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财产犯罪02
2月2日，王才与刘顺、李玉山、毛七、周永和五人商量往北抢劫，五人在朝阳门外大桥东北王爷坟地方会合。毛七持手枪，周永和持尖刀，行至东直门外西八间房地方，见一住户房屋整齐，商妥可抢，惟彼时天气尚早，五人仍向北游行，商定夜间到该住户家抢劫。日落时，五人由北返回，行至六一大道上见由西走来一个携拿白布包袱的行人。五人一起上前将他拦住，用枪、刀威吓不准声张，将事主揪至道旁内将包袱抢夺到手，从事主身上搜出一个青布褡裢，内有现洋一元，铜圆数十枚。将事主身穿的蓝布大褂、大棉袄、白布小褂剥下，将鞋帽、腰带、围巾等物搜抢完毕后将事主用麻线捆绑，用他的腿带将双目勒系，待半夜时才放事主离开。五人至西八间房路西住户门首，拥开篱笆街门，进院踹开西房屋门进入屋内，见一个年老女事主和一个小孩从**惊醒，毛七、周永和用枪、刀威吓并踢打事主，逼要钱财。五人搜翻箱柜抢得衣饰、棉被、锡器、米面等物，分携逃走。原计划第二天在刘顺家分赃，等到上午十点多时还未见毛七、周永和回来，情知有异，刘顺与王才商量逃避。二人及其妻子携带赃物在崇文门外巾帽胡同隆庆西栈住宿，不料周永和因当赃犯案，侦探在巾帽胡同将二人抓获。毛七、刘顺、王才、安亭山、李玉山被捕后，经警备司令部审讯，判处死刑，1930年4月1日执行枪决。[76]
王才从1929年10月开始迭次在四郊抢劫，其生活用度完全依赖抢劫的收入。从抢劫的过程看，一般抢匪抢劫的时间多是在三更时分，抢匪在入室后，首先用武器威吓事主，将事主捆绑后，索要钱财。抢匪在抢劫时会用伤害事主身体的方式来使事主屈服，但是王才的案例表明，即便是搜抢到财物后，抢匪也会对事主进行身体上的伤害。王才等人的抢劫有时会提前确定目标，有时抢劫目标是随机的。抢劫完后，抢匪会很快分赃，一般会采取平均分配的形式，但是握有手枪的抢匪会拥有更大的话语权。鲍殿忠在早期的抢劫中，扮演了头领的角色，由他来对抢来的赃物进行分配，鲍殿忠显然没有按照平均的原则分配赃物，他的这种分配原则引起了其他人的不满，所以在之后的抢劫中，鲍殿忠被排出这个抢劫团体。抢劫团体对成员的管束是很松散的，即使是更大的抢劫组织，也是如此，这种松散的组织虽然降低了匪徒之间的合作，但在对抢匪的清剿中，起到了“保护”作用。抢匪是合则聚，不合则散，此处清剿，即改投别处，成员和成员之间往往不知根底，即使将其抓获，也很难将其余的抢匪姓名审获。由于钱财得来容易，大部分劫匪过的是一种得过且过的生活态度，一旦钱财花光，很快就会再次行抢。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抢劫者以求财为目的，但是暴力已经成为一种主要的威吓手段。
因抢劫而杀人的案件日渐增多。王德新在内六区当警察，家住德胜门外四道口，有妻子吴氏及儿女三人。1929年12月28日凌晨4时，有一个匪徒从东墙越墙而入，手持木棍逼索财物。吴氏开门，匪徒进屋后举棍示威，吴氏呼救，匪徒情急，持棍向吴氏头部便打，当时倒地身死，匪徒抢去现洋两元，衣服三件，首饰四件。[77]北平曾发生过多起恶性的抢劫案件，著名的有美人盈亨利案。盈亨利为美国人，时年75岁，来华10余年，曾充医士，近10余年专门研究考古。盈亨利在平西石景山西坟地方四方顶山有住宅一所，1934年6月14日，盈亨利在此避暑，夜内12时许，有六七名持有手枪的匪徒，闯入家中，因向盈亨利索款未遂，用枪将他击毙。[78]盈案发生后，由于其影响较大，还惊动了汪精卫。北平市政府限令西郊区署会同得力警察侦缉队，限期三日破案。平军分会还悬赏1000元奖金。经过公安局全力缉凶，到7月间，主要案犯已相继落网。[79]
由于韩人多以贩毒为生，家境富裕，针对韩人住宅的抢案也多有发生。如1934年8月9日，宣武门内石驸马大街门牌甲五十一号住户许明杰家中，深夜12点有匪徒4人，以购白面为名，抢去支票、钞洋千余元。匪徒中一人曾在此购买过白面。[80]
三、诈欺取财
诈欺取财就是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假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的一种犯罪行为，北平的诈欺取财手法多样，令人防不胜防。
1.打虎
打虎指的是利用女性骗取彩礼钱。在中国要结成婚姻，必须遵循一套约定俗成的礼仪标准，即“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礼中的“纳征”就是送聘财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彩礼。民国时期的北平彩礼对于一般家庭来说，所费不菲，彩礼钱少则几十元，多则上百元。彩礼的数额之巨，导致以骗取彩礼为目的的打虎成为民国时期北平的主要诈骗形式。
《北平日报》在1929年11月22日至11月28日间，连载了署名秋生的文章，他将打虎做了区分，有软打虎、硬打虎、坐地虎、胭脂虎之分。
软打虎 最为普通者为软打虎，夫妻伪称兄妹，必云其妹急待找主出嫁，凡是外省商人欲安家者，往往坠其术中，说妥时先使彩礼若干，再要衣饰若许，过门后操理一切殷勤已极，其丈夫不是常来瞧看，必是改作小贩常至门前，随时偷窃物件，交其带走，几时趁隙得手，即可席卷一空，连人一并逃走。
硬打虎 皆是妇人访明某人手有积蓄，即设出种种勾引之法，结果赁屋而居，或是接至家中度日，日久施行种种敲诈手段，购衣制饰，游逛挥霍，最末或以重婚挟制，或以霸占为词，哭闹喊警告势必离异，经人调解必须要求赔偿，不但明敲明诈，尚占充足理由。
坐地虎 坐地虎近年极多，被骗者多半是青年学子。有求婚者必先言明，父母仅止此女，必须招赘其家，并言定代养其父母，及至有人入赘，必要渐渐骗钱，不是还账即是赎当，然后置买物件，何时骗得无钱供给，于是终日吵闹不休，结果离婚再骗别人。
胭脂虎 多为一般青年之**少妇，或引登徒子至其家中，或以聚赌引人入胜，何时达到陈仓暗度，此时其父必归。骤然入门故作撞见，痛骂其妇毒责登徒，以杀砍示威，以喊警恫吓，结果有第三者出为调和，必致勒罚巨款。[81]
秋生的报道真实地反映了打虎骗财的种种伎俩，除夫妻合作外，软打虎还有别的合作形式。宁褚氏住朝阳门外豆各庄门牌六十号，其夫弟宁禄尚未娶有妻室。宁褚氏经素识人杨玉、连英、英杨氏、王胡氏、杨赵氏等五人为媒，使彩礼70元，说妥周万清之妹孀妇李氏为妻，李氏带有一个3岁幼女。过门后宁禄始悉李氏是周万清的姘妇。李氏阴历八月初十过门，八月二十一日即出走不见。宁褚氏向媒人杨玉询问，杨玉认为她对此不负寻找责任。为了给弟弟娶妻，宁褚氏事先已经给五个媒人每人洋3元，连同彩礼共用去85元。为此宁褚氏到公安局报案，经过调查原来是周万清因无以为生，与姘妇李氏商定，由她带女儿另嫁，二人商妥如有彩礼钱，须分给周万清20元。媒人杨玉曾要求周万清立有字据，字据上写有立字人王耀东，将其胞妹王氏许与宁二为妻，并无周万清与李氏字样，实是周万清假托伪名王耀东，令李氏伪为王氏捏称与其为兄妹关系，骗取宁褚氏的彩礼钱。[82]
一女双聘也是打虎常见的方式。例如，大木仓住户李子明，以剪发为生。李子明有一个17岁的女儿红儿，经姨母赵氏为聘，许给樊姓为妻，李子明得彩礼42元，樊、李两家已商定过门的日期。岂料李子明因经济困难，又暗自将女儿许给别家，又得财礼数十元。事情被赵氏得知，赵氏向李子明询问，李子明只称无法生活，将来拼出去打官司，绝不连累赵氏。赵氏闻听此言，已知李子明指女骗财，与他争论。李子明羞恼之下，将赵氏殴打成伤，赵氏因被打，情急之下喊警控告李某一女两嫁。[83]
甚至还有人诱拐妇女，将诱骗来的妇女作饵，意图打虎骗财。外五区署就发现了一起**妇女并意图令女打虎的案件。外五区户籍班长董致先带同警士抽查户口时，发现永安路二十五号韩赵氏家容留的张贾氏有诸多可疑之处。询问相关人员时韩赵氏等人皆言语支离，这引起警察的怀疑，于是将一干人等带区询问。原来张贾氏的丈夫张有才外出就事，久未有音讯。张贾氏随同公婆度日，因与翁父发生口角，负气私自来平，打算先赴佣工介绍所谋事，之后慢慢寻找丈夫。因介绍所不肯收留，张贾氏走到天安门附近的时候，一时之间深感觉自己境遇不佳，悲伤之下以致啼哭。正值张河经过，向她追询缘由。张河假称张有才已在某处当官，领她去寻找。张贾氏信以为真，被张河带到永安路二十五号韩赵氏家中。韩赵氏将她安置在东小屋歇息，乘机将屋门锁住，将张贾氏囚禁在家。当晚张河手持小刀进入屋内，向她威吓强奸，张贾氏无法抵抗，致被奸污。次日因韩赵氏对她监视甚严，无法脱逃。到了晚上张河又来，将张贾氏再次奸污，事后张河又巧言劝说张贾氏同他一起去山东打虎骗财，遭到张贾氏拒绝。[84]所幸，张贾氏没过多久被警察救出。
因北平打虎案件较多，北平市公安局早在1928年9月7日，通饬各区转告各住户，嗣后结婚，必须呈报，如不呈报者一律处以10元以下，5元以上之罚金。[85]然而这种措施并没有减少打虎案件的发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打虎案件的频发是近代北平城市进程的一个负面产物，由于城市化的进程，大量的外地人口来平，在来平人员中，绝大多数是成年男性，这些人涌入城市，造成了北平男女比例的失衡，引发了“男多女少”的状况出现，因此很多不良的父母，便视家中的女儿为摇钱树，指望通过彩礼来大博一笔，这种风气的产生直接导致了打虎骗财的出现。
2.丢包和高卖
北平的骗子有一个特别的称呼，骗子手，这些骗子手的骗术是时翻花样，无奇不有。大体而言主要有两种骗术。一种叫丢包，另一种叫高卖。
丢包是一个古老的骗术，早在明代就已经有了丢包的记载。它的特点是由两个人合伙，有正角有配角。正角使用“丢包”的把戏，卖傻充楞，负责**别人。正角丢失钱物让被骗者和配角拾得，配角提议二人平分。待将人**到僻静的场所，正角再出现，宣布丢了口袋，指认被骗者为窃贼，借以骗取受害者身上所携带的钱财。例如，1930年3月17日上午9时许，前门外打磨厂义记首饰局派学徒刘秀山持票一张，赴廊房二条义生银号兑取现款80元，然后到前门大街永增合兑换所，用洋20元，买生银14两，连同余下之洋60元，包在一蓝布包内。事情办完刘秀山在回本铺的路上，走到打磨厂西口的时候，看见一名穿着灰衣的行人身上遗落蓝包一个，掉在地上。当时就有一名穿青衣的行人将包拾起，打开蓝包查看，里面装有钞票一卷。刘秀山看见这一幕之后，见财心动，要求与穿青衣的行人均分钱财。青衣人答应可以分给刘秀山，然后借分钱财的名义将刘秀山引到北城根地方。二人正打算瓜分飞来横财之时，丢失蓝包的灰衣人竟然找到此处，猛地将刘秀山的蓝包夺走，刘秀山赶忙分辩“这包裹是我的，你所失之包被穿青衣人拾去”，此时穿青衣人早已向西逃去，不见踪影。穿灰衣人将蓝包交还刘秀山追赶穿青衣人而去。待刘秀山返回本铺后打开包裹查看，生银钞票早已变为报纸石头。[86]
刘秀山是被骗子手借机将包裹内的财物换掉，除换财物外，用赝品替换也是丢包的常用手段。例如，李氏赴东四菜市，行至二条口，见地上有金戒指一枚，于是赶忙俯身拾取。正在此时，胡同内走出一人与她争执，说戒指是我们二人看见的应当平分。而李氏说戒指本是我所丢失的，既然被你看见，当有所酬，于是将菜费两元，钱三十吊尽数付给那人。之后李氏将戒指拿给旁人看，大家都说是这枚戒指是赝品，李氏不信，又去金店查看，被金店告知戒指乃是银质镀金，这才知道上当。想到因戒指而失去的菜费，李氏后悔不已。[87]丢包主要利用的是人们贪图小利的行为，它多针对的是一般的劳动者，如学徒、伙计、佣人等，因为这些人收入不高，容易被打动。
高卖是一种更讲究技术的骗术。高卖针对的对象与丢包稍有不同：“高卖的骗术讲究以敏捷的手腕取胜，他们施术的目的是专吃商店。高卖骗子手须具有庄严之面孔，华丽之服饰，甚至有携带女郎入商店行其高卖骗术者，概使商店不疑也，高卖骗子手入一商店之内，先将其下部之陈列之物色作一观察，择其最高价值者为目的物，其全部的精神即注于此物之上，但我们顾名思义，这个高卖的高字就是购买高处的货色的意思。他虽然以下部的货色为目的物，而偏指购上部的货色。若下部有一表为目的物，乃指购上部的钟，故意把商店的店员的眼光导在高部去，店员一个不留神，他趁机便把下部的那个表取到手内，然后借题便走，商店登时十九不觉。若店员众多，骗子手不得下手，他故意挑选各样货色，说出毛病不能购买，静待店员之眼差，以便于下手取货。高卖的骗子手须要有灵活的眼光，四面八方都能观察得到，不然商店里店员太多，一人只有两只眼睛观察，偶一不慎，每致当场遭擒。高卖骗子手活动的商店，若钟表店，洋货店，布店等为最多，盖以其货色庞杂，较易下手也。年来高卖之骗子手已为商店注意，故高级商店多在柜外安设学徒，静坐以观察顾客之行动。”[88]
3.形形色色的诈骗
除上述骗术外，北平还有以下几种常见的诈骗手法。
与禁烟相关的诈骗。张德胜在前门外天桥北山涧口后坑居住，小本经营，暗中代售烟泡，并代介绍售吗啡针。张德胜的陶姓友人带着一位姓王的人来到张德胜的住处，陶某声称王某为禁烟处副处长，“素日闻你暗贩烟土，欲行捉去罚办，因我与兄有交，已托王副处长，允可不抄”，陶某将张德胜叫到一边附耳低声说道，“我已托好，大哥可出洋十几元作酬”[89]。张德胜为人比较机警，从陶、王二人的行径中已经识破二人伙同骗财。
另一类骗术更为常见。例如，韩李氏因病在家吸烟，有两个陌生人敲门进入家中，二人自称为禁烟处稽查，在韩李氏家中检查一番后搜出烟具。这两人作势欲找警察将韩李氏带走，韩李氏恐被看押，劝说两人不用找警察了。二人见韩李氏惧怕，趁势说不找警察也可以，要求韩李氏拿出二十元作登记费用，之后送给她执照，准她自由吸食鸦片。韩李氏听闻不用去警察局，且可以用二十元的代价换取之后吸食鸦片的便宜，于是爽快的付给二人钞票二十元。[90]与禁烟相关的诈财与北平的禁毒环境有关，因北平市政府的禁烟措施日渐严厉，而北平的烟民与买卖毒品者又多，于是骗子瞅准时机，对烟民与买卖毒品者用哄骗或威胁的手段骗取钱财。
利用电话骗财。安定门内小三条十四号前军委魏益三宅，1936年1月6日下午3时，接到一个电话，称魏益三的友人母亲病故，无法埋葬，请求帮助四五十元，将钱当晚送到前外云居寺二十三号。因魏益三本人正在河南，其妻魏李氏允予照办。过后不久，又有一个电话找魏太太，打电话者自称系某司令，与魏李氏假意寒暄几句后，嘱咐魏李氏速派家人将钱送至云居寺。魏李氏因打电话者是天津口音，所说颇多可疑于是向内三区十一段报案。巡官闻讯后一面派警赴魏宅保护，一面会同该管便衣警探及魏宅家人赶往云居寺，此时魏宅接到了第三次电话，来电话者自称郭科长，警察假装许诺拿钱。经查电话号在前外粮食店北平客栈楼下，警察赶赴北平客栈，经侦探调查三次电话为一人所打。[91]
故宫博物院委员邵世武遭遇的电话诈骗案中，作案者更加大胆，居然自称时任平津卫戍司令、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的宋哲元。1936年，邵世武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者自称为宋委员长，称张家口有吴科长病故，请酌量助以款项，邵世武当即应允资助百元。挂下电话后，邵世武意识到打电话者系辽宁口音，而宋委员长并非辽宁籍，于是报告侦缉一小队查究。稍后又有第二次电话催款，侦缉队查出电话由长巷二条义记店打出，赶赴该店时捕获24岁辽宁籍军人。[92]电话诈财是一种新的骗术，利用电话诈财者诈财的对象多为政府官员和军界人士，上述两个案例中的诈骗者显然在打电话前，对诈骗的对象有一定的了解。
利用信件骗财。例如，乔某是平东双桥人，年30余岁，在前门外铺陈市忠义小店居住，以在天桥东摆小摊为生，素极节俭，薄有积蓄。一日乔某接家信一封，称妻子病重，叫他赶快筹措30元回家，迟恐不能见面。乔某立即携带现洋20元，将装钱的口袋卷在铺盖内，乘长途汽车在双桥站下车。下车后有一个陌生的中年少妇，故意与他交谈有15分钟之久。乔某心急，强行辞走，进门见妻子安好，当即查看铺盖，里面的钱口袋已化为乌有。[93]乔某的案例显示，利用信件骗财的犯罪者，多是受害者的熟人，对受害者的家庭状况比较了解。因民国时期信息流通有限，受害者很难对这类信件加以辨别，受害者不在少数。
利用迷信心理诈骗。公安局虽取缔占卜星相，但一般市民仰仗此解决问题者不在少数。例如，田克勤因染痨病，病情加剧，日渐消瘦。有一老叟叩门求见，自称刘半仙，专治痨症急症，“遇有缘之人，无不手到病除”。其妻王氏见他年约50，相貌和善，衣饰整洁，信以为真。请入屋内为田克勤诊治。刘半仙注视克勤良久，并未按脉，直称有缘，病者无妨。刘某称治病“要设坛五日，取仙露为田克勤服用，病可痊愈，唯有设坛用资，需洋30元，需要立刻进城购买，以免贻误”。王氏闻听治病有望大喜，认为老叟为活神仙，当即给予钞洋30元以及车费2元。刘收过钱后从容离开，一去不返，到第二日家人才知道被骗。[94]最严重的后果是因轻信而导致命案。例如，吴柱儿患泻吐之症，家人经人介绍，找到了王姓巫婆，前往叩求。王巫婆赏赐给吴柱儿的家人炉灰及茶叶一包，告明服法，并要求千万不要吃药，否则不负责。家人依法将炉灰及茶叶与柱儿服下，岂料三小时后，吴柱儿身亡。[95]还有走街算命的道人利用人们求财的心理，号称预测未来一切大事，如购买的奖券能不能中，什么时候可以升官，可以纳妾，算命者号称一生大运生死之事都可以算出，以此来骗取钱财。
还有老虎摊骗钱。北平人将带有欺骗性质的浮摊俗称为老虎摊，北平市从事摊贩生意者，人员复杂，而有很多流氓专门在浮摊设计骗人，受害者众多。1933年12月19日，外五区奉令对天桥一带的摊贩进行调查，如有设计骗财现象，一律将这种老虎摊驱逐。[96]
北平的骗术种类繁多，可谓防不胜防。有人将药下在点心上，在火车上请人吃点心，等其入梦乡不省人事后，乘机窃盗。[97]有人冒充侦探，前往人家查违禁物品，借机诈财。有人冒充招工，骗取钱财。还有人专门骗取妓女钱财。[98]
四、盗墓
在整个民国时期，北平的盗墓活动屡禁不止，与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相比，1928年以后北平的盗墓活动日益猖獗。不仅有组织的团伙盗墓日渐增多，而且不论是明清古墓，还是时人墓葬，不论是富人的棺椁，还是穷人的棺木，都同样面临盗墓贼的觊觎。
北平稍有资财的人家，都会雇用看坟人即坟丁，来照看墓地。坟丁除维护墓地的清洁外，更主要的职责是防范盗墓贼的光顾。北洋政府时期，盗墓贼三三两两出没，坟丁只需呵斥，盗墓者便会望风而逃。而这一时期的坟丁面临的是人数众多、有组织的持械盗墓者。面对匪徒的枪械，坟丁多数只能畏惧于武力之下，待在自己的小屋内，任屋外的盗墓者为所欲为。田三在西直门外六里屯以北地方看坟，夜里有狗叫声甚急，又听见坟地中有人微语声，知道是盗墓贼光临，于是从后院墙上翻出，想去报告警察。没想到在跳墙时，被匪徒发现，用绳捆绑，并用木棍拷打，令他指出哪座坟墓内殓物贵重。田三回答说不知，触怒匪徒，匪徒用刺刀将他的腿部扎伤两处后大肆掘墓。只是该处坟茔工程坚固，天将拂晓时，仍未掘透，匪徒只得逃跑，临行前警告田三“不得报官，否则杀你全家性命”。[99]
还有一些坟丁与盗墓者同流合污，共同盗掘。荫昌有祖茔两处在西郊三分署白祥庵地方，家人赴新茔祭扫时看坟人未在侧。待家属找回看坟人后，询问原因，看坟人声称在老茔查看。因恐老茔有事，家人一再追问，看坟人言辞吞吐，似有意外情况，经过追问，看坟人回答，老茔西一座坟墓被盗墓匪于夜晚掘开一洞。老茔被盗墓匪盗掘，看坟人非但没有报警，反而用土将盗洞掩埋为之遮掩。荫昌等掠开浮土发现朽木数块，坟墓内部蒙受重大损害，看坟人有重大嫌疑。[100]1932年10月间，郑泽麟、毛玉寿、白松泉等多人赴白石桥镇县亲王坟发掘，盗出殓物甚多，事后以赃洋20元交予看坟人吴文龄。毛玉寿又伙同看坟人冯宝贵等三兄弟将小马厂赵、张两姓坟茔发掘两座。[101]甚至有盗墓犯包办盗墓的情况，平西安家滩村，农民佃户鲁士达，家中数世看守皇姑屯，在1931年2月间，有盗墓犯袁亮和古玩商人张福山等人来此，向鲁士达游说，包盗皇姑坟，无论内有何物，给鲁士达洋10000元，双方立约，先交2000元。[102]
有负责坟地风水的风鉴家与盗墓匪勾结。刘润斋是北平著名的风鉴家，在晚清时许多显宦修建的茔地，多倚重刘润斋。民国时盗墓之风盛行一时，刘润斋勾结平西一带的匪徒多名，开始了盗墓生涯。刘润斋明面上给人看风水，实际上暗中探询殓物，然后通知党羽，施行挖掘，作案已经多起，所得殓物由刘润斋负责卖出，其余匪徒按股均分。前步兵统领乌恪曾邀刘为其代看风鉴，每年送刘150元，逢节日时还另有礼金。刘润斋对乌恪茔地情形极为熟识。乌恪死后，茔地的风鉴即为刘润斋办理，所有陪葬殓物，刘知之甚详。前内六区署长延庚，在北苑西羊坊有祖茔一坐，延庚世家出身，祖茔中所葬之殓物非常贵重。此茔地亦由刘润斋代看。刘自勾结匪人盗墓以来，先后挖掘了乌延两家的茔地，财产甚丰。[103]刘润斋手下的盗匪有十数人之多，匪徒各有专司，所盗的殓物主要交由外下四条东聚珍玉器铺，前外大街恒兴褂货铺，廊房头条天宝金珠店，圈内抄手胡同瀚古山房及打鼓人阎兴东销售。[104]
更有甚者后代子孙不肖，竟发掘祖先的坟茔。溥绪为清庄王后裔，承袭王爵。庄王茔地坐落房山磁家务村，为同族同有，由承袭王位的溥绪经管。1927年因溥绪代卖茔树侵占洋1000元被毓翰控告。1929年春溥绪与毓翰订约和解，溥绪发给手谕及委任信件准许毓翰得便宜处分茔产，毓翰对于溥绪售卖茔产亦表示同意。同年6月间毓翰将合族共有的茔地一顷卖与郭玉等人，又将茔地残破之石料板、桂花门、砖瓦等物卖与胡九斋，所得款项未与溥绪及族众。1930年春，庄王坟茔被盗匪发掘，溥翰前往查看后，竟自雇用人盗取坟内殓物得洋500余元。同年6月溥经闻悉坟茔被盗亦往查看，将盗墓之事呈交卫戍司令部查究。因资用缺乏将一部分茔树卖掉，得洋40元未分给族人。同年12月间，溥绪、溥经、毓翬等共同商议，认为庄王坟茔埋藏殓物甚巨难以保全，不如自己发掘，共同具呈平津卫戍司令部指派军队保护检验修理，实际勾结军人等实施发掘盗取殓物。岂料毓翬在具呈后未会同溥绪、溥经等人，竟一人带着军队及亲近之人李韩氏，溥绪之妾溥白氏，赵星五、彭俊卿等人，前往磁家务茔地发掘。由赵星五、彭俊卿代垫工费雇用工人，并由军人放哨站岗阻止闲人出入，用爆炸物将第一代裕亲王硕塞，二代庄亲王绵课，三代庄恪亲王允禄及庄恪亲王、恭亲世子各坟墓先后开掘盗取殓物甚巨。其中大部分被军人等携去。另一部分由毓翬等售卖得价若干数目不详。[105]清睿王多尔衮在东郊陵寝被后裔族人中铨盗掘，[106]还有顺治年间的公主坟亦被后代挖掘。[107]
东陵旗人盗卖东陵祭器也是当时较有名的事件。作案者邵寿岩，遵化旗人，家住东陵附近马兰峪，从前在政界做事，民国后赋闲下来，邵寿岩的朋友胡敦华，在东陵当总管。“自从民国以来，旗人的经济一天比一天窘迫，即便是在东陵做事的旗人，也拿不到薪水”。邵寿岩、胡敦华与博尔庄武、林祥、林玉、恩华等商议，变卖东陵不要紧和残缺的祭器，1928年7月间，东陵上的铜锡等类祭器，以招商出售的办法，被他们卖给了北平城内的开金银店的张厚福、刘寿山、胡永山等三人，得大洋56840元。凡是东陵的旗人，都分润了一点。只剩13500和11800元存款。后东陵盗案发生，溥仪派载涛等到东陵去调查，这才发现大批祭器被侵占变卖。[108]
在盗墓前盗墓者会在各处踩道，盯好目标之后，盗墓匪成群结队而来，盗墓者往往人数众多，多达几百人之众。盗墓几成明火执仗之势。坟墓被盗掘后，坟主将其重新整理，将盗洞掩埋。但此盗匪刚去，彼盗匪又至，致使死者不得安宁。且盗墓匪肆无忌惮，对看中的坟墓一再盗掘，直到殓物完全被盗一空方止。常存的祖茔坐落在卢沟桥太子裕村，1930年2月11日夜间盗墓匪人将其曾祖及祖父之墓盗挖，18日又将其伯父的墓盗挖。三座墓的棺木前面木板砍碎，殉葬物件尽失。盗墓匪非但没有畏罪远逃，竟于26日将广泰的祖墓挖掘，虽经看坟人惊走，仍盘踞此处，仍意图挖掘盗墓。而警局办事不力，并未破获一人，致盗墓匪胆大横行。[109]常姓家祖茔连同附近30多座坟墓无一幸免。[110]盗墓匪徒在盗取胡幼林的茔地时，掳得农民七八人监视帮同盗掘。盗墓匪将步哨置于距茔地三四里远之处，因坟墓坚固，久挖不开，匪徒竟然用枪轰击。[111]
盗墓者所持的盗墓用具主要有铁锹、铁斧、铁镐，雨伞、铁条探子、洋蜡头。盗墓所用的铁锹、铁斧、铁镐，其木把大都极短，以便于携带。盗墓匪挖孔下入后，在坑内必须用火柴点燃洋蜡，以资光亮，而便盗取殓物。坑内有蜡光明亮，在黑夜之间，为免被巡夜警察查见，致遭缉捕，必须以布伞纸伞遮盖坑口。铁条探子可以在破棺成孔之后，向内探勾殓物。
北平的盗墓活动猖獗，富者的坟茔不得安宁，贫者的墓地，亦没有逃脱盗墓者的觊觎。宣武门外南横街西口，圣安寺庙前一带有义地一处，寄埋多年，无主孤坟甚多，有匪徒竟将孤坟刨掘，将尸骨售卖。[112]还有匪徒专盗取贫户新葬尸骨，因穷人死后即埋，尸骨没有损害，而匪徒将尸骨盗出，将死尸内的脏器盗剖而去。[113]韩贵的儿媳韩李氏在1936年2月因受婆家虐待投入水缸自尽，经人调解，韩家予以厚葬，岂料韩贵因心痛发丧之耗费，竟在7月20日晚间勾结盗墓匪人多人，将韩李氏墓葬挖开，将殓物全部盗出。[114]
盗墓案件层见叠出，受害者无能为力，只能具呈军警机关予以保护，盗墓之不肖之徒贪图棺内财物，择著名之墓加以发掘，成群结伙公然持械专以掘墓为生，由是大小坟墓皆不得免。[115]西郊西便门外沙沟村东的坟墓被挖掘遗骨、遗发乱掷遍地，一切殓物被盗一空。[116]因警局缉捕不力，为恐祖茔再遭盗掘，受害者只得呈请警局予以保护。
针对盗墓匪的猖獗活动，平津卫戍司令部发布严禁盗墓的布告：
为布告事
顷据平西一带居民联名呈称，该处祖茔时有大帮匪徒肆行发掘情事，被害者疾首痛心，幸免者不寒而栗。恳请派队巡缉以策安全等情到部。查盗墓行为乃人道所不容，国法所必诛，前据调查报告业经通令拿办并布告严禁在案据呈前情，除派骑兵梭巡务获解究外，合亟重申禁令以遏浇风，自此之后倘再有愍不畏法仍行尝试者，一经查获定当依法重惩不稍宽贷仰各凛之切切此布。
司令于学忠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117]
并在1934年的布告中公布了“从严惩处办法四项”，以酷法来遏制盗墓活动。“平市近郊及河北各县盗墓案件，层见叠出，虽经依法惩办，此风迄未稍戢，近复猖獗更甚，竟有以发掘坟墓盗取殓物为常业，按其凶恶犯行，若仍依照刑法判处徒刑，实不足以平匪氛，而维治安，当经拟定从严惩处办法四项，一、携带凶器盗墓者，处无期徒刑，二、以盗墓为常业者，处无期徒刑，三、加暴行于坟丁，公然盗取者，处死刑，四、结伙三人以上，持枪械盗墓者，处死刑，施行期间定为一年，至普通盗墓案件，仍按刑法处断”[118]，其施行日期延期两次。
冀察政委会以盗墓“殃及枯骨，不但为法律所不容，抑或为人道所不许”为严行惩治，以彰法纪起见，除查明实系为糊口计，无结伙持械者，仍安惩治盗匪暂行办法外，如查获盗墓犯，有古玩商及事主家属勾结牟利者，一经证实，立即处以死刑。[119]然而政府出台的针对盗墓活动的酷法，并没有打击盗墓者嚣张的气焰，盗墓匪在盗墓时不仅明火执仗，遇有警察之时竟敢开枪拒捕。1935年7月28日后夜1时余，东郊区署预备队第三巡查班警长张全寿带警巡查，走至东便门外松公坟村西南地方，查见王姓坟地有匪人盗墓，张全寿等上前逮捕。匪有六七人之众，见警察前来，开枪射击，警长张全寿亦鸣枪震慑。匪徒不敌，向西北方奔逃，边跑边向后方开枪射击。警长张全寿一面分派警士在该坟茔看守，以防匪徒二次复返，一面带警跟随。追至郎家园地方十字路口之际，见有一匪因奔跑落后，被枪击中倒地身死，其余匪徒四散逃逸。捡拾匪人遗弃包袱一个，内有衣服、鞋袜，在坟地捡拾匪人遗弃布雨伞一把，纸雨伞一把，铁条探子一根，洋蜡头一节，火柴半盒，骆驼毛绳一根。[120]平西长辛店，匪徒盗取东大公主坟时，被警察发现，在与警察的对峙中，匪徒连扔手榴弹两枚，造成三人受伤。[121]双广存住在北平市与大兴交界的管头村，北平人，务农为生，1934年5月15日夜2时，双及家人听见犬声，疑有贼人，起身后察看，月色中有20余人，均身着蓝黑色衣服，正在挖掘双家的坟墓，双情急之下，前往村南大兴第五区公所报告，区长高某鸣锣召集村人，前往捕捉，不料匪徒闻锣声，不禁大怒，各出手枪，向天空乱射示威，之后，匪徒跑到区公所，将办公室捣毁，将职员王某赵某殴伤甚重，待天明五时许，县公安局，警察，保卫团百余人赶到时，匪徒因寡不敌众，一声呼啸分散而逃。[122]
盗墓者的目的是取得陪葬的殓物，也就是说经济是驱动北平盗墓活动的主要动机。除盗墓者的经济动因外，北平城内一些珠宝店必须为盗墓活动的猖獗负责，因为他们不仅为盗墓者提供销赃的地点，有时还向盗墓者提供必要的武器以及住所。东四牌楼北大街聚宝新金珠店的店主萧仲英就是勾串匪人、供给匪人枪械、坐地卖赃之人，侦缉队在其兄长萧燕华所居住的小院内查出其藏匿的金银器皿等赃物，并在院内拿获盗墓犯刘文荣、赵志远等及手枪1支，子弹19粒。[123]
军警机关对盗墓活动施行严剿政策，抓获并枪毙了多名盗墓匪犯。军警机关的行为并没能起到震慑作用，许多盗墓匪本就是周边的居民，一旦军警机关加紧捕获盗墓匪人，盗墓者即行隐匿，甚至有的盗墓匪改弦易张，以抢劫或绑票为业，待风声稍缓，再重操旧业。盗墓所获得的经济利益仍然吸引着大部分人从事盗墓的不法行为。
五、赌博
北平的赌风是很盛的，在同治年间就已经设立有专门的赌场“宝局”。赌博的花样繁多，有斗纸牌、打麻将、推牌九、打扑克和押宝。赌博在民国时期是违法的行为，但是一般针对下层民众，中上层很少有人因赌博而入狱。
1.北平的赌场
北平的赌场城区内外有二三十处之多，其中大部分的赌场都是地痞赌棍勾结日韩不法侨民所设，地点在已经关闭的旅馆或其他繁华地段租屋营业。日韩侨民开设的赌场有两类，第一种采用各种名目的名称，如旅店，游乐场、诗迷社；另一种设在日韩侨民住所，设置有轮盘摇摊牌九宝局等赌具，前者规模较小，赌博者多属下层群体，后者规模较大，赌博者多为上中社会阶级，其中以北平大旅社、安清家庙等处范围最大，为害最甚。
北平大旅社在前外煤市街，旅社是刘桂堂的产业，1935年与日本人三野串通，以让渡为名，在日警署注册，以资庇护。由三野的代表掘内充任经理，刘桂堂的亲信俞某为副经理，所有客房全部租给鸦片商人开作烟馆。1935年冬将一间客房开为赌场，由江南人沈祥麟、曹凤翔、陈玉山及袁文会等人以12000元之保证金包办，每日出50000元保险费，在12月1日开始设赌营业，内有轮盘、摊宝、牌九、三通宝等应有尽有，男女赌徒出入不绝，每日收入达数千元之巨。安清家庙筹备处在东城煤渣胡同，是一何姓人雇用日人持原武健开办，内设轮盘等赌博项目，1934年12月开办，其间曾间断，为城内最悠久之赌局。振声饭店在前外西河沿，为韩人金姓所开，设客房一间，实际上为赌场，各种赌具无不具备，由著名地痞孙四包办。山口贸易公司在前外掌扇胡同，为杨毛、沈凤棣、杜菊等开设，雇日人山口清水为保镖。北平游戏场在城内安伯胡同，为美使馆打字员密斯康向贺姓租得后转租于日人金井及永岛，以北平游戏场为名，内设各种赌局，承办者为马树田与天津花会首领沈阿桂等。[124]
这些赌场多半有日韩等人的背景，实际上多数赌场虽有日警署之许可，但其许可范围原只限于各种卷烟。有鉴于赌博的危害，北平市政府与日本领事馆进行协商，商定各大较著名的赌场先行查禁，限1936年年底以前禁绝，其余各变相赌场，1937年2月底以前禁绝。[125]
2.腥赌
腥赌，就是几个人合伙想法子勾引别人赌博，然后用种种骗术，把别人的钱弄到手。赌博方式主要是大小牌九和押摇摊，被引入圈套的人，往往输光身上所有的钱，甚至有人为此倾家**产。腥赌的设赌者多为地痞无赖，这些人以腥赌骗财，状似抢劫，故腥赌最为人们所痛恨。
东西长安街路旁树后，天安门左边树林里以及筒子河转角处等比较僻静的地方，常有人设赌，设赌的对象主要是过往的行人，设赌的人用速战速决的办法，有几个人就和几个人赌。常有商店的小伙计在柜上派他来办事的时候，被设赌的人哄骗将办事的钱输掉，以致不敢回店，只能逃跑或者寻死。新街口聚兴粮店的学徒许文炳在西单牌楼北甘石桥一带，见有人用扑克牌押钱赌博，押一元赢一元，许文炳所带13元卖面钱全部输光。[131]
时人将腥赌的设赌者称为匪徒、赌匪。路人若不入彀，设赌者就会采用几近抢劫的手段。孙胜福在前门外煤市街长庆楼饭馆作学徒，春节时在家休息，向父亲孙文祥要钞洋二元，去前门购买帽子。走到虎坊桥东阡儿路北口，有许多人在用扑克牌聚赌，有一个人名傅文魁，素无正业，见孙胜福看视，劝他押赌。孙以不会赌博拒绝，傅无计可施，猛然将手伸到他衣兜内，将钞洋两元拿到手中，众赌匪四散而逃。[132]
在北平的各类赌博中，腥赌的名声最臭，因此公安局对腥赌的取缔力度很大，但是腥赌的设赌者一旦把钱骗到手后，立即转移他处，很难取缔，而且往往有警察参与其中。
3.花会赌博
花会赌局曾在上海兴盛一时，一般认为北平的花会赌局是上海花会赌徒来平后设局开赌。北平市公安局认为花会赌局“赌法诡谲，最足引人入胜，无论贤愚不肖，一经入门率皆迷惘不返，驯至倾家败产而后已”[133]，故对于花会赌局的实行严厉查禁。
图2.1 北平市公安局针对花会赌博的训令
《北平市公安局关于查缉孙列侯等人销赃、私运烟酒、古物及丢失衣物、查抄花会赌局的训令》，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183-002-04404，1934。
花会赌局小者两人即可开会，多者人数不限。王世泉在花会跑话，雇用押花会多次的王文治当伙计，每日给工钱五毛，负责在开花会的时候打戳子。根据王文治参与的两次花会经历，每一分钱赢钱两毛八。花会赌博的参与者，称为押头，有押二三十子不等，每会输赢约在二三十元。并非每次开会就会赢钱，王文治的两次花会经历中，王世泉就输了一次。[134]赌局除允许钞洋押赌外，物品也可以参赌。
小规模的花会赌局开会的地点是不固定的，有自己家中开会，也有借地开会的。王世泉就是在他寄居的人家借地开会。吕宋第在辛寺胡同十七号开设鸿兴祥成衣铺，并在家中供人设花会赌局，参与者有11名之多。[135]1936年警察抄办的一起花会赌局，在外二区东北园七十九号赵姓家中，是由屋主赵张氏夫弟赵永全开会。[136]
花会赌博多在下层中盛行，从图2.2可以看到，花会赌博的赌注还是相当高的，对于一般的劳动阶级来讲，3元可能就是一个月的收入。参与者对花会赌博的投入之多，预示着其最终倾家**产的结局，故花会赌博在当时为人们所诟病。与腥赌相比，花会赌博更加隐蔽，以致在报纸上很少见到有关花会赌博的新闻。
图2.2 辛寺胡同十七号花会人名钱财数目
《关于查获吕宋弟借地押赌花会及查获李文山等在道旁有类似赌博行为的案》，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183-002-10347，1936。
4.公安局的禁赌措施
民国时期，政府颁布了禁赌法令，禁赌法令在赌风蔓延的北平并没有收到太大的效果，北平内外城时有“竹战”之声传出。对于公安局来讲，赌博对北平的治安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市政府训令公安局严行取缔：“赌博为害之大，世所诟病，本市自首都南迁，失业人民日众，每有奸巧之徒，聚赌敛财，而受其害者，尤可以胜计，若不严查禁止，则其影响民生与治安，实非浅鲜。”[137]赌博之人常因赌资问题发生伤害的案件，而嗜赌之人为筹措赌资，往往不惜犯罪。如徐益三嗜赌成性，欠有巨额赌债，趁春节回乡，与父亲商量将地变卖数亩未得应允，于是竟将族妹诱拐来平，卖与许康氏家，得洋90元，将赌债还掉后的余额又用作赌资。[138]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北平的设赌及参与赌博的人员，公安局采取了各种措施。如取缔了街上售卖的赌具：“摊上陈设赌具，形形色色，种类繁多，引诱无知愚人，幼年儿童，实行赌博，若不严行查禁，自幼养成此种习惯，认真取缔。”[139]并对开设赌博的场所进行查抄，设赌及参赌的人犯一律送公安局等禁赌措施。1936年1月29日公安局对赌窟的查抄是北平最大的一次针对赌博的行动。
600多人中，除游街惩罚及释放外，情节较重者有32名，由公安局解交冀察绥靖公署发落，经冀察绥靖公署署军法处审讯，其中罪行严重的烟赌犯赵延绪（曾任陆军次长并一度任东北航空署长）、赵立、冯贤豪、关王氏，王传龄5人因“公然以馆舍供人吸用毒品，并聚赌营业”[142]，实属罪大恶极，应从重惩处。经该署依照《禁毒暂行条例》第五条，判处死刑，于1936年2月5日下午3时在安定门内雍和宫北平陆军监狱内执行枪决。对于犯案之公务员除应有之惩罚外，还给予永不录用的惩罚。这次对赌窟的行动，虽然是由公安局发起的，但它实际上表明了北平市政权的实际控制者冀察绥靖公署对北平赌风蔓延发出的一个强烈的信号，那就是北平当局要严厉取缔烟赌窟。在政府强有力的措施下，1936年2月后，北平的赌博场所大为减少。然而待风头一过，赌风复开，1936年8月前外观音寺天兴客店，抄获男女赌犯多达105名，其中女性赌犯7名。[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