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许多儿童都经历过学业失败，通常人们都将失败归因于学校教育，但是这无法解释一个问题：为什么接受了相同的学校教育，儿童的学业表现却有天壤之别。或许学校之外的某些因素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英国一项研究指出：“与教育成就有关的主要因素在家庭环境之内，家庭因素的重要性几乎两倍于社会与学校两项因素的总和。”由此，我们应该探寻儿童学业成就的家庭成因。

社会建构主义和社会建构论者指出，在成人指导下的学习以及成人与儿童的互动能够促进儿童学业发展；生态系统论的支持者更是强调每个孩子都需要“适宜”的亲子沟通，才能健康成长。因此，本书从亲子沟通的视角，以实证研究为基础审视学业成就与家庭、父母的关系。

亲子沟通指父母与子女通过信息、观点、情感或态度的交流，达到增强情感联系或解决问题等目的的过程。以往研究者通常将亲子沟通看作塑造、影响儿童社会行为的重要过程，关注它对儿童消极情绪和行为，如焦虑、抑郁、攻击行为等的影响，而很少探讨亲子沟通与儿童认知发展、学业活动的关系。但是社会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的多项研究都表明，父母的人力资本正是在家庭中经由亲子沟通“传递”给子女，转化为子女的人力资本，体现为其在学业上的成败。因此，家庭中的亲子沟通状况可能能够有效预测儿童的学业表现。

以往亲子沟通的研究通常从沟通模式和沟通行为两个层面进行，分别描述亲子沟通的开放程度和父母在沟通中表现出的“好行为”和“坏行为”。但是，在这些研究中，我们发现儿童“失语”了，似乎在亲子沟通的过程中，儿童始终都只是个听众，是个默默无语地承受父母批评、表扬和各种指令的听众。而且，父亲和母亲在沟通中被看作毫无差异的整体——“父母”，缺乏生活中“严父慈母”这类生动的分工。由于当前的亲子沟通理论大多来自西方，加之本身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无法基于这些有偏颇的理论视角看清中国家庭中亲子沟通的真相。

在本书中，我们以系统论为基础，构成了一个更为本土化的“亲子沟通的三层次模型”，力求从亲子沟通能力、沟通质量和沟通系统三个层面全面审视亲子沟通的现状。在这个模型的第一个层面上（沟通能力），儿童被赋予与他们父母同样的关注度，同时考察了三个沟通者的沟通能力。在这里，儿童被看作能够倾听和表达的沟通主体，他们沟通能力的表现与父母的沟通表现息息相关：他们的“失语”与父母的“健谈”紧密相关，他们的“乖戾”与父母的“疏忽”相伴相随。模型的第二个层面（沟通质量）展示出父亲和母亲在两种指向的沟通——以增进情感联系为目的的沟通和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的沟通中所表现出的沟通优势和沟通质量的差异，从实证层面提示了严父和慈母角色分配的必然性。模型的第三个层面（沟通系统）关注家庭中父子沟通、母子沟通之间的关系，两种沟通可能一致而平衡，也可能出现沟通不一致，或者某一方父母的隐性缺失。

亲子沟通与儿童学业成就在建构全面描述亲子沟通状况的“三层次模型”之后，我们检验了学业成就与亲子沟通之间有怎样的关联。对学业成绩不同的三组小学儿童及其父母的沟通情况的比较显示，学业成绩较差的儿童及其父母在亲子沟通中表现出如下沟通能力的匹配关系：父母主动—儿童退缩、父母开放性低—儿童服从性高、父母敏感性低—儿童敏感性高；学业成绩较差儿童亲子沟通质量显著低于成绩优秀儿童；成绩较差儿童的父子、母子沟通的一致性较低，亲子沟通大部分属于不平衡型；母亲是主要的沟通者，而父亲则较少参与亲子沟通；而成绩优秀儿童的亲子沟通则多为平衡且一致。

在书中我们进一步考察了亲子沟通对儿童学业成就产生影响的具体过程。通过对学业成绩较好和较差两组儿童亲子沟通过程的考察，结果表明父母不同的沟通行为产生的效果不同，有些行为能激发儿童思考，带来积极的认知压力；而另一些行为则带给儿童消极的情绪压力，不利于儿童学业成绩的提高。同时，研究发现“父母提问—儿童回答”的常规学业指导模式并不是最能激发儿童主动性、促进儿童积极思考的模式；儿童主导的模式能够更好地引发儿童的思路；父母表现出来的许多单向行为无助于儿童学业促进，只是父母无意识中的控制欲望的表达。此外，研究还表明那些能有助于提高儿童学业成绩的积极行为，如鼓励、督促等若实施不当也会给儿童带来消极情绪压力。

综上，可以认为儿童学业成就高低有其家庭成因，一般的亲子沟通、问题解决中的亲子沟通以及父母对孩子的学业指导可以有效预测或影响儿童的学业。这对我们重新理解亲子沟通和家庭教育在儿童认知发展中的作用有启发意义；同时，也为教育学中倡导的“父亲参与家庭教育”理念提供了心理学依据，为社会学中研究的教育成就代际传递现象阐明了具体的传递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