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延续与转换：从清朝满人的“中国认同”说起

1.“中国”“中华”及其历史上的认同

作为古老的名词与概念，“中国人”乃至更为基础的“中国”“中华”等，都无法只从清朝讲起，它们的范围、内涵经历了漫长的延续与演化过程。据目前所知，最早的“中国”一词，出现在周成王时青铜器《何尊》铭文上。其言曰：“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1]这里的“中国”，一般认为指的是京师成周洛邑，也代指天命拥有王权的“天下”之核心。类似含义的“中国”，在《尚书》《诗经》等经书中常可见到。

历史上的“中国”，最初之义为“中央之城”，即周天子所居之王畿；后来又用来指称“中原”，引申为中原王朝。其近义词有“中土”“中州”“中夏”等，经常与“四夷”相对使用，指称“诸夏”即华夏族及其活动的地域。晚周以降，“中国”一词还从地理中心、政治中心派生出文化中心的内涵。[2]到两汉前后，不仅作为覆盖全国的专称之“中国”用法已经出现，作为历史上王朝国家通称的“中国”用法，也开始形成。在这一过程中，杰出的历史著作《史记》和《汉书》，发挥了不容忽视的巨大作用，尤其是司马迁那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不仅把“中国”用作与当时的“匈奴”等相对待的当下汉王朝国名的代称，而且开始将“中国”作为“自古至汉”历朝历代共有的历时性名称，因为在他看来，此前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各民族都是“黄帝子孙”，而尧、舜、禹、夏、商、周、秦、汉，乃是一系相连的王朝国家传承序列，概括此一历史，需要有一个能够超越各具体朝代的贯通称谓，而“中国”也就成了他的自然之选。与此同时，“中国人”一词也在《史记》中多次出现。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中他歌颂汉使‘中国一统’，在《天官书》中却言‘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把‘中国’作为历朝历代的通用国名，始于司马迁，这对以后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另外，司马迁虽不把匈奴、西域看作‘中国’，但却也把其看作黄帝后裔，这对此后各族加入‘中国’大家庭起了推动作用。”[3]

“中华”一词，大体起源于魏晋时期，最初用于天文方面，乃是从“中国”和“华夏”两个名称中各取一字组成。从现有的文献来看，“中华”一词较早见于《晋书·天文志》。该志载《天文经星·中宫》之言曰：“东蕃四星，南第一星曰上相，其北，东阳门也；第二星曰次相，其北，中华东门也……西蕃四星，南第一星曰上将，其北，西太阳门也；第二星曰次将，其北，中华西门也……”以“中华”来命名宫城的中间之门，两旁之门分别以太阳、太阴名之，这在中国是很古老的习惯。正如有学者清楚说明的：“阴和阳，古人常用以表示天和地，而天地之间，中国为大，所谓‘中于天地者为中国’（杨雄《法言·问道》）。然中国之名又不便用于宫门，于是从中国和华夏两个名字中各取一字，复合而成中华，以配合太阳、太阴之名。”[4]

“中华”一词产生后，又逐渐具有了“中国”、中原文化和汉族、文明族群等内涵（汉族和少数民族统治者都曾选择其中的部分含义加以使用）。[5]虽然，其在具体使用中往往更偏于文明族群之义，但当它被用来指代历朝历代的一种国家通称，或对外自称国名之时，则与“中国”一名并无大的不同，也就是说，“中华”也逐渐成了中国古老国家的又一个持久习惯的贯通性名号。

秦汉以后的中国，传统的国家认同不仅表现为对某一君主的认同，对某个具体朝代的认同，还开始表现为对超越朝代的具有历史文化延续性的通称——“中国”或“中华”之认同（同时甚至伴随着某种自以为“黄帝子孙”或“炎黄子孙”的泛血缘认同）。自称“中国”“中华”，或被后一朝代认同为“中国”“中华”者，不仅是那些汉人主导的政权，也包括众多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认同自己为炎黄子孙的，也不仅是汉人，还有众多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如鲜卑人建立的北魏，契丹人建立的辽，女真人建立的金，蒙古人建立的元，满人建立的清，等等，莫不如此。

以建立辽的契丹人为例。受其先祖鲜卑人的影响，他们建国之后即因袭鲜卑人附会自己为“炎黄子孙”自称“中国”的观念，开始以“中国”自居。但辽人在自称“中国”的同时，仍然称宋朝为“中国”，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辽人的‘中国观’具有辽宋同为中国、华夷懂礼即同为中国以及‘正统’与‘非正统’都是‘中国’等特点。辽人的这种‘中国观’，实际上是一种‘多元一体’的‘中国观’，对后来的金、元等王朝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6]不仅如此，有通晓契丹文的学者甚至认为，1930年出土的《辽道宗哀册》篆盖上的契丹小字“契丹”二字之义即为“大中”，“契丹国”本身就是“大中国”的意思。[7]金人的中国观也与此相似。他们自称“中国”的同时，同样不把辽、宋排除在“中国”之外，实际萌生了多统意识，也即比较宽泛的“中国”意识，或称“大中国”意识。[8]

这种王朝相连、不断赓续的以“中国”或“中华”为对象和标志的自觉认同，既具有历史文化认同的性质，也带有传统政权治理模式而长期得到继承发展，各个大一统王朝统治的核心思想得以延续，统治的中心地域大体不变，疆域或缩或扩、交叠更替，作为臣民的各族群却因之不断融合壮大、反复结为一体和联通一气的治理圈之政治趋同与认同特征。那种仅将“中国”或“中华”纯粹视为一种地域或文明指称概念，而完全漠视其用来指称传统王朝国家时即内具一种独特政治性也即同时为某种传统政治实体的观点，是偏颇和片面的。作为一种数千年延续不断的独具特色的传统王朝国家认同，“中国”或“中华”认同在世界史上都是相当少见的现象。特别是时至清朝，此一认同在延续中又恰好面临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生效后新的国际环境，并在被迫与当时代表“现代世界体系”的西方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发生了新的带有现代性的政治变化，尤其是晚清时期，通过预设彼此承认主权的现代条约国关系的建立，“中国”更成为被列强承认的主权国家之名称。因此了解清朝满人特别是其统治者的“中国”和“中国人”认同之内涵与演变，包括其所认同的“中国”从王朝国家的通称与大清朝名的合一，到向现代国家名称的转化本身，对于认知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无疑具有直接而重要的意义。下面，我们就专门探讨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