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历经30余年的艰苦努力，中国高教领域成绩斐然，既有针对各个不同阶段的不同重大高教实践问题的理论探求，又初步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高教学科体系。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们既注重吸收和运用包括哲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的一般理论、具体理论、研究方法来分析、探讨中国高等教育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重大现实问题，又逐渐注重建立起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学自身的话语和理论体系，并逐渐勾画出了高等教育学和其他学科的边界。

自中世纪产生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以来，这种最具原创特色的组织形态已经跨越了近千年的历程，近现代大学的发展路径就是一部大学内部理性逻辑与大学外部多重压力不断对抗、相互制约，继而在新的起点上建立新的平衡的历史。任何一种新的高等教育机构的产生往往就是人类探寻高深学问活动即理性繁荣的结果，因而大学自创建之日起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人类传承知识与创新知识的主要场所。可以说，认识论及其理性思维的发展是推动大学这种特殊组织机构演化与制度变迁的动力，其中围绕知识的认识论问题就是大学理性的中心议题。西方大学发展史的比较研究与历史研究表明，从古希腊学园到中世纪大学，从近代偏重教学的英式大学到偏重研究的德式大学，再到倡导教学、研究与社会服务并重的美式大学，大学理性无时无刻不贯穿于其中。首先，知识与理性是整个学术系统工作的基本材料和基本工具，教学和研究则是操作这种材料和工具的基本活动；其次，大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所谓“高深学问”，本身就是大学基于自身理性执著追求的结果；最后，现代大学所提倡的社会服务，必定是大学应用自身所特有的高深知识和学术理性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实践过程。现代大学的三大功能合法地位的获得分别在不同时期以不同途径出现于不同的国家或地域。

理论研究与实践生活同样表明，大学理性与大学实践之间往往会存在一种必要的张力，使得两者既有“不可分割性”，又具“创造性紧张”。“不可分割性”表现为大学系统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如果不恪守自身的理性，必然会因缺乏特定的价值观与目标而迷失方向；反之，大学理性只有落实到具体的大学系统建构过程中，才能使其精神得以充分贯彻实施。“创造性紧张”则体现为大学理性具有理想的特质，大学实践则要面向现实，因而在时空交错的具体环境中，两者常常处于一种极具创造性的紧张关系之中。因为一方面在探求高深学问的过程中大学理性能提升大学的教育水准，维持大学的高贵灵魂；另一方面，大学系统在面对世俗社会时可让大学理性更具方向感，两者之间互为创造，合之双美，离之两伤。显而易见，一个与世隔绝的大学并不是现代社会和现代人所需要的，因为它的生存只能以牺牲对现代社会来说同样至关重要的专业教育质量、应用性研究、社会性批评、专家建议为代价。当然，它对于人们正确理解现代大学主流模式之一的“威斯康星理念”的真正本意也具有重大作用，大学与社会之间良性互动即现代大学服务社会的基点正在于大学所拥有的理性、知识与学问，但随后仿效的某些普通大学甚至研究型大学并没有坚守这种理念所倡导的学术基础，仅为功利目的而为社会提供低水平的社会服务，以至于部分损害了大学真理探讨的连贯性和完整性，在一定程度上也牺牲了客观真理的普遍价值。这就是自现代意义的大学正式诞生以来所谓“应然的大学”状态与“实践的大学”状态的合一，或者说是现代大学“理念的逻辑”与“实践的逻辑”的完美统一。

通过从学理上分析当前“大学理性失范”之概念、表现、根源及其对现代大学外在体征与内在特质的影响，笔者认为当前需要重视大学理性精神研究中的元理性研究，包括对大学生活中理性自身及其合理性的不断追问、大学理性运转过程的检视以及对不同时期主导大学理性精神的必要反省。为此，本书从研究假设“现代大学从来都是把对理性知识与客观真理的探寻作为自身合法存在的坚实根基，‘大学理性’从来未曾真正脱离大学传统，并以此作为探究世界的可靠资源”出发，利用马克斯·韦伯“理想类型”的理解社会学研究方法，切入“大学理性”的研究主题。

全书从哲学基础、历史传统、行动类型等方面对“大学理性”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与探讨。

第一，通过理性概念及其功能、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思潮流变、理性与非理性的碰撞与交融及其对大学影响等相关问题的梳理与归纳，探讨了大学理性的哲学基础。

第二，通过近现代大学发展史上理性及其变革的回顾与描述，探讨了大学理性的历史传统、现实追求及其具体表现。基于上述大学理性的哲学基础与理性传统的探讨，本书认为，正是因为作为人文主义机构的大学所固有的理性主义根源与传统，以及理性主义与人文主义在其中的共生共存关系，可把大学理性概括为大学在其产生与发展的历程中对外部世界达到最完全认识的能力及其表现出来的稳定特征。其内涵包括：首先，大学理性是一种历史与文化传统，它既是稳定的也是进步的，表现为张扬理性精神，追求知识与真理，把理性看成是大学发展过程中的本质特征；其次，大学理性还是一种大学哲学观和方法论，关系到大学如何认识自身以及如何对待外部世界的问题。可以说，一方面，大学理性是人类理性与非理性、理智与情感交融的产物与统一体，其哲学基础既根源于大学是人类追求理性秩序下学术知识与道德规范的普遍必然性，又渊源于大学是人类自身精神制度化的产物与人文主义机构；另一方面，当大学理性指向不同的对象时，就会在大学活动中产生个体理性、组织理性、工具理性、价值理性、生命理性、批判理性、行动理性、知识理性等诸多具体不同的理性形式。

第三，作为一种高等教育哲学思想，大学理性最终要落实到如何处理大学系统内部以及如何处理自身与外部世界关系的生活实践中。因此，本书引入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化”逻辑与社会行动类型，尝试以大学理性为基石，以价值中立、学术自由、责任伦理为经纬，构建起现代官僚体制背景下的大学理性行动类型。这样，在现代社会“意义”与“自由”双重丧失的官僚体制背景下，大学理性视野下的大学行动者就必须把价值中立、诚实、一贯性等诸多原则贯穿于“实然的大学”模式中，并通过责任伦理来突显大学理性行动的自律原则。这一方面导出了大学理性视野下的目标合理性行动，为大学及其学者的行动方式提供伦理价值；另一方面又与信念伦理相衔接，为行动者的抽象道德理念奠定了现实的实践基础。

第四，在大学理性及其行动分析框架下，对当前中国大学发展中的诸多重大热点问题给予了重新解读与审视。正因为大学理性的基础性与恒久性，现代大学才能在这个变动不居的社会长久存活下来，永久获得并承担着最基本的使命；从“学术自由”到“学术责任”的变迁，体现了在大学理性视野下现代大学的行动从信念伦理到责任伦理的变化过程，是大学学术工作变迁的缩影；“知识分子”跨出专业、批判时代的特定实践模式，既造就了它的兴盛也导致了它的衰落，而“以学术为志业”的“第三种类型”的人——大学学者则在大学理性的关照下在学术思想史上获得了不朽的地位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