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英雄

我们在客观的价值等级序列之内将“英雄”理念归于生存价值或者生命价值之中。我们将这些本质性价值严格地与在等级上高居它们之上的价值区分开来，即与精神性价值（天才）和技术—精神性价值（如科学）区分开来，也与处于它们之下的实用价值和怡人性价值领域区分开来。[1]

在生存价值之中，我们也面对两个基本类型：第一，“纯”生存价值或发展价值与展开价值；第二，技术性生存价值或保存价值。后一类价值服务于前一类价值。例如，种族健康和种族完美即遗传价值的健康和完美（保守政党的基本倾向）便是一种发展价值；一种生命上的保存价值是指民族健康（民主的、自由的政党的基本倾向）。凡是谋求推动国民经济之生产力者，但关注发展价值（重商主义）；凡是只谋求增加实物和金钱财富者，便关注保存价值（重农主义）。谁如果想使国家政治权力的增强超出当前人口及其可望达到的规律性的增长数量之生存需要，以便使居民能够比以往有更大的增长（帝国主义），他便偏向发展价值；谁如果只想增进福得，他便偏向保存价值。

在有机体形成的领域之内，从低级组织类型向高级组织类型的发展绝不可以归结为最具适应性的个案的保存。应该区别适应性特征与组织特征、“变异”（Variation）与“突变”（Mutation）（物种的产生）。精确的遗传学说（门德尔［Mendel］）表明，偶然的适应性变异是没有遗传性的，这与动物和植物为单纯的适应性差别所掩盖的真正组织特征相反。（在这里姑且不说量的法则。）可以说，发展与保存的这种差别贯穿于整个有机的自然界。生存、活动、主宰空间（环境）的扩展，其次感觉与察知活动空间的扩展——正如我们在从单细胞的水母到人的活动中所看到的那样——并不像达尔文和斯宾塞所认为的那样，可以归结于对一种一切生命所处的相同环境日益积累的所谓适应性实用价值。[2]它有其超机械性的原因（追求完美的本能、elan vital［生命冲动］、真实物种之种属实体［Entelechie］等）。类似的道理也适用于生物之内省（Innenbe trachtung），即适用于不同于精神灵魂和心灵生活之联想机制的生命灵魂，例如适用于生命感觉、最简单的生命反应（尝试性的动作、本能、行动）。

我们将生命的发展价值置于我们称作“高贵”典型的要义之下（柏拉图）。高贵与卑下是一般生物学的对立现象。“贵族”就其含义而言，是一个群体中之最强大的“发展力量”和最完美的血统遗传价值的占有者。我们将单纯的生命保存价值置于“福利”这一总标题之下，并将这个词用在个体或者生活共体之总体（bonum commune），这种bonum commune并不是“最大数量的人的最大幸福”（实用和怡人性价值）；后者毋宁说是社会所特有的价值（边沁［Bentham］语）。福利并非一笔笔可计数的值，同样，生命的舒适感也不等同于舒适感觉的总和（与此类似者还有健康感和患病感、荣升感和失败感、自动的生死感）。

“英雄”是一种人性的、半神性的（希腊人的英雄）或者神性的理想位格类型（例如穆斯林、加尔文信徒的权力—意志神），他以自己的在之中心而向着高尚者与高尚者之实现——即“纯然的”、非技术性生存价值之实现，其基本美德是身体与灵魂与生俱来的高贵和与之相应的高尚思想。那些只关心他们自己和他们所从属的群体之“福利”的人——不论多么重要——都不可以被称为“英雄”。我们称他们为“行善举者”，例如匡世救民的医生、经济界领袖和技术人员，他们有别于政治家、军事统帅、殖民者。

英雄也必然像天才一样，因拥有其独特精神功能有着超常而罕见的过量发挥。然而，这种过量发挥并非向恩宠敞开自我的力量（如在笃信宗教的人身上），也不是（如在天才身上）以一切单纯用于生存需要的过量的精神思维和观察，而是面对其本能生命表现出过量的“精神意志”及其过量的集中、恒久、肯定。英雄是意志人（Willensmensch），这同时意味着：权力人（Machtmensch）。一个英雄灵魂可以寓于任何一副柔弱的身体之中；但它不可能与软弱的生命力联系在一起。可以说生命活力、强大、刚烈、力量、内涵丰盈以及生命本能生存之内在的、已具自动机制的秩序属于英雄的本质（这完全不同于天才）。不过，同样属于英雄者是，他有能力凭借其精神意志集中和控制这种本能生命，并为了长远目标而恒久地使之处于紧张状态——绝少受**而转移注意力。这正是我们所称的“性格伟大”。

在本能冲动与精神意志之间同时保持着可能的和谐情况下所出现的紧张之程度，依其强烈和内涵的不同而构成英雄的等级。如果和谐受到损害，则由于紧张度巨大而产生二元论的英雄类型（日耳曼人所特有的英雄，如西格弗里德、路德、俾斯麦）。如果本能冲动的内涵过小，那就会出现超行为主义的、富有攻击性的“狂热分子”（阿尔巴公爵）。[3]如果本能生命的内涵与精神意志相比过弱，那就会产生片面主张苦行的、悲剧式的英雄类型（斯拉夫人所独有的英雄），即具有单纯隐忍能力、耐心、容忍的英雄、被动的只强调防守的英雄（库图佐夫、俄罗斯式的对拿破仑的战略和策略：“勿抗恶”）。

所以，在被特别称为“英勇”的美德中，作为基本美德而处于最高地位者是自我克制。因为只有拥有最大的克制自己本身的力量的人才会赢得驾驭他人的力量；只有对自己本身拥有控制力量的人，才能够对人行使权力，因为人是人的最高权力客体。

权力意志在我们称之为英雄者的身上，从本质上便是与最高责任感和表现在乐于扩散这种责任感的爱联系在一起的。

在英雄面前，世界首先是作为对抗体，即作为实在的世界出现的。他是现实的人（Wirkeichkeilsmensch），这就是说，他是将天才仅仅片面地看见的“观念”引入世界之具体的材料之中的人，但为此必然始终有一个更高的精神文化和一种宗教意识支持他，如果不使他成为盲动者的话。他作为伟大的现实人，即实践者而系身于这个唯一的、偶然的世界。

大胆、勇敢、果敢、神志清醒、决断力、爱斗争、好冒险等特点将英雄与胆小怕事、务求万全的人区别开来。他同样具有隐忍力和耐性（以承受苦难的能力衡量，如赫拉克利特），而不论为了什么（这与殉道者相反）。重体态之美和外观，在游戏、舞蹈和举止中的翩然风度、干练而又毫无虚饰、呆板的动作、精明能干（罗马人的品格）都是英雄所特有的。

英雄是支出型人，而非收入型人。他乐善好施，乐于为朋友和团体作出牺牲。他在感情上疏远平庸（其地位的荣耀和诫条是“各得其所”，而不是“万人同例”），并能够控制**的本能冲动。他之为**理想的代表有双重含义：女人渴求被视为“英雄气概”的东西；他自己已决定着最为人所渴求的东西。究竟男人在创造女人理想，还是像在女性味浓重的时代（18世纪的法国）那样，女人创造男人理想，这是有区别的。英雄是决定着性选择，并参与决定着未来世代遗传价值之品质上的混合的种族楷模（这与性选择形式无关）。他不仅决定着自己的真正儿女，而且参与决定着其他一切人的儿女之如此在，即被视为美的东西。

政治家、军队统帅、殖民者是英雄的主要类型。当政治家和军队统帅以合而为一的形象出现的时候，如恺撒、亚历山大、拿破仑、菲德烈大帝、欧金帝王（Prinz Eugen），这类人便由于精神性计划和责任感的统一而成为积极英雄精神之最高形式。假若不是这种情况，原则上军队统帅便应服从政治家。战争是作为权力斗争的政治之继续（克劳塞约茨［Clausewitz］语），其手段为暴力，因而“手段”不可以成为目的。

[1] 参见拙作《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Ⅱ，B5。

[2] 参见O.Herwig和H.Driesch对达尔文的批判。参见拙作《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中对活力论、机械论和生命价值与实用价值联系说的批判。

[3] 西格弗里德（Siegfried）为日耳曼英雄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主人公。阿尔巴公爵（F.Alvarez de Toled，1507—1582年），西班牙军事统帅和政治家。——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