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批判封建旧礼教和旧教育
《狂人日记》[6]
本篇最初发表于1918年5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后收入《呐喊》。
这是鲁迅第一部用白话文写的小说，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尖锐地攻击封建道德为“吃人的礼教”的短篇小说。
这篇小说的发表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也有着鲁迅对当时社会、对封建道德毒害的深刻认识。鲁迅本来对辛亥革命抱有很大的希望和热情。但是辛亥革命并未成功，只赶跑了一个皇帝，剪掉了几根辫子，新政权落到军阀官僚的手中，其间又经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一些遗老遗少仍然在提倡尊孔读经。鲁迅感到失望和苦闷，于是躲到绍兴会馆里一面抄古碑，一面思索着中国的未来。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到创作这篇小说的缘由。一天老朋友钱玄同来，劝他为《新青年》写点文章。开始他不愿意写，便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钱玄同则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鲁迅似乎被说服了：“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而且“便一发而不可收”，写了《孔乙己》等十几篇。
鲁迅在这篇小说中描写了一个封建社会叛逆者“狂人”的精神状态和反抗封建礼教的活动。借用“狂人”的癫狂尖锐而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道德和伦常，指出这是“吃人”的道德。不彻底打破这“吃人”的铁屋子，中国就没有希望。文章最后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强力呼声。
《孔乙己》[7]
本篇写于1918年12月22日，最初发表于1919年4月《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后收入《呐喊》。
小说描写一位受过封建教育的知识分子潦倒的一生。封建教育是一种脱离社会实际，叫人读书做官的教育，但也只有少人能通过科举考试爬上统治阶级，大多数读书人榜上无名，他们又没有学到谋生的本领，除了能够依靠自家的原有家产过活外，只能潦倒一生。孔乙己就是这种典型。他深受旧教育的毒害，一心想中举，但连秀才也没有捞到。由于没有学到谋生的本领，又不愿意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脱下长衫”去劳动，只是“好喝懒做”“不会营生”，最后在众人的讥笑中死去，成了封建旧教育的牺牲品。
小说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封建旧教育对人的摧残。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8]
本篇最初发表于1919年《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后收入《坟》。
这是一篇批判封建伦常的檄文。封建伦常首先表现在家庭，因此鲁迅开宗明义：“我作这一篇文的本意，其实是想研究怎样改革家庭；又因为中国亲权重，父权更重，所以尤想对于从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发表一点意见。”改革家庭是为了改革社会，为了救救孩子，使孩子能够“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文章开头就说，“中国的‘圣人之徒’最恨人动摇他的两样东西。……一样便是他的伦常……他们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
为了破除封建伦常，就要破除父亲的权威观念。父亲的权威观念从哪里来？是从父亲“恩”而来。鲁迅就从解剖父亲有没有“恩”说起。
鲁迅指出，依据生物界的规律，“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生物是这样做，父亲也就是这样做”。
生命要延续，要发展，就有男女之**，就要生儿育女。鲁迅在分析了生物界的发展规律后说：“以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固有的不净思想，再纯洁明白一些，了解夫妇是伴侣，是共同劳动者，又是新生命创作者的意义。”因此，鲁迅明确指出：“父子之间没有什么恩。”他说：“食欲是保存自己，保存现在生命的事；性欲是保存后裔，保存永久生命的事。饮食的结果，养活了自己，对于自己没有恩；**的结果，生出子女，对于子女当然也算不了恩。”所以，生物界的天性不是“恩”，而是“爱”。生物“总是挚爱他的幼子，不但绝无利益心情，甚或至于牺牲了自己，让他的将来的生命，去上那发展的长途”。
要破除封建伦常，还要破除父亲本位的思想，树立子女本位的思想。鲁迅批评中国的旧见解：“本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置重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把生物发展的道理颠倒过来了。他认为，生命要发展，后起的生命总是“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他说：“只要思想未遭锢蔽的人，谁也喜子女比自己更强，更健康，更聪明高尚，——更幸福。”
树立子女本位的思想，把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怎么做到这一点？鲁迅认为，“开宗第一，便是理解”，不要把孩子看成“缩小的成人”“倘不先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第二，便是指导。”要与时俱进，因势利导，“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总之，“便是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
鲁迅这篇文章既是对封建伦常的深刻的批判，又是一部完整的教育教科书，具有深刻科学性、民主性，充满了人文精神。现在读起来，感到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当前有许多父母一方面把子女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随便命令，一味蛮做；另一方面又要求子女报恩，把梳头洗脚算作报恩的表现。有些父母从子女幼儿时期就把一些无用的所谓知识塞进幼小的头脑，而忽视良好习惯的培养、人格的熏陶，以为是为了子女将来的幸福，其实却在毁掉他们的幸福。我希望每个做父母的认真读读鲁迅这篇文章。
《随感录二十五》[9]
本篇作于1918年8月29日，最初发表于同年8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后收入《热风》。
论文抨击当时的家庭教育，认为中国缺乏正确的家庭教育，孩子成不了人才，他为50年后70年后的中国担忧。他批评中国的父母：“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负教他的责任。……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偶尔有的父母也把孩子送进学堂，然而社会风气和家庭的陋习，“多与教育反背，仍然使他与新时代不合”。
论文讽刺一位清末老学究反对设师范学堂的主张。这位老先生说：“如此看来，还该有父范学堂了。”鲁迅认为中国当时正需要父范学堂，教育父母怎么正确地教育孩子。
现在许多家庭，倒是很重视教育了，但是不知道怎么正确地教育孩子。要教育孩子就要懂得儿童成长发育的规律。因此，家长应该学点教育学、心理学，要懂得孩子，理解孩子，因势利导，才能成功。
《致许寿裳》[10]
这是鲁迅在1918年8月20日写给老友许寿裳的信，后收入《书信集》。
许寿裳（1883—1948）字季黻，又作季茀、季巿，浙江绍兴人，教育家，是鲁迅在日本东京弘文学院的同学，回国后又和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育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做同事。
1918年夏，许寿裳的夫人在南昌病故，鲁迅去信吊唁。他作为许寿裳的挚友，不是像常人那样表示哀痛慰问，而是首先谈到子女的教育问题。他指出，儿童失去母亲，非常值得挂念，但“孺子弱也，则失母而强”。这种话对一般人不能说，但他相信许寿裳能理解他的意思，对老友也是一种宽慰。
鲁迅在信中告诉他，《狂人日记》确是他的作品。说明写这篇小说是因为读了史书，对社会有了新的理解，而且读了《资治通鉴》，才知道“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中国古代，常把犯人屠成羹，《资治通鉴》中有不少这样的记载），所以《狂人日记》中讲到礼教吃人。
鲁迅在信中还向老友揭露了教育部的许多丑闻。最后说到人类总是要进步的，中国改革不改革，都是人类的进步，到了真正的人道主义时代，想做奴隶也不会有人要。这里反映了鲁迅对社会改革的强烈愿望，也对人类的进步充满了信心。
《十四年的“读经”》[11]
本篇写于1925年11月18日，最初发表于同年11月27日《猛进》周刊第三十九期，后收入《华盖集》。
1925年11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在章士钊主持的部务会议上议决，规定小学生读经，自初小四年级读起，每周一小时，至高小毕业止。
文章揭露“读经”的虚伪。鲁迅说：“主张者的意思，大抵并不如反对者所想像的那么一回事。”“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由来已经很久了。皇帝和大臣们，向来总要取其一端，或者‘以孝治天下’，或者‘以忠诏天下’，而且又‘以贞节励天下’。但是，二十四史不现在么？其中有多少孝子，忠臣，节妇和烈女？”鲁迅说，翻看府县志，男的孝子和忠臣并不多见，倒是“节烈的妇女的名册却大抵有一大卷以至几卷”。所以鲁迅说：“孔子之徒的经，真不知读到那里去了，倒是不识字的妇女们能实践。”所以主张读经的人“实在不过是空嚷嚷”。
文章指出，尊孔读经由来已久，但没有看到它能救中国。倒是一些“聪明人”读了经就学会“怎么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后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
文章深刻批判主张“尊孔读经”的危害，认为这是对革命的一种倒退。
《这个与那个——读经与读史》[12]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5年12月10日北京《国民新报副刊》，后收入《华盖集》。
鲁迅认为，读经不如读史，因为读史可以以史为鉴。尤其是读野史或者杂说，可以知道一些真实的事情。因为像《钦定四库全书》，“书的原式是改变了，错字是加添了，甚至于连文章都删改了”。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因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最后，鲁迅说：“总之，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
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说，学习历史是很重要的，所谓“以史为鉴”。学了历史才知道我们今天是怎么过来的，有什么经验教训。其实所谓教育，就是年长一代把经验教训告诉年青一代，让他们生活得更顺利、更好。但历代的史书都是当代的史官写的，往往会对当代的统治者说好话，而且许多统治者都要篡改历史，例如《四库全书》就经过编纂者的删改，所以鲁迅主张还要看点野史和杂说，里面可能反映一些真实情况。
《〈二十四孝图〉》[13]
本篇作于1926年5月10日，最初发表于同年5月25日《莽原》半月刊第一卷第十期，后收入《朝花夕拾》。
文章开头就批评反对白话的人，后来讲到儿童读物，讲到儿童对图画书的喜爱，认为这是儿童的天性，但当时中国很少有图文并茂的儿童读物。但是中国也有一册流传很广的儿童图书《二十四孝图》，鲁迅认为，这是一部宣扬封建伦理的荒诞的书。他用讽刺的口吻来解读其中几个故事。他说：“我请人讲完了二十四个故事之后，才知道‘孝’有如此之难。”其中“子路负米”“黄香扇枕”并不难，“陆绩怀桔”也不难，只要阔人请吃饭，偷偷拿个桔，还能得到孝子的美名。“哭竹生笋”就可疑，怕自己的精神未必能感动天地，哭不出笋来；“卧冰求鲤”可有性命危险。其中鲁迅最反感的是“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他说，摇咕咚不该拿在年已古稀的老莱的手里，他本应扶一个拐杖，现在这样，“简直是装佯，侮辱了孩子”。小孩子都不愿意“诈”，听故事也不喜欢是谣言，“这是凡有稍稍留心儿童心理的都知道的”。至于玩着“摇咕咚”的活泼可爱的郭巨的儿子要被埋掉，实在可怕。鲁迅说，看到这里，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也怕父亲做孝子，会把自己埋掉。
鲁迅最后又说，觉得自己实在有点傻气，“这是因为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些老玩意，本来谁也不实行”。充分揭露了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
鲁迅在80多年以前就这样严厉地批判封建道德，可惜今天在某些学校里还在宣传《二十四孝图》，并且把它画在学校的墙壁上。我们这位校长的思想倒退了100年，实是可悲！
我们不是不要提倡孝，孝敬父母、敬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孝更多的是一种责任，一种爱，不能提倡封建礼教的那种以父权为中心的孝道，也不是那种只讲形式的孝。鲁迅本人就是一名孝子，他在许多文章中都提到他的母亲。
《坚壁清野主义》[14]
本篇写于1925年11月22日，最初发表于1926年1月《新女性》创刊号，后收入《坟》。
本文主要批判社会和教育当局歧视妇女的封建思想。1925年11月14日北京《京报》的一则新闻中报道：“教部昨饬京师学务局，谓据各处报告，正阳门外香厂路城南游艺园，及城内东安市场中央公园北海公园等处，迭次发生有伤风化情事。各女学校学生游逛，亟应取缔。特由该局通知各级女学校，禁止游行各娱乐场，并由校通知各女家长知照云。”鲁迅看到这个新闻后特别气愤，认为这种封建道德“中国早就奉行的了”，中国古哲和今贤满口“正本清源”“澄清天下”，但自己并不践行，而以为历来一切罪恶，都归之于妇女。霍渭厓的《家训》里，就有分隔男女的房子结构图。鲁迅讽刺说：“便是自己的家里也应该看作游艺场和公园。”但是当时已经是20世纪了。鲁迅责问教育当局：“也不明白教育当局之意，是因为娱乐场中的‘有伤风化’情事，即从女生发生，所以不许其去，还是只要女生不去，别人也不发生。”
鲁迅指出：“要风化好，是在解放人性，普及教育，尤其是性教育。”这本来正是教育者应当做的事。而社会不改良，“收起来”也无用。
《寡妇主义》[15]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5年12月20日《京报》附刊《妇女周刊》周年纪念特号，后收入《坟》。
中国封建社会历来歧视女子，直到民国以后，才有女子教育，大多限于师范学校。社会上对女子教育议论纷纷，出现了各种主义，当时最流行的是“贤母良妻主义”。鲁迅则认为，真正主流的则是“寡妇主义”。当时“女师大事件”则发生，正值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在学校实行封建教育，对教职员独断专横，对女学生像恶婆婆一样霸道。鲁迅支持学生反对校长的封建教育。文章虽然没有直接指向“女师大事件”，但内容中讲的事例都发生在女师大。
鲁迅首先批评社会对女校的毁谤，他说：“中国也有了女校，却常听到读书人谈论女学生的事，并且照例是坏事。”鲁迅又竭力鞭挞女校中出现的“寡妇”或“拟寡妇”的校长及舍监。他认为，这些不得已过着独身生活者，“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有着执拗猜疑阴险的性质者居多”。用她们的眼光观察一切：“见一封信，疑心是情书了；闻一声笑，以为是怀春了；只要男人来访，就是情夫；为什么上公园呢？总该是赴密约。”这出于学校当局者之口，对学生是多大的伤害！所以鲁迅说：“在寡妇或拟寡妇所办的学校里，正当的青年是不能生活的。”鲁迅认为：“青年应当天真烂漫，非如她们的阴沉。”“青年应当有朝气，敢作为，非如她们的萎缩。”
鲁迅这篇文章深刻地揭露了民国初期社会上的“正人君子”们对妇女的偏见和歧视、对女子教育的错误观念。他不仅提倡男女平等，而且指出青年教育的正确方向，青年应当天真烂漫，有朝气，敢作为，中国才有希望。
《公民科歌》[16]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1年12月11日《十字街头》第一期，署名阿二，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本篇讽刺批判国民党的奴化教育。当时蒋介石开展“新生活运动”，摆出封建“礼义廉耻”的面孔，实际上做的是男盗女娼。
何健（1887—1956）时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九一八事变”时，他向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提议，“中小课程应增设公民科”，以抵制“唯物史观普罗文学”；在公民科教材中“采纳中国固有道德”，进行所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积极训练”。本文就是讽刺他的。
《智识过剩》[17]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7月16日《申报·自由谈》，署名虞明，后收入《准风月谈》。
本文主要讽刺统治集团的愚民政策，生怕民众有了知识而造反。揭露德国法西斯要铲除智识，烧毁书籍，把大学生关在营房里做苦工。中国则是嚷着文法科大学生过剩。为什么统治者要嚷嚷智识过剩呢？因为“智识多了，不是心活，就是心软。心活就会胡思乱想，心软就不肯下辣手。结果，不是自己不镇静，就是妨害别人的镇静”。
《反“漫谈”》[18]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7年10月8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二期，后收入《而已集》。
北京大学教授徐祖正在《语丝》上发表《教育漫谈》一文，表示对北洋政府教育当局的不满。鲁迅看了发表感想，文为《反“漫谈”》，主要揭露和批评北洋政府的腐败，教育当局不是办教育，只是做官。他认为徐祖正在《教育漫谈》中，“对‘教育当局’谈教育的根本误点，是在将这四个字的力点看错了：以为他要来办‘教育’。其实不然，大抵是来做‘当局’的”。他还以会计员、内务总长、司法海军总长都能当教育总长为例，说明他们只是当官，不是为办教育。鲁迅在教育部工作14年，遇到过十几位教育总长。他举例说，遇到的某教育总长喜欢下级写条陈，但他只看条陈，并不作为，把看条陈作为他“做官”的一部分。鲁迅的批评真是入木三分。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19]
本篇作于1935年4月29日，最初发表于日本《改造》月刊六月号，中译本最初发表于1935年7月《杂文》月刊第二期，后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本文是鲁迅应日本《改造》杂志社特约而用日文写的。中译文原名为“孔夫子在现代中国”。当时国民党正在大力推行“新生活运动”，鼓吹“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一套封建道德。日本也在为侵略中国做准备，在日本修建孔庙，利用“孔子之教”鼓吹所谓“东亚新秩序”。鲁迅写此文来揭露中外反动派的阴谋。
本文论述的不是孔子本人，也不是孔子的学说，而是论述孔子怎么被历代统治者所利用，特别被现代（指20世纪抗日战争前夕）统治者所利用。鲁迅说：“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孔夫子在活着的时候是颇吃苦头的，成为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因为那时他已不会啰唆了，而权势者把他抬到吓人的高度。其实权势者也并不实行他的学说，不过把他当作敲门砖而已。鲁迅举了袁世凯、孙传芳、张宗昌三位军阀，都想用尊孔读经作敲门砖去敲开幸福之门。但时代不同了，终于没有敲开。
鲁迅说：“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所以中国一般的民众，虽然称孔子为圣人，对他是恭谨的，但不亲密。
本文并未全面分析评价孔子的学说，只指出他的政治主张是为战国时期的君主设计的，但到处碰壁，并未得到实施。他死了以后却一直被统治者利用，特别是在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学”的文教政策以后，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儒家经典成为封建社会历朝统治者禁锢人民思想的武器，直到民国时期仍是如此。
《关于废止〈教育纲要〉的签注》[20]
这则《签注》约写于1916年8月，存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原题作《鲁迅主张废止袁世凯（教育纲要）签注一则》。1981年《鲁迅全集》据手稿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时，加上本题目。
《教育纲要》是袁世凯为配合他复辟称帝的需要，于1915年年初由政事堂根据他的“特定宗旨”制定的。内容分“总纲”“教育要言”“教科书”“建设”“学位奖励”5项共25款。它以“尊孔读经”为宗旨，规定“中小学校均加读经一科”，提倡“各省各处设立经学会”。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教育部参事室为“厘定学制，确定方针起见”，讨论《教育纲要》的存废问题。1916年8月3日将《教育纲要》制定以来实际存在的问题和讨论中的分歧意见整理成“说帖”，分发各司和各视学征询意见。鲁迅在此“说帖”上签注了这个意见。
《海上通信》[21]
本篇最初发表在1927年2月12日《语丝》周刊第一一八期，后收入《华盖集·续编的续编》。
本篇是鲁迅离开厦门大学坐海轮到广州的途中写给李小峰的信。信中提到当时厦门大学内部的派系斗争，讲到鲁迅有一次到集美学校去演说时与校长秘书的一次对活：“此公和我谈起，校长的意思是以为学生应该专门埋头读书的。我就说，那么我却以为也应该留心世事，和校长的尊意正相反，不如不去的好罢。”事后校长就说：“集美学校的闹风潮，都是我不好，对青年人说话，那里可以说人是不必想来想去的呢？”说明鲁迅的教育思想和当时当权者的思想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主张学生不能死读书、读死书，要关心国家大事、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