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教师自我认同与资本的关系

人的自我永远都无法仅靠自己而确立，总是需要内在、外在的支撑和证明。曼纽尔·卡斯特认为，“认同是人们意义与经验的来源”[1]，而事实上，经验与意义反过来也是认同得以构建的基础和前提。因此，认同的建立是需要条件的，这种条件既包括内在的意义感，也包括外在的身份感，既包括精神层面，也包括物质层面。

一、资本及其类型分析

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对资本的占有和使用成为人的社会身份确立的核心条件。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中，“地位是由一个人所掌握的资本数量及强度决定的，而资本的数量则取决于特定社会中资本的分配方式。所谓地位之争实际就是资本之争。资本位于力量的中心，同时也位于权力与地位的中心。”[2]这种资本并非古典经济学中狭义的“经济资本”，而是布迪厄所提出的“资本的所有形式”。因为，“除非人们引进资本的所有形式，而不只是思考被经济理论所承认的那一种形式，不然，是不可能解释社会世界的结构和作用的。”[3]因此，在完整的意义上探讨社会转型中的教师自我认同，就需要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下理解和认识资本的含义及类型。“资本是以同一的形式或扩大的形式去获得利润的潜在能力，资本也是以这些形式去进行自身再生产的潜在能力，因此，资本包含了一种坚持其自身存在的意向。”[4]在更深刻的意义上，“资本是一种铭写在客体或主体结构中的力量，它也是一条强调社会世界的内在规律性的原则。”[5]因此，就本质而言，资本并非只是单纯的货币形式，而是内涵着主体性的力量，并成为社会生活中一种强有力的规定性力量。布迪厄以及其后的社会学家对资本的理解和解释突破了经济学的窠臼，使其内涵和外延都得到扩展。

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资本表现为不同的形态，最基本的形态包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以及道德资本。不同的资本类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并且最终都可化约为经济资本。在市场经济中，物化的甚至更直白地说以金钱为衡量标准的价值体系成为人们自我认同建立的重要的价值依据。

（一）经济资本

经济资本是最经典的资本类型，也是最原始的资本形态。经济资本的表现形态就是货币。在市场经济下生活的人们，被货币这把标尺**裸地衡量着。经济收入的多寡最直接地影响着人们内心对自我价值的衡量和感觉。这正是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在整个社会中占据着“支配性的地位”。在马克思看来，支配现代社会的主要是资本的总体性逻辑：资本作为一种“总体性权力”，支配着社会的整体矛盾运动，同时又渗透到社会生活的细微层面。无论是宏观的国家体制性权力，还是微观的琐细权力形式，都是资本关系的“转化物”或“衍生物”，都服从于资本无限增值的逻辑。从总体上看，现代社会就是“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在现代性条件下，资本成为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无论是经济领域的商品生产、政治领域的权力生产、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精神生产还是日常生活领域的个人身体的生产，都服从于资本生产的总体性逻辑，这就是现代性的“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6]马克思对于经济资本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和权力进行了深刻的揭示。而另外一位社会学家西美尔则直接对作为经济资本表现形态的货币的本质做了更为精辟的分析。在西美尔看来，虽然货币古而有之，然而，现代经济生活却使其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货币成了个人生命中“不受条件限制的目标”。从前，人们渴求的人生目标——比如美好的爱情、神圣的事业——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期望或者追求的，金钱这样的人生目标却是人随时可以期望或者追求的。换言之，前现代的人生目标乃是一个恒定、潜在的生活目的，而非一种“持续不断的刺激”。[7]如今，金钱成了现代人生活最直接的目标。从前，宗教虔诚、对上帝的渴望才是人的生活中持续的精神状态，如今，对金钱的渴望成了这种持续的精神状态。所以，在西美尔看来，“金钱是我们时代的上帝”的说法绝非比喻。西美尔指出，以金钱为中心与以上帝为中心所产生的生命感觉有形式上的相似：上帝的观念超越了所有相对事物，是终极性的抽象综合；在上帝观念中，生活的矛盾获得了统一，生命中所有不可调和的东西找到了和谐。同样，货币超越了所有具体事物，显得可以调解一切生活矛盾：金钱越来越成为所有价值的绝对充分的表现形式和等价物，它超越客观事物的多样性达到一个完全抽象的高度。人们相信金钱万能，如同信赖上帝的全能。[8]

（二）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现代意义的第一个系统诠释者当属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他从社会关系网络的视角来理解社会资本，并把资本区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种形式。他认为，社会资本就是社会联系、社会荣誉和社会尊敬的资本，[9]社会资本是比较稳定、制度化和可持续的一种社会关系网络，这种网络可以提供一定的资源。它存在于亲属关系、职业关系、组织关系和邻里关系等之中，并通过制度化的网络关系和固定化的行为得到保障和加强。布迪厄眼中的社会资本除了资源性和社会关系网络特性外，还具有高度生产性的特点。凭借社会资本，行动者可以直接获得经济资源，如补助性贷款、保护性市场以及投机取巧等；同时，它也能通过与专家或有知识的个体接触提高自己的文化资本。

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的定义由功能而来，它不是某种单独的实体，而是具有各种形式的不同实体。其共同特征有两个：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组成，它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他还指出了社会资本的三个特性：第一，社会资本具有不可转让性，因为它是一种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的特征一样，社会资本对其受益者而言，不是一种私有财产；第二，社会资本具有公共物品性质，如信任、规范、信息网络等；第三，社会资本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主要指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地位同等重要，尽管资本形式不同，但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属性，即资本的生产性，正是具有生产性的特性，它使得行动者的目标取得变为可能。相反，如果缺乏社会资本，这些目标是不会实现。

（三）文化资本

“文化资本”是布迪厄将经济学概念成功地运用于文化研究的典型例子。它是布迪厄对马克思的资本理论进行非经济学解读之后提出的一个社会学概念，在其思想体系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文化资本泛指任何与文化及文化活动有关的有形及无形资产。尽管我们无法像对待经济资本那样对其实行定量化操作，但在日常生活中，它却发挥着与金钱和经济资本相同的作用。布迪厄将其划分成身体化形态、客观形态及制度形态三种基本形式。文化资本的回报既可以是金钱与社会地位等物质性利润，也可以是他人的尊敬或好评等“象征性利润”。

“文化资本”的身体化形态指行动者通过家庭环境及学校教育获得并成为精神与身体一部分的知识、教养、技能、趣味及感性等文化产物。“身体化”（incorporé）一词有“成为精神与身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之意，借用布迪厄本人的话说就是一种“惯习化”。正如行动者可以通过劳动获得物质财富那样，他同样也能够通过学习来积累知识、提高文化修养。但是，如果这些知识与修养没有经过充分的吸收和消化并最终转化为行动者精神与身体的一部分的话，那么它就很有可能流于表面形式，成为一种仅仅用来装点门面的临时性知识。只有当这些知识和修养真正成为行动者精神与身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时，它才有可能转换成一种“身体化”文化资本。文化资本的制度形态就是将行动者掌握的知识与技能以某种形式（通常以考试的形式）正式予以承认并通过授予合格者文凭和资格认定证书等社会公认的方式将其制度化。这无疑是一种将个体层面的身体化文化资本转换成集体层面的客观形态文化资本的方式。从这一意义上讲，制度化文化资本是一种介于身体化文化资本与客观形态文化资本之间的中间状态。象征资本具有生产与某一特定场域有着特殊关系的象征资本并捍卫这一资本的功能。任何形态的资本都可以和其他资本进行转换，而且它们都属于一种货真价实的“资本”。但是，人们之所以还要对这些不同种类的“资本”进行区分，主要是因为每一种形态的资本只有在创造出这一资本的特定场域内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固有效用。

（四）道德资本

在道德滑坡的变革社会中，道德品质的稀缺使得道德资本具有更加珍贵的价值。无论在个人生活还是社会生活中，道德品质的拥有都会延伸出一部分无形的价值，而这部分价值包括信任、尊重等都可以使个体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增值。因此，在个体所拥有的不同类型的资本中，道德资本具有基础性的价值，能够对其他类型的资本产生辐射性的影响。而对于一些特定的职业而言，道德作为一种建立威信和信赖的资本的特征会更加突出和明显。而教师职业、医生职业等就属于这样的职业。这些职业具有浓厚的道德色彩，人们的尊重和信任才能使其更好地实现职业价值。

二、教师自我认同与资本的关系

教师职业并非直接参与市场的职业，这就注定了其无法在物质层面上取得绝对的优势。在市场经济这一大的“场域”中，教师所拥有的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属于布迪厄所说的“弱势资本”，而经济资本则上升为“强势资本”。于是，教师的精神失落和物质贫乏几乎同时发生，使其无法对自我价值和身份进行足够自信的确认。经济资本在社会身份衡量体系中的强大造就了大量的“势利者”，身处“势利者”之中的教师，由于其在经济资本上的劣势而面临着被“小看”的处境。因为，“与势利者相处，可以使我们恼怒，也可以使我们紧张和气馁，因为我们会感觉到内心深处的自我如此渺小，也就是说我们身份之外的自我如此渺小，我们根本无力改变势利者对我们的歧视。我们也许有所罗门的智慧，有奥德赛的足智多谋，然而，只要我们不具备一种社会认可的身份和地位，我们所有这些优点都形同虚设，势利者只会漠视我们的存在。”[10]教师所拥有的知识和文化，教师对学生付出的情感，在这样一个功利冷漠的时代无法得到人们足够的尊重和关注，教师的自我无法昂然挺立。而寻求自我认同几乎是人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于是，取与舍，得与失，都在资本的占有和转换中发生，而教师自我也在这一过程中变化甚至扭曲，陷入自我认同的危机。

[1] ［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曹荣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5.

[2] 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148、154.

[3] ［法］布迪厄.布迪厄访谈录：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90.

[4] ［法］布迪厄.布迪厄访谈录：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90.

[5] ［法］布迪厄.布迪厄访谈录：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89.

[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31.

[7] ［德］西美尔.货币哲学［M］.朱桂琴，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59、71.

[8] ［德］西美尔.货币哲学［M］.朱桂琴，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59、71.

[9] ［法］布迪厄.布迪厄访谈录: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48.

[10] ［英］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M］.陈广兴，南治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