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博士教育创新力的影响因素研究02

（3）高校类型与压力来源

基于不同高校对博士生的要求和期待不同，本研究对“985工程”高校和“211工程”高校的博士生的压力来源进行了对比分析。从图3-55可以看出，两类高校的博士生面临的最大压力均为“科研进展”，但“985工程”高校的博士生相对于“211工程”高校的博士生，在“最终能否获得博士学位”“家庭期待”以及“未来能否获得满意的职位”方面面临的压力更大。“211工程”高校的学生在“社会期待”方面面临着比“985工程”高校的博士生更大的压力。另外，统计结果也显示，“985工程”高校的博士生在经济方面的压力最大，但在“科研进展”上的压力较小。这一结果令人困惑，这可能与学生理解压力的方式有关系。

图3-55 高校类型与压力来源

（4）攻读博士学位方式与压力来源

图3-56的统计结果较为明显地显示了全职与在职博士生的压力来源。在职博士生在“科研进展”“社会期待”方面的压力大于全职博士生，而全职博士生在“最终能否获得博士学位”“未来能否获得满意的职位”，以及“经济状况”“婚恋”和“家庭期待”方面的压力均大于在职博士生。

图3-56 攻读博士学位方式与压力来源

（5）学科差异与压力来源

基于不同研究领域对博士生的不同要求，学科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博士生对压力的感受。从图3-57可以看出，工学和理学专业博士生在“科研进展”“最终能否获得博士学位”上的压力普遍高于其他学科领域的博士生。在“家庭期待”“社会期待”以及“婚恋”上也是如此。文学和教育学专业博士生相对于其他领域，来自“社会期待”的压力更大，他们相对不那么担心“最终能否获得博士学位”。法学专业博士生在“科研进展”上的压力相对较小。

图3-57 学科差异与压力来源

9.博士生的规模与质量

规模与质量间的对立关系在博士教育中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从表3-115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在问及“博士生的规模与质量”相关问题时，题项5和3得分情况明显高于其他题项。大多数人认同“博士学位成为很多人沽名钓誉的工具”以及“博士培养目标不明确使得博士生群体的质量参差不齐”。然而，对于“导师或机构科研水平低”“在职读博人数低”“博士生人数太多导致质量不高”等问题，多数人倾向于保持“中立”的态度。（见图3-58）这一价值倾向尤其体现在“规模与质量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方面，选择“完全不同意”和“完全同意”所占比例差别不大，主要集中在“不确定”上。（见表3-116和图3-59）从这一题的分析来看，质量与规模间并不一定是对立关系，核心问题依然是培养目标是否明确。

表3-115 “博士生的规模与质量”维度内部各题项的数理统计

图3-58 博士生质量与规模间的关系

表3-116 被试在“规模与质量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一项上回答的信息统计

图3-59 被试在“规模与质量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一项上的回答信息的比例分布

此外，全职和在职博士生对规模与质量间关系的认同也存在一定差异。从图3-60可以看出，全职博士生在“博士学位成为很多人沽名钓誉的工具”以及“博士培养目标不明确使得博士生群体的质量参差不齐”上的认同度更高。尽管很多全职博士生认为过多的在职博士生可能影响了博士教育质量，但这显然未能获得在职博士生的认同。在职博士生对规模与质量间的对立关系感受较弱，这可能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他们并不愿意在这一问题上表达更清晰的态度。

图3-60 博士攻读方式对规模与质量间关系的认同情况

10.对博士就读学校或专业的选择

博士生选择就读学校或专业的因素到底是什么？这一题项主要试图回答这一问题。通过STATA12.0筛除缺失数据后，共获得1423个有效观测个数。从表3-117中可以看出，影响博士生选择就读学校或专业的最重要因素为“导师的声誉”“专业排名”以及“学校的声望”。“能否顺利拿到学位”以及“是否能提供良好的生活保障”也在博士生的考量范围内。而“入学考试是否容易通过”并不对博士生的学校或专业选择造成大的影响。

表3-117 “博士就读学校或专业选择”维度内部各题项的数理统计

图3-61 影响博士生选择学校或专业的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入学考试是否容易通过”的问题回答情况较为分散。详见图3-62。

图3-62 被试在题项5中回答情况的直方图

（1）性别对学校或专业选择的影响

从图3-63可以看出，不同性别群体在学校或专业选择上表现出了一定差异。尽管男性和女性都较为关注“导师的声誉”“专业排名”“学校的声望”以及“是否能提供良好的生活保障”，但女性认为“能否顺利拿到学位”和“入学考试是否容易通过”是她们在选择学校或专业时考虑的重要方面，她们较之男性也更重视学校所处的地理位置。但是，女性对能够提供良好的生活保障并没有男性期待的那么明显。

图3-63 性别对学校或专业选择的影响

（2）本科所在学校对专业选择的影响

从学校层次来看，本科在“985工程”高校就读的学生，相对于在“211工程”高校就读的学生，更加看重“导师的声誉”“专业排名”“学校的声望”“是否能提供良好的生活保障”等。而“211工程”高校的学生相对于前者，明显对“能否顺利拿到学位”“入学考试是否容易通过”以及“学校所在的地理位置”更加看重，而对“是否能提供良好的生活保障”并不看重。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

图3-64 本科所在学校对专业选择的影响

（3）攻读博士方式对学校或专业选择的影响

全职和在职博士生在这一题项上的选择既有一致，也有分歧。整体来看，全职博士生在“专业排名”“导师的声誉”“学校的声望”以及“是否能提供良好的生活保障”方面的考虑更多，而在职博士生在“入学考试是否容易通过”“能否顺利拿到学位”以及“对博士生的要求严格与否”等方面考虑更多。

图3-65 攻读博士方式对学校或专业选择的影响

11.导师与学生的指导关系

导师与学生的指导关系是博士生培养的关键环节。良好的指导关系利于培养更为优秀的博士生。在这一题项中，筛除缺失数据后，共获得1243个有效观测个数。从表3-118所显示的平均值来看，所有的调查对象均认同“导师的指导在博士训练中非常关键”，博士生必须获得导师的指导，但也普遍认为“很多导师缺乏对学生的学术指导”。这说明博士生们对当前导师们的指导工作存在不满。此外，一些博士生导师将过多时间用在与学术无关的事务上以及自身学术素养和责任感的欠缺，也影响了对学生的指导。

对于提及导师的“学术素养”“责任感”“博士生与导师科研项目”等较为敏感的话题时，多数被试选择偏向于“不确定”的中立性答案。（见图3-66）

表3-118 “对导师的满意度”维度内部各题项的数理统计

续表

图3-66 导师与学生指导关系现状

鉴于不同属性群体可能对导师与学生间的关系认同有差异，我们进一步分析了不同类型高校学生对导师的满意度。从图3-67中可以看出，“985工程”高校的博士生普遍认为导师将太多时间用于事务性工作，自己参与了太多导师的课题研究而相对忽略了兴趣导向的研究工作。这一群体对导师的学术素养要求更高，也对将自己作为研究“雇员”的现象表示担忧。总体上看，“985工程”高校的学生对导师的要求和苛责更多，而“211工程”高校的学生在“导师更关注博士生完成科研项目而非潜心于学术研究”维度上的得分高于前者。

图3-67 不同类型高校学生对指导关系的认同

研究领域不同，对导师的要求水平也存在差异。本研究选择了理学、工学、教育学和法学专业在这一题项上的得分进行比较分析。从图3-68可以看出，工学和理学领域的博士生在“很多导师将太多时间用于事务性或与学术无关的事务”“博士生疲于应付导师的科研项目”“导师更关注博士生是否完成科研项目”等问题上的感受更加明显。而教育学和法学专业的博士生尽管更加认同导师在博士生培养中的作用，但对导师的要求要明显低于工学和理学专业的学生。

图3-68 不同学科对指导关系的态度

12.导师的指导频率

鉴于导师在博士生培养中的重要地位，导师的指导频率可以看作是建立良好指导关系的重要指标。在这一问题中，共获得有效观测个数1327个。从统计结果来看，大部分的博士生都能够定期与导师会面并沟通研究和学习情况。不过平均每月才会与导师见面的比例也相对较高。关于“导师指导的频率”的问题，从“平均数”的得分上来看，被试的选择基本比较分散，即找导师沟通及沟通的频率因人而异，没有明显的一致性。但从“众数”来看，多数博士生“每周”都有机会与导师见面并沟通，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我国高校的博士生与导师的沟通频率较为理想。具体信息参见表3-119和图3-69。

表3-119 “导师的指导频率”维度内部各题项的数理统计

图3-69 博士生与导师会面的频率

（1）指导频率在学校层次间的差异

从学校层次来看，在指导频率方面高校间的差异较为明显。“985工程”高校的学生每周可以见到导师的比例明显高于“211工程”高校的博士生，侧面说明“985工程”高校的导师在学术指导方面要求更高。（参见图3-70）

图3-70 指导频率在学校层次间的差异

（2）指导频率在不同年级博士生间的差异

从图3-71可以看出，一年级博士生每周可以见到导师的频率要高于其他年级，主要原因可能是新生在第一年有课程学习的要求，而三年级博士生由于实习或其他方面的原因，见到导师的频率明显要低于其他年级的博士生。

图3-71 指导频率在不同年级博士生间的差异

（3）指导频率在全职与在职博士生中的差异

从图3-72可以看出，全职博士生每周见到导师的比例明显高于在职博士生，而在职博士生每月才能见到导师的比例更高。这一分析结果对博士生培养模式的改进很有价值。是让博士生全身心投入科研还是允许他们兼职或在职，是博士生培养中值得思考的问题。

图3-72 指导频率在全职与在职博士生中的差异

（4）沟通对象的选择

当询问被试“遇到学习困难首先会向谁求助”这一问题时，多数博士生都选择了“与高年级学生进行沟通”，其次是自己的导师，而求助同领域其他教师的比例较低。（见图3-73）这一分析结果说明，建立良好的科研团队对博士生的培养非常重要，博士生的科研工作更需要合作而非单独工作。

图3-73 遇到困难时的首要求助对象

13.导师选择的标准

导师对学生未来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具有重要影响。如何选择导师成为进入博士项目的第一步。在这一题项中，共获得有效观测个数1327个。通过调查发现，大部分博士生在选择导师的时候，主要基于导师的“学术影响力和学术声望”“研究方向”以及“对学生认真指导的良好口碑”。而多数学生的回答同时也显示，他们选择导师并不主要考虑导师的“社会影响力”“与导师的熟悉程度”以及“是否好找工作”，尤其是“导师的行政职务”等因素。以上回答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当前我国高校的博士生在选择导师时更看重“学术”因素，而非“行政”因素。但是，由于目前我国高校中存在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重叠，对这一问题回答的真实性有待深入研究。具体信息参见表3-120和图3-74。

表3-120 “选择导师的标准”维度内部各题项的数理统计

图3-74 博士生选择导师的标准

（1）不同性别在导师选择标准上的差异

在选择导师的标准上，不同性别的博士生可能关注的导师特质不尽相同。从图3-75可以看出，女性在“行政职务”“熟悉程度”以及“社会影响力”等几个维度上的认同度高于男性，这或许可以说明女性在选择博士生导师时更加“务实”。当然，这也可能与女性博士生在职场上的不利局面有关。

图3-75 不同性别在导师选择标准上的差异

（2）不同高校类型在导师选择标准上的差异

从图3-76显示的统计结果看，在一些关键的特质上，两类高校学生的选择并没有明显的差异。但是，“211工程”高校学生相对于“985工程”高校的学生而言，对导师的“行政职务”“熟悉程度”“社会影响力”以及“易于找工作”等较为“现实”的问题显然考虑更多。

图3-76 不同高校类型在导师选择标准上的差异

14.博士生的资助问题和科研条件

从对前述问题的统计分析发现，博士生的资助制度仍然是博士教育中的关键问题。在这一题项中，我们共获得有效观测个数1407个。在对“博士生的资助问题”子维度的调查中，绝大多数博士生普遍认为“国家对博士教育的投入水平远远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多数人认同当前的“博士资助水平低”。这也决定了被试在题项5的回答上普遍反对“经济状况对博士生的学习和科研影响不大”的说法。综合观之，“博士生的资助问题”已对博士生的学习、科研和生活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具体信息参见表3-121和图3-77。

表3-121 “博士生的资助问题”维度内部的数理统计信息

图3-77 博士生经济资助水平现状

当然，不同群体博士生可能对经济资助的态度，诸如数额以及重要行动认识存在差异。图3-78反映了全职和在职博士生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总体来看，全职博士生较之于在职博士生更认同资助过低，使得他们“难以体面地生活和潜心于学术研究”。

图3-78 在职与全职博士生对经济资助的态度

15.博士生的资助来源

博士生的资助来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对博士教育的重视程度。通过对博士生“资助来源”情况的调查可知，“国家每月的定额资助”是大多数博士生的首要经济来源，比例占81.64%；其次是“助教/助研”，占49.48%；第三则是“父母资助”，占42.51%。来自“兼职工作”“亲属资助”和“贷款”的比例相对较低。具体信息参见表3-122和图3-79。

此外，在这一题项中，不同属性或群体间并没有太大的差异。这一统计结果反映了目前我国博士生资助的普遍状态。

表3-122 被试选择“博士生的资助来源”的比例信息

图3-79 被试选择“博士生的资助来源”的比例分布

16.博士生的科研条件

在这一题项中，共获得1387个有效观测个数。数据显示，当前各类高校的博士生对参与导师的科研项目、学校的科研设施及图书馆条件等都持基本满意态度。这也说明博士教育的硬件设施近年来取得了较大改善，已不再是博士教育中的关键问题。具体信息参见表3-123和图3-80。

表3-123 “博士生的科研条件”维度内部各题项的数理统计

图3-80 博士生的科研条件现状

17.优秀人才流失的原因

人才流失，尤其是研究生阶段优秀人才的流失成为制约当前我国人力资源强国建设的重要因素。在这一题项中，共获得了1389个有效观测个数。通过调查博士生对于“优秀人才流失的原因”的相关内容，我们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出，大部分的博士生普遍认同国外的学术环境和科研水平优于国内、国外博士学位更具竞争力。从各题的得分来看，基本赞同对国内与国外博士学位应该一视同仁，依赖本国力量培养高水平人才是解决人才流失的有效举措，同时也认同国内需要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和学术大师。由此，可以推断出，“对国外高校的盲目崇拜”可能是博士生创新力培养的重要影响因素。（见表3-124）

表3-124 “优秀人才流失的原因”维度内部各题项的数理统计

续表

为了更清晰地研究人才流失的原因，研究者将上述题项中的同质问题进行了统计分析。从图3-81中可以看出，国外良好的学术环境和较高的学术水平是国内优秀人才流失的最主要原因。本研究也对这一维度进行了进一步分析。（见表3-125和图3-82）此外，诸如国内缺乏高水平大学和人才以及对国外博士学位的盲目崇拜也被认为是人才流失的重要原因。

图3-81 优秀人才流失的原因分析

表3-125 被试在“国外良好的学术环境和高水平的大学是优秀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选项中的信息统计

图3-82 被试在“国外良好的学术环境和高水平的大学是优秀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选项中的信息统计

（1）博士生对国外学位与国内学位的认同度

“国外博士学位是否比国内的博士学位更具竞争力呢”，关于这一问题，图3-83的统计分析做出了很好的说明。从图中可以看出，“国外大学的博士学位在市场上更具有竞争力”的观点显示出较高的认可度。不过这一观点存在其立论基础，那就是认为“国外的博士生培养质量确实高于国内”这一观点是当前我国博士教育亟待改革的重要原因，否则人才流失问题可能会更加严重。

图3-83 国外与国内博士学位竞争力对比

（2）有无国际交流经历的博士生对国内外博士教育竞争力的不同态度

针对有国际交流经历与尚无国际交流经历的人群对比研究发现，有国外交流经历的博士生更加认同“国外大学的博士学位在市场上更具有竞争力”和“国外的博士生培养质量确实高于国内”的观点。同时，他们也认为，“对国内与国外博士学位一视同仁”可能会改变目前人才流失的困境。此外，相对于其他群体，他们更加认同“对国外大学博士学位的崇拜将有损于我国博士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和声望”。（见图3-84）鉴于这些博士生具有国际交流经历，他们可能会有意识地对比中国与一些发达国家的博士教育，因此他们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我国博士教育与国际的差距。

图3-84 有无国际交流经历的博士生对国内外博士教育竞争力的态度

18.对未来的职业规划

未来的职业选择不仅会影响博士生的入学动机，也会影响博士生的学术态度。从调查情况来看，分别有69.2%和51.6%的博士生对未来的职业生涯规划是进入“大学”“科研组织或机构”工作；其次分别是在“国有大中型企业”“党政机关”“出国（博后或工作）”和“外资企业”工作；选择读“博士后”的占16.6%，选择“创业”和“私人企业”的比例则更小。（见表3-126和图3-85）

表3-126 被试“对未来职业规划”回答情况的信息统计

续表

图3-85 被试“对未来职业规划”回答情况的比例分布

19.对中国目前博士教育的总体感受

作为开放题，我们询问了被调查者对目前中国博士教育的总体感受。结果显示，接近六成的被试对我国博士生教育水平持并不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尽管我国博士生教育水平在不断发展，但“近年来并未有多大改进，与国际一流水平相比仍然有较大差距”，仅有41.6%的博士生认为“我国博士生教育水平总体在不断改进，国际竞争力在不断提升”。博士生群体的这一主观感受，势必会对他们在学习和从事科研活动中创新力的培养产生一定的影响。（见表3-127和图3-86）

表3-127 被试“对中国目前博士教育的总体感受”回答情况的信息统计

图3-86 被试“对中国目前博士教育的总体感受”回答情况的比例对比

（五）我国博士教育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基于统计结果的分析

博士教育体系作为社会大系统的组成部分，其水平高低和系统特点都受到诸如民族文化、教育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博士生只是其中的一个变量，仅对他们的调查显然不能反映博士教育体系的所有问题。但是，博士生作为博士教育的主体，对待研究和学习的态度将直接或间接决定着博士教育的整体水平，也影响着国家未来经济与科技的发展。对博士生的深度调查，可以部分反映我国当前博士教育的水平及其存在的问题。

1.博士教育定位模糊，入学动机“异化”

相对于教育系统中的其他子系统，博士教育在整个高等教育领域内的变革相对缓慢，这部分源其以追求纯粹知识、与现实世界隔离的价值定位，即只培养那些精心挑选、具有自己独特视角、拥有崇高价值观的人，博士生们常常是出于知识本身而去追求知识，而非实现社会某种功能的机器。遵循这一最古老的价值定位，博士教育一直以“高深研究”为其合法性基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不同教育哲学理念的更替，博士教育的这一传统并未改变。尽管博士生们的研究不再需要远离实际需要而保持“知识”的纯洁性，但从事原创性基础研究依然是评价博士生们科研工作的主要标准。在很多国家，对博士候选人的要求尽管是多元化的，但是否具有研究兴趣和研究潜力往往是能否进入博士招收的首要标准。基于此，考查入学动机，能够反映博士教育的现状和未来发展水平，因为动机是推动人从事某种活动，并朝一个方向前进的内部动力，是为实现一定目的而行动的原因。动机具有引发、指引和激励功能。只有符合博士教育本质的入学动机才能指引博士生潜心于学术研究，才能为国家的科技创新做出贡献，而动机的“异化”将会弱化一个国家的博士教育水平。

从此次统计结果来看，大部分博士生认为博士教育的主要目标是从事学术研究（均值为5.7），但在询问他们“攻读博士学位的动机”时，相当一部分人还是将博士学位作为提升未来职业竞争力的工具（见图3-87），缺乏明确的定位和目标，这使得博士生群体的质量参差不齐（均值为5.14），还有部分人将博士学位作为沽名钓誉的工具（均值为5.3）。这一现象不仅与社会的用人制度有关，更为关键的是博士生、用人单位和其他的利益相关者对博士教育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并不明晰。

图3-87 博士候选人最主要入学动机排序

2.导师与学生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亟待形成

博士生与教师的关系被认为是影响学生学习质量最重要的方面，但很多研究表明，师生之间的指导关系是博士教育中最令人失望的方面。从此次的调查来看，大多数博士生认为导师的指导在博士生的培养中非常重要（均值5.91），导师的声誉不仅是学生选择哪个导师的最重要标准（均值为5.63），也直接决定着博士生未来的科研发展和创新水平。从图3-88中可以看出，导师的学术水平和声望、研究方向以及导师对学生认真指导的良好口碑是博士生选择导师的重要指标。

图3-88 博士候选人选择导师的重要性指标排序

很多博士生认为，一些导师将过多的时间用在事务性工作中或自身有限的学术素养，导致缺乏对学生的学术指导。相当一部分学生与导师会面的频率较低（“每月一次”选项的均值为4.31）。当然，不同学校间，导师的使命感也不尽相同。例如，在统计中发现，“985工程”高校的导师对学生指导的频率相对较高。

3.资助方式单一且总量不足，难以保证博士生潜心科研

不论在博士教育发展的哪一阶段，“经费”都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博士教育从事高深研究的目标定位使得博士生需要长时间的学术积累并长期潜心于研究，个人才能在特定领域取得原创性的研究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博士生比其他教育层级上的个人更需要有稳定的经济资助。

给予博士生足够的生活和科研资助是当前很多国家博士教育改革的主要目标，也是很多发达国家吸引世界一流人才的主要手段。我国博士教育资助方式和水平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存在明显的差距，多年来也没有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而有显著改善，这也是当前我国博士教育中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在本次调查中，大部分博士生认为当前国家对博士教育的投入水平远远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均值为5.6），这使得博士生难以体面地生活（均值为4.86）和潜心于科学研究（均值为5.04）。统计结果显示，此次调查对象的平均月收入为2046元，当然，这一资助水平在学校、学科与地域间也存在差异。大部分理工科学生由于要参与导师的科研项目，相应地获得的科研补助相对高于其他学科的学生。但从总体而言，博士生的资助水平与日益增长的消费水平和经济收入水平不相匹配。

除了资助总量外，博士生的资助方式仍显单一。国家每月的固定博士生生活补助是博士生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81.64%），其次为助研/助教（49.48%）、父母资助（42.51%）、兼职工作（31.95%）、配偶或亲属资助（19.25%），位居最后一位的是贷款（7.38%）。数据显示，贷款是博士生们最不愿意去获取的经济援助方式。

4.国内博士学位的竞争力日渐丧失，学术环境仍需改进

在全球化的今天，教育国际化成为不可阻挡的力量，国家之间对优秀人才的竞争已成为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饱受优秀人才流失之苦，大量的优秀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前往发达国家攻读博士学位。获取学位后，相当一部分人选择留在学位授予国工作。在一个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竞争力的时代，我国已逐渐意识到人才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根本，出台了大量吸引本国人才回国服务或就业的政策，并从工作、生活等各个方面提供了较为优越的条件。

在人才吸引政策中，是否拥有国外博士学位成为最为重要的人才衡量标准。国内人才吸引政策以及用人单位对“国外博士学位”的认同及推崇，不可避免地将国内的博士学位置于“劣势”地位。国内的博士毕业生在有限的学术劳动力市场上面临着更加艰难的处境。这些政策目标是把“双刃剑”，一方面能够吸引高水平人才并促进国内博士生培养单位改进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另一方面也“鼓舞”着更多的学生前往教育发达国家接受博士教育，一定程度上恶化了本国的博士教育环境。从本次调查结果来看（见图3-89），大部分被试同意国外大学的博士学位在市场上更具有竞争力，但同时也高度认同人才培养应主要依赖本国力量而非国外。

单纯地“留”住优秀学生不接受国外博士教育并不是解决人才流失的有效方法。国外大学良好的学术氛围、优秀的导师队伍以及相对优厚的经济资助，使得其博士教育更具吸引力，这是我国博士教育改革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图3-89 被试对国内与国外博士学位价值的认同

（六）提升博士生创新能力的政策建议

1.从政策供给上，完善博士教育相关制度的建设

198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以下简称《学位条例》），标志着我国学位制度的建立。学位制度的建立，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时任教育部长的蒋南翔后来曾在一次讲话中说：“建立学位制度是促进我国教育和科学事业向前发展的一个重大步骤”，“是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里程碑”。[2]当时建立学位制度的目的，概括起来是三个“促进”、一个“适应”。三个“促进”：一是促进我国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主要是培养大量的博士、硕士；二是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三是促进教育和科学事业的发展。在试行学位制度初期，培养出来的硕士、博士主要充实高校师资和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我国当时主要希望通过这三个“促进”，来达到一个“适应”，即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从三十多年的经验来看，学位制度的建立，对培养、选拔、使用专门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专门人才起了很大的作用，对国家经济、科技、教育和文化各方面的发展，都有促进作用。[3]从学位制度建立的过程来看，博士教育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是从硕士生中选拔出了一些优秀的学生直接授予了博士学位，而博士生导师也是临时破格提拔的，因此它的建立是恢复教育文化事业、与国际学位制度接轨的需要，更是为百废待兴的经济发展培养专门人才的现实需要。随着博士教育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很多国家纷纷开展博士教育改革，推出相关政策，提升博士教育质量。例如，在美国，研究生院委员会在2005年发布了《21世纪的〈国防教育法：对研究生教育的新承诺〉》白皮书。报告认为，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凭借着在工业和制造业方面的优势，美国成为一个空前繁荣和富强的国家。美国的教育体系，包括从幼儿园到研究生院，对促进新美国的形成贡献了重要力量。这一系统为美国输送了高素质的劳动力，满足了公共部门、私营机构和非营利组织的需求。然而，未来美国的经济成功以及国家的安全要求各层次教育采取新的战略，要求重构高等教育，对研究生教育而言更是如此。2007年，美国研究生院委员会发布了《研究生教育：美国竞争力和革新力的支柱》。这一报告认为，大众对美国的未来竞争力有一种自满的情绪，他们认为美国在21世纪仍然会继续领导世界的经济发展，仍然会继续吸引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为其服务。但随着一些国家的崛起和国际竞争的加剧，这种自满的情绪到了应该得到纠正的时候，尤其是作为国家创新力和竞争力支柱的研究生教育应该首先引起重视和改革。这一报告从大学、商业精英、政策制定者的角度对提高研究生教育在国家创新中的作用提出了一些详细的策略。

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博士教育相关政策的制定，尤其是围绕如何提升博士教育质量和创新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相关政策供给不足，这使得博士教育这一与国家创新联系最为紧密的体系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再有就是《学位条例》自1981年实施以来，并没有根据变化了的社会经济环境而相应地做出调整，这使得博士教育制度建设远远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2007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人事部决定在所有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开展博士教育质量调查工作，这是中国学位制度恢复与创建三十多年来最大规模的博士教育调查项目。但是，此次调查仍没有引发职能部门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国家相关部门应提升对博士教育重要性的认识，积极推进博士教育相关数据的收集和实施现状调查，更好地推进我国博士教育的发展，吸引和培养高水平人才。

2.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导，多元化的博士教育投入机制

在博士教育投入机制的改革上，我们应以政府投入为主导，统筹学校自筹经费、导师科研经费、助学贷款、社会捐助等多渠道经费来源，形成国家奖学金、普通奖学金、“三助”岗位、助学贷款、学费补偿贷款代偿等多种形式有机结合的，公平与效率、标准与层次、范围与项目、学研与就业相互统一的多层次、宽领域、全覆盖的博士生奖励资助体系。

政府投入资金用于设立国家奖学金、普通奖学金；高校以按规定比例从事业收入提取资助经费等方式自筹资金，用于设立教学助理、管理助理岗位和加强普通奖学金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力度；助学贷款用于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解决学费、住宿费问题；社会捐助资金主要尊重捐助人意愿使用。国家奖学金注重效率，激励学生全面发展；普通奖学金、“三助”岗位、助学贷款注重公平，解决学生在校研读期间的经济困难；学费补偿贷款代偿注重就业导向，引导和鼓励毕业生选择国家最需要的岗位工作。

3.建立以研究为导向的、科研与教学紧密互动的博士生培养模式

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理想关系是以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支撑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以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支撑高水平的科学研究，二者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美国等教育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积极参与科学研究活动，不仅是推动国家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的需要，也是学科发展的动力，同时还是提高博士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事实证明，研究生培养与科学研究的一体化是美国研究生教育成功的重要原因。

目前，我国博士生在高校科研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显著增强，已成为科研创新、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生力军。但是，一方面，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尽管我国绝大部分研究生在培养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参与了导师的课题工作，但科研项目的立项管理与博士生培养制度之间的有效互动机制尚未形成，特别是依托科研项目促进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内在机制尚未建立。此次调查发现，大部分博士生认同积极参与导师课题是博士生的有效训练方式（均值为5.44）。因此，在课题研究和课题立项上，应鼓励博士生以助研的身份参与课题研究，导师的科研立项应明确培养博士生的数量；允许导师从科研经费中划拨出专门的经费作为博士生的研究津贴。在博士生招生方面，导师应按照课题研究的需要公开向海内外招聘人才；鼓励博士生的研究向纵深化发展，避免博士生参与过多研究主题不一致的研究项目或课题。

以高声望的高等教育体系吸引世界优秀人才是发达国家的一种新“殖民”方式，而诸如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人才大量外流，尤其是在博士教育阶段，损失惨重。印度媒体将这一现象喻为“奶牛现象”[4]。因此，深化博士教育体系改革、实现自身的“造血”功能是实现人才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博士生教育的重要性沿着两条线路展开：首先，博士教育培养了大量实施创新的主体，即高质量的研究人员和学者。他们是与国家利益相关的重要研究项目的积极参与者。其次，博士生的科研活动能够促进科学的创新，或者说博士生的研究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知识创新的过程。杰姆斯（James）等人通过对一百多所研究型大学的数据分析，发现在其他变量稳定的情况下，大学教师的研究生产力（可以用出版物或引用率来测量）与一所大学博士生数量的多寡有着紧密的关系。[5]马斯库斯（Maskus）等人利用国家统计年鉴的研究也发现，保持其他变量不变，科学和工程领域博士生数量的增加与专利申请、大学获得专利和非大学获得专利的数量增加有着紧密的联系。[6]

我国的博士教育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不论在质量上，还是规模上都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仍然面临着质量和声望危机，博士教育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中薄弱的环节。实施多元化的博士教育投入机制改革，建立科学研究与博士教育紧密互动的培养模式和以科研为导向的导师负责制应该是当前我国博士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