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家之总法

如果同意许冠三教授的论点，将在西学笼罩下近代中国的学术转向视为科学化的进程，那么依据王晴佳教授的看法，“所谓科学史学，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对史料进行谨慎的批判，力求写出所谓的‘信史’，成为‘客观的’或‘批判的’史学；二是对历史的演变作一解释，寻求一种规律性的东西。”康有为的疑古与托古，既表现了强烈的怀疑、批判精神，又提出了系统的历史解释，“以后中国的科学史学，正是在这两个方面同时开展，在不同的阶段互有消长、互有补充，演化成一种多姿多彩的局面”。[1]不过，两分法是就大体而言，所指出的各种学派之间内在的继承、演化关系，也是整体的作用，且存在于学者的理念之中，如果具体论证实际的历史过程，则互相对立乃至排斥的倾向更为明显。

前一路线的科学史学，最清楚的发展应是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而且至少在宣言上有愈益趋于极端的倾向。[2]到1928年傅斯年发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更将此一路径与其他流派清楚分界，其中也包括后一路线的科学史学。傅斯年宣称：“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他反对疏通，贬抑推论，主张存而不补，证而不疏，认为研究者如要“发挥历史哲学或语言泛想”，只能作为私人的事在别处进行，而不得当作研究的工作。并且声称：“我们不做或者反对所谓普及那一行中的工作。”因为“历史学和语言学之发达，自然于教育上也有相当的关系，但这都不见得是什么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只要有十几个书院的学究肯把他们的一生消耗到这些不生利的事物上，也就足以点缀国家之崇尚学术了——这一行的学术”。[3]恰如近代欧洲一般教育中拉丁文和希腊文的退步与其学问上的进步成正比，傅斯年的意思，显然希望中国也如此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取法于外国，史学和相关的语言学在一般教育中逐渐淡出。

就学理而言，傅斯年的宣言不无偏颇。换一角度看，史学从来不是单纯的学术，至少相当多的人不将它仅仅视为学术的一个分支。因此，尽管傅斯年的偏激主张正是其取得良好实效的重要原因，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成为史学主流派的旗帜，却始终得不到普遍的认同（当然傅氏并不期待这种结果）。因为史学的其他社会功能需求均与傅斯年的主张相矛盾，总有学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求另一种科学史学，即对历史的演变进行系统的描述和解释，从现象中揭示发展规律。这些社会功能至少包括政治和教育两大部类，专门研究可以窄而深，政治解释和文化传承则必须完整系统而有条理。本来系统应来自对大量具体史实的充分研究和认识，但也有解释框架是否适宜的问题。近代以来，中体动摇，解释的旧说自然不能取信于人，连带材料亦须重新整理，而社会需求不能从容等待学术界完成相关研究，面对两难境况，有人便以外来学说条理现成材料，以期速成系统的解释。其中大学的史学系便属于要求最迫切的部门之一。

京师大学堂是近代中国最早设立的大学，同时也是清末唯一设有史学专门的大学。1902年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大学分为七科，其中文学科之下，设有史学门目。至于具体课程，则拟待预科生毕业后再议。[4]是年颁布的《京师大学堂编书处章程》关于史学课本确定的原则是“以编年为主，删除繁琐，务存纲要”，同时择取先哲史论附列。[5]不过，重视高等教育的张之洞在1904年进呈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依据日本学制，为尚未筹办的文学科大学中国史学门和万国史学门制定了详细科目。前者的主课有：史学研究法、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各种纪事本末、中国历代地理沿革、国朝事实、中国古今外交史、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另有补助课程：四库史部提要、世界史、中外今地理、西国科学史、外国语文。后者的主课为：史学研究法、泰西各国史、亚洲各国史、西国外交史、年代学，补助课为：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中国古今历代法制史、万国地理、外国语文。此外，还有所谓“随意科目”，即选修课程，如辨学、各国法制史、中国文学、人类学、公益学、教育学、金石文字学、古生物学、全国人民财用学、国家财政学、法律原理学、交涉学、外国科学史（仅万国史学门）等。

以创始的大学史学教育而论，上述课程体系相当完备而且较为合理，只是明显有照搬外国成法的痕迹，因此在说明若干课程时，不得不以日本原名为参照，如在金石文字学后附注“日本名古文书学”等。在各种名目的科目之下，实际上并没有相应而适宜的教科书，无论是钦定抑或奏定章程，均未涉及教科书的编写事宜。但对各科学书讲习法的略解，分别说明了各项课程所使用的教材，大体分为三类：一、就中国旧籍择要讲解，如“各种纪事本末”自《通鉴》讲起，《左传》《纪事本末》不必讲，全鉴及正史听其自行研究；“国朝事实”摘讲正续《东华录》及《圣武记》诸书，兼酌采近人所刻《皇朝政典》讲习；“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摘讲《三通考辑要》。二、择善翻译、改编或使用现成译本，如“中国古今外交史”，可采取日本《支那外交史》自行编纂改定；“中外今地理”宜择外国成书或中国人译本合于教法者讲授；其余各西学则择译善本讲授。三、于已有教科书中选择善本讲习，如“历史地理沿革略”。至于参考书，则多取历代正史、通鉴、别史、杂史、西史、舆图、年表等。

值得注意的是对“中国史学研究法”的解释，虽然主旨在于“鉴古知今有裨实用”，与通鉴学相近，所列举的“研究史学之要义”，显然已经不是传统史学所能范围。其研究对象包括历代疆域、各项制度、政事变法、教育学术、地方民情、农业工艺、商业交通、赋税财政、物价物产、吏治刑法、宗教礼俗、中外关系、货币及度量衡等51个方面，尤其注意人民与国家的关系如民情、民风、民性、民力的影响，提倡将通鉴学与正史学“相资补助”，考史事则考治乱与考法制“必宜兼综”，强调中外参考比较，贯通古今，“务当于今日中国实事有关系之处加意考求”。[6]

京师大学堂文科史学门一直没有开办，上述设想也就始终停留在纸面。不过，已经开办的师范科也设有中外史学课程，先后担任过史学教习的有冯巽占、李稷勋、汪镐基和日本人坂本健一等，所用教材系由任课教习自编讲义，史学科、中国史、中国通史、万国史讲义分别由屠寄、陈黻宸、王舟瑶和服部宇之吉撰述。[7]陈黻宸所编《中国史讲义》，开章明义，指出“史者天下之公史，而非一人一家之私史也”。进而强调史学与科学的关系，认为：“科学不兴，我国文明必无增进之一日。而欲兴科学，必自首重史学始。”因为史学为“凡事凡理之所从出也”，“史学者，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也。无史学则一切科学不能成，无一切科学则史学亦不能立。故无辨析科学之识解者，不足与言史学，无振厉科学之能力者，尤不足与兴史学”。“读史而兼及法律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物理学、舆地学、兵政学、财政学、术数学、农工商学者，史家之分法也；读史而首重政治学、社会学者，史家之总法也。”

陈黻宸的这番道理蕴含了许多解释后来纠纷的线索，其所谓“科学”，实际包含学科与科学两种概念，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的重心之所以由经入史，要因之一，是西学冲击下中体的崩溃，要因之二，便是史学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的特征。这一思想，从史学在教育体系中独立之日起，就已经为先贤所确信无疑，后来更为科学史学的信仰者反复强调，傅斯年就断言：“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之工具。”[8]

不过，仔细甄别，聚集于“科学史学”旗帜下的两派，虽然都强调各种自然、社会、人文相关学科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性，但所指的对象其实有所分别，批判的客观史学重视考古学、地理学、生物学、语言学等自然科学或接近自然科学的人文学科，而解释规律者则对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所谓社会科学情有独钟。这与当时欧洲史学正由语文学方法向社会科学方法转移大有关系。一般而言，前者主要有助于分析扩展史料，后者则便于解释问题，以教学为主的学人自然倾向于接受社会科学，或者说首先是接受社会科学的解释框架以应急。陈黻宸以政治学、社会学为“首重”、为“尤要”、为“史家之总法”，正是因为这两门科学对于认识人类社会的历史有明因果、辨成败的提纲挈领作用。所以虽然史学是凡事凡理所从出，一旦掌握了政治社会之原理，“于史学思过半矣”。

陈黻宸的中国史讲义，是接着屠寄、杨模的课续讲，屠、杨二人所讲，“自开辟始，迄于春秋”，陈则由春秋讲起。但他的讲义更像是概论，“读史总论”、“政治之原理”、“社会之原理”占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正文则只讲了孔子和老墨。比照看来，前三节的理念似乎并未在正文中得到体现，这种史论分离的现象，表明“总论”和“原理”的那一番道理，很可能是其现炒现卖的趋时附会，并没有真正用于研究具体历史问题的过程。[9]

[1] 王晴佳：《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方向性转折》，《中华文史论丛》第62辑，5～6页。

[2] 关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联系及区别，参见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新学术之路》，1～41页。

[3]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分，1928年10月。

[4] 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236～237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5] 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207页，北京，中华书局，1957。

[6] 《奏定大学堂章程》，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349～353页。

[7] 庄吉发：《清末京师大学堂的沿革》，《大陆》第41卷第2期，62～64页。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943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此文所论，并非京师大学堂文科史学门的情况。另据《教育杂志》1910年第4期《宣统二年分科大学经文两科教职员清单》，史科教习有专讲记事本末的陈衍，专讲通鉴辑览的饶叔先。

[8]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分，1928年10月。

[9] 《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陈德溥编：《陈黻宸集》下册，675～7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