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赣南

赵园

由南昌到赣州的一段路，是在列车上“走过”的，因了贪看车窗外的风景，几不敢有片刻的休憩。在我看来，收入窗框的，都如画般美。北国是干旱与漫天沙尘，这里却水田漠漠，有我不知其名的白色的鸟，或一只或一组，由水面上翩然而过。此行预定的主题，是寻访明清之际宁都的一个被称做“易堂”的士人群体的遗踪，我的兴趣却溢出了这范围。我想感受一下于我来说陌生的赣南。

赣州是个有“清洁”之誉的小城。我事先说明了意图，说我要寻找明末的某地，无论其地现在的面貌如何。得到市地方志办公室张先生的帮助，我计划中所要踏访之处，居然都找到了。那位明末忠臣杨廷麟自沉的清水塘，在民居的包围中；他的埋骨之处，则有新修的滨江大道通过。这些原在预料之中，因而既无找到后的欣喜，也不至因面目全非而失望。出我意料的，倒是那水塘还在——赣州不曾放弃对那段历史的记忆。

之后是作为旅游景点的郁孤台与八境台，这些地名都曾出现在我的人物的诗文中。郁孤台始建于唐代，宋、明两代都曾重建，本是士大夫发思古之幽情的所在，而我所要寻访的清初人物，思绪却像是总难以远萦，而牢牢地绾在了易代之际血与火的历史上。他们无法忘怀发生在这里的血战。一些年后，他们中的曾灿，还写下了“风雨招魂半友师”的沉痛诗句（《秋旅遣怀兼柬易堂诸子》，《六松堂诗文集》卷六）。

赣州曾有章贡之称，八境台下，即章江、贡江的汇流处，境界开阔。但这座小城令我印象更深的，却是那段据说宋代的城墙，城墙下贡江上的浮桥，近城墙处临街店铺的骑楼。骑楼苍老古旧，如我此后一再看到并为之着迷的大樟树。煞风景的是，城墙整旧如新，将真古董包进了崭新的青砖里，令人想到了将铜锈打磨净尽的古彝鼎。据说浮桥是应市民的要求而保存下来的，不知那些骑楼有无这样的幸运，会不会在拆迁改建的热潮中被清除干净。后来才发现，江右像是到处在实施“一江两岸”工程。在此后的旅途中，所经地、县级城市中，有文物意义的老房子已难得一见，而那些县城几乎难以彼此区分。

晚间，与同伴闲走在赣州的夜市，翻看书摊上的盗版书。看过了冷清的市场，听着个体书贩“生意难做”的抱怨，至少我自己，一时竟没有了对于这种“非法经营”的愤慨——我实在想不出那些摊商不做这种生意，该以何种方式谋生。

近几年有“风入松”、“万圣”、“韬奋图书中心”兴起，京城已不大见“新华书店”的招牌。即“西单图书大厦”、开张不算太久的“王府井书店”，也像是不欲读书人联想起“新华书店”的老面孔，我的此行受到的，却是新华书店的接待，而且犹如“驿递”，被一站站地“递送”过去，由此也接触了风采互异的书店经理，尤其女经理。在餐桌上听经理们叹苦经，获知了一点此一行业的经营状况，算得一点意外的收获。

由赣州前往大余的路上，汽车在瓢泼大雨中打开了车灯。车窗外水雾茫茫，几乎咫尺莫辨。行前在京城得知，南中国到处都在雨中，这一趟却只是在大余与宁都，与春雨遭遇。事后想来，正是这雨，给了记忆中的两地以情调。或许古老的岁月，正赖这潮润，暗中传递着它们的消息？

即使不曾嗜古成癖，我也更喜欢“大庾”这字样，以为仅这字样就已古意盎然，不解何以要改用“大余”。抵达大庾岭时，暴雨已过，古驿道由两侧的梅树簇拥着，因微雨而显出了幽深。这段驿路修筑于唐代，领此一役的，是那位写过“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张九龄。回到北京后查阅方志，得知宋代始有“梅关”，且加种了红梅。明成化间则重修岭路，“易甃以石，二十里悉为**平”（乾隆十三年《大庾县志》）。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也说梅关曾久废，“正德八年始修治之，崇嶐壮固，屏蔽南北，屹然襟要”（卷八八）。我们由卵石铺成的驿路走到关下。驿路呈台阶状，徐缓地在山间延伸，因过于整饬，少了一点历史苍茫感，梅关对此作了弥补——即使并非宋明所遗，那风雨剥蚀的痕迹，苍老的颜色，也足以唤起深远的记忆。也如赣州的并非雄关，梅关也非地处险要。驿道宽阔，虽上下行，却较为平缓。但这盘旋不已像是要伸展向无穷远方的道路，仍然引人去想象行旅、漂泊的艰苦与寂寞。

枝头的梅子尚青涩。其实明末清初的梅关已无梅，我们所见路边的梅树，为后世尤其近年来所栽，无非为了补足“梅岭”、“梅关”的意境，因而梅关虽古而梅树不古，没有王猷定所谓的“古铁峥嵘”（《滁游记》，《四照堂集》卷九）。大余人告诉我，我所要寻访的易堂诸子倘南下广东，必过梅关。回到北京后查阅了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近人杨正泰的《明代驿站考》，梅关确系那些人物粤游所必经。

管理这景点的，是一位看起来泼辣能干的中年女性。附近山中修建了度假村。这里应当是举行史学会议的适宜场所，可以就近探访历史踪迹，甚至直接嗅到历史的气味。

仅仅“于都”（旧作“雩都”）、“瑞金”的字样，就已挟带了“历史”。从于都“长征第一桥”上经过的时候，自然想起了肖华《长征组歌》中的“红军夜渡于都河”。晚餐后，瑞金书店的工作人员陪我们走过街道，有搭了篷的人力车接连由身边驶过，只消一元钱，随便你到县城的任何地方。据说当下岗工人涌入了这一行业，车夫们的生意就日渐艰难。昏黄的路灯下，那些踏着空车的车夫，神情疲惫，表情迟钝，搜索的眼光像是含了畏怯。

在书斋坐得太久，尽管住在普通的居民小区，仍像是有了与基层社会、基层民众的间隔。我不能说经了这样的行走，就能触摸到那一地质层。我能触到的，不过表皮而已。在赣南的某地，曾有当地居民围了拢来，向我们诉说拆迁中因补偿的微薄难以安居之苦，说附近有老人因失去了居所而自缢。得知我来自北京，他们中有人说，你早来一个月就好了。他们何尝明白一个书生的无力。我知道我们出现在那里，不过使他们有了短暂的兴奋；他们的难题太具体，很快就会忘却这几个外乡人，我却一时难以摆脱那焦灼、期盼的眼神。

瑞金宾馆的大草坪，满盛了月色与淡淡花香。久居“水泥森林”，已不记得何时享用过这样的清光了。香气据说是“月月桂”发出的。巨大的樟树令我想到俄罗斯文学中的老橡树，那如同哲思中的智者的巨大橡树，《战争与和平》中那棵与安德烈·保尔康斯基公爵之间有着神秘的感应与交流的大橡树。江右的大樟树不像是哲思的，却也古旧如历史。苔痕斑驳的树干上，枝桠间，生着据说可供药用的附生植物，俨然将樟树松软的树皮当做了土壤，使这些有着数百年树龄的老树更加苍老。后来在杭州也见到樟树，有藤蔓攀附，当地叫“香樟”，或系同一种属，风味却已有不同。

我和同伴们踏月、听蛙鸣，待到坐在大樟树下，几乎自然而然地，谈到了“革命”。第二天清晨，走访了叶坪、沙洲坝。回京后洗印了所拍摄的照片，发现叶坪的绿草、黄泥墙，最富韵律感也最为悦目。在苏区中央政府所在地，又看到了巨大的樟树，有一株曾经炮火，躯干弯曲到地。我终不能如安德烈公爵那样，与这些见证过历史的老树交流。倘大樟树真的有知，我还不曾准备好如何与它耳语，向它发问。

宁都的第一天也如在赣州，凭借了当地从事方志工作的先生的帮助，颇有收获。黄昏已近，我们还站在公路边的草丛中，察看一方被作为文物保护的墓碑。次日却下了雨，到我们离开宁都，这雨一直下个不停。我们仍然来到了翠微峰下。烟雨苍茫。雨中的春山更绿得透彻、晶莹，绿得无边无际。山野的气味至不可形容。我的那些人物的呼吸，似留在了这温润的空气中，潭水般沉寂的山岩间。事后想来，正是这雨，给了我记忆中的翠微峰以颜色与情调。那一带山在我的回想中，将永远是水淋淋的，幽深而凄清。

赖由这一“实地”，我由文献中读出的人物渐形生动，隐约可感他们的呼吸。留在砖石山岩上、为大自然所保存的历史，与文字历史，在相互注释中见出了饱满。

即使确有人迹，宁都的山仍然有一种像是未经驯化、以至“鸿蒙未开”的朴拙古老。这不是那种可直接入画、即合于国画技法要求的山，山并不高峻，山形也算不得美。我所喜爱的，正是这种“非标准化”，像是恣意伸展的任性与质朴，这种未经过分雕饰、未经人类审美文化规范的浑朴，甚至粗粝。刘献廷比较江南、江西山水，说：“江西风土，与江南迥异。江南山水树木，虽美丽而有富贵闺阁气，与吾辈性情不相浃洽，江西则皆森秀疏插，有超然远举之致。吾谓目中所见山水，当以此为第一。”还说，“它日纵不能卜居，亦当流寓一二载，以洗涤尘秽，开拓其心胸，死无恨矣。”（《广阳杂记》卷四）我对江南（其实即吴越）山水全无心得，对于刘氏的说法无从评论，却自以为能理解他的感受。对于这里发展旅游业的前景，我却不敢乐观。中国的山太多。发展旅游业需要多种条件的辏集，除交通外，还有人们的观赏习惯、审美期待。因而我实在不愿看到盲目的旅游开发，如这里进行中的那样。翠微峰壁正在镶嵌时贤的书法作品，令人看得心疼。我们已有太多破坏性的“开发”，使其地永不可能复原。何不暂时留一带青山，任农民在那里栽培、养殖，不更去惊扰其地的宁静？!

由抚州赴乐安县境内的流坑村，途径临川、崇仁，车窗外有茂林修竹。较之离开不久的宁都，这里有显然经营得更好的乡村。我却被自己的思绪所缠绕，像是留在了那一片雨中的山峦间，沉溺在了那片清幽中，难以拔出。我知道经了此行，那些山真的与我有了某种缘。这想必也因了人物，我所寻访的人物，与我在这里邂逅的人物。

倘若不是县文联的曾先生，我们在南丰将一无所获。这里的人们对于明清之交城西的“程山学舍”，似乎已茫无所知。他们自然也不大可能知道，三百多年前，曾有几个南丰人士，与宁都山中的一班士人此呼彼应。

流经南丰的，有旴江，旧亦作“盱江”。江右地势，陂陀起伏，此行全程未见大山，却屡见大水，令我约略体味了“江入大荒流”的意境。几乎所经过的每一城都傍着江。不但章、贡二江，沿途经过的，无不是名副其实的江，是大水，而非干河**的一弯细流。于是一再看到杨柳岸，近岸的树干半浸在水中。“赣水苍茫闽山碧”。曾有人告诉我，他“文革”中过赣江时，印象极深的，是那水的清冽。我所见江右的江已不如是，苍茫却依旧。

每涉足遗迹，第一个念头，即分辨真伪（“伪”包括了后世的补充、添加、增饰、改造等等）——或许多少也是一种“学者病”。南昌的八大山人故居、赣州的郁孤台、南丰的曾巩读书台，均应属“遗址”或曰“原址”，只有那些山是无疑的“旧物”，尽管经了岁月的剥蚀。所幸流坑的民居尚不失为旧物，纵然年代难以一一厘定。沿途我已在注意老房子，在瑞金苏区中央政府所在地，在宁都近郊。流坑村自然集中了更多、保存更为完好的老房子。近几年与“老房子”有关的时尚，毋宁说是由出版界蓄意制造的；时尚的视野却也助成着对流坑一类地方的发现。然而这村子令我感动的，却更是流**在古老建筑间的活的人生的气息——进门处有米柜，农具靠在墙上，板桌上、天井的水池边，是刚洗过的青菜。今人与古人，前人与后人，那些富有而显赫的人物，与他们的农人后裔，俨然共享着同一空间。只要想到在这些老房子中每天以至每时都会发生的相遇与“交流”，想到你随时可能与活在另一时间的人物擦肩而过，无论如何是一种神秘的经验。较之午后的傩戏表演，这些实物与尚在进行着的日常生活，或许更有民俗学的价值。

吸引了我的，还有村中的深巷。紧紧地夹在高墙间，青砖被岁月所剥蚀，像是随时会有旧时人物，由巷子深处走来。是正午时分，几处门廊下，有围坐聊天的男女，很闲散的样子。孩子们则端了大碗倚门而食。巷中有烧柴禾的气味，令我与在乡下生活过的同伴欣然。这气味是我们曾经熟悉的，却在城居中久违了。

流坑村外又见到了大樟树，有村妇在樟树下编织。附近的小学校园中，残存的祠堂石柱，立在空旷处，别有一种残缺的美。村人告诉我们，这小学有五百多名学生，教员久已得不到工资，如若停课，即会遭除名。倘若真的这样，那些教员一定在坚守岗位无疑，只是不知道他们将如何保证教学质量。但这想必不是那些孩子们所担心的，他们围在这旧时学舍的两方水池边，嬉闹得一派天真。

过后查了一下地图，才知道我们的此行，纵横行驶，途经地域之广，是我行前未曾料及的。连续乘车，在我也是破纪录的经历。其中南丰到抚州的一段行程最有趣味。夜行的车中播放着老歌，我的身边是一路大唱的快活的年轻司机和他的女友。过了南城，“五十铃”在一段坑坑洼洼的烂路上颠上颠下时，司机给我们讲了他开夜车的经验。

我的旅行，通常无所用心，本来就没有考据癖，对于由来、故实，概不追究，得其意而已。自己以为佳景的，多属境与心会，其缘由未必说得清楚。这回稍有不同，因带了“任务”，不免多了点好奇心；回来后查书，又难免要掉一点书袋。其实一向有赖有“行走”的学术，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就是。我是喜欢“行走”的，却第一次使行走与学术发生了干系。即使不便言“考察”，在我，也是一种新鲜的经历。只不过另有代价，即太有期待，有过分明确的目的性——这也应当是学术性考察与旅游的不同之处。文人随时书写的习癖，也势必影响到观看，有如摄影爱好者的习于经由取景框看世界，不免将“外部世界”框限、“画面化”了。“意图”规范了视觉，多少牺牲了获取更丰富的印象的可能性。

离开南昌，在杭州的宾馆、西湖游艇上，已开始了咀嚼，反刍。返京前的那个上午，在“虎跑”的茶室，要了一杯茶，在旅游景点门票的背面，写下了片段的文句。附近有一两桌高声谈笑的茶客，但我的心很沉静。窗外是江南的花木，浮出在我眼前的，却依然是赣南的江水，烟雨中的山峦林木。

写作在“行走”中，不消说与书斋风味不同。或许有一天，我能摆脱对于书斋的依赖，在随便什么场合写作，在旅中，在客舍、茶寮中。我知道自己仍然会在书桌边待得很安心，却也会在另一个日子里，携了纸笔启程。

二〇〇一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