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多年前的那场大火

——兼谈个人道德主体性何以确立

1994年12月8日，中国新疆克拉玛依石油城友谊馆发生一场罕见的大火惨案。这一天，在克拉玛依市友谊馆内参加演出活动的师生、干部和其他人员共有796人。大火造成325人死亡，其中288人是年龄在8到14周岁的中小学生，独生子女占98%；烧伤136人，其中重伤致残60多人。

事件中至少有三个重要的细节值得深思：其一，据很多生还者事后回忆说，当大火刚刚燃起时，有人大声在喊：“让领导同志们先走！”当天参加活动并就坐前排的市领导、教委领导几十人都成功逃生，没有一人死亡。其二，事后据医生鉴定，死难者中有近百名孩子是被人挤死或踩死的，在许多孩子弱小的尸体上，有成年男人的大皮鞋印，也有成年女人细若尖刃的鞋跟所踩下的血洞。其三，一个年轻的女音乐教师本已跑了出来，在通知完附近人们赶快救火后又端着水盆跑进火场，她的学生还在里面，这次她再也没有出来。一名年迈的女教师，四肢伸展死在火中，她身下是自己班中几个学生，在生命最后一刻，这位班主任用自己的身躯挡住了炙热的火舌。人们后来发现许多老师的遗体，不是张开双手拉学生，就是扑在学生的身上，老师们在危难时刻，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来掩护孩子。这次火灾中有40多位老师在场，36位以身殉职。

回顾这个事件，最让人痛心的当然是“让领导先走”的刺耳呼声，其次是那些刺穿尸体的皮鞋、高跟鞋印。这呼声和鞋印盖过了一切道德的、社会的、职业的责任，剩下的只有逃生的本能，人的世界此时此刻已变成狼的世界。我几次在关于教师职业道德的讲座中讲到这个事件时，曾这样问道：如果当时是你我在场，我们究竟会如何表现？一定是镇定自若，还是如出一辙？我们在追问当事人的责任时，难道我们不需要叩问一下我们自己？难道我们就可以以道德高位者的姿态理直气壮地训问那些苟且的逃生者？下一个逃生的难道不会是你我中的一个？我确实吃不准，我的答案只能是也许会，或者可能不，我无法找到直截了当、斩钉截铁地说“不”的理由。我知道，这个问题不仅是对当事人的追问，是对我们每个人的追问，实际上也是对我们民族品格的追问。

当然，这中间确实还有一个可以用“伟大”这个词的群体，在场40多位老师，36位殉职。这个数字让我们感到沉痛的同时也不免有些欣慰，感到我们民族在危急时刻还是有挺身而出的脊梁，感到我们这个民族关键时刻还是有人像人那样地活着，并非个个都是苟且贪生之徒。虽然我们不至于像传统社会一样，把他们抬到道德的圣坛之上，但他们的行为确实体现了一个人之为人的本色与尊严，体现了一个教师之为教师的尊严，他们理当值得我们尊敬并且永远怀念。

这里就引出一个需要我们郑重思考的问题：到底是官员的道德品质整体比不上教师的道德品质，还是那些在场官员的道德品质比不上在场教师的道德品质，还是他们的实际道德品质并没有这么大的差异，只是其间别有他因？就我个人而言，虽然教师职业有其特殊性，但我并不认同整体上教师群体的道德水平就一定比社会其他职业的道德水平更高，就个体道德而言之，我更倾向于这样判断：官员中确有些道德觉悟不高的人，就好像教师群体中确有人道德觉悟很高。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么对这个事件中人们的不同表现，我们就只能这样分析，那就是不同人群跟学生之间存在着不同的亲疏关系与情感认同的差异，实际上平常生活中这些人在一块，所表现出来的道德水准大同小异，但危机时刻，由于官员们对学生并无直接情感上的亲密，他们的责任也没有认同于这一点，即这些孩子的生命就是他们此时此刻的责任，他们没有在关键时刻迸发出一种做人的尊严，所以他们选择的是尽快逃离；而那些教师，由于孩子是他们亲自带来，是与他们朝夕相伴的活生生的生命个体，他们彼此之间有着无法割舍的血肉联系，所以，此时此刻，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坚定地和孩子们站在一起，坚守战场是他们此时此刻存在的唯一理由。当然，那时那地，教师们也不可能想这么多，实际上和孩子们在一起，保护他们免受伤害已经转化成一种生命的本能。

这样分析，对于我们喜好完美道德榜样的社会习惯而言，也许不太中听，但也许这就是我们身边的事实。这样说来，对我们社会个人的道德品质的整体考量，就不能不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如何超越个人情感的界限，关爱与自己并无直接联系的他人？这实际上是一个关涉我们民族文化品质的重要问题。由于宗教超验之维的缺失，由以不问天道、关注人道自居的孔子奠定的由近及远、推己及人、亲亲而仁民、爱有等差的中国社会道德人格与道德关怀秩序建立之路线，个体道德人格的核心基础乃是人的情感，而不是——至少主要不是个人的道德理性。正因为如此，那些在情感上没有建立亲密联系的他人，在危急时刻就难以萌生出与自我生命之间的内在关涉，保全自己成为此刻唯一的价值选择。

我们来重温人类历史上另一场灾难事故：1914年4月14日晚，当时世上最大的邮轮“泰坦尼克号”满载2207名搭客，由英国首航前往美国纽约。启航后4天，在大西洋的黑夜里误撞冰山。由于船上人多而救生艇不足，顿时秩序大乱。这时一位应邀到美国芝加哥布道的乘客约翰·侯伯牧师，眼见这紧急情况，就呼吁全船的基督徒到甲板集合。当时有几十位基督徒陆续前来，大家手拉手围成一圈，侯伯牧师庄严的宣告说：“弟兄姊妹们，我们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我们已相信了耶稣，有了永生的盼望，不用惧怕；不过，船上还有不少未信的人，他们还未得救，若此刻失去生命，必永远沉沦灭亡，倘若我们现在不跟他们争用逃生设备，让未信者有更多人获救，以后他们仍有机会听闻福音，相信耶稣得永生。”

那一群基督徒听后，大受感动，产生了一致的响应，他们继续手牵手，一同唱着圣诗“更加与主接近，更加接近”，庄严的诗歌感动了船上的其他乘客，大家秩序井然地接受船上工作人员安排，让妇女儿童先登上救生艇。

67岁的头等舱乘客、全球最大的美斯百货公司创办人施特劳斯，别人劝他“保证不会有人反对像您这样大年纪的人上救生艇”时，这位老人毫不犹豫地回答：“在还有女人没上救生艇之前，我绝不会上。”世界著名的银行世家大亨古根海姆，穿上了最华丽的晚礼服说：“我要死得体面，像一个绅士。”他给太太留下的纸条写着：“这条船不会有任何一个女性因我抢占了救生艇的位置，而剩在甲板上。我不会死得像一个畜生，会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这次沉船事件造成1502人死亡，仅有705人获救。这些死难的男性乘客中，还有亿万富翁阿斯德、资深报人斯特德，炮兵少校巴特、著名工程师罗布尔等，他们都呼应侯伯牧师，把自己在救生艇里的位置让出来，给那些来自欧洲，脚穿木鞋、头戴方巾、目不识丁、身无分文的农家妇女。

另外像消防员法尔曼·卡维尔，感到自己可能离开早了点，又回到四号锅炉室，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锅炉工困在那里。被分配到救生艇做划桨员的锅炉工亨明，把这个机会给了别人，自己留在甲板上，到最后的时刻还在放卸帆布小艇。信号员罗恩一直在甲板上发射信号弹，摇动摩斯信号灯，不管看起来是多么没有希望。而报务员菲利普斯和布赖德，在报务室坚守到最后一分钟，即使船长史密斯告诉他们可以弃船了，他们仍然不走，继续敲击键盘，敲击着生命终结的秒数，发送电讯和最后的希望。小提琴手们为了缓和沉船上紧张的气氛而坚持到最后一刻；当船的设计者安德鲁先生把救生衣脱给罗丝时，眼中噙满泪水带着歉意地说：“对不起，船造得不够结实。”白发苍苍的船长不愿穿救生衣而独自一人紧紧握住船长室内方向盘，直到被无情的海水吞噬。

我之所以大段抄引这个故事的细节，是因为正是在细节中透露出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对待生命与死亡、本能与伦理的基本态度。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说，一个民族在关键时刻是怎样对待它的妇女儿童，就显明了这个民族危难时刻的基本道德姿态。泰坦尼克号沉没时妇女儿童优先，船上相关人员恪守各自的职责，牧师和信徒从容镇定，那种关键时刻绅士的风范和职业的态度实际上显明的正是一种人性的高度，或者说一种人性起码的高度。这是一种跟中国传统社会“存天理、灭人欲”的理想主义价值理论完全不同的价值选择，它恰恰是一种尊重个人价值、并且充分显现个人价值的生命决断，这跟把节妇烈女摆上祭坛的纲常伦理是完全不同的伦理品格。

如果把起火中的宾馆比喻成一艘将沉的航船，那么官员理所当然就是那艘即将沉没的船上的船员，坦然地坚守自己的职责与使命，应该是他们本然的要求。我们对职业普遍缺乏一种神圣感和敬畏意识，我们实际上很少有人视个人的职业责任为神圣天职，我们的敬业精神更多地基于外在的因素，一是社会功利，一是社会的精神灌输与规章制度的约束。为什么在我们的民族性格中始终没有充分地发育这样一种人格品质：在任何时候，坚守自己的职责，坦然面对生命中的意外？这难道不是我们今天需要面对的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心理、道德与深层教育问题？

在传统社会文化还深深影响着我们生活的今天，我们确实要超越传统道德理想主义的价值理路，让道德更多地关注我们的现实生活处境，关注个人的美好生活，关注现实的利益。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我们的社会确实还从没有在个体人心之中真正确立个人道德主体性的原则，我们传统社会的道德水准更多的是处于习俗化水平。所以，过多地把道德建立在现实利益关怀之上，可能导致的一种倾向就是道德本身的消解，即社会的去道德化。我们必须关注个人内在道德主体性的确立。在这个意义上，重温康德的义务伦理，应该大有裨益。

“狼来了”是当前中国社会几代人耳熟能详的经典伦理故事，北京师范大学石中英教授在反思“狼来了”的道德故事所呈现的道德逻辑的过程中，反对一种建基于经验世界的道德法则，他的问题关注转化成“假如狼没来，谎言是否会继续？”从而追问谎言本身的价值缺失，重新提出道德是人性的义务，把道德看成实践的内在要求，不是功利的考量。他的表达虽然有义务论的嫌疑，他的意向可能更接近于当代西方德性主义伦理学的价值路径。在当下人心浮躁的社会，重提德性论，把道德的眼光由外而内，确实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然，一个社会的德性是该社会长期进化、选择、演进的结果，也是一个社会道德理性不断张扬的结果。外在的基于利益均衡的社会选择与内在的个人道德理性的发生发展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我们的社会发展到今天，无视个人利益的正当性的虚空的道德说教是很难站得住脚的。但与此同时，道德作为一种人类生存智慧的演进与理性的累积，又使得我们在面对社会利益的同时，转向个人内心，寻求个人道德理性的完善与生命境界的提升，逐步建立个体内心的道德法则，真正使个人的道德主体性得以确立，上升到一种人性的尊严。

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的道德教育关注回归学生生活世界，强调自主建构、自主发展的教育原则是必需的，但也是远远不够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采用传统的道德强力控制的方式，而是指我们确实需要从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入手，发掘我们民族个性品质中的缺失，从深层去孕育、夯实个人道德主体性建立的真正的基础。如果我们的道德教育始终停留在表层，不管它是多么热闹、花哨，最终结出的果实可能是个体道德人格的整体性萎缩，或者说依然无法真正建立。

钱钟书先生1957年6月为他选编的《宋诗选注》作的序中有言，有种“活的记忆，好比在树上刻的字，那棵树愈长愈大，它身上的字也就愈长愈牢”。我们的民族不太善于去牢记那些与当下个人无直接关涉的历史中的伤痛的记忆，即使有那么一些记忆，也往往是粗线条的。也许，我们真的需要多一点那种活的记忆，即使它带来的是伤心的灼痛，也胜过轻而易举地被遗忘，因为它可以刺激我们那正在被浮华生活所麻木的道德神经。那么，就让那场大火在一个民族心灵的深处继续燃烧，照亮民族性格中的怯弱与卑微、阴暗与苟且，让我们从历史的伤痛中学会站立，挺直脊梁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