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粤人与南学

陈寅恪评语中关键概念有四，即粤人、南学、江淮与黄河流域。中外学者多已指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区域变化，中国的文化学术重心，有自北而南转移的趋势。日本京都学派主帅之一的内藤虎次郎所谓文化中心流动说，认为明以后文化中心在江浙一带，海通以还，将移到广东。[1]此说表面似与陈寅恪语相印证，尤其在思想方面，但就学术而言，个中大有曲折。

清代学术，朝廷虽坚持理学正宗，学者则独重朴学，且奉考据为正统，其余皆附庸。但以地域论，朴学重心在于江淮，其他各省，或仍宗理学心学，如江西、河南，“能为汉学者少”[2]，或文风不盛，难以言学术。所以梁启超有“一代学术几为江浙皖三省所独占”[3]的评语。据注重清学的吉川幸次郎估计，依出生地而言，清朝学者十之八九产于苏、浙、皖三省，其他各省如直隶、山东、湖南、福建、广东、贵州等合计，比例也极低。[4]阮元督粤，创学海堂，引朴学入粤，主张折中统一汉宋，对广东文化发展，影响极大。道咸以降，粤学骤盛。清末民初，广东藏书蔚然成风，即其流风余韵。今人苏精编《近代藏书三十家》（《传记文学》丛刊之72，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所录江苏11人，浙江8人，福建2人（其中郑振铎生于浙江），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安徽各1人，而广东有4人，位居第三。不过，就学术贡献而言，学海堂的成就尚不足观。梁启超虽然说清中叶后“江浙衰而粤转盛”，但粤人治学足以“名家者无一焉”。[5]如“东塾弟子遍粤中，各得其一体，无甚杰出者”。[6]民初修《清史》，广泛征求各省入儒林、文苑人选，广东人承认“敝省著述自远不及大江南北”，所举“乡评极确，列入儒林而无愧”的“笃行朴学之士”，不过5人，另附算学1人，加上附传及入文宛者，总共提出8人，其中宋学家3人，兼采汉宋家1人，算学邹伯奇还在可收可不收之列。[7]

《清史稿》的编撰，取舍不当，疏失较多。就实际情形言，晚清岭南影响较大的学者有二，一为陈澧，一为朱次琦，均主汉宋不分或汉宋兼采。两人门下，各分两支，“东塾弟子分为二派，一派是陈庆笙、梁节庵辈，一派是廖泽群、陶春海辈，廖、陶颇不以陈、梁为然”。[8]但论影响势力，陈、梁无疑大于廖、陶。尤其是梁鼎芬，为张之洞“最深倚重”，与李文田、沈曾植等“皆同时讲学契友”[9]，相继被聘为惠州丰湖、肇庆端溪、广州广雅、武汉两湖、南京钟山等书院山长，在湖北时还赞襄学务，几乎等于其幕府中沟通士林的总管。光绪朝后期张之洞权倾一时，历任两广、湖广、两江等要地总督，并入值军机，又好结交名士，幕下网罗各种人才，颇有阮元再世之象。张之洞私淑陈东塾[10]，他的鼓吹加上梁鼎芬的作用，可谓张大学海堂影响的重要后天因素。东塾弟子不仅遍及粤中，其学风还远被京师。直到20世纪20年代，在华设专门研究室调查中国社会情况的日本学者今关寿麿，于所撰关于学术界状况的书中，认为北方旧学势力最大的还是张之洞余风的陈澧一派。[11]

至于朱九江一脉，虽然没有官威做后台的显赫，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学术界的影响却比东塾门下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弟子有名于时者，一是康有为，作为维新派的精神领袖和政治统帅，是一个历史时期中国思想界的标志。不过，康在学术上走了经今文学的路子，渊源不来自乃师。而今文学在近代思想界的贡献或影响虽然极大，学术上的疑古辨伪，却是语多妖妄怪诞，得不到公认。民初马良、章炳麟、梁启超等仿法兰西研究院发起函夏考文苑，议论人选名单时，“说近妖妄者不列，故简去夏穗卿、廖季平、康长素，于壬秋亦不取其经说”。[12]一贯尊师重教的梁启超也公然放弃师说。

其二为简朝亮，他虽恪守师训，却颇得真传，“艰苦笃实，卓然人师，注《论语》《尚书》，折衷汉宋精粹”。[13]1933年他与柯劭忞相继辞世，学界有“一月之间，顿失南北两大儒”[14]之说。尤其是再传弟子邓实、黄节，后来在上海主办《政艺通报》和《国粹学报》，与江浙学人结合，一面输入西学，一面复兴古学，对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均有重大影响。邓实晚年颇颓废，黄节则长期任教于北京大学国文系。其一生学问志业，由简启发，“学简斋（袁枚）为当今第一手”，“而诗歌、书法皆冠绝时流”。[15]

陈、朱二门，均以岭南为根据，另外京畿也有粤人以学术名于时者。道咸以后，边疆史地之学兴盛，及至同光，擅长此学者有顺德李文田等。李历任苏浙川等省主考，做过顺天学政，官至礼部右侍郎，“直南斋最久”，弟子门生众多。光绪初元，他与号称京师士林“龙门”的工部尚书军机潘祖荫和士林之“厨”国子监祭酒盛昱以及文廷式等人最为莫逆[16]，“学问渊博，自经史、词章、天文、舆地、兵法及宋儒义理之学，以至占、筮、医、相、青鸟之术，金石、碑帖、书籍、版本之源流，皆得其要”。[17]“精于碑版之学，覃研乙部，而于辽金元史尤洽孰，典章舆地，考索精详”，且“耄而好学，奖掖后进”[18]，在京师学界举足轻重。清末番禺人沈宗畸等在北京办《国学萃编》，成就虽不高，也形成一活跃小团体。

入于民国，广东人赴京求学者为数不少，北京大学的广东同学会，颇具声色。“综海内二十二省，合文理法工四分科，共五百余人，而广东居全国六分之一，凡八十有六人”，不仅一时敢“称全国最”，而且被认为“自有大学以来，从四方至，执业肄习其间者，惟广东人最多，亦最勤学”。[19]同时一批有志于学术者仰慕北京人文重心，北上问学，加上在政界、财界颇具影响的叶恭绰以及好诗词鉴赏的粤籍世家谭祖任（谭莹之孙）等人的支持和参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相继聚集京师的广东学人形成气候，不仅理工医法商等西式学科人材辈出，中国文史之学亦不乏名家，如新学梁启超，史学陈垣、张荫麟、陈受颐，诗学黄节，古文字学容庚、商承祚，版本目录学伦明，思想史容肇祖，以及崭露头角的后进罗香林等，以致内部再又分别。1933年陈垣致函容肇祖，赞以“粤中后起之秀，以东莞为盛”，容复函则说：“新会之学，白沙之于理学，任公之于新学，先生之于朴学，皆足领袖群伦，为时宗仰者。然白沙之学近拘，任公之学近浅，未若先生朴学沈实精密之不可移易也。”[20]他们在北京时与陈寅恪多有交往，所以陈推测岑仲勉为粤人，便视为南学将兴的又一例证。尽管他真正引为同调的还是陈垣。

清代南学，本有二义，一为国子监在学肄业者之机构[21]，一为地域上的南方之学术。江淮既是全国学术之渊薮，又是南学之代表。所谓“南通北不通”，大抵是江淮人士学术自负的表现。岭南学术，渊源于江淮，后因其人来粤为官任教经商，寄籍者众，与之关系亦多。虽然有人说“陈东塾学出仪真而精纯过之”[22]，江淮学术正宗的看法未必尽然。唐文治受业于黄以周门下，请教汉宋兼采之儒当以何者为最，黄答道：“王白田先生是已。”[23]据说陈澧“门下有名者最多”，如梁鼎芬辈，号称“学问品行，博通正大”[24]，以正学自任，但章炳麟还是目为乡愿。[25]章氏指责“澧既善傅会，诸显贵务名者多张之；弟子稍尚记颂，以言谈剿说取人”。[26]刘师培则说：“澧学沟通汉宋，以为汉儒不废义理，宋儒兼精考证，惟掇引类似之言曲加附合；究其意旨，仍与摭拾之学相同，然抉择至精，便于学童。”[27]“惟（陈澧）学术既近于模棱，故从其学者，大抵以执中为媚世；自清廷赐澧京卿衔，而其学益日显”。[28]将东塾学派的祖师门生一概骂倒。

戊戌前，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大行其道，浙人呼吁“昌浙学之宗派，绝粤党之流行”[29]，视康有为之说为“南海伪学”。入于民国，江淮仍为学术重心所在。日本东方文化事业总会的桥川时雄所编《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收录民元至1940年间在世、从事文化教育、学术研究和文学艺术有名于时的人物共4600人，其中从事中国研究者多半仍产于江淮。[30]1948年首届中研院院士中，浙江19人，江苏15人，广东8人，江西、湖北各7人，福建、湖南各6人，山东、河南、四川各3人，河北2人，安徽、陕西各1人，其余各省缺。[31]陈寅恪将江淮排除于南学之外，与通行所指不同。

不过，陈所谓南学，当不限指岭南，至少还应包括湖南。他与杨树达交谊甚深，誉为文字训诂之学当世第一人。时人称中国学人只有冯友兰之哲学，陈垣之史学，杨树达之训诂学，足以抗衡日本。另有余嘉锡，考据目录之学极精博，与杨树达同为在京湘人治朴学者。梁启超称湘粤两省均为清初学者极少，中叶以后乃学风大盛。[32]本来清代湘士大抵治宋学，“乾嘉之际，汉学之盛如日中天，湘士无闻焉”。[33]后又为今文学流风所被，所以多文人而少学者。但同光以后，湖南的二王一叶驰誉海内外，尤其是叶德辉精于版本目录，连胡适也说他虽然没有条理系统，毕竟为屈指可数的旧式学者之一。[34]陈家三代与湖南关系匪浅，而且杨树达对北京教育界的x看法，很可能是陈寅恪立论的重要依据。

[1] ［日］内藤虎次郎：《新支那论》，61页，东京，博文堂，1924。

[2] 顾廷龙校阅：《艺风堂友朋书札》上，36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3] 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饮冰室专集》第9册，3页，台北，中华书局，1972。

[4] 《清代三省の学术》，《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6卷，3页，东京，筑摩书房，1974。

[5]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文集》上“学术”，79页，上海，广智书局，1908。此时梁启超对陈澧评价甚低，后有所变化。

[6] 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饮冰室专集》第9册，33页。

[7] 谭宗浚来函三，顾廷龙校阅：《艺风堂友朋书札》上，73～74页。

[8] 汪宗衍来函，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460页。陈庆笙，名树镛，曾从学于朱次琦。

[9] 《清人陈毅氏より那珂通世氏にあてたる书状》，《史学杂志》第11编第8号，1900年8月。

[10] 《郋园学行记》，《斯文》第9编第10号，1927年10月。张之洞曾因叶德辉诋毁陈澧而与之相持不合。

[11] ［日］今关寿麿：《近代支那の学艺》，24页，东京，民友社，1931。

[12] 方豪：《马相伯先生筹设函夏考文苑始末》，《方豪六十自定稿》，2002页，台北，学生书局，1969。

[13] 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饮冰室专集》第9册，33页。

[14] 《悼柯劭忞简朝亮先生》，《燕京学报》第14期，1933年12月。

[15] 尹炎武来函之39，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105页；吴宓：《黄节先生学述》，天津《大公报》，1935年1月27～29日。

[16] 《意园怀旧录——内藤虎次郎氏盛伯羲祭酒盛伯羲遗事译文》，《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6卷，623～630页。文廷式与陈寅恪家同籍兼世交。

[17] 洗玉清：《广东之鉴藏家》，广东省文史馆、佛山大学佛山文史研究室编：《洗玉清文集》，20～21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

[18] 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七，《中国目录学名著》第1集第6册，台北，世界书局，1965。

[19] 《北京大学分科广东同学会序》《北京大学分科广东同学录序》，陈德溥编：《陈黻宸集》上册，649、650页，北京，中华书局，1995。

[20] 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270～271页。

[21] 清国子监南学建于雍正九年（1731），本为由内班分出学额，后只有南学长川住学，因而称在学肄业者为南学，在外肄业、赴学考试者为北学（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96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

[22] 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130～131页。

[23] 唐文治：《朱止泉王白田先生学派论》，《国专月刊》第2卷第5期，1936年1月。晚清学术，虽然风行调和汉宋，但亦有非议者。王闿运指陈澧为汉奸，廖平则谓为“奴隶之奴隶”，“盖略看数书以资谈助，调和汉宋以取俗誉，又多藏汉碑数十种以饰博雅，京师之烂派，大抵如此”（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55页，上海，世界书局，1935）。邓实对黄以周、陈澧均予否定：“晚近定海黄式三、番禺陈澧皆调和汉宋者，然摭合细微比类附会，其学至无足观。夫古人之学，各有所至，岂能强同。今必欲比而同之，则失古人之真。故争汉宋者非，而调和汉宋者亦非也。”（邓实：《国学今论》，《国粹学报》第1年第4期，1905年5月23日）

[24] 《清人陈毅氏より那珂通世氏にあてたる书状》，《史学杂志》第11编第8号。

[25] 参见汤志钧：《章太炎在台湾》，《社会科学战线》，1982（4）。章氏所说，虽含政见异同，亦由学术立论。

[26] 《訄书·清儒》，朱维铮编：《章太炎全集》第3卷，15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27] 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国粹学报》第6期，1905年7月。

[28] 《清儒得失论》，《民报》第14号，1907年6月。以上三注，参见朱维铮：《汉宋调和论》，《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55～5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9] 陈汉第来函第7，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204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0] 长春满洲行政学会株式会社1940年出版。傅增湘所写序言称：“统吾国二十八省之地域，五六十年来之人物，综萃品伦，登诸簿录，试披览而寻绎之，而近世人材之消长，风气之变迁，学术之源流，政教之演进，一展卷而得其大凡。”

[31] 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27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2] 《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饮冰室专集》第9册，3页。

[33] 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57、220页。吴士鉴说：“咸同以后，湘中颇习汉学”（顾廷龙校阅：《艺风堂友朋书札》上，453页），但魏源等人的影响主要在今文经学方面。王闿运号为东洋三硕学之一（另二人为朝鲜金允植，日本竹添进一郎），经学也偏于今文家言。钱基博《中国现代文学史》称：“五十年来学风之变，其机发自湘之王闿运，由湘而蜀（廖平），由蜀而粤（康、梁）而皖（胡、陈），以会合于蜀（吴虞），其所由来者渐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所以叶德辉说湖南“一省人物尚不如辉一家”（顾廷龙校阅：《艺风堂友朋书札》上，558页）。叶祖籍江苏吴县，好自称吴人。

[34]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440页，香港，中华书局，1985。王闿运、王先谦的学问，各有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