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应当是思想者

我考上大学时已经28岁，按现在的年龄算，博士也该毕业了。在大学读书，虽然没有白发老童生的悲苦，但和一帮比自己小10岁的同学在一起，多少有些不习惯。记得那时大家好像只想着“要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读起书来近于痴狂，而发表意见却很谨慎。

“知识分子”不应当满足于他人告知的知识或思想。特别是教育者，如果自身没有独立思考的意识，他的学生也就如同标准的罐子，只能接受机械地灌输。1978年秋天，我混在高校马列教师和省级机关干部中听胡福明的“内部报告”，胡福明当时是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他执笔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全国性的讨论。他在报告中说到政治运动伤害了知识分子，说到“大跃进”是错误，说到应当替彭德怀平反，说到“文革”是灾难，说刘少奇根本不是叛徒、内奸、工贼……坐在我周围的几个高校政工干部在议论，骂他“胡说”，“早晚坐牢、枪毙”。20多年后我见到胡福明，说起当年那场内部报告，我们都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变感慨不已。解放思想，要靠知识分子的自觉；任何行政措施，都不可能让知识分子真正地有自己的思想。当年胡福明独立思考、探寻真理的那种勇气，曾长时间地影响过我。

有时我很不解，一些教师不具备教育者应有的文化和文明素养，但自我感觉却非常好。20世纪80年代，学校每星期都有固定的“政治学习”活动，干部读文件、读报纸，然后大家讨论、表态，说点假话，或者干脆开“哑巴会”。我当时想过，那种20年不变的“学习”模式也是知识分子缺乏独立思考意识的原因之一。进入21世纪，管理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又出现了新倾向。一些学校的讲坛基本由校长包场，成年累月宣讲，不厌其烦；有的学校甚至编印校长语录，到处张贴校长照片；一些教育行政部门的干部和校长，嘴里说一套，行动做一套,教育口号和教育行为严重背离……在这样的氛围下，教师独立思考的品质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20世纪80年代的环境比较宽松，教学任务没有现在这样繁重，可以读一些书。当时学术界开始注意介绍世界先进的教育理念。我读了一些书，人才观逐渐变得明晰了。教师没有正确的人才观，就不可能实施有效的教育教学。多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学校能培养会种水稻的农民和培养出水稻专家袁隆平一样有意义。”有人认为我的话有些“昏”，然而我至今不明白这种观点有什么错。如果让一个不懂种水稻的人来管农民，立刻能看到灾难；同样，如果我们让不懂教育的人来管教育，灾难则出现在明天。

2004年，南京一家报纸以所谓“高考之痛”为话题，引发了一场大范围讨论。我在《南方周末》撰文表明了自己的立场，痛陈应试教育弊端。那段时间我遭受的攻讦颇为猛烈，对方显示出“群众基础”，我则像是单枪匹马。但我坚持认为，课改和素质教育是改造中国教育的唯一道路，教育已经无路可退。几年过去了，究竟当初哪种判断是正确的，早已不言自明。当年的讨论大家好像不愿重提，倒是我时常重温旧事，如果大家都能明智一些，何至于有今天的困境？

作为面对现实的思想者，会是痛苦的，但这总不会辱没“知识分子”这个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