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评价与高考改革
讲演人：刘海峰
（2009年10月18日）
演讲人简介
刘海峰，男，1959年9月出生于福建龙岩，祖籍福建惠安（现泉港区）。1976年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1977年考入厦门大学历史系，1984年硕士毕业后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工作。1988年在职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92年晋升为教授，并应聘为国家教委考试中心兼职研究员。1993年国家公派留英半年，在伦敦大学、剑桥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1994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1996年起任所长，兼任全国教育考试暨自学考试研究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0年访日半年，在日本创价大学教育学部做访问教授，并开始担任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2002年获教育部高等学校青年教师奖，并被评为福建省优秀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现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教育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暨教育博士分委员会召集人、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设置评议委员会专家、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主席团主席、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副理事长等。已出版著作21部，其中个人专著有《科举学导论》《高等教育历史与理论研究》《刘海峰演讲录》等8部，第一著者或主编出版《中国科举史》《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研究》等著作13部，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省级科研成果奖一等奖10次、二等奖3次。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教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200余篇，其中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校文科学术（报）文摘》转摘30余篇，人大复印资料转载60余篇。2005年，入围新浪网评选“年度文化人物”。
主持人：栗洪武
各位老师、同学，大家早上好！（掌声）今天我们邀请来厦门大学的教授刘海峰老师做学术报告。刘海峰教授是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兼国家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设置考试评议委员组专家等。刘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是高等教育历史和理论、科举学和考试制度，我们从今天这个题目也能看出来，刘教授是我们国家著名的科举史和高考制度改革研究方面的专家，所以他讲的这个问题是很有造诣、很深刻的。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刘教授为大家做报告！（掌声）
刘海峰：谢谢栗老师，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陕西师范大学来和大家一起交流一个关于科举与高考方面的问题。我以前就来过陕西师范大学几次，最早的时候是1983年，当初是作为一个硕士研究生过来访学的。2006年来这里开过教育史的年会，这里教育史的学科也有深厚的底蕴，陕西师范大学的教育学科确实也已经走上了良性的发展轨道，不仅学科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且在人才培养方面也蒸蒸日上，你看我们现在招的研究生那么多，博士生开题、答辩做得也很好、很认真，昨天和前天都在答辩和开题，都非常好。今天在这里我来谈一下科举评价与高考改革，主要谈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是简单谈一下什么是科举？这个实际上在座各位都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但可能了解得不是很全面，我再做简单的阐述；第二个谈一下科举评价的变迁；第三个谈一下科举与高考两者的对比和相关的内容；第四个谈一下高考改革何去何从，即高考改革的问题。
先谈第一个问题，什么是科举？这个问题，在座的包括有一些是教育史专业的硕士生，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不要说接受过高等教育和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了解，就是乡间不识字的老太太大概也能讲出一点东西来，也许科举不太明白，但是她可以讲出来古时候考状元、考秀才的故事，至少她知道陈世美吗！陈世美考上了状元。什么是科举？也许有一些人能想到孔乙己、范进这些没考上，或者考上又发疯了的人，这种人给我们的印象很深刻，那是教科书上讲的科举。以往的评价是消极方面的多，这些年，已经慢慢调整了，积极的方面评价也要多一些，如果在“**”中，像我们在座的郝院长、栗老师呀，包括田建荣老师，我们上中学时候学的都是“范进中举”那个课文，耳熟能详，当时对科举制度骂得一塌糊涂。
我们讲什么是科举？科举不是我们原来印象中那么单一的、负面的。先来看几道题目：“美国禁止华工，久成苛例，今届十年期满，亟宜援引公法，驳正原约，以期保护侨民策。”这是一道问答题，是1904年的一道科举考试题目。19世纪末，我们中国有很多劳动力输出，实际上有很多是被骗到美国，修西部铁路、做一些苦力活，当时他们就有很多的限制，有点像我们现在很多大城市里不允许给那些民工常住户口、就业，孩子上大学、小学都受歧视一样，美国当时和我们清朝政府订有条约，就是要禁止这些人将来干什么，这是非常苛刻的，当时这个条约订制的时限是十年，十年以后要重新修订的。1904年要重新修订，就是要“援引公法，驳正原约”，把原来不平等的条约修订过来，来保护我们的侨民，这些人也是我们清朝政府的子民呀。你看这种题目是科举考试题目，这也是科举。还有一道题目：“日本变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国以日强。埃及用外国人至千余员，遂至失财政裁判之权而国以不振。试详言其得失利弊策。”这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很多东方国家、非洲国家都聘请外国人参与国家改革，如日本，他们在“明治维新”的时候也聘请了很多的西方顾问、教师，当时他们国家很快就强盛起来了。在我国，20世纪初大学、海关也请了非常多的日本人。这道题说埃及当初也请了很多外国人，“至千余员”，但是他们的财政司法权都被外国人掌握了，就等于慢慢变成半殖民地了，“国以不振”。这道题目是要考生详细阐述一下其中的“得失利弊”。实际上这道题目是为中国所用，当时中国也聘了很多外国人，有的国家聘了外国人就会很强盛，有的国家却不见得会强盛起来。这是当时清朝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它与国计民生是密切相关的，而且这道题目是考测能力的，同样是聘外国人有两种结果，我觉得这就是考测能力的题目。
还有一道题目与教育相关的：“学堂之设，其旨有三，所以陶铸国民，造就人才，振兴实业。”三个方面：“陶铸国民”一般是指我们现在的基础教育、国民教育；“造就人才”是高等教育、人才教育；“振兴实业”是实业教育。接着这句话还有一些展开，“国民不能自力，必立学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爱之心、自养之技能、必须之知识，盖东西各国所同，日本则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铸国民之教育也（就是基础教育）；讲求政治、法律、理财、外交诸专业，以各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就是高等教育）；分设农、工、商、矿诸学，以期富国利民，此振兴实业之教育也（就是职业教育、实业教育）”。因为当时的中国是百废待兴、积贫积弱的状况，刚开始办学的时候，1902年颁布新学制，就是“壬寅学制”，到1904年“癸卯学制”颁布。这是1904年会试的考题，讲了这三个方面，实际上当时财政困难，先办高等教育、基础教育还是实业教育，有一个轻重缓急的问题，那么它的问题就出来了：“三者孰为最急？”你认为应该优先发展哪一个，是基础教育呢，还是高等教育？现在仍然还有这个问题，有的人认为基础教育最重要，有人认为要想快速振兴必须要先发展高等教育，我们现在也强调要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但是经费有限，必须要有轻重缓急之分。所以说这种题目，你能讲出道理来，并且可以自圆其说，都可以得到好的评价。这种题目我觉得是典型的考测能力的题目，当然也要有一定的知识，这些教育的背景和知识不了解，你也很难回答清楚。这种题目最能测试出一个人的能力。
我再举一个例子，光绪二十八年，也就是1902年，在南京考的江南乡试，当时江苏和安徽两个省的考生是一起在南京贡院里面考的。1901年废除八股文以后，当时的科举考试是考三场：第一场是中国政治史论，比如，“唐代时关中沃野千里，极其发达，现在怎么会衰落了”这样的题目，就是中国的历史；第二场是中外政治比较，经常涉及外国的，有五道题，其中一道题：“中外刑律颇有异同（这是法律方面的），自各口通商日繁，交涉应如何参酌损益，妥订章程，令收回治外法权策。”当时清朝很多治外法权被外国人占有，要考生针对这类问题提出对策。还有一道题：“各国改用金币始于何时（这是考知识的，当时各国用金本位来算），金价日增，其故何在？（黄金价格又涨了，放在今天也可以考的，为什么会这样？）主之者何人？（谁在操纵，比如，今天的格林斯潘在操纵国际货币）若中国偿款用金，亏损甚巨，急筹抵制之方策。”1901年，“庚子事变”发生后，签订了《辛丑条约》，中国人要赔两亿银子，其实银和金是一样的，但是过了几年后，金价一直在涨，可能两亿两都不止了，就是随着黄金上涨，中国实际赔款增加了，如果我们赔款用黄金的话亏得太多，有点像我们今天这个外汇的比例，美元一贬值，我们就会亏很多，美元贬一点，我们就会亏几百个亿。这道题目要考生回答解决办法，这也是科举考试的题目。还有其他农、工、商方面的题目。当时规定第三场考四书五经，但是规定“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明清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用八股文程式，考四书五经的内容，考试题型、文体是固定的，1901年以后，规定不用八股文。实际上八股文在科举时代，在明清五百年间也不是有绝对地位的。我认为明清时候的八股文有点像现在高考和研究生入学考试中的英语，英语很重要，如果你的英语考不好，你就别想坐在这里听报告，因为你进不来，你英语考试不及格或是分数太低也进不来，但是你英语好，专业课不好也不行。科举考试在明清时候也是这样的，你八股文写得很好，才考得过，但是后面还有两场，第二场要考其他内容，第三场考策问。第三场要有五道问答题，都是和国计民生相关的。所以明清时代的八股文是完全脱离实际的，但是后面的策问与国民实际是密切相关的，科举考试的形式有很多种，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还有应用文体的写作。
科举考试形式或题型，唐宋主要有帖经、墨义、策问、诗赋四种。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时间和内容，乡试和会试主要是考三场，明清时候比较规范的科举考试主要是四个层级，童生试（地区一级考试）、乡试（省级考试）、会试（全国考试），还有一个没有淘汰的殿试，最后发榜。最主要的是乡试和会试，考三场，这个时间是五百多年间一直固定不变的，乡试头场是农历八月初九日，二场是八月十二日，三场是八月十五日。会试是在乡试的第二年，头场是二月初九日，二场是二月十二日，三场是二月十五日。也是隔三天考一场，不像我们现在是一个单位时间考一场。头一场是考八股文，在明代和清代初期；二场考的是论、判、诏、表，论是论述题，判是当时法律方面的法官的判词，诏是以皇帝的口吻写诏令，因为当时考上的人可能就会进入中央高层，代皇帝起草诏书，表是当时下级官员向上汇报的奏表。第三场考的就是经史时务策，这个就是和国计民生可能密切相关的，特别是时务策，是非常具体的。比如说今年发生地震了，它可能出一道题是地震发生后的解决和对策、怎么救援这样的题目。
乡试和会试的时间是固定的，固定到什么程度呢？我觉得考试是人的一种社会活动，可是这个时间固定下来后周而复始，周期性非常的强，有一点类似于自然规律，每三年出现一次，就像月亮一样，哪一天出现就是哪一天，五百多年都没有变过。明清时期整个陕西，包括甘肃、宁夏的考生都必须到西安来参加乡试，后来收复新疆后，新疆的考生也到西安来考。光绪元年以后甘肃才有了独立的考场。八月十五日是中秋节，考完以后出来皆大欢喜，也不知道发榜会怎样，反正出来以后全省的考生都集中在这里，西安的陕甘乡试也不单是全省，甘肃有些人要走十几天才能到这个地方来，更远地方的人，来到这里要一个多月。有详细记载，唐代人要想考上一个进士，要从各地跋山涉水，舟车劳顿，远的要三个多月才能到当时的长安来，真的是很难呀。所以说我们关中一带的人很幸福，就在这里以逸待劳，和广东、福建的人进行智力比赛，所以唐代大部分都是我们这一带的人比赛赢了，广东、福建的人能考上的寥寥无几，不过宋代以后这种情况变了。《陕西乡试录序》中，在每一科考完以后，会把考上的人的名字登出来，还有主考官会做一个序，副考官会做一个后序，这个《乡试录序》就讲到这一年是光绪辛卯年，这一年考试的时候主考官叫“刘世安”，副考官叫“樊鲁”，樊鲁还曾经是状元，讲怎么考试，怎么发掘英才。发榜以后就是这些人，第一名叫高素农，第二名是某某某。现在可以找到很多的记载，我没有详细再找一些东西展示出来，我们在座的每个人的家乡都有人考上，当然不单单是陕西的，还有人是宁夏过来的，宁夏那边也必须来这边考，整个西北，当时甘肃考场还没有独立的时候都来这里考，所以说当时我们这里是西北的一个中心。难怪我们西北师资的培育、干部培训都设在西安，这是有道理的，自古以来皆如此。我们陕西师范大学的校名经常会被外面的人认为是省属师范大学，总以为西北师范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陕西师范大学是省属的，这个在中国的院校里是有点特别的。
贡院是以前科举考试的一个场所，贡院规模宏大，是无形的科举制度的有形体现，是科举文化的具体象征。以前我们很多人把贡院形容得很坏，说什么进去考试前后考九天，很辛苦，“三场辛苦磨成鬼，两字功名误煞人”，在贡院里面是很可怕的。实际上我觉得对贡院也不要一味地骂倒，明清贡院的形制，是总结几百年科举考试的经验和教训的结果，凝聚着许多人的智慧。古今中外有很多考场，但贡院是一个最特别的考场。这里展示的是广东贡院的照片，是1870年一个外国传教士拍的。贡院是规模非常大的一个地方，我们这里曾经是陕西贡院所在地，陕甘人都在这里考试，但陕西贡院只留下了一张照片。其他福建、广东、北京考场都有很多的照片，北京的顺天贡院平面图，这个地方很大，进去前面是头门、二门、三门，进去都要搜身，这就像我们过安检一样，要检查，衣服要脱开检查。贡院四周都是很高的围墙，北边是考官居住的地方，前面一间间就是考生的考场，看平面图有点像稿纸，一格一格的，很小间，是一人一间的，所以考场非常的大，比如说北京贡院有一万多间这样的小间，江南贡院最多的时候有20644间小间，但也不是一直都是这么多，刚开始有一万多间，扩招以后，考场慢慢增加。这个考场一人一间，宽大概是一米，前面高是一米八，后面是两米，深是一米三，大概就是四尺长。以前科举都是男生考，没有女生，男生至少会有一米六，如果躺在里面是没办法伸直脚的。怎么考呢？号舍的前方是木板，这个突出来的是砖隙，是用来架木板的，后面的下方是椅子，这块木板放到前面来就是桌子，晚上把它拿出放到下面的砖隙来铺上，与后面作为椅子的木板连成一体，就变成一张床，前面的板子是可以移动的，考试的时候就是桌椅，休息的时候就是床铺，这是充分利用空间。每一场要在里面待一天多，将近两天，一直坐在里面对身体也不好，晚上就可以在里面躺着休息。
那么如何进场和出场？八月九日第一场，八月初八就开始进场，白天就举旗子，会事先通知各府州县，大概在几时几刻排队点名进场。但有时候从凌晨就开始点名进场，因为进场很慢，一万多人进场要搜身、发座位号，当时座位号是临时发放的，天没亮或晚上进场的时候，就升起标明次序的灯笼。进入贡院后在里面的时间很长，早进去的要在里面待两天，迟进去的也要待一天多，当天晚上就要在里面睡觉。初九天亮的时候开始发卷子，发下来给一天的时间慢慢答卷，吃的饭自己带，带米进去可以煮，号舍后壁凹槽处还可以点灯或蜡烛，晚上睡觉前可以看书、构思。举子备考的材料，有关“考生须知”会告诉你，要带几枚钉子在前面挂一油幕，万一下雨也不会泼水，还会告诉你带吃的东西，最好带几片人参，中国人迷信人参，不单单是现在，一千多年以来都是这样的。考试时间很长，整整一天，当天晚上，甚至可能是第二天早上才放出来。放出来以后回家休整一下，初九日考完，初十日出来。十一日就又要入场，十二日考一天，十三日出来；十四日又要入场，十五日考一天，十六日出来。所以考试时间和现在是非常不一样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什么是科举？何谓科举？科举就是一种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的制度或方式，科举制度非常复杂，1300年的中国科举史上也有诸多变化。从隋代开始，隋炀帝大业元年，也就是公元605年，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块土地上，就是西安，当时的长安，建立了进士科举制度。一直到1905年被废止，科举制实行了1300多年之久，其间有很多变化。比如，唐宋时候考明算科和明法科，明算科是数学考试，明法科是法律考试，这两个是专门招收数学人才和法律人才的考试；还有明经科和进士科，这是考儒家经典和以文学为主的考试。而明清两代的文体是考八股文，这是科举考试。还有1902年到1904年间，主要考中西政治经济、内政外交知识的近代考试制度，刚才举的那些例子就是那个年代的考题，这也是科举。另外，李自成打到北京建立大顺政权后，废止八股文，建立以策论为主要考试形式的考试制度，这也是科举考试。同样的情况，洪秀全在南京建立的太平天国，也举行科举考试，考试时间更长一些，考试内容是《旧约》《新约》《天王诏书》等基督教的内容，这也是科举考试。所以说，科举考试的内容是可以不断变化的。还有清代的时候，以满蒙文字为考试内容的翻译科考试以及清朝末年的经济特科，都属于科举考试。虽然考试内容和形式不断变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有一点始终不变的就是，科举制的实质，就是一种开放报名、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考试制度。它的实质就是一种以才学来竞争的考试制度，内容是五花八门、不断变化，就像我们“**”前高考有俄语，现在不考，而是考英语，但是两者都是高考。所以考试的内容和题型可以变化，它不是科举制度的实质所在，通过考试来竞争择优，这才是科举制度的根本特征。
为了理解这一点，我用船来做个比喻。什么是船？大家一时半会儿很难说出来。帆船是不是船？当然是船。现在的万吨巨轮也是船，独木舟也是船，远洋货轮也是船，航空母舰也是船。船是漂浮在水上的一种运载工具，这是它根本的实质。你不能说帆船是船，独木舟就不是船，它也是船。就像你不能说明清时考的八股文是科举考试，唐朝时考的明经科和明法科就不是科举考试，它们都是科举考试。具体的船是各种各样的，然而，船最根本的共性，就是无论其大小、形状、动力如何变化，都离不开在水中漂浮行驶这一根本特征。
所以我们讲，科举考试就类似于船，什么是科举考试？要看它的本质特征，不能说它只有考了八股文才是科举考试。科举制在20世纪初虽然也做过一些改革挽救措施，比如说废止八股文，但就像木制帆船再大再好也终有腐朽的时候一样，在蒸汽机船时代只能沦落到被淘汰的命运，更新部件已经来不及，终于无法阻止其最终沉没。科举考试通过考试选才，遵循的是能力本位或才学本位原则，代替以往的权利本位或家庭本位。因此，考试在中国古代被称之为“量才尺”。就是一个人的才干怎么衡量？只能通过考试来测量一个人的才学，所以科举考试遵循的是才学本位，或者是能力本位的。
古人对科举考试的正面评价远多于负面评价，这是以往很多人不大了解的，比如说欧阳修就说过这样的话：“国家取士之制，比之前世，最号至公。……其无情如造化，至公若权衡，祖宗以来不可易之制也。”它是非常客观的，人为没有办法控制的，非常公平的。从他的比喻也可以看出来，科举在当时是一种非常刚性的、客观的考试制度。古代这样的言论还有很多，如苏东坡讲了很多关于科举改革的名言，他是一个比较维护科举制度的人，因为在宋代也出现了像现在一样的问题。用考试来选拔人才就会有问题，因为它会造成我们现在的“考什么学什么，不考就不学”，或是“考什么教什么，不考就不教”的问题，造成中学教育畸形发展，还有不注重体育，德育也相对被忽视。这一系列的问题现在来讲是应试教育的弊端，这是竞争性考试一定会带来的现象。过去讲“登山何必扛着船”，你既然只考语、数、外，考生就不看那些不考的科目。就像现在奥运会的比赛项目，哪一个运动员不是只准备他的单项？不比赛的项目当然不会去练。到宋代就有人提出来说要大力改革科举，应该考虑以德取士，设立一些德行科目，类似于我们现在中学课改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看他平时的表现、成长记录。类似于这个，一千多年来不断有人提出，不能只看一个人的考试成绩，要看他的“德”，包括“体”，以前讲得比较少，那“德”呢，于是就有人说要设立“德行科”。当时苏东坡就认为，如果你要考德行，那么就一定会有人造假，他是反对参考德行的，他认为如果要用德行来取士，那么就等于是鼓励大家造假，因为“德行”是没办法客观衡量的，它没有一个刚性标准，没办法量化。就像现在每个省的高考改革方案都是要将综合素质测评作为高考录取参考，但是实行了几年，哪一个省把它作为了参考？没有，因为没办法参考。
苏东坡也是这样的，他认为没办法以德取士，如果硬要这样的话，会出现“勇者割股”，“股”是指大腿。我以前是研究隋唐史的，所以说对我们陕西、关中一带的历史也有所了解。唐代人记载，以前人最孝的举动就是“割股疗疾”，就是家中父母病重，最后实在没办法治好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大腿肉割一块下来，放到药里煎，煎完以后给父母喝，父母喝了药以后病就好了。我觉得可能是心理治疗的原因，孩子那么孝，中国人以前是很相信人肉的，因为人肉是大补的。（笑声、讨论声）真的是这样的，隋代的时候，有这样的事发生在我们的关中大地上，发生在八百里秦川，这在古代是不奇怪的，古代许多民族都有吃人肉的习惯。隋末时天下大乱，打仗的时候有个姓朱的人，他就在长安这一带讲过，他吃过很多人肉，他后来说过一句名言，《隋书》里面都有记载，他说：“食之美者，无过于人肉。”（惊叹声、讨论声）这是白纸黑字，有真实记载的，司马光《资治通鉴》也转录过来，记载得很清楚。黄巢起义军在这边打仗时，也是一样的，打仗行军没有粮食，把死人肉用盐腌了当作粮草，随着部队用车载着转移，这个我就不再详细讲了，讲下去讲不完了。（笑声）还有，考察德行取士会导致“怯者庐墓”，古代父母死了，要守孝三年。不像现在，我们以前还带一个黑纱，现在城市里连黑纱也没了，现在真的是孝道越来越淡薄。但是以前是父母去世三年内不能当官、不能结婚、不能生孩子，什么都不能。“庐墓”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东汉，学教育史的人都知道，汉代要推举孝廉，就是有德行的人，综合素质很好的人。这个人的父母死后，他不仅守孝，而且在墓道里住了五年，住在墓道里是很难受的，他还住了五年，当然有人照顾他。结果就认为他很孝，于是被推举当了地级市的大官。后来有人揭发他，说他这个人造假，因为他五年内生了四个孩子，（笑声）一般守孝时要禁欲，但是他住在墓道里的五年内还享受“齐人之福”，他的妻子生了孩子而且生了四个，这明显是假孝。所以说古代对德行的考察和现代对高考综合素质评价有点像，要看一个人的综合素质怎么样，平时表现怎么样，基本上做不到，因为这个表现怎么量化，老师给这个大学的学生参考成绩写的全是很好的，这个怎么评比呀？就像我们中国导师推荐你到美国高校的推荐信，美国高校基本是不参考的，因为参考这个的话，学生个个都是“圣人”，都很好，很难比较和确定到底谁更好？
元明清时期，各省贡院的中心位置都有一座名为“至公堂”的建筑，它将“至公”理念具体化，也是考试公平性的象征，在明代，科举已被人们视为天下最公平的一种制度，以致有“科举，天下之公……科举而私，何事为公”之说。就像现在老百姓讲的，高考就是现在最公平的一种考试制度，当然作弊是另外一种形式，不作弊的话，高考是最公平的。当时也是这样，人们认为科举是天下最公平的，这个言论我们以往很少了解到，实际上这样的言论很多，但是以前被有意识地遮蔽和筛选掉了。现在的高考也是这个样子，考试研究界好多人都举一个陕北人的例子，说教育部考试中心一位副主任在延安碰到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农，问他对高考的看法，这个陕北老农讲：“高考好，我的娃认真读书，他就上大学了，县长的娃不认真读书，就上不了大学。”他讲的是最简单、最朴实的道理。不用高考，你以为老农的孩子能上大学吗？一定是县长的孩子上大学，如果你看综合素质、看表现，县长家里可能有钢琴，和老师关系好，肯定是他上大学，怎么能让陕北老农的娃去上大学呢？实际上科举也是这个样子的，大家都一样。明代还有人说：“我朝二百年公道，赖有科场一事。”我们现在的教科书都讲古人怎么批判科举，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
好，第一个问题讲得比较详细，下面的问题讲得稍微简单一点。现在谈一下科举评价的变迁。现代人对科举往往是盲目批判的多，真正了解的少；人云亦云的多，独立思考的少。当时间过去了一个多世纪之后，冷静代替了激愤，理智代替了情绪，我们对待科举，不应再一味地嘲讽和批判，而应在了解的基础上再做分析，对科举不能再像以前一样批倒批臭了。过去我们对科举的评价往往是以偏概全的，比如说多数人一提起科举，就会想起“范进”“孔乙己”这样的形象，但是实际上你想一想，《范进中举》《孔乙己》这样的文章是文学作品，是虚构出来的人物，不是真实的人物，当然在一定程度上范进、孔乙己也反映了当时历史的部分真实情况，当时肯定也有类似的事情，有原型。作家吴敬梓、鲁迅也不是凭空捏造的，也是见过类似这样的人，它反映了一定的历史真实，但是它毕竟是小说，说到底它还不是完全的历史真实。比如说古人对科举的评价，往往也与自身的体验与经历有关，金榜题名者与名落孙山者对科举的感受是大不一样的。《范进中举》的作者吴敬梓写了《儒林外史》，范进是一个屡试屡败的才人，考举人一直考不上，所以他对科举非常讨厌。就像我们现在在座的讲，高考好不好？在座的可能觉得还可以，考不上的人未必是这样，你要是问他高考好不好，他的答案可能是不大一样的。鲁迅也是这样，他自己当然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但是他的祖父因为科举考试作弊被抄家、被判刑，所以他的家道就这样中落了，但是所有的作品都没有讲他的家道为什么中落，因为是科举作弊。（笑声）所以他对科举有一种天然的讨厌，所以我讲这是因为一种个人的经历影响到了对科举的看法。
而历史真实的科举人物是怎么样的呢？科举是否能选拔真才呢？我认为科举可以选拔当时历史条件下社会的真正人才，范进、孔乙己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举一些真实的人物：民族英雄文天祥、史可法、林则徐都是进士，而且文天祥还是状元；文学家白居易、柳宗元、欧阳修、苏轼，这些大牌的、一流的文学家都是进士，包括柳公权、颜真卿这些书法家都是进士，而且柳公权还是状元；像包拯、海瑞这些著名清官都是进士；科学家沈括、徐光启都是进士，宋应星是举人。这些人都是典型的例子。我曾经做过统计，从隋唐到明清，大部分文学家都是进士或者举人。这些都是大家知道的真实人物，但是我们以前的教科书哪里有讲他们的，真正的科举人物不讲，讲的都是“孔乙己”“范进”这种人，你看“**”中造成的以偏概全的负面影响有多大。还有像教育家韩愈、朱熹、蔡元培等，都是进士，科举时代最大牌的教育家就是这三个吧，当然孔子时代没有科举，如果有的话，宋代人也讲，如果孔子生在今日，他一定会去考试，而且会考上。（笑声）可是在过去以偏概全的灌输下，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甚至是古典文学专业毕业的硕士生，不知道大部分文学家都是进士出身。我们教育学专业毕业的、甚至是中国教育史专业毕业的研究生，都不知道这几个著名教育家是科举人才，你可以想象过去是怎么以偏概全的。科举是否能够选拔真才？我认为是可以的，在当时的历史社会条件下是可以的。当然，当时选拔人才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会电脑、会PPT，（笑声）这个情况古今不一样。
当时的进士殿试卷子，字都写得很好，而且大部分都是考场上就能写出的字。我看这个真的是素质教育，书法写这么好的人，文化素质一定不低。
但是我们多年来，把科举看成一个很坏的东西，因为是被批倒批臭、负面的、以偏概全的印象造成的，所以科举变成一个很负面的词。南方朔曾说：“多年来，包括台湾主张‘联考万恶论’者，一般都简单地把联考比喻为之前的‘科举’，这是一种欲把要达到的对象‘妖魔化’的手段。”因为科举制本身被妖魔化了，现在亟须还原它的本来面目。
过去是“一元史观”，简单片面地划分历史人物进步与否的办法是：凡是批评科举的则说明其进步而受到肯定，若说科举好话则属于落后人物。同一个人的不同言论，若是反科举的则是进步的、有见识的，若是肯定科举的言论，则属于落后的、没有批判精神的，而且多数论著往往有意无意中省略肯定科举的人物和言论。这方面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原来说书院，20世纪80年代以后都说书院很好，其实70年代说书院是不好的，和科举一样，也都是负面的名词，后来又说它好，说书院有很多大师，王阳明、张载、朱熹，还说书院具有反科举的传统。实际上不尽然，这些著名的书院大家，宋明理学的大师，从朱熹到王阳明，绝大多数都是进士，包括程灏，也是进士。实际上朱熹有批判科举的言论，也有讲科举还可以的言论，他从来没有反对学生考科举，因为他自己就是进士。就像大学教师自己是博士，跟大家讲你们都不要读博士，那怎么可能呢？因为自己考上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不是以身作则。其人不正，焉能正人？
我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我们知道，梁启超在“戊戌变法”中批判科举，我们的中国近代教育史书把他批判科举的言论都摘进来，可是他讲科举好的言论全部被省略掉，根本看不到，哪一本教科书看得到？比如说他讲：“科举，法之最善者也……世卿为据乱世之政，科举为升平世之政。”他讲科举非常好，是选拔人才中最好的方法。而且在1910年，科举制被废止5年后，他有一段著名的话：“夫科举，非恶制也，所恶夫畴昔之科举者，徒以其所试之科不足致用耳。”他说科举制不是不好的制度，戊戌变法时他批判科举制，是因为科举制没有学以致用。但是戊戌变法失败，他逃到日本后，他看到美国借鉴了中国的科举制，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1893年，美国改用这种考试的办法开创了政治上的新纪元。德国、日本也参考了这种科举办法，“世界万国中行此法最早者莫如我，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一人之发明也，自此法行而我国贵族寒门之阶级永消灭，自此法行，我国民不待劝而竟与学，此法之造于我国也人矣，人方拾吾之唾余以自夸耀，我乃惩末流之弊，因噎以废食。其不智抑甚矣，吾故悍然曰：复科举便”！ 在1910年，梁启超正式提出要恢复科举，这在以往基本上很少有人知道。他当时也是冒着被别人批判很封建、很落后的风险来提出要恢复科举的，但我们以往的教科书和研究材料都把这一段给省略掉了，不去谈这个。拼命讲戊戌变法时他批判科举，但是后来他讲恢复科举就没有人讲，这就是“一元史观”、以偏概全，是经过筛选的言论。
（展示PPT：孙中山的观点）孙中山的观点更典型，他在很多场合都说科举考试有很积极的方面，这在我们陕西师大教育学院田建荣教授写的《中国考试思想史》里面有详细的介绍，我这个还是参考这本书上的。孙中山在私下里对话记录、书信都是讲科举，但是在公开场合他不讲科举，只说“古代的考试制度”，因为科举在民国初年还是很负面的名词，到后来建立“考试院”情况稍微好了一点，他说：“唐宋厉行考试，明清峻法执行，无论试诗赋、策论、八股文，人才辈出；虽所试科目不合时用，制度则昭若日月。”你看他给予科举高度评价，说八股文也是好的。孙中山是近现代最伟大的人，绝对比马英九、蒋介石、毛泽东伟大，他对科举制的评价这么高，但是我们以前从来不知道。1918年，孙中山甚至说：“往年罢废科举，未免因噎废食，其实考试之法极良，不过当日考试之材料不良也。”这和他前面的说法有点不一样，他前面说策论、八股文都能使人才辈出，不过他后来说科举考试制度很好，但是内容不好。
（展示PPT：胡适的肯定）胡适对科举也非常肯定，他说：“这种制度确实十分客观、十分公正，学子们若失意考场，也极少埋怨考试制度不公。”这和现在的高考一样，通过其他制度、其他方式来选拔，很多人对社会、对制度会有意见。高考你差一分没上线，没上重点线，没上我们陕西师大的录取线，他一般不大好责怪高考制度，因为永远只差一分没考上的人他最多怪运气不好，或者命不好，他不大会责怪政府，因为政府、社会给了你机会，他最多怪自己出身不好，当然我们陕西这里出身还是好的，陕西高考的分数线还是比人口大省、重点高校很少的省好，比河南不知道好多少倍，我们这里“211”的高校有8所，“985”院校也有3所，所以我们陕西虽然是西部，实际上比福建的高等教育要发达得多。
（展示PPT：钱穆的颠覆性言论）钱穆是国学大师，对以往批判科举的言论也有颠覆性的说法。他在1951年就说：“清末人却一意想变法，把此制度连根拔去，民国以来，政府用人，便全无标准，人事奔竞，派系倾轧，结党营私，偏枯偏荣，种种病象，指不胜屈。不可不说我们把历史看轻了，认为以前一切要不得，才聚九州铁铸成大错。”他为科举制度的平反是非常彻底的，他认为废科举的做法是错误的，包括孙中山也有一点这个意思，“因噎废食”就是这个意思。
（展示PPT：杨为学的观点）包括现在很多人也提出为科举制平反的观点，曾经担任过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十余年的杨学为先生曾谈到，20世纪60年代以前念书的时候，读的书、听的报告，几乎都说科举及其考试不好，当然他也这样认为，后来从事考试工作，又查了一些资料，才感到原来的认识不全面，转而认为考试是中国的伟大发明，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可以和“四大发明”相媲美。这个评价可以说是很高的。
复旦大学的教授葛剑雄认为：科举制不愧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杰作”，其积极作用值得我们继承和发展。复旦大学的另外一个教授蒋德海发表一篇文章说：“在传统中国文化中，科举制在中国近代受到的遭遇恐怕是最缺乏理性的，由于科举制的废除，中国干部人事裁判制度实际上倒退到科举制以前的诸形态。”“科举制以前诸形态”大家想想是什么形态，九品中正制、察举制，还有就是世袭制，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太子党”的制度，都是比较落后的，他认为是倒退到科举之前的，在“**”中这个人可能会被抓起来的，（笑声）中国干部人事裁判制度实际上倒退到科举制以前的诸形态就是倒退到“察举制”那些制度去了。现在制度比较开明了，所以说他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
我认为科举制就是一个选拔官员的考试制度，它本身不见得就那么恶，将科举骂成罪大恶极实在不够客观全面。“科举” 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词语，远非以往的“恶谥”那么简单，我们不应将其看成一个贬义词，而应该把“科举”看成一个中性词来对待。当然现在在有的人眼中已经是一个褒义词了，人们已经逐渐改变过去的看法了。
（展示PPT：《科举百年祭》）特别是2005年，也就是科举制被废止100周年的时候，9月2日，厦门大学举办了“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后来我们还出版了《科举百年祭》的论文集，当时对科举制有一个比较正面的评价，包括我也发表了一篇文章，直截了当，题目叫《为科举制平反》，到现在还有一些教育学界的前辈说怎么科举能够平反呢，这个科举是坏的，他不大了解。包括前教育部教育副主任柳斌发表文章说，有一个学者说什么为科举制平反，这个就不了解过去的东西。实际上我认为是他不了解。（笑声）为科举制平反，我是有理有据的，我的论据谁都驳不倒，但是他就是不同意你的论点，有什么办法。但是不要紧，你看《新华文摘》就把它转到封面文章里面去了，而且还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以至于这一年因为这篇文章和其他研究科举制的文章，（展示图片：2005年度文化人物入围）2005年新浪年度文化人物入围12个，在下也在这里面。（笑声、掌声）其他几个都是大牌的，你看这都是些什么人，金庸、刘心武、贾平凹、纪宝成，纪校长是很厉害的，他提出要恢复中国传统节日为国家法定节假日，真的是功德无量。还有李欧梵大家可能不认识，他是香港人，还有陈丹青，大家可能知道一点，靳尚谊是中国美术学院的院长。季羡林老先生是我们景仰的，阎崇年，在百家讲坛讲过的。所以你看像我这样的小人物能够置身在这里，说明我的观点还是为多数人所认可的，绝大多数人认可。但是不了解的人不认可，他还停留在“**”中将科举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的人，那他是不能理解的。
为科举平反之所以被提出来，还受到了外部因素的刺激，一个是韩国对待科举的态度，还有越南珍视科举的启发。他们这两个国家也长期实行科举制度，但是他们直到现在都把科举制度认为是一笔非常珍贵的遗产。（展示PPT：韩国历史上的科举考场）韩国对待科举制度是非常正面的，历来都是非常正面的，在1994年，韩国科举制度被废止100周年的时候，他们由中央政府在汉城，现在叫首尔那边举办了一次纪念韩国废止科举制度100周年的一次模拟科举考试，所以你看，百年之后，韩国再现科举考试盛况，完全穿过去的服装，用毛笔和宣纸作答，考的还是汉诗，与科举考的是一样的，考完发榜以后还要进行状元游街，首尔市内万人空巷，非常的隆重。而且现在不单单是首尔，连地区一级的，比如说“道”啊，下面的那些“州”啊，他们也都举行以前的科举考试，这个是地方的科举考试，他们把科举考试看成是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每年举行这种模拟的科举考试，是为了它作为一种复兴文化传统的方式。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它有点类似于“端午祭”这种仪式，如果我们把科举考试一直看作一个负面的东西，有朝一日，韩国人把科举制当作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去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我不知道中国人会做何感想？所以我说，为科举制平反，“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鼓掌）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