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近十余年来，“民国北京”以其地位特殊、特色鲜明、距今较近、史料丰富等缘故，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视角方法、学术观点、资料运用等各方面取得诸多突破，成为继上海史之后，城市史研究新的聚焦点。概而言之，这一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学术队伍不断壮大，不仅京内高校和科研单位日益重视该领域研究，京外很多以城市史或民国史研究见长的学者也广泛参与进来，美国、韩国、法国、德国的同行亦瞩目于此，说明北京史研究正逐步发展为一门全国性乃至国际化的学问。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亦选择以“民国北京”作为学位论文的论题域，更为研究增添了生机与活力。二是“地方史”意识的不断强化和“中国特色现代化”的自觉驱动，为学人思考“全国史”与“地方史”的关系，也为其深入透视“传统”与“现代”的复杂纠葛、追寻“北京特有的现代转型之路”，提供了有益的分析视角和反思性的学术动力。三是资料征引日渐丰富和多元。大批地方史资料的发掘和运用为学术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北京市档案馆所藏的许多民国地方档案完成了数字化建设，地方报刊、社会调查、商业账簿、旅游指南、口述史料等，也陆续得到整理或出版，使学者们在“民国北京”这块领地里精耕细作，成为可能。

目前，学界对民国北京史的研究尚缺乏系统深入的总结。这次，我们借推出“民国北京史研究丛书”之机，特选出一批此前有关民国北京研究的代表性论文，编成《民国北京研究精粹》一书，或可助同行做整体检视之用。收入本书的论文有20篇，除一二篇特殊外，都发表于2000年之后，涉及“民众运动与地方政治”“都市商业与消费文化”“国家权力与民间力量”“城市文化精神与知识人的北京书写”“沦陷时期北平历史的多维面相”多个主题，希望它对青年学者研究北京近代史，以及一般读者了解和认知民国北京，能够有所启迪和帮助。

下面，我们就以所选论文为主要线索，稍涉其他一些重要论著，对近年来有关民国北京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问题和动向，略加解读，仅供读者参考，诚请同道指教。

一

自元代以来，北京长期占据中国政治的中心位置，即使在1928年失去首都地位后，其在北方乃至全国的影响力依然不可轻忽。民国时期，很多带有全国甚至国际影响的政治活动、社会思潮和文化事件，均发端于此，这就使得北京容易吸引学界的目光，也因此易于致研究陷入某种“地方缺席”的困境。长期以来，在近代北京史的研究中，以“全国史”替代“地方史”的倾向十分突出，无论是历史事件的选取，还是意义价值的揭示，都难以摆脱“国史”的笼罩，甚至有的民国北京通史著作简直沦为了中华民国史的缩微版。其后果是北京地方史几乎被遮蔽或忽略，不仅全国性事件的“地方元素”处于缺场状态，很多地方事件、机构和人物也被排除在研讨范畴之外。可以说，如何审慎处理“地方史”与“全国史”的复杂多维关系，业已成为北京史研究走出瓶颈、求得突破的一个关键点。此次选编的几篇有关论文，在这方面，多做出了富有启发意义的尝试。

首先，学者们开始关注以往长期为人忽视、富有代表性的北京地方事件，详加考订其原委，将不同利益、立场、阶层者区分开来，描绘他们在同一事件中的角色、思想及行为，通过其间的冲突和妥协来呈现历史的复杂性，同时又尽量避免陷入“就地方言地方”的窠臼，采取以小见大的笔法，深入阐释其背后蕴含的“全国史”意义。在这方面，齐春风和付海晏的有关努力值得关注。

齐春风的《党政商在民众运动中的博弈——以1928—1929年的北平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一文，特别从北平党、政、商三角关系入手，细致梳理了20世纪20年代末国民党北平市党部领导的民众团体商民协会与商界上层之间两次严重冲突的过程，还原了鲜为人知的地方政治细节，认为地方军政当局同国民政府一样，与商界上层站在一起，反对市党部及商民协会的主张。作者还指出，党政之争反映了国民党内深刻的路线分歧，其中老派更重视社会安定，而新派则更看重社会改造，这种理念与实践上的差异，从地方角度，折射出了南京国民政府执政初期的独特政治生态。

付海晏的探索与此类似。他的《革命、法律与庙产——民国北平铁山寺案研究》一文（《历史研究》，2009年第3期），充分利用北京市档案馆的原始资料，考述了1929—1932年间电车工会与僧侣关于铁山寺庙产的纠纷案，呈现出北平地方党政机关、民众团体、宗教势力等多股力量的复杂聚合与角逐实相。其中，佛教团体之间内讧不已，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也非步调一致，国民党市党部及其所支持的工人工会表现激进，地方政府的态度则相对保守、稳重。最终，国民政府对庙产管理政策的适时调整，为结案提供了依据，也反映了政府反对暴力侵占、欲将寺庙财产纳入法制化监管体系的建设目标。这就为我们透视地方政治权力的运行，以及国家、宗教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微观实例。

其次，对于那些发生在北京，人们早已耳熟能详的全国性事件，学者们也已尝试自觉摆脱传统的叙史模式，着力揭示北京独具的政治条件、社会环境、文化土壤等要素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比如，民国北京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一向是历史书写难以绕开的重要篇章，相关的科研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以往学者多聚焦于国共两党的对峙、中央政府的应对、学生团体的活动等方面，极少关注学运中北京地方政府的因应。实际上，中央政府、地方当局以及地方当局内部各派系，在学潮处置问题上，均非铁板一块，而是存在严重分歧。严海建的《1946—1948年北平学潮：国民政府中央与地方处置的歧异》（《民国档案》，2008年第1期）一文，在这方面就做出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该文剖析了北平当局与中央、北平当局内部各派系的不同态度，指出素以服从中央及领袖命令为本分的“中央系”主张严惩，较为重视自己在地方上的影响和前途的“非中央系”则希望疏导，双方争斗的结果是，“非中央系”借助学潮的处理收获相应的权势资本，而中央政府则遭受了严重的政治灾难。这就从地方史维度，丰富了学运史的叙事，同时也揭示了国民政府在国共内战中丧失民心、走向失败的内在因缘。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中，此种研究取向也有体现。如杨早的专著《清末民初北京舆论环境与新文化的登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就力图突破内在思想理路的惯常分析，从京沪两地舆论环境角度着眼，来阐释运动首先发生在北京而非其他城市的地缘文化因素。作者指出，服务工商界的上海报业对推进思想文化的兴趣不大，而《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北京舆论阵地的建立，才将新文化运动推诸公众舆论层面，并提升了其所受关注度。可见北京特有的政治传统与文化氛围，乃是新文化运动在此孕育和爆发的重要原因，关于新文化运动兴起问题的研讨，绝不能脱离“北京”这个特殊的孕育母体。[1]

其实，国家观念和地方意识的矛盾，在民国北京发展的过程中，本身就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历史现象，有着丰富复杂的历史内容。如果说在国都时期尚不明显，那么迁都以后，则凸显出来。诚如陈鹏所言，“北京”一直存在双重的城市身份，在首都时代，她既是名满天下、高高在上的国都，又是普通市民工作、生活的寻常都市，前者往往压抑了后者。只有在1928年国都南迁后，北京地方政府和市民的地域意识才被彻底激发，他们开始要求厘清与中央政府含混不清的权力关系，主张将与地方民生事业息息相关的中央直属机构收归市有，并与河北省政府进行交涉，希冀将拥有水源、交通、农业、旅游等资源的远郊纳入辖区，破解市域狭小的发展瓶颈，这些都是国都时代未曾有过的规划和行动。[2]

美国华人学者董玥的《国家视角与本土文化——民国文学中的北京》一文，从文学的独特角度，剖示了这种国家观念与北京地方意识间的纠葛与矛盾。该文对民国年间来此求学、工作和生活的“新知识分子”之北京城市意识，加以专门透视，指出在日本入侵威胁之前，他们所感到的北京魅力乃在于自然历史景点和景观化的皇家园林，而非当地人的生活，他们甚至在国家发展需要的预期下对北京本土文化特质展开了尖锐批评，这毋宁说乃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视角而非本地视角下的城市观。直到面对日本入侵的威胁，撤退到南方的知识分子才开始关注起北京本地人的世界来，他们写文章对北京的本土特质表现出个人的认同，但却仍然是把北京当作一个国家的地理区划和象征来看待，仍不脱从外部看城市的视角。这与旧京学者以及京籍作家老舍的北京书写，实存在根本的不同。[3]

实际上，此种观察，不仅如实反映了民国外来知识分子对北京的认知，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北京史研究起步较晚的学术现象。对于众多置身于首都，尤其是中央直属高校的历史学者来说，“居中央而关怀天下”的视野，常常使得大家的问题意识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带有“全局性”和“全国性”，特别容易忽视北京本土文化和地域特性的研究价值。这或许也是当今北京史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落后于上海史，似与其城市地位极不相称的一个微妙而又深层的原因之一吧。

循着上述学者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民国北京史研究的确还有很多课题，需要给予重视或重新加以探讨。据编者有限的了解，坐落于北京、具有全国影响的众多高校与民国北京城市发展的互动关系，迄今仍鲜见精彩和厚重的专题研究成果问世。以往的探讨，或侧重于梳理高校发展的自身脉络，或偏重于揭示高校与全国政治、文化之关联，至于不同类型的众多高校云集北京，对北京的城市空间、人口结构、都市生活与文化形态究竟产生了何种影响，总体说研究仍显得相当不足。[4]又如前文曾提及的1928年北平市政府与河北省的划界问题，若从“地方事件史”或“区域事件史”角度加以把握，也不能仅停留在对学者们常提到的那份北平特别市刚成立时制定的《本市区域划定草案》之文本进行静态解读上，而更应将这份体现北平地方城市意识“觉醒”或“勃兴”的草案本身，当成多方参与的动态事件来加以考量，去弄清该规划制定的台前幕后，国民政府、内政部、河北省政府与北平市政府多方往来协商的经过，以及处于跨界地区的北平、河北百姓的隶属选择和身份认同等问题，这其中，无疑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地方历史信息，值得深入开掘。

二

在北京发展史上，民国时段通常被认定为由传统迈向现代的关键期。因此，以“现代化”视角来关照古都的现代转型，早已成为学者轻车熟路的研究路数。举凡人口、婚姻、家庭、医疗、卫生、宗教、风俗、救济、市政建设、都市管理等，都被纳入了研讨范围，从而在方方面面展现出北京的现代化历程。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对“传统与现代”“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的简单套用，也不愿只是一味地去验证北京拥有与上海一样的都市现代性。近年来，不少学者有意避免一般现象描述或“填补空白”式的学术研究，而是以北京的城市特性为基点，努力探寻这座传统政治中心城市特有的现代化之路，进而对“传统与现代”“国家权力与民间力量”等的历史关系，予以多维透视和自觉反思。

不难理解，作为中国最典型的传统政治和文化中心城市，北京在现代转型期所呈现的“传统”与“现代”冲突之剧烈、融合之微妙，都是其他城市所难以比拟的。就矛盾而言，这里既有古今中西思想与制度的抵牾，也不乏社会各阶层间的利益之争。过去，我们的研究者更多关注和看到的是传统的“包袱”，如今则对传统的困境、延续乃至意义转换，报有更多同情的了解和理解。同时，也更愿意自觉从融合西方与本土特性的高度，来认知民国北京的历史问题，反思城市建设的思路和实践。本次选编的不少论文，从不同的层面，多能体现这一点。

清室覆灭后，帝制时代遗留的皇家宫殿、园林、王府乃至城墙，既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也一度成为当时现代市政建设所面临的某种现实“阻碍”。如何对其适度改造和利用，是摆在市政当局和市民面前颇为棘手的难题。特别是有关北京皇城城墙的存废问题，一直争议不断，常常令城市管理者陷入现代与传统、眼前与长远、实用价值与文化价值难以兼顾的困境。[5]贾长宝的新论《民国前期北京皇城城墙拆毁研究（1915—1930）》（《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1期）一文，便对此一困境有深入的揭示。该文依据市政档案、报刊文章等材料，详细考述了民国以来北京皇城城墙在“便利交通”“取砖用于市政建设”“官商勾结贩卖砖石谋利”等多因素综合作用下逐步遭受破坏的历史过程。文章指出，在这一过程中，尽管保护历史古迹的愿望始终存在，但拆除皇城城墙能为改善城市生活的公共工程让出空间、提供资源，也一直贯穿着“市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市政理念。这就把北京城在追求现代化与保护传统之间的尖锐矛盾，以一种历史的方式彰显出来。时至今日，古都历史文化古迹的拆除、保护与开发之争不但没有消弭，反而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推进而日益升温，如何走出一条传统与现代兼顾的新路，回看民国时期留下的经验和教训，或许能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公共卫生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属于城市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其中外来的影响十分直接。但即便如此，其现代化过程依然离不开“本土化的实践”——这毋宁说是传统发挥作用的另一种形式或途径，因为有时“新的制度嫁接在旧有制度上，形成一种具有创新性的新模式”。[6]杜丽红在这方面，做过系统深入的研究。本编选入了她的《近代北京公共卫生制度变迁过程探析（1905—1937）》一文（《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6期）。该文将目光投射到西方城市管理制度的本土化实践问题上，从宏观层面勾勒了西方公共卫生制度在北京移植、扩散、转化的三个阶段。文章最为引人瞩目的是，提出了北京行政卫生呈现出“选择性治理”的特点，即由于西人漠视中国已有的医学文化传统，卫生事业在市政决策中处于末端地位，一般人对公共卫生的理解与专业化认知之间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卫生管理部门只能根据实际状况做出权宜之计，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但也因之使得新制度的实施缺乏系统性。这一研究启示我们，西方现代制度要想真正融入中国社会，由字面落实到实践层面，不能离开已有的组织网络和社会经济条件。这其中，除了正面的适应和积极的创造之外，当然也存在消极面。北京城市自身的某些消极性因素，也决定了西方现代制度、观念的本土化有时需要经过漫长的历程。

如今的学界早已不迷信“现代性”，对于实际的“现代化”甚至“反现代化”事件，也能给予同情的关注，并深度揭示其对于城市人的生存意义，而不被所谓“现代化”的正当性完全遮蔽视野。因为社会现实中现代化之不同层面的实际演进，毕竟有时是相互矛盾和冲突的，而且同时也会带来社会利益的分化、贫富差距的拉大甚至社会秩序的动**。如电车的推广使人力车夫的生计大受影响，他们捣毁电车的行为具有“反现代化”性，但其维护底层贫民的生存权，也未尝不是一种现代性诉求。王煦的《1929年的北平人力车夫维权活动：兼论人力车夫捣毁电车事件的起因》一文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关怀。[7]旅美学者程为坤新近被翻译出版的《劳作的女人》一书，则从相反的方向，同样揭示了真实的历史：北京底层女性进入现代城市公共空间，并非一定意味着妇女解放的重大进步，她们体验到的生活可能与主流文化和公共话语所认定的女性的意义大相径庭。[8]而在宗教信仰领域，佛教、道教在民国北京民间社会的繁衍生存，更明显沿袭了许多传统的制度，也非简单的“现代化”模式所可把握和理解，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在讨论类似问题时，“现代化”一类的语词都应该慎用。[9]

北京胡同的命运及其胡同人的观念，可谓北京史研究中经久不衰的“传统”议题。本次选编的韩国学者朴赫淳的论文《近代北京胡同地方社会的演变》，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该文从民国时期“老北京人”群体意识的角度，细腻展示了“传统”与“现代”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该文关注了北京胡同社会居民这一低收入阶层的日常生活，他们以庙会这样的公开聚会形式进行交流，形成“老北京人”的群体意识。此种认知的社会基础在清末民国逐渐遭受破坏，随着国家专制权力在南京国民政府和日伪统治时期达到巅峰，以地区居民共识为基础的自治领域消失，“老北京人”经受了越来越多的挫折感。但作者指出，这一演变反而进一步强化了“老北京人”的自我意识，具体表现为对外地人的“反感”，对自己的地区社会的依恋。这实际上是基层民众对于近代化的一种不易察觉的反抗。[10]这一探讨，对我们理解当下北京城市化进程中，老城区地方社会日益贫民化所带来的“老北京人”群体意识之嬗变，实有不小的启发作用。

在反思“现代化”方面，董玥新近出版的《民国北京城：历史与怀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11]也颇具力度。该书自觉借助“传统的回收”概念，尝试打破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认为北京社会在经济生活、空间秩序、文化再现方面均通过一种“回收”传统，来体现对现代化的某种反思与抵抗。具体包括天桥市场对于二手货的再利用，将胡同老地名记录进日常生活的文献，传统手工业同样置身于全球贸易体系之中，旧京学者的怀旧文字以“回收实践”的方式，表达对于现代化许诺的未来之疏远乃至疑虑，等等。这些无疑都从北京城市史的角度，丰富了我们对于“现代”与“传统”关系的理性认知。“传统”借助现代性的激发，往往能够焕发新的活力，这可能表现为对现代化缺陷的批判和反思，也可能直接形成一种带有现代性价值的新创造。

近年来，国内学界在借助西方“国家与社会”“公共领域”的分析工具来透视民国北京现代转型之路时，也日益带有一种批判性反思和理论本土化的学术自觉。一些学者不再满足于以民国北京史来替西人理论做注脚，而是在研究中不断增强对话意识，注重彰显中国城市的特性和风格。如徐鹤涛在探讨北京小商贩的日常生活时，就发现国家管制与小贩生存并未造成严重的持续冲突，这既有别于传统城市模样，也与西方现代城市不同。[12]刘荣臻在研究民国北京社会救助事业时，也依据民间社会组织未对既存社会秩序及政权提出挑战的史实，认为中国社会“公共领域”内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具有传统政治文化与近代色彩的双重特征，体现出中国本土化的特点。[13]这种带有理论自觉的探索与反思，无疑显示着民国北京史研究的发展与进步。

若从“现代性”或“现代化”建设及其反思的视角，来把握北京的近代历史，民国自然无法成为一个可以孤立起来讨论的时段。我们欣喜地看到，上述不少论著在涉及民国时期北京城市的现代转型问题时，都没有将其与清末北京史相割裂，而是多不约而同地将其转折的节点定位于1900年庚子事变或其后的清末新政，进而将晚清与民国的北京历史贯通起来加以考察。这也是民国北京史研究日趋成熟的重要表现。

三

在民国北京史的演进过程中，1928年无疑是一个十分明显的分界线。此前时段的北京作为中华民国的首都，与帝制时代相比，既保持着国都的重要地位，又延续着清末开启的诸项社会变革，从而呈现出共和体制下的首都新气象。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有关民国建立对于北京城市的综合影响，学界似乎还缺乏全面系统的探讨。不过，我们也能见到从某些方面对于这一主题有所涉及的论文，如王建伟的《民国初年北京的文化版图》一文（《福建论坛》，2015年第4期）。该文从报刊的繁荣与政党的关系、公共空间的增设等角度，探讨了政治环境的变动对于北京文化面貌更新的深远影响，很有启发性。可惜类似的探讨仍很缺乏。

编者以为，专制体制向共和体制的转化，曾带给古都北京以重大影响，研究者们对此，似乎还可以给予更多的重视和探究。正如许多分支的研究所显示的，它直接导致了北京旗人生活的困苦乃至旗人社会的最终解体，使得清朝统治者在北京实行的旗汉分治政策被彻底打破，城市人口布局也因此发生重大改变，更为各类新兴的政治、经济、文化力量进入京城，提供了环境和条件。至于皇家园林和宫殿的开放、现代市政管理机制的初建，国人“首都观”及“北京观”的演变，逊清小朝廷及遗老遗少在京活动的影响等，都是我们在把握“民国肇建之于北京城的影响”这一综合性议题时，需要格外重视的内容。

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失去了数百年的国都地位，1937年后更是成为日据的沦陷区，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整个城市的生存环境、发展机制、文化样态都在不断发生变异。政治地位的变动对于故都发展究竟产生何种影响？北京城市功能和发展路径将做何调整？生活在都市中的市民又因之产生哪些特别的感受和体验？这些有别于国都时代北京史的新话题，近十年来引起了学人们较多的关注。其中，一个突出的热点问题就是：重估“迁都”对于北京的影响。

无论是当事人还是后来的研究者，对于首都迁离北京最为直观的感受，都是政治中心地位的丧失给古都以致命打击，短时期内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连锁反应，城市原有体系濒临崩溃，经济发展举步维艰，社会秩序动**不已。但随着学术视野的不断拓展，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衰落”并不足以概括迁都带给北京的全部变化之性质，它还引起城市发展条件和机制的巨大转变，昭示了古都在强大的政治资源脱离之后，仍有多样的发展机缘。陈鹏的有关研究就表明，北平失去中央政府的强力支持，不但不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反而是自觉发掘自身优势资源、调整发展模式的难得契机。[14]最为明显的变化就是，中央机关及官僚政客的南迁，淡化了北京的政治氛围，相对凸显了文化、教育等优势资源，这也同时使得知识分子在城市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得以强化。更确切地说，由于北京深厚的文化氛围、学术资源，再加上知识分子们的自觉努力，北平因之成为30年代名副其实的“文化城”。

季剑青的《20世纪30年代北平“文化城”的历史建构》一文（《文化研究》第14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专门对上述问题做出较为全面的综合论述。杨东平的《城市季风》一书，则从北京与上海不同文化精神的角度，更早地阐述过类似见解。在杨看来，国都时代的北京是围绕政治权力轴心组织运转的官气弥漫的大官场。而迁都后，曾经凌驾控制知识分子的“官”的阶层不复存在，具有独立意识、主体意识的现代知识分子阶层才得以凸现。该书还借此进一步从城市社会和文化环境的角度，解读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京派与海派的成因，强调上海的工商业文化促使知识分子文化和市民文化融为一体，知识分子相对缺乏精英意识，而北京作为文化古都和学术中心的特殊氛围造就的则是与上海文化殊异的精英文化。这一见解，至今引人深思。[15]

唐小兵的论文《十字街头的象牙塔：20世纪30年代北平知识分子的交往世界》，也涉及相关问题。该文遵循社会文化史的分析理路，着重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北平知识分子在都市空间的聚集、交往及影响，他注意到相对于上海文艺界的政治化、党派化和复杂的内耗，北平的学界和文艺界在此时进入了相对安定的建设期，这里既有学院派知识分子利用《独立评论》《大公报》以及清华、北大的学院空间聚合、议政，也有传统文人群体通过《骆驼草》《大公报·文艺副刊》等构筑日常私人交往网络，更有传统与西化兼容的“太太的客厅”“读诗会”等知识分子公共交往新空间。此一时期北平知识分子较之五四，更具备对于政治构成某种导向作用的学统力量，与同时期上海知识界相比，呈现出兼具现代意识和传统情怀的多种面相。[16]这一研究揭示了20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与北京城的深层互动关系，都市空间为他们的活动和交往提供了各种外部条件，反过来，他们也在形塑着北京传统与现代兼备的都市形象。

台湾学者许慧琦的专著《故都新貌——迁都后到抗战前的北平城市消费（1928—1937）》（台北，学生书局，2008年），是研究迁都后至抗战前北京史的一部力作。该书不仅具有“重估迁都之影响”的自觉，更以“消费”为主题，超越单一的经济维度，考察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多种消费因素彼此互动、共同塑造北京城市新貌的历史。此次节选的“迁都后北平消费主力之演变”一节，首先指出，迁都之后，随着人口结构、商业规模、消费环境与文化气氛的变化，北平城市消费的主力，由先前的政商权贵与军人，转变为文人学者、青年学子及外侨；接着，又着重分析了这三类新群体带来的杂糅新旧、兼好中西的消费新表现，认为其既有别于国都时代的城市景象，又与摩登上海迥然不同。这正好从消费主体的层面，有力地验证了此期北京已成为特色“文化城”的鲜明风格所在。

相比于抗战之前的黄金十年，日据时期的北京史研究，一直是较为薄弱的。

但近些年来，人们在关注日本侵略和殖民统治带给北京巨大灾难的同时，也开始关注敌占区发展的一些特殊环境和复杂面相。如谢荫明在《不可忘却的一页——研究北京沦陷史所得》（《北京党史》，2005年第3期）一文中，就明确提出了如何全面立体揭示、反映和认识日本占领时期北平人的城市生活以及城市建设问题。本次所选录的三篇文章，均从不同角度，对沦陷时期的北平城市史做出了新的解读。

王亚男的专著《1900—1949年北京的城市规划与建设研究》（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融合城市地理学、城市社会学、城市管理学等多学科理论和方法，系统深入地探讨了民国北京城市规划的理论和实践。此次我们选编了书中有关日伪时期《北京都市计划大纲》制订和部分实施的章节。其中，作者除了揭露日本侵略者实现殖民统治和掠夺的险恶用心，还从技术层面指出了该计划以扎实的调查资料为基础，采行当时西方先进的城市规划理论的另外一面，认为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对日后北京城市建设也产生过一定的积极影响。此种分析，无疑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历史态度。

沦陷时期北平市民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以往是人们所忽略的，近年来也受到学界的较多关注。特别是文教界的知识精英群体，可以说已成为较为集中的研讨对象。本编所选桑兵和袁一丹的两篇论文，就代表着这方面的创获。

桑兵的《抗战时期国民党对北平文教界的组织活动》一文（《中国文化》，2007年第24期），以朱家骅档案为基础，揭示了南京国民政府在争取故都学人方面的努力、挫折及其原因，展现了北平学人的真实心态，也反映了国民党在沦陷区基层组织的设置、运行存在的种种缺失，对我们认知整体的抗战史亦不无启发。

袁一丹的《易代同时与遗民拟态——北平沦陷时期知识人的伦理境遇（1937—1945）》（《文学评论》，2015年第3期）一文，则从“遗民传统”的再诠释角度，透视了沦陷区复杂时空环境下北平知识分子的特有心理，强调“遗民传统”为他们的政治选择、道义坚持，提供了一整套话语资源及可效法的行为模式，如由朝代间的类比表达“易代同时”的主观感受，利用难以挣脱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伪遗民”姿态，来缓和遗民传统与现代中国的紧张关系等。这就为我们进一步探讨沦陷区作家、民众、伪政府官员的特殊心态和复杂行为，启迪了思路。

相比于前述几个民国时段，通常被称之为解放战争时期的北京史，其研究尚明显不足。既有的成果，多限于国共对峙、学生运动、和平谈判等传统革命史视域，而城市规划、古迹保护、基层组织、市民生活等地方史色彩浓厚的论题，还多有待深度开掘。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该时段也能够涌现出更多优秀的成果。

四

新世纪以来，民国北京史研究日趋活跃的另一个突出表现，还在于新的论题和研究领域不断得到开拓，城市史的内容也因此得到更为生动多彩、丰富深入和多维立体的呈现。

都市空间问题受到普遍重视，是新世纪以来国内城市史研究的突出现象，民国北京史的研究也不例外。随着近代城市建设的不断推进，北京城市空间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种公共新空间的开辟不仅使官方与民间力量屡屡上演激烈的权力之争，也使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人情伦理、生活方式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得到改变。可以说，城市的现代转型和变革，在空间变化方面得到了集中体现。

就北京城市空间问题研究而言，杨念群在国内是一个学术的先行者，他在20、21世纪之交从“医疗空间”入手的有关研究，在国内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代表作《“兰安生模式”与民国初年北京生死控制空间的转换》（《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4期）、《北京“卫生示范区”的建立与城市空间功能的转换》（《北京档案史料》，2000年第1期）两文，受到广泛重视。本编收入了他的前一篇文章。该文考察了20世纪20年代按照西方现代医疗模式建立的卫生示范区对北京基层社会的深刻影响，指出医务人员通过技术手段和国家力量的支持，确立了其在地方社区空间的权威，改变了城区人民日常生活节奏和秩序，也与传统社会中“接生婆”和“阴阳先生”构筑的协调人情关系的医疗网络产生激烈冲突。这一过程彻底破坏了城区的自治组织状态，实现了国家权力对城市社会生活更为全面的控制。其新颖程度，至今犹显。

美国华人学者史明正也是很早关注、注重全面揭示北京空间变化及其意义的城市史专家。他的专著《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17]已经涉及相关问题，但他系统谈论这一问题的专论《从御花园到公园——20世纪初北京城市空间的变迁》，1998年才发表在美国的《现代中国》杂志上，2005年被译成中文，刊载于国内的《城市史研究》杂志。该文追溯了1914—1926年间北京御花园和皇家庙宇开放为公园的历史进程，从多个角度提炼出城市空间变迁蕴含的城市史意义，包括帝王领域收缩和公共领域发展，城市环境和市民生活的改善，政府和民间团体在公共空间展开争夺，以及平民难以享受的局限性，等等。[18]这一有关北京城市空间史的宏观论述，带有典型的示范意义。在此之后，学界继有从具体的公园入手展开深入的个案研究，其中戴海斌的《中央公园与民初北京社会》一文，可称代表。该文以北京中央公园为个案，揭示了这一新兴城市公共空间的开辟，不仅为市民提供了集娱乐、教育、商业、文化和政治于一体的新兴多功能公共空间，还促进了市民和国家对公共空间的充分利用，前者表现为生活自主化追求和政治抗议行动，后者表现为教化规训、塑造自身权威与合法性等。[19]目前，有关民国北京城市空间问题的探索，正日益深化和扩展开来。[20]

都市商业在北京城市史中占有特殊地位。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虽无发达的工业和对外贸易，但以达官显贵为核心消费群体的商业市场却十分繁盛，同仁堂、瑞蚨祥等享誉全国的老字号早已成为北京的象征符号。过去，囿于资料，难以对商业店铺的日常运营做出微观探究。近年来，商业店铺账簿资料的整理和利用，为学术突破创造了条件，它使得一批知名商铺的运营细节得以显现。如卢忠民就系统整理了北京市档案馆所藏旅京冀州商帮所营之万和成五金商铺及其联号的商业账簿，认为它们是商铺日常经营管理及变迁的微观记载，可以弥补过去民间商业活动资料稀缺、官方文书数据可疑的缺憾。[21]正是借助这批史料，他对该商铺的股份合伙人与人力股制度、经营管理模式以及职工的生活与消费水平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剖析，推动和深化了有关研究。

相对于卢忠民以计量史学为基础的实证分析理路，法国学者蓝克利与北京师范大学董晓萍的商铺探讨，则有所不同。他们同样掌握了另一家北京店铺——文具业知名店铺成文厚的大量档案文献，特别是找到了其创办者梁国樑的账簿、合同和广告资料，但他们却没有选择单向度的经济史研究模式，而是对成文厚社会网络的构成、内部行业知识传承和行业文化内涵等丰富内容，进行综合探讨，采取的是一种视野更为广阔的社会经济史的分析路径。二人合著的《北京成文厚个案研究——撰写北京商业史的资料、方法与初步结果》一文，在采用一手档案资料的基础上，辅以老职工的口述资料，展现了梁国樑在动**的社会环境中，通过继承和发展家族企业的传统、吸收现代会计账簿业的核心知识，灵活运作政府规定的股份制和铺保制等手段，以获取产业经营成功的历史，由此呈现出一般宏观经济史难以察觉和把握的民国北京商业运营之现代性。[22]

大众娱乐文化是城市繁华与否的风向标，摩登上海素以发达的娱乐文化闻名于世。向以持重、保守著称的古都，其大众娱乐业在新旧转化期呈现出何等的样态，同样值得研究者们认真思考。李少兵专文探讨了1927—1937年间北平民众休闲文化的转型问题，指出北平此期的娱乐文化受上海的有益影响，在官方和民间力量的共同推动下，形成有别于传统的新时尚，包括妇女积极参与、活动内容趋新和商业化走向、市民认识到娱乐文化的正面意义等诸多方面。[23]美国学者林郁沁也带着类似的问题意识，关注了20世纪30年代北平社会因一起情杀案而引发的“新女性”论争，揭示出新兴大众媒体在其中所展示的诱导和操控大众的能力，认为20世纪30年代北平的大众文化，远不像以往一般认为的那样“保守传统”。[24]还有学者深入考察了电影院等新型娱乐场所的兴起与民国北京市民生活的关系，以及北京戏剧市场的规模和发达程度等问题，[25]可见有关研究正不断深入。

性别问题，乃是城市史研究中一个新的热点，在北京史研究中也有体现。女性地位、婚姻、职业、教育乃至弱势群体，各个方面都有不少成果。其中，前文曾提到的程为坤那部将民初底层妇女的日常生活与北京城市空间变化结合起来的专著《劳作的女人》，相当出色，最近已被译成中文出版[26]。此外，马钊对北平妇女被“诱拐”和“背夫潜逃”现象的透析[27]，许慧琦对北平女招待问题的探讨[28]，以及本次“民国北京史研究丛书”新推出的张秀丽《民国北京婢女问题研究》等，也都给我们留下较深印象。如今，这方面的研究还方兴未艾。

人物群体关照，长期以来就是民国北京史研究的一大重心。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人这一活动主体，而共存于都市的不同群体也因身份地位、生存环境的差异，形成各异的群体特征和活动空间。由特色人物群体切入北京史，将有益于从不同主体层面呈现民国北京丰富多彩的都市样态。这方面的成果日益增多，其中岳永逸对“天桥艺人”的身份、来源和认同的透视，可称亮点之一。该研究综合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借助田野调查所得口述材料，辅以回忆录、报刊资料，分析指出来自内城的旗人、京畿乡村的难民以及下海走穴者，经历了各自的空间、心理流动，凝聚成“天桥艺人”这一城市下层群体。而天桥由权力染指、历史积累、都市发展和人为建构而形成的“下贱”“邪恶”“不洁”的特征，又决定着他们的社会特性和阶级属性。同时，作者还以开阔的视野，对当今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语境下，“老天桥艺人”成为颇具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之时髦语的现象，进行了历史文化层面的解读。[29]该研究深刻地表明，都市阶层群体意识的形成与城市提供的空间、经济、文化环境实紧密相连。此外，邱国盛、王煦、杜丽红等对民国北京人力车夫的研究[30]；邱志红、丁芮对于民国北京的律师、警察群体的研究；[31]以及此次“民国北京史研究丛书”推出的李少兵等关于北京的“洋市民”这一特殊群体的研究，也都非常鲜明地反映出民国北京的城市特性和时代特征。

众所周知，北京的饮食服饰、语言风俗、古物建筑、人口构成与分布等，都带有十分明显的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特点，特别是满汉民族融合之风，其在处理边疆民族事务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也是国内其他城市所难以比肩的，值得从整体和个案两个向度加以进一步的揭示和解析。而清末以来东交民巷外国驻京的大量外交机构，以及民国时期中德学会、中法汉学研究所等一批有影响力的中外学术交流机构在北京的成立和发展，若从城市史的视野重新考量，相信也会有新的创获。此外，民国北京的自然环境、城乡关系、与周边城市关系、与国内外大都市的对比等，也都是北京历史研究的重要议题，不仅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更对当前的首都功能疏散、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战略的推进等，具有强烈的借鉴意义。凡此，均显示出民国北京史研究的无穷魅力和广阔空间。

十多年前，陈平原教授曾发出“北京学”远不及“上海学”辉煌之类的感慨，时至今日，我们欣喜地看到此种现象已经大有改观，民国北京史研究业已成为中国城市史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日益呈现出鲜明的风格。这也成为我们选编这一文集的前提与动力所在。

需要说明的是，除了此次选编的论著之外，仍有不少上文提及或未曾提及的精彩成果，特别是一些西方学者的外文著作以及日益增多的研究生学位论文，由于文集篇幅的限制、来不及翻译或成果尚未公开发表，以及我们自己的视野与水平之局限，未能更多地收入，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1] 这方面研究，还可见颜浩：《北京的舆论环境与文人团体：1920—1928》，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 陈鹏：《试论1928年迁都后北平人城市意识的新自觉》，载《福建论坛》，2012（12）。

[3] [美]董玥：《国家视角与本土文化——民国文学中的北京》，选自陈平原、王德威主编：《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239～26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 季剑青的《北平的大学教育与文学生产：1928—1937》（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一书和李蕾的相关论文，对北平大学的文学教育与京派文学之关系的讨论，是少有的例外，可惜范围仍然有限；王建伟主编的《北京文化史》一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第八章对“民国时期的北京文化”有较为成熟的宏观概括，其中第二节“现代大学的兴起与北京文化中心地位的强化”，略微涉及此一主题，不过相当简单，没有深入细化地展开讨论。

[5] 李少兵：《1912—1937年北京城墙的变迁：城市角色、市民认知与文化存废》，载《历史档案》，2006（3）。

[6] 杜丽红：《制度与日常生活：近代北京的公共卫生》，“导言”，1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7] 王煦此文，载王岗主编：《北京历史文化研究》，72～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8] [美]程为坤：《劳作的女人：20世纪初北京的城市空间和底层女性的日常生活》，杨可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9] 可参见习五一：《近代北京寺庙的类型结构解析》，载《世界宗教研究》，2006（1）；张蕾蕾：《近代北京佛教社会生活史研究——以馆藏民国档案为中心的考察（1912—1949）》，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2009。

[10] [韩]朴赫淳：《近代北京胡同地方社会的演变》，见李长莉、左玉河主编：《近代中国的城市与乡村》，66～85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11] 该书的英文版Republican Beijing：The City and Its Histories出版于2003年。据作者在中文版后记交代，中文版并非直译，很多部分是用中文重写，对有些讨论进行了删节或扩展。

[12] 徐鹤涛：《日常中的国家——晚清民国的北京小贩与城市管理》，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5（87）。

[13] 刘荣臻：《国民政府时期的北京社会救助研究——以1927—1937年为范围》，首都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1。

[14] 陈鹏：《试论1928年迁都对北京的影响》，载《北京社会科学》，2010（4）。王煦的《旧都新造：民国时期北平市政建设研究（1928—1937）》（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一书就从城市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方面，论证了迁都后到抗战前恰恰是北平市政建设相对活跃和繁荣的一个时期。

[16] 唐小兵此文，选自许纪霖等著：《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286～34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7] [美]史明正：《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王业龙、周卫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18] [美]史明正：《从御花园到公园——20世纪初北京城市空间的变迁》，谢继华译，载《城市史研究》，2005（23）。

[19] 戴海斌：《中央公园与民初北京社会》，载《北京社会科学》，2005（2）。

[20] 孙冬虎和王均新近出版的《民国北京（北平）城市形态与功能演变》（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5）一书，就由城市功能空间结构与社会空间结构的双重变革，勾勒了北京城市功能及形态的近代演变。

[21] 卢忠民：《也谈商业账簿与经济史研究——以近代旅京冀州商帮所营之万和成及其联号五金商铺账簿为中心》，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4）。

[22] [法]蓝克利、董晓萍：《北京成文厚个案研究——撰写北京商业史的资料、方法与初步结果》，见[法]蓝克利主编：《中国近现代行业文化研究：技艺和专业知识的传承与功能》，319～347页，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

[23] 李少兵：《1927—1937年的北京娱乐文化——官方、民间因素与新时尚的形成》，载《历史档案》，2005（1）。

[24] [美]林郁沁：《30年代北平的大众文化与媒体炒作——关于刘景桂情杀案》，见陈平原、王德威主编：《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269～28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5] 可见李微：《娱乐场所与市民生活——以近代北京电影院为主要考察对象》，载《北京社会科学》，2005（4）；陈庚：《民国北京戏剧市场研究（1912—1937）》，武汉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11。较为宏观的研究，则可见袁熹：《近代北京的市民生活》，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26] [美]程为坤：《劳作的女人：20世纪初北京的城市空间和底层女性的日常生活》，杨可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27] 马钊：《诱拐的命运：20世纪40年代北京的男女交际、传统礼教和法律原则》，见杨念群主编：《新史学》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2007；《司法理念和社会观念：民国北平地区妇女“背夫潜逃”现象研究》，载林乾主编：《法律史学评论》第1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

[28] 许慧琦：《训政时期的北平女招待（1928—1937）——关于都市消费与女性职业的探讨》，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5（48）。

[30] 邱国盛：《北京人力车夫研究》，载《历史档案》，2003（1）；杜丽红：《20世纪30年代北京人力车夫管理与救济》，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2年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杜丽红：《从被救济到抗争：重析1929年北京人力车夫暴乱》，载《社会科学辑刊》，2012（1）等。

[31] 邱志红：《现代律师的生成与境遇：以民国时期北京律师群体为中心的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丁芮：《管理北京：北洋政府时期京师警察厅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

[32] 陈平原：《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载《北京社会科学》，2005（1）。

[33] 有关此期北京的外文著述目录，可参见赵晓阳编译：《北京研究外文文献题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其中，甘博、步济时等人的学术著作，以及庄士敦、拉莫特等的一般记述性作品，已有不少被译成中文出版。黄兴涛主编，最近正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陆续推出的“外国人眼中的北京”译丛，就属于这一类，已出版拉莫特的《北京的尘土》，即将出版甘博的《北平的中国家庭怎样生活》等。德国学者恩斯特·柯德士著、王迎宪译的《闲置的皇城：20世纪30年代德国记者眼中的老北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一书，也是这方面的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