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壬寅东渡
胡汉民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他先后于1902、1905年两次东渡扶桑。又两遇退学风潮。其中第一次东渡时间虽短，却是他人生道路上的重要转折，并对考察当时留日学界的普遍倾向具有典型意义。其自述及海内外的有关著述，对此事的描述颇多可斟酌之处，有必要加以考订。
1.官派还是自费。据胡汉民自称，当时“已绝意于满洲之禄位。欲为人捉刀。得其报酬，为游学费”，因此跑去考了个举人，又于1901年秋（其自传记为1902年）为某氏昆仲捉刀，使之双双中举，结果得六千余金，“而数年谋留学之志愿以遂”[1]。看来似为自费。但参诸别种资料，则未必然。
胡汉民是以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生的名义去日本的。该科的设置，由弘文学院校长嘉纳治五郎在1901年冬游历中国后创议，于1902年春开办，设有六月、八月、九月、一年、一年半等名目。“其各学科之所由名……盖以吾政府派遣学生之文件上所以名吾学生者名之。”纯属因人设事。该校中国留学生批评日方这样做的目的，是“欲援所谓服从主义，夺吾邦之教育界，创设弘文学院，立速成师范以为之招”[2]。速成师范科开始主要以清朝中央及各省官派学生为招收对象。1902年4月，湖南率先派胡元倓等12人东渡进入该科，期限6个月，“每人发给游学费四百元。又发给银五十两，作为赡养家室之费”[3]。随后，湖北、广东、浙江、江苏等省陆续派遣，皆为官费。虽然后来“自费生亦往往厕列其间”[4]，但一般不是成批入学。而胡汉民等一行共20余人，系由两广总督陶模“派赴”日本，期限统一为6个月。临行时，陶模还特派洋务委员沈喜男护送各生至香港乘船。[5]除提前退学者外，这批学生均于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卒业。回到广州后，还要“诣督院禀到”[6]。种种迹象表明他们属于官派。
另据与胡汉民“联袂东渡”的仰公记：“同行二十七人，多其（指胡汉民）所举。”[7]自费生既不必被举荐，更不会举荐他人。再者，东渡时20余人统一乘坐二等舱，当时从香港到横滨的船票，一等90元，二等48元，三等21元，[8]自费生应视各人家境分乘不同舱位，不会毫无例外地选择二等舱。而官费生一应旅费、学费、生活费均由政府负担，不必自谋资斧。况且区区6个月时间，也无须六千金巨款。清末留学日本费用较廉，担任过出洋游学生招待会留东总理的吴稚晖曾有具体说明：“弘文每年日币三百，同文二百四十，清华则一百八十元可矣。所举之数皆约连零用一切在内。”[9]比在国内的上海、北京、广州等地还便宜。湖南学生所发款额，已有优待之意了。即使胡汉民打算以后转为自费继续学习，以3年为期，连同路费不过一千元足矣。他参加科考及为人捉刀，或别有所图，或仅仅是时尚所趋罢了。
2.此行是否与吴稚晖同路。冯自由说得比较肯定：“壬寅（1902年）陶模督粤，派吴敬恒带领学生数十人赴日本学习速成法政，以一年为期。汉民与詹宪慈、冯鸿若、周起凤等预焉。”[10]而吴稚晖只是说：“我在广东看见了官场内容，觉得格格不相近，故明年壬寅招考完毕，便带了留学的亲友，共二十六个少年，一同再上日本。”[11]台湾蒋永敬教授所编《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虽然认为：“展堂先生这次赴日游学，是否和吴同行？以及和哪些人同行？尚无详确的记载。”仍引述了冯自由的说法，将吴、胡二人东渡混为一谈。其实这是两件没有直接关联的事。
1901年冬，两广总督陶模、广东巡抚德寿筹办广东大学堂，因吴稚晖曾“肄业日本高等师范学校，夙究教育理法”，特电邀来粤，商办一切。“筹商两月，始将章程议定。”[12]次年五六月之交，吴离粤返沪，然后赴日。关于此事详情，1902年7月5日《选报》第21期报道如下：“吴稚晖孝廉订定广东大学堂章程后。于四月下旬由粤抵沪，即回无锡偕其夫人并女学生数人复至上海，已于昨日登轮迳赴日本。”同行的8名女学生为：上海曹丽云、元和陈彦安、无锡华桂芳、胡彬华、周佩珍、俞文婉、冯元赛、阳湖吴芙，均为吴本人及戚友的儿孙妹媳。“前四位拟寄宿舍东洋女士下田歌子家，入华族女学校，后四位拟分入中小学校。”
由此可知，第一，吴稚晖并非直接由广东乘船赴日，而是先回无锡，再由上海东渡。第二，时间约在1902年7月初。第三，同行者仅其妻女及由江苏带出的女学生，没有广东官费男生，且无26人之众。罗家伦主编的《国父年谱》引述吴稚晖的回忆说：他“率学生沈刚、沈觐恒（后单名沈恒）、沈觐鼎及李准之弟，同至上海，又增添无锡学生吴震修等共二十六人，同赴日本。”[13]但其中沈姓数人为福建侯官人，据《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二次报告》题名录，签到日期为光绪廿八年四月。而随吴稚晖赴东的8名女生，签到日期则为光绪廿八年五月。根据前引《选报》报道，吴稚晖不可能于廿八年四月抵达日本。他的回忆大概是将此事与后来成城入学事件相混淆。在那次事件中，随他入使馆请愿者恰好也是26人，而且沈刚等人均在内。[14]
至于胡汉民东渡的情形，因事属创新，乘船又颇费周折，故《世说编》有详细报道，兹照录于下：
粤东派赴日本速成师范生共二十七人，督宪转派洋务委员沈喜男大令于上月十一日护送各生至港。沈大令先至日本领事官野间政一君并美国公司马沙打君处关照一切，知“广岛丸”早已开行，乃拟改坐“日本丸”。惟该船新例，凡由港登船搭客，每人均须薰浴。各生初出国门，闻之颇有难色。沈大令晤商管理薰浴洋医生，告同行者皆上等学生，并无疾病，恳请特免薰浴。医生许之，但须俟上船时再行察看。而杨君玉衔、彭君金铭、周君祥鸾三人仍以为患，谓搭‘备后丸’可免。大令再三慰语，谓：“诸君初经沧海，难免眩晕，‘备后丸’船小，直抵神户、横滨，天气炎热，尤为辛苦。‘日本丸’系上等邮船，颇极宏敞，每至上海、长崎、马关、神户、横滨，沿途口岸，均当寄锚，尽可登岸游览，不至十分困郁。昨与医生说情，必能以异数相待也。”杨君玉衔、彭君金铭、周君祥鸾疑虑如故，遂率朱君念慈、陈君廷泰、谢君祖诒、范君公党、陈君懋功、蒋君禹廷九人分乘“备后丸”，胡君衍鸿等十六人随沈大令至美国红十字会薰浴船。大令以前情相告，医生颌之，检行箧一件，所装皆洁净衣服及书籍图画等。正医生谓副医生曰：“果然洁净，甚为难得。”大令曰：“各箱皆如是，我不敢诳君也。”两医生欣然遂止，请诸君径上“日本丸”。未几，再来审察面色，以沈君藻清稍有倦容，持寒暑管令口含之，云热度过高，疑其有病，着令下礼拜再行附轮，尚可赶及。周君起凤先在横滨等候。计此次坐“日本丸”者十六人，坐“备后丸”者九人，十三日下午一点钟同时开行，皆乘二等舱。“备后丸”约十九可抵横滨。“日本丸”因各口岸有停轮，后一日到云。[15]
此则报道，可以澄清如下问题：第一，胡汉民东渡的具体日期是1902年6月18日，如果不出意外，应于6月25日抵达日本。这与《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二次报告》题名录的签到时间相吻合。[16]第二，登船地点为香港。第三，这批速成师范生共27人，其中1人已在横滨，1人因病缓行，同行者实为25人。除报道中提及姓名的12人外，还有詹菊隐、刘伯中、庄丙汉、区彬如、陶效勉、易廷元、李文榘、沈诵清、关赓麟、冯梁、冯恃、李滨枢、张淦光，另有二人佚其名。[17]胡汉民本人乘坐“日本丸”。因此，他显然不是和吴稚晖同船东渡。尽管他们在广东时过从甚密，胡赴日留学还得到吴稚晖的赞同支持，东渡时间也相近，具体行动却是各不相干。
3.退学归国时间。1902年7月28日，胡汉民到日本甫一月，留日学界就爆发了成城学校入学事件。吴稚晖、孙揆均二人为敦促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保送自费生入成城学校学习陆军，带领同学到使馆静坐请愿，被蔡钧勾结日本警方逮捕。8月6日，东京警署将吴、孙二人押解出境。吴稚晖决心“以尸为谏”，投水自沉，遗书中痛陈：“民权自由，建邦天则，削发维新，片言可决”。“欲以一死唤醒群梦，起国民权利思想。”[18]虽获救不死，却使留学生大受刺激。“自吴、孙两君之见放，国耻观念益涌起于学生人人之胸中。吴君出行之日，侵晨六点钟，学生群集新桥驿（东京之火车站）相送者数百人。”“吴、孙二君去后，神田铃木町之留学生会馆日日集议”，“以日本人循一俗吏所请，蔑视我国民全体，毫无可指名之罪而放逐我同学，吾侪腆颜留此，实无面目，誓相率归国，宁失学问，勿失名誉。万喙一声，汹汹不可压抑”。最后议决：“拟暂停课，以待此事之着落。若无着落，退学未晚。”[19]但已有不少人自动弃学归国。
胡汉民所在的弘文学院，退学呼声更加高亢。当时的报道说：“东京弘文书院有中国留学生一百数十名，偕同他校学生二百名左右，彼此会议，均有去日之意，有欲回中国，有欲赴英国留学者。”[20]胡汉民本人就是积极鼓动者之一，“愤于公义，谋所以归国之道”。然而，留学生思想参差不齐，不少人怕事畏祸，全体退学之举终付流水。同批赴日的广东速成师范生，对胡汉民“平日崇拜尊奉，至是而和者甚寡，且生反对之潮”[21]。胡汉民后来回忆道：“余遂率同学反对清公使，反对日政府，提出条件于日本教育当局，以退学为要求。日本稍缓和其事，而教育当局更诱胁诸言罢学者。余本为广东同学之领袖，退学之议，又经开会而决定，顾同学多畏祸，则中变而私为悔觉书上于学校。余益愤，遂单独提出退学书，径归国，从之者数人而已。”[22]一起退学的几位同学是詹菊隐、刘伯中、庄丙汉、区彬如。不过，退学后胡汉民并未立即归国，而是一度客居日本人三矢氏家，主人对他“相待至厚”。迁延一个月，到这一年的中秋前夕（9月中旬）才登轮启程，返回故国。中秋之夜，胡汉民伫立船头，夜色沉沉，沧海茫茫，掐指算来，“东去西还止十旬”，为时百日，几经挫折，不由感慨万千。
4.胡汉民此时的思想倾向。他后来自称东渡前“已持排满革命宗旨”，“苦求不得革命之方略，则以为从教育着手，使学界丕变，为达到目的之唯一法门”[23]。而吴稚晖却说“我在广东同胡展堂至少相聚过三十二十回，虽曾讲着史坚如被杀，十分愤惋，他尚未会过总理，说不到革命”，只是“其时革命的名词，好像已经不甚刺耳”[24]。从日本归国后，胡汉民一度主讲于梧州中学堂和师范学堂，据他后来说：“以其间为学生讲民族革命之要。”招致梧州绅士的连衔攻讦，指其“随时演说，无非革命之莠言，以圣经贤传为陈言，以平等自由为时务”。且自诩“素薄”康有为之“为人与其学说”[25]。冯自由回忆他1902年6月去横滨码头接胡汉民时，胡虽对梁启超颇有好感，却是因为“任公宗旨仍在民族主义，与其师康有为根本不同”[26]。可是根据当时《岭东日报》的报道，梧州绅士许庆慈等人“赴梧州府联控中学堂教习举人胡衍鸿诋斥孔孟，祖述康梁”[27]，其罪名与革命无关，倒是与康梁有些瓜葛。由于这些记载互抵牾，难以引为确证。
胡汉民的扶桑3月游，适逢留日学界政治上由消沉走向活跃的转折时期，而其到东之初，更处于这个低潮的谷底，因而虽然得偿夙愿，却感到茫然若失，“郁郁无所得”[28]。他后来回忆这一段经历心境时说：“以校中所授课，殊不足副所期望。间与日本所谓在野民党领袖数人谈，亦无所得。由粤偕行之同学，思想平庸，更无可与言者。”“留学生全体多不满于清廷之政治，傲然以未来之主人翁自居；然思想无统系，行动无组织，保皇党之余波，立宪派之滥觞，亦掺杂于其间。吴稚晖于留学生总会欢迎会演说，亦仅能为痛诋西太后之言论而已。留学生会馆则悬有湖北留学士官之谋武汉革命为张之洞所杀者四人相片，然未有敢公然评论其事实之经过者。余时意志郁郁。”[29]抱着取经救国热望东渡求学的胡汉民，对留日学界这种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大失所望，这大概是促使其毅然退学归国的原因之一。
然而，留学界的消沉毕竟是高压下的表象，孕育蓄积的地火终于在成城入学事件上找到突破口，猛烈喷发出来。全体罢学不果，胡汉民深受刺激，在回国前夕和归途中，他与友人赋诗唱和，一吐胸中块垒。这几首诗在海内外编辑出版的胡汉民各种诗文集中均未收入，有关的传记、年谱及其他著述亦未引用。考虑到它们对测定胡汉民此时的思想倾向有重要价值，不妨连同友人的诗一并抄录于下：
壬寅之夏，粤督陶模派遣游学，余与展子联袂东渡。既至，郁郁无所得。适吴、孙两君以保送留学生与蔡冲突见逐，展子愤于公义，谋所以归国之道。同行二十七人，多其所举，平日崇拜尊奉，至是而和者甚寡，且生反对之潮。余既悯若辈之无志，且为展堂抱知人之憾，辙成二律以自解，即以送展子之行也。
仰公
漫说今吾胜故吾，我名一任马牛呼。
沿门乞食言词拙，陌路论交气类孤。
棋不争先输到底，玉还未琢掩其瑜。
神山约略千重远，樵斧丁丁不识途。
立锥何必苦思家，歧路茫茫日正斜。
无木能炊名士饼，有缘来食女儿茶。
误骑虎背诠难解，学画蛾眉谱已差。
芳草迷离寻不见，年来一例混蓬麻。
即韵答仰公 展子
民权公理惯支吾，未受人间党派呼。
铸铁无心当致错，残棋有子敢言孤。
聪明不敢藏圭角，瑕垢何曾累瑾瑜。
我志从今方自励，懒从阮籍感穷途。
穷愁无日不思家，望断南天雁字斜。
避地又逢东道主（退学客三矢氏，相待至厚），凉秋初试故乡茶。
忧天才调虽无益，蹈海心期总未差。
莫道薰莸多异味，从来菅蒯附丝麻。
既和仰公复得四律 展子
艰难回首问吾徒，落落风尘志岂孤。
出塞不逢苏武节，辞秦羞上李斯书。
催眠有术谁先觉，唾面能干我不如。
纵使蓬莱风景好，故乡吾亦爱吾庐。
要从十万试横磨，一著儒冠恨便多。
未信他乡难作客，常闻同室善操戈。
新交慷慨皆奇士，浊酒登临付醉歌。
遗恨吞吴真失策，受人穿鼻国如何。
虎斗龙争未有涯，同洲同种漫相依。
强权可握秦先帝，贵族无才宋自卑。
一局残棋嗟此日，环球公理语何时。
燕巢危幕原难久，风雨秋来知不知。
纷纷才士志朱颜，国事而今见一斑。
漫说闻鸡能起舞，翻疑倦鸟自飞还。
百年哀乐消排易，廿纪风潮抵御难。
自是金瓯同巩固，何人破碎此河山。
中秋夜舟中作 展子
东去西还止十旬，莫将鸿雪话缘因。
茫茫沧海横流日，耿耿星河独夜辰。
学界渐除奴性尽，脑中赢得主权新。
恍然疑听钧天奏，夷乐侏离不可闻。
大屈龙蛇转一伸，自由从此见精神。
长途行箧三山草，故国秋风八月莼。
并世祖刘争此著，同舟李郭更何人。
拂衣夜啸江湖黑，回首沧瀛莫问津。[30]
诗言志。这些诗清楚地再现了胡汉民当时的内心世界。他充满对祖国破碎山河的热爱和悲怆之情，痛感亡国危机的紧迫，廿纪风潮的催逼，不甘受人穿鼻，做人奴隶；对于同室操戈，兄弟阋于墙的行径尤为痛心疾首，憎恨清廷君臣祸国殃民；并深刻认识到，在龙争虎斗，强权即公理的世界中，根本不能相信所谓同洲同种的骗人鬼话！西方近代民主意识在其脑海中业已留下深刻印记，“学界渐除奴性尽，脑中赢得主权新”，是他的理想和希望，并因此而恃才傲物，坚持人格独立，不屑与取媚官场之辈为伍。他已不再单纯是顶着举人功名的儒生士子，而是欧风美雨激**胸中，以爱国救亡为己任，追求自由的民主斗士。为此，他立蹈海之志，以挫折为动力，激流勇进，“大屈云龙转一伸，自由从此见精神”，“我志从今方自励，懒从阮籍感穷途”，表现了激进新知识分子不屈不挠的进取精神。
然而，还不能简单地将他划入已开始形成尖锐对立的革命或保皇派阵营中去。“民权公理惯支吾，未受人间党派呼”，这种观念在当时中国新知识界十分流行。陈由己（独秀）说得更加清楚：“勤王革命皆形迹，有逆吾心罔不鸣。”[31]集中体现专制统治秩序的清王朝本是他们共同的大敌，彼此有着以民权民主反对皇权专制的共同意愿，没有必要再分楚河汉界。至于革命或保皇的政见分歧，则是进一步追究的问题。因此不少反清志士走上革命道路时，主要是从梁启超那里获得精神动力，而不是受革命党的鼓动影响。他们不仅视梁启超为同党，甚至奉为旗帜。
统治者的决策使这种倾向得到加强。清政府并未将保皇、革命两派区别对待，双方的领袖均被指为叛贼逋犯。1903年，清廷拟大赦天下，唯康梁与孙中山例外，就是明证。尽管两派分歧摩擦几乎从一开始就存在，但发展到势不两立的公开对抗，并产生广泛影响，则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胡汉民在另一首据说同样写于1902年的《为平田氏题蠖屈图》诗中，也明确表达过反满情绪，[32]但还不能说已具备孙中山式的革命观念。胡汉民等人退学归国后，曾于9月27日应邀到广东时敏学堂向学生演说，胡首先登台，“言日本招待中国学生实阴行其外交政策，故一以笼络中国政府为事，因以诱夺其利权，此我国民所宜知也”[33]。其他3人的演说内容亦仅涉及游学、教育和爱国，而没有革命色彩。坚持爱国救亡，反对君主专制，追求民主自由，是新知识界在从混沌到有序的过渡期的主导倾向，胡汉民东渡其人其事的典型意义正在于此。
[1] 《胡汉民自传》，载《近代史资料》，1981（2）。
[2] 《弘文学院学生退校善后始末记》，载《江苏》，第1期，1903-04-27。
[3] 《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修订本），176～177页。
[4] 《浙江潮》，第7期，通信，1903-09-21。
[5] 《游学详纪》，载《汇报》，第392号，1902-07-09。
[6] 《游学汇志》，载《选报》，第42期，1903-03-08。
[7] 《大陆》，第4期，1903-03-08。
[8] 《东游统计表》，载《岭东日报》，1903-12-07。
[9] 《志士吴稚晖说留学东洋之便利》，载《选报》，第32期，1902-10-22。
[10]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186页。
[11] 吴稚晖：《回忆蒋竹庄先生之回忆》，载《东方杂志》，第33卷，第1号，1936-01-01。
[12] 《前粤督陶粤抚德奏陈广东大学堂开办情形折》，载《选报》，第30期，1902-10-02。
[13] 罗家伦主编、黄季陆增订：《国父年谱》，147页，上册，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9。
[14] 《蔡使要求日本警察入署拘捕学生始末记》，载《新民丛报》，第13号，1902-08-04。吴稚晖欲保送入校的9名自费生亦非由他带到日本，他们省籍各异，签到日期或四月或五月，显然不是同批到达。
[15] 转录自《汇报》第392号，1902-07-09。
[16] 题名录上签到时间写为廿四年五月，应为廿八年之误。胡汉民因提前归国，故表上无名。
[17] 参见《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二次报告》；《演说略述》，载《汇报》，第421号，1902-10-18。
[18] 《附记一则》，载《新民丛报》，第13号，1902-08-04。
[19] 《尺素六千纸》，载《新民丛报》，第14号，1902-08-18。
[20] 《蔡吴阋案》，载《文言报》，第7号，1902。
[21] 《大陆》，第4期，1903-03-08。
[22] 《胡汉民自传》，载《近代史资料》，1981（2）。
[23] 《胡汉民自传》，载《近代史资料》，1981（2）。
[24] 吴稚晖：《回忆蒋竹庄先生之回忆》，载《东方杂志》，第33卷，第1号，1936-01-01。
[25] 《胡汉民自传》，载《近代史资料》，1981（2）。
[26]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186页。
[27] 《梧州学堂之批语》，载《岭东日报》，1903-12-08。
[28] 《大陆》，第4期，文苑，1903-03-08。
[29] 《胡汉民自传》，载《近代史资料》，1981（2）。
[30] 《大陆》，第4期，文苑，1903-03-08。
[31] 由己：《题西乡南洲游猎图》，载《国民日日报》，1903-08-17。
[32] 《革命先烈先进诗文选集》，第3册，1743页，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料编篡委员会编印，1965。
[33] 《演说述略》，载《汇报》，第421号，1902-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