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学分南北
陈寅恪评语的另一重意思，是所谓南学与北学（即黄河流域）的优劣浮沉。中国南北文化差异明显，学术风格也各自不同。朱维铮教授认为：“把空间分布作为学术派分的畛域，始于南北朝。但承认‘统一’时代还存在学术的地域剖分，则盛于北宋。”[1]清代以来，学者论学，每每讲究地域与流派的关系。清初顾炎武《日知录》引《论语》评南北学者之病，指北方学者“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学者“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梁启超早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即分先秦学派为南北两支，各有正宗与支流，并据以归纳南北学之精神。[2]日本京都学派论述清代学术史也多牵连及此。
但南北学者若扬己抑彼，则为不智。民初《清史稿·儒学传》成，请人评审，吴士鉴提出增加崔述，“其所著书，虽无家法，而北学除通州雷、肃宁苗、昌平王三人外，尚觉寥寥。东壁久已悬人心目之中，能否增附于雷传之下，以餍北人之望，而免他日北人攻南之弊。此中消息极微渺，侄非助北学，乃所以护南学耳。”[3]陈垣对褒陈澧贬崔述者道：“师法相承各主张，谁非谁是费评量，岂因东塾讥东壁，遂信南强胜北强。”[4]道光初年江藩著《宋学渊源记》抑南扬北，但他本人籍贯扬州，而且照朱维铮教授所见，本意当在贬斥桐城诸家。
总体而言，南学强于北学，当是近代学术的一般态势。即以旧学而论，民初北京尊奉清代北学正宗颜李学派的，唯有徐世昌的四存学会，其余均为南学派系。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王重民、孙楷第、张西堂、刘盼遂、谢国桢、王静如、罗根泽、孙海波、肖鸣籁、齐念衡、庄严、傅振伦等组织学文学社，因社员多系淮黄流域学者，向达、赵万里名之为北学派，其实不过戏言。[5]
南北学之分，又因依据不同而内容迥异。其分法有二，一据籍贯，一讲居处。民国时论南北学风不同，多据后者。1922年8月胡适与来访的日本学者今关寿麿谈论中日史学，认为：“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工夫。”[6]此即因居处要而言之，因为北方有不疑古而勤苦之士，南方亦有信古而简陋之人。当时东南大学的《学衡》公然树旗，与北方的北大派分庭抗礼，形成所谓“南高学派”，成为南方学术的代表声音。“学衡”派主将之一的胡先骕十余年后总结道：
当五四运动前后，北方学派方以文学革命整理国故相标榜，立言务求恢诡，抨击不厌吹求。而南雍师生乃以继往开来融贯中西为职志，王伯沅先生主讲四书与杜诗，至教室门为之塞，而柳翼谋先生之作中国文化史，亦为世所宗仰，流风所被，成才者极众。在欧西文哲之学，自刘伯明、梅迪生、吴雨僧、汤锡予诸先生主讲以来，欧西文化之真实精神，始为吾国士夫所辨认，知忠信笃行，不问华夷，不分今古，而宇宙间确有天不变道亦不变之至理存在，而东西圣人，具有同然焉。自《学衡》杂志出，而学术界之视听以正，人文主义与实验主义分庭抗礼。五四以后江河日下之学风，至近年乃大有转变，未始非《学衡》杂志潜移默化之功也。[7]
此北大学派与南雍师生，亦据居处而分别，若论籍贯，则多为南方人士。
由此可见，无论言中学还是西学，这时北方为新而较空，南方则旧而较实。蔡元培称尚属幼稚，胡适一派也说不曾组织完备、症结最深、最不满人意的东南大学文哲两系关于东方者[8]，请梁启超来讲国学，任教于此的顾实、吴梅、柳诒征等却在梁出席该校国学研究会时屡与冲突。顾实还讥讽梁摸不到《道德经》的边，“他讲的不是老子，而是‘咱老子’！”[9]国学运动中，东南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校的国文系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以及南方的几个国学研究会彼此沟通声气，互为声援，共同对抗北大派，这种矛盾还延伸到由北大派生的厦门大学国学院和中山大学文史学科。有趣的是，先此黄炎培、蒋梦麟等人曾一度打算将南京大学办成新派大本营，而将北大让给旧派讲老话。[10]
南北学既有对垒，也有对流。南方的一些学者北上，在北大以外形成据点，清华国学研究院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南学北上的会合。胡适虽然在该院筹建时参与意见，但吴宓做主任负责具体事务，其精神必然与北大派相反。由于几位导师或名高望重，或真才实学，胡适还算佩服或礼敬，对较为次要者则不大客气。他骂《大公报·文学》副刊“是‘学衡’一班人的余孽，其实不成个东西”。[11]实际上参与其事者除吴宓、张荫麟外，均与《学衡》无缘。倒是赵万里、浦江清两位助手的东主王国维和陈寅恪，过去可算是《学衡》的同路人。
与此同时，一些北大派成员为避难或谋生，相继南下，先在厦门大学组织国学院，夭折后再赴广州。近代闽南盛产诗人和翻译家，学术则虽有陈衍号称大家，“博闻强记，自经史子集以逮小学金石目录，山经地志，靡所不赅贯”，仍以诗文见长，“与陈散原、郑海藏一时争雄”[12]，且整体尚不足观。而岭南虽出学者，令陈寅恪叹为将来恐只有南学，广东却并非宜于治学的居处。激进而好弄新文学的浙人鲁迅的印象是：“广东报纸所讲的文学，都是旧的，新的很少，也可以证明广东社会没有受革命影响；没有对新的讴歌，也没有对旧的挽歌，广东仍然是十年前底广东。”[13]傅斯年等人在时，一度表面似有新气象，真相却是“广州的不能研究学问乃是极明显的”，因为“书籍不够参考，商量学问又无其人”。[14]于是南下的学者很快又纷纷北上。任教于北大却对北大派不无异词的黄节，[15]一度出任广东教育厅长，不久也挂冠而去，重理旧业。最后连粤籍小生容肇祖也不堪忍受，致函乡前辈陈垣，抱怨广东“学校经费，又值困难，教授人才，又多偏于词章，而学生风气又安于陋简而不求深造”；“南中参考书难得，每有好题目，以参考书不足故辄废然而止”；加之提倡读经复古，“故此现在广州之学风，由质朴而转空疏，由思想自由而转拘守，由驰骛新学而转高头讲章。先生等提倡朴学于外，而故乡竟颠倒其学于内”。[16]
浙学成为清末学术中心，因其无论就籍贯还是居处而言均已形成风气。而广东自20世纪20年代争取日本退还庚款时就提出：“广州与北京、上海，同为吾国南北中三部之中心，地位之重要既属相等，关于此项文化事业之设施，广州与上海、北京自应同等参与，与同时实现，此固为无疑义之见解”，希望日本当局了解广州在中国之地位，在广州设应用科学研究所及建广东大学图书馆。[17]但这多少出于政治与地理考虑，而非人文环境的成熟。而且不顾基础一味讲求应用的短见根本违背学术规律，注定会底气不足。此后广东屡有力图证明自己为华夏文化正宗嫡传之举，却始终成效不大，岭南虽出学者却不养学问，粤籍学人往往只能做北学的干将。
粤风重商，好急功近利，本不宜于非功利的学问。早年李文田以名士自认，“粤人阔老中少有学问者，师（即李文田）气焰大，往往失欢”。而其视学京畿，却令“北学可以大振”。[18]晚清岭南学术声名鹊起，又由于阮元、张之洞等封疆大吏的提倡鼓吹。对于高位者执学界之牛耳，邓实等人早有定论，言宋学则“伪名道学，以谀媚时君”，言汉学则“著述虽丰，或假手于食客。是故清学而有此巨蠹之蟊贼，而清学亦衰矣”。[19]此言不免偏激，但学术在野则盛，在朝则衰，确是通例。学海堂之于广东，开风气之功固不可没，陈垣等人，多少得到学海堂弟子的提携影响，但民国时北学中的粤人，均非其嫡传。[20]而粤学的正宗，在全国反而沦落为旁支。南学之于岭南只能言籍贯而不能讲居处，原因至为繁复，要言之，传承稀则禁锢鲜，有助于博采众长，以树新风。浙学代兴，亦由于此。而学问之道，雍容乃大，非超越功利的无为之为不能奏功。若以急功近利和讨生活的商业市井眼光衡量要求，或如暴发户弄古玩似的装潢门面，投入与产出自然不成比例。
1933年的京派与海派之争，再度将学分南北的问题摆上桌面。扬京抑海的沈从文和为海派辩护的杜衡，本来只是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立论，后来参战人多，内容也扩大到学术整体。分别的标准，仍是居处的文陋而非籍贯的都鄙，看法却与20世纪20年代截然相反。“所谓‘京派’大概可以说是抱着为学术而学术的态度，所谓‘海派’大概不免多少为名利而撰作。”[21]鲁迅虽然深刻揭示“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于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毕竟对京派寄予希望，因为“北平究竟还有古物，且有古书，且有古都的人民。在北平的学者文人们，又大抵有着讲师或教授的本业，论理，研究或创作的环境，实在是比‘海派’来得优越的”，“希望着能够看见学术上，或者文艺上的大著作”。[22]并进而指出南北人互取对方的机灵与厚重之长，而去其愚与狡的弊端，为“中国人的一种小小的自新之路”。[23]其实，十年间南北学风的逆转，很大程度上便是南人北上的结果。
关于京海之争，后来的评论多少离开了当时的语境，掺入主观臆测。未历其境者的附会可谓不着边际，而当事人的曲解就不免别有用心。蒋梦麟批评海派崇拜权势，讲究表面，在文学艺术和生活各方面肤浅庸俗，而赞扬京派崇尚深刻，力求完美，但有意无意间称“北大不仅是原有文化的中心，而且是现代知识的源泉”，似乎北大成了汇集北京的各方学者、艺术家、音乐家、作家和科学家所组成的“京派”的代表，“科学教学和学术研究的水准提高了。对中国历史和文学的研究也在认真进行。教授们有充裕的时间从事研究，同时诱导学生集中精力追求学问，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旋涡的北大，已经逐渐转变为学术中心了。”[24]这多少有些自我表功，显示其把握北大之舵时，能够继承蔡元培的方针事业。
事实上，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正想方设法打破浙人的垄断，调整人事，并学习傅斯年办史语所的成功经验，以图扭转北大文史学科的被动局面。[25]而北大文史学科的人才培养，似乎也落在清华和燕京之后。清华和燕京两校以学生为主的历史学会，当时十分活跃，北大学生因而有相形见绌之感。史学系学生邓广铭等人试图“以北大再来一次活跃的史学运动”，以改变“我们的北大，在新文化运动之后日在趋于消沉，甚至被人讥为‘行将就木’”的面貌。[26]所以牟润孙说：“直到胡适作了北大文学院院长，国文、历史两系才有改革进步。”[27]经此一役，浙人把持的积弊基本扫除，但要使北大成为全国学术中心，至少文史学科还有待努力。其史学系成绩最好的时期，便是陈受颐当政之际。[28]
此后，随着中央研究院的南迁以及北京旧书肆在沪、宁开设分店，南北学风又有对流。而抗日战争的爆发，使之发生异变。战后更有所谓新海派。南北学风的流动，仍在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之间进行，惟有南学的局面，始终没有出现。近代学术史上以居处而言岭南的几度兴盛，差不多都是北人（此为闽粤人的北人概念）或北学（亦含粤人）南下所造成。其中也包括陈寅恪自己在众人皆醉我独醒之际所承担的一柱擎天的作用。可惜由此带来成为讲居处的学术中心的大好机缘，都被人为坐失。梁启超曾经诧异阮元在广东和云南同样施为，而结果迥异，此番轮到粤人来自我检讨了。
[1] 朱维铮：《清学史：汉学与反汉学一页》上，《复旦学报》社科版，1993（5）。学分南北，俞樾认为始于六朝，黄以周则以子游子夏为南北学之祖，上溯至周末。武内义雄曾予以论证（武内义雄：《南北学术の异同に就きて》，《支那学》第1卷第10号，1921年6月）。
[2] 《饮冰室文集》上《学术》，19～20页。
[3] 顾廷龙校阅：《艺风堂友朋书札》上，453页。
[4] 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621～622页。
[5] 傅振伦：《蒲梢沧桑·九十忆往》，58～59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438页。
[7] 《朴学之精神》，《国风》第8卷第1期，1936年10月1日。
[8] 1924年4月13日、15日陈衡哲、任鸿隽致胡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集》上册，247～248页。陈衡哲甚至说“东大国文系之糟为全校之冠”。
[9] 黄伯易：《忆东南大学讲学时期的梁启超》，《文史资料选辑》第94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47～48页。
[11] 《胡适日记》手稿本1933年12月30日。
[12] 钱基博：《陈石遗先生八十寿序》，《国专月刊》第1卷第1号，1935年3月。
[13] 《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3卷，42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1920年8月陈公博告诉胡适：“广东的空气，充满嫖赌及势力发财的空气，简直与新文化绝不相容。”（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108页）
[14] 1929年8月20日顾颉刚致胡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536页。
[15] 黄节与吴宓及思辨社人关系密切，其高足李沧萍曾受王国维指导，又是张尔田及门，毕业后任教于中山大学国文系，1935年被古直等列名于要求惩治胡适的通电。后李声明更正，但古直说因为他“同其慷慨”才被“分之以义”（胡适：《南游杂忆》，杨犁编：《胡适文萃》，643～644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91），或亦属实。
[16] 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269～272页。
[17] 《广州各界对日退赔款用途宣言》，《民国日报》（上海），1924年5月19日。北京大学也认为如设第三研究所，应在广州（《北京大学对于日本以庚子赔款在中国举办学术事业意见书》，《北京大学日刊》第1455号，1924年4月26日）。
[18] 吴士鉴来函之6、汪大燮来函之25，《汪康年师友书札》（一），284、65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9] 邓实：《国学通论》，《国粹学报》第1年第3期，1905年5月。
[20] 陈垣早年写作小品，为学海堂出身的汪兆庸所见，“以为必传。当时受宠若惊，不审何以见奖至此。然因此受暗示不少。三十年来孜孜不倦，未始非老人鼓舞之效也”。（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445页）。陈受颐虽然是陈澧的曾孙，学术成就却并非基于家学渊源。
[21] 《论学术的空气》，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4卷，490～495页。
[22] 《“京派”与“海派”》，《鲁迅全集》第5卷，432～433页。
[23] 《北人与南人》，《鲁迅全集》第5卷，435～436页。
[24] 蒋梦麟：《西潮》，166、184页，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25] 1934年4月28日傅斯年来函，《胡适年谱》，219～220页；《胡适日记》手稿本1935年5月4日。1931年9月14日胡适在日记中所说：“今日必须承认我们不‘大’，方可有救。”既指中国，更指北大。
[2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21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27] 《发展学术与延揽人才》，牟润孙：《海遗杂著》，85页。鲁迅指这时的北大堕落为“五四失精神”，“时代在前面”，主要指浙、胡两派在官僚化方面合流（1933年12月27日致台静农，《鲁迅全集》第12卷，309页）。北大理科也吸收了南方各校的优秀人才。
[28]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