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陶行知对现代教育的贡献[1]

我要感谢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南京市教育局、晓庄学校及陶行知纪念馆，是他们帮我搜集了材料，从而使我能写出这个在陶行知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我的目的是用现在的观点评价陶行知对中国和世界教育学所做的贡献。

为此，我必须在陶先生教育学中区分两个方面：一个是适应当时形势需求所产生的东西；一个是主要的方面，就是他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出的贡献，也就是他的教育学的战略和策略。

陶行知是在这样一个国家开始自己的启蒙活动的：在那里学龄儿童的大多数是被摒弃在校门之外的，而人口的90%是文盲。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不可能使人们在可预见的将来组织广泛的正规学校网。正确地评估形势之后，陶行知把希望寄托在非正规的教育上。我认为，陶先生的重要功绩之一，是利用教育学的实用原则来组织对儿童和成人的非正式的教育。晓庄学校进行的启蒙教育活动，就是鲜明的例子。

我认为，在分析像陶行知的教育学这样一种重大现象时也必须记住，他的观点是不断发展的，实践丰富理论，反之，亦如此。这一点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得出来。比如，从“教学合一”到“教学做合一”。南京师范大学丁明宽教授在题为《陶行知的教学论思想及其现实意义》一文中，论及了陶行知的观点的发展。丁教授确切地指出，陶先生还在第一阶段就宣传了下列原则：教师的责任不在于教，不在于教学，而在教学生学[2]；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3]。以后到20世纪20年代，陶行知又对这个提法加以补充：“事怎样做，就怎样学。”但是，在研究这种及类似的“生活教育”观点时，不能把它和陶行知当时与传统的书本教育作斗争这一事实割裂开，不能和他的其他教育原则割裂开。

看来，陶行知在育才学校时期的理论，要比他在晓庄学校时期的观点更深刻和更全面一些。这就是为什么在引用他在20年代所写的《教学做合一》等文章时，也应该记住他在30年代、40年代的文章，如《创造的教》、《创造宣言》、《民主教育》等等。只有这样才能清楚地认识到，陶行知是一个倡导包括德、智、体、美、劳五育在内的个性和谐发展的教育理论家和实践家。他坚持认为，如果缺乏即使是其中一个环节，那也就不可能形成有充分价值的个性。他的基本思想是：“教育为了生活，用生活来教育，教育为了推动生活前进”。他所强调的是教育的社会功能。当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争论什么是教育的基本功能的时候，回忆一下陶行知下列看法是非常有益的。他认为，应该把个性和“创造力”的发展置于生活教育的中心。只有通过发展和谐的个性，才能有效地实现教育的社会功能。

我支持丁明宽教授的看法。他认为，指责陶行知在早期反对传统教育而发表的方法论是狭隘的经验主义，这是没有根据的。还在30年代后半期，特别是在40年代，陶先生在自己的著作中就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在育才学校的教学大纲中则叙述了系统地掌握知识的原则。而且，作为陶行知方法论的组成部分的“在劳力上劳心”原则，可以使人确信，陶行知在理论上根本不是经验主义。陶行知在自己的著作中，坚持强调科学和科学知识在组织教学中的作用，他把他认为应该教给学生的文化钥匙之一叫作“科学方法”。

陶先生坚持强调，“科学是工业文明的母亲”，必须把科学成果应用到农业上去，在这一方面进行帮助，正是学校可以做得到的。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陶行知如何确定了学校在农村生活中的地位，把它定为中心机构，作为农村整个生活（包括文化和科学生活）的中心。他令人惊奇地确定了农村教育与所有方面的相互联系，确定科学、教育、文化的发展要直接与生产联系。我认为，他在这方面的活动，应该成为解决农村问题和农村教育问题的典范。

假如深入领会陶先生教育活动的精神，那就会清楚地觉察到，他在考虑学生的劳动活动时，尽管含有经济效益，但还是着眼于它的建设性和创造性。只有这样，才能使今天的教育学更有创造力。对这点深有感受的，特别要推80年代在山西省的陶先生的追随者。在这个省的许多农村学校，学生不仅仅是学习某种专业，不仅仅是参加农业劳动，而且也参加科学实验，培育新品种，搞自己的试验田。省教育委员会在贯彻“农村与学校的统一”的方针的同时，还注意到陶行知关于加强农村学校生物科学教学建设的远见性，这显示了在21世纪前夜的光辉预见性。

现在，中国正在继续进行着一场辩论，辩论什么是现代教育，以及如何确定它的时间界限。我认为，对中国来说，实行现代教育是一个多阶梯的过程，而陶行知帮助它登上了其中一个阶梯。他把现代教育的最重要的要素称做它的科学化。

陶行知非常确切地指出，传统的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不同点，是后者的不断地发展，它的主要特点是对待人类生活价值观念完全是一种新的态度。按照他的意见，他把教育面临的新任务，称做是确定衡量人类生活价值的新标准和教会青年成为新的精神文明的创造者。

无怪乎陶行知倡导教育应培养不仅仅是能够致力赚钱来生活的人，而且是能够独立思考的人。在他提出的给学生“六个自由”的要求中，也谈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必须教会青年自己思考、观察、自由地发表意见解放他们的时间和空间，使他们有可能自治。他在《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的文章里，要求培养青年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就是要培养新的自由人。

这些自然而然地要求改变传统的师生关系，陶行知有所创新地提出了关于教师的作用与地位问题。他的“教别人学，自己也学”、“教学做合一”，我认为是一种合作教育的表现。他强调：“师生本无一定的高下，教与学也无十分的界限，有的时候，教师倒从学生那里得到好多教益”。在他的《小学教师与民主运动》一文中，有这样的提法，“教师要与学生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因人施教的观点是陶行知的一大功绩。他把学生作为具有本身价值的个人置于教学过程的中心地位，要求考虑到每一个学生的才能和兴趣。他在这方面赶到了时代的前面。作为“现代教育”基础的这个观点，直到今天，在中国也还是艰难地为自己开辟着道路。

陶行知意识到，在传统社会的条件下，学校革新是很难实现的。新的教学形式与方法，创造性的教育，要求整个社会的民主化。他曾表示，希望所有的人都应明白，民主能为表现潜在的创造力创造最有利的条件。当然，它也能在不民主的环境中表现，但这将是不完全的和受限制的表现。

陶行知这样总结了“生活教育”的基本特点：它是民主的，科学的，群众性的，创造性的。我认为，如果拿它来和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方针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来比较，那将是非常有意义的。

最后，我支持胡晓风的这样一个观点，不应该把“教育救国”这一教育思想同社会的革命改造对立起来，并从而摒弃它。他的这个观点表述在他的《纪念陶行知和晏阳初诞辰一百周年》的文章中[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教育和科学的巨大作用，是人所共知的。需要记住的是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不可分割的联系，关于这一点，陶行知恰恰是没有忘记的。

[1] 原载安徽陶行知研究会编《行知研究》，1992年第2期。

[2] 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纽约，1924年，第101页。

[3] 道格拉斯、E.劳森阿瑟、E.琳：《约翰·杜威和他的世界观》，卡邦代尔，1964年，第32页。

[4] 胡晓风：《纪念陶行知和晏阳初诞辰一百周年》，载《教育史研究》，199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