重要基础。至于选择捐资办学、不要求取得合理回报办学，还是要求取得合理回报办学则主要由继任者和院董事会决定。原则上讲，无论选取哪一种都是可行的，区别在于要想最大限度地等同于公办高校的支持力度，则只能走捐资办学，其次是不要回报办学，最后是要回报办学。

第二，确立新的领导核心，坚持集体领导。西安翻译学院新的核心人物应当是最忠实丁祖诒先生遗愿、能最大限度地得到社会认可、政府认可，能把丁祖诒先生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发扬光大的人，能最大限度地维护学校的稳定和发展，实行平稳过渡的人。同时也要看到：任何一个新的接班人都不可能在现阶段具有丁祖诒先生的超强影响力，必须同时建立一个坚强、和谐、有力的领导集体共同战斗，这个集体包含了董事会、院委会和党委三套班子。

第三，实现靠个人能力管理向制度能力管理转变。民办高校随着学校的发展、国家政策的完善以及创办人的年事已高，凭借个人能力管理学校的现象必然会弱化、淡化。而确立管理基础、管理原则、管理方法，科学、规范、有效的管理制度成为治校之本。西安翻译学院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教职工要以集体智慧尽快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每个部门、每个人都是以制度办事，承担相应责任，行使相应权力，获取相应利益，由过去浓厚的人治状态向科学的法治状态转变，实现办学民主、治校民主和经济民主。

第四，拟定新的办学增长点，增强全校师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西安翻译学院的稳定不应是被动的，而应当主动出击，创造性地提出更具时代特色、更具西译特点的中长期发展目标。如近期实现申请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资格，开展研究生教育。中期积极创建省级、国家级高水平民办院校，最终通过抓管理上质量，抓质量创品牌，抓特色求发展，集中精力排除干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教学、科研上来，为实现各个时期的宏伟目标坚定不移地继续探索、前进。

（文章原载于：《人民政协报·教育在线周刊》2012年3月21日C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