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代中国宗教与进化论思潮

（一）近代中国进化论思潮的特点

进化论最早出现于19世纪中叶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Charles Darwin）于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一书。该书刚出版时引起很大的争论，由于它直接威胁着基督教的神创论，因此来自基督宗教的批评非常强烈。但是，由于进化论的传播与近代的启蒙思潮和科学化运动结合在一起，因而很快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影响，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承认具有恒定不变的绝对真理，相信一切都是由环境决定的。当然，宗教、文化和各种思想等因素，都是变化的、历史的。进化论也因此成为19世纪后期最有影响的西方思潮，几乎所有的学科都接受了进化论的基本观念，并由此产生了社会进化论、伦理进化论等各种社会思潮。

对于进化论，19世纪也有不同的主张，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就认为生物界中物竞天择的原则在人类社会中显得过于残酷，主张用人力来救治缺憾，写成了《进化与伦理》（Evolution and Ethics）一书。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则坚持达尔文生物学上的“物竞天择”原则，认为慈善或救济都是不应该做的。最早介绍进化论来中国的晚清著名思想家、翻译家严复所译的《天演论》，既不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也不是斯宾塞的著作，而是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从这里可见严复所接受的进化论观念反映了中国传统的人文关怀。自严复将进化论介绍到中国之后，清末民初的中国思想文化界就开始发生巨大的改变，进化论成为清末改良主义思想家和辛亥革命思想家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家普遍接受的一种思想利器，正如一位学者所说，“进化论这个朴素的观念，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中国”。[1]有人甚至将中国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称作是“进化时代”，因为进化论在这一时期对中国社会各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同时这一时期受进化论影响最大而且在中国最为突出的是直接影响中国社会革命的激进主义，因此这一时期也可称作中国的“激进时代”。[2]这也就是说，近代中国的进化论思潮与政治改良和社会革命思潮紧密相连，并成为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主流的重要基础。

有关中国近代进化论社会思潮，晚清时期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进化论思想，已经有过许多研究成果了，在这里不再赘述。这里重点谈谈在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社会的进化论思潮，以及宗教界对进化论的反响。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无疑是进化论思潮最有力的推动者，他在亲手创办的《青年杂志》第一期上就曾说过：“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焕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3]这也就是说，新文化运动离不开近代人权说、进化论和社会主义，而这三种思潮实际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

陈独秀很明确地肯定进化论思想的重要价值，将它看作欧洲传统主流意识形态——基督教神创论的摧毁者和法兰西民族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他说：

欧人笃信创造世界万物之耶和华，不容有所短长，一若中国之隆重纲常名教也。自英之达尔文，持生物进化之说，谓人类非由神造，其后递相推演，“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格言，昭垂于人类。人类争吁智灵，以人胜天，以学理构成原则，自造其祸福，自导其知行，神圣不易之宗风，任命听天之惰性，吐弃无遗。而欧罗巴之物力人功，于焉大进，世多称生物学为19世纪文明之特征，然追本溯源，达尔文生物进化之说，实本诸法兰西人拉马尔克（Lamarck），拉氏之《动物哲学》出版于千八百有九年，以科学论究物种之进化与人类之由来，实空前大著也。其说谓生物最古之祖先，为最下级之单纯有机体。此单纯有机体，乃由无机物自然发生，以顺应与遗传，为生物进化之二大作用。其后五十年，倾动世界之达尔文进化论，盖继拉氏而起者也。法兰西人之有大功于人类也又若此。[4]

陈独秀充分肯定进化论在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意义，实际上就是倡导从进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待一切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从而鼓动人们不要拘泥于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传统制度及其文化形态。在他看来，在一个变革的进化的时代里，旧的不合时代需要的东西都将被淘汰，新的适应时代需要的思想文化与制度都有可能产生。因此，对于广大青年人来说，应当自觉地适应社会进化发展的需要，除旧布新，自觉接受生存竞争的挑战，树立积极进取的人生观，成为“进步而非保守的”的新青年。他说：

不进则退，中国之恒言也。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特以俗见拘牵，谓有二境，此法兰西当代大哲柏格森（H.Borgson）之《创造进化论》（L’Evolution Creatrice）所以风靡一世也。以人事之进化言之：笃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方兴未已；存亡之数，可以逆睹。矧在吾国，大梦未觉，故步自封，精之政教文章，粗之布帛水火，无一不相形丑拙，而可与当世争衡?

举凡残民害理之妖言，率能征之故训，而不可谓诬，谬种流传，岂自今始!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持较皙种之所为，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尊重廿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之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复何说哉!于此而言保守，诚不知为何项制度文物，可以适用生存于今世。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呜呼!巴比伦人往矣，其文明尚有何等之效用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世界进化，骚骚未有已焉。其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天然淘汰已耳，保守云乎哉![5]

在这里，陈独秀很明确地告诫广大青年，优胜劣败的法则不仅适用于生物界，也适用于社会人群，大家应当适应时代进化发展的要求而不断进步，才不会被社会和历史所淘汰。而他所阐扬的新文化运动的主导精神，就是创造与进化。这也是他积极主张中国广大知识青年应当努力救亡图存的思想基础。正如他所说：

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创造的精神。创造就是进化，世界上不断的进化只是不断的创造，离开创造便没有进化了。我们不但对于旧文化不满足，对于新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但对于东方文化不满足，对于西洋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满足才有创造的余地，我们尽可前无古人，却不可后无来者；我们固然希望我们胜过我们的父亲，我们更希望我们不如我们的儿子。[6]

进化论所昭示的，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人类的生存犹如动物的生存，没有竞争力，就没有抵抗力，也就很难获得生存的机会，最终将被社会历史所淘汰。在清末民初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强力压迫和剥削中华民族的时代，广大中国人，尤其是广大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必须充分认识到救亡图存、强国富民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之所以遭受历史上空前的文明劫难，就是因为敌人太强，而我们太弱，无法与敌人竞争，反而受到强敌的奴役。因此，陈独秀和广大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强国强民和强兵。而进化论几乎成为陈独秀们激发思想自觉的最重要的思想武器。因此，直到“五四”后期，陈独秀仍然高度评价进化论的重要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他说：

万物之生存进化与否，悉以抵抗力之有无、强弱为标准。优胜劣败，理无可逃，通一切有生、无生物。一息思存，即一息不得无抵抗力，此不独人类为然也。行星而无抵抗力，已为太阳所吸收；植物而无抵抗力，则将先秋而零落；禽兽而无抵抗力，将何以堪此无宫室、衣裳之生活?人类之生事愈繁，所需于抵抗力者尤巨。自生理言之，所受自然之疾病，无日无时无之，治于医药者只十之二三，治于自身抵抗力者恒十之七八。自政治言之，对外而无抵抗力，必为异族所兼并；对内而无抵抗力，恒为强暴所劫持。抵抗力薄弱之人民，虽尧、舜之君，将化而为桀、纣；抵抗力强毅之民族，虽路易、拿翁之枭杰，不得不勉为华盛顿，否则身戮为天下笑耳。自社会言之，群众意识，每喜从同；恶德污流，惰力甚大。往往滔天罪恶，视为其群道德之精华。非有先觉哲人，力抗群言，独标异见，则社会莫由进化。自道德言之，人秉自然，贪残成性，即有好善、利群之知识，而无抵抗、实行之毅力，亦将随波逐流，莫由自拔。矧食色根诸天性，强言不欲，非伪即痴。然纵之失当，每为青年堕落之源。使抗欲无力，一切操行，一切习惯，悉难趣诸向上之途，而群己之乐利，胥因以破坏。[7]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位重要思想家鲁迅也是一位进化论的极力推崇者。一个“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来了白纸石印的一厚本”，觉得书中“写得很好的文字”，“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8]因此，进化论一直是鲁迅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从1903年起，鲁迅还相继发表了《中国地质论略》《中国矿产志》《人之历史》等论著，宣传生物进化论的“劣者必先，优者必后”思想。但是，鲁迅面对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强权政治及其所制造的灾难，开始反省进化论的优胜劣汰思想。他在1908年的《破恶声论》中痛斥帝国主义打着进化论的招牌侵略弱小国家、奴役异族人民的罪恶行径，并把帝国主义者称作“兽**国之士”。他说：“盖兽**国之士必生于强大之邦，势力强盛，威足以凌天下，则孤尊自国，蔑视异方，执进化留良之言，攻小弱以逞欲，非混一寰宇、异种悉为臣仆不慊也。”

因此，在五四前后，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进化的生存竞争所带来的负面性。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崇尚强权的欧洲近代文明遭到普遍的怀疑和批评，人们开始接受20世纪初克鲁泡特金提出的互助论，认为进化论的生存竞争理论应当结合互助论，人类的生存不能仅仅是优胜劣汰，还应当有互助共生。

鲁迅的胞弟周建人也是五四时期活跃的人物。他在反思进化论的影响时说到，是世界大战让人们省思进化论生存竞争理论的弊端，一些人将战争的发生归咎于达尔文的进化学说：

“生存竞争”即旧译所谓“争存”，输入还在戊戌政变以前。其时的读书人不但心以为然，而且还用作催促革新的方便，所以争存说非常风行。到后来，革新与复旧两俱失败，国人略略自己觉到劣点了，于是对于争存生出恐怖。只有恐怖而不肯努力，于是又变了怨恨，甚且至于怨恨到达尔文，说他提倡争存，便是这回大战的引子。[9]

正是在这场文化反思的过程中，本来早在世纪之初就出版的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突然在欧战后流行起来，一再翻印，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畅销书。这一流风也很快传到中国，正如周建人所说：“那时候鼓吹的意思，已经与著者的本意不同了。然而中国几个沦客，却又以为此说驳倒下达尔文，从此可以从生存竞争里救出，是一种有益社会的学说，扶助人类的福音。”[10]但是无论怎么说，还得承认人们对进化论的强力说不再像往日那么崇尚，而希望有一种新的能够克服进化论生存竞争说弊端的理论。

周建人并不完全同意互助论就能够化解进化论的危机而取代进化论在社会中的影响地位。因为，在他看来，互助更多地表现为有限的团体或群体，最终仍不能避免团体或群体之间的生存竞争。他说：

互助利于生存，仍不能免去生物的生存竞争。对于团体以内是互助，对于团体以外还是有竞争。所以中国论者之所谓互助说打破了自私自利的进化论这一类话，实在陷于谬误，生物界现象极纷歧，关系也很错杂，合群的生物因为习性相同，成为大群，抵抗力因而增强。虽然是利，但习性相同，食物嗜好也就相同。据达尔文的意思，此中却又埋伏着生存竞争了，候鸟迁徙的时候虽然合成大群，但胸部狭小、翅羽不强的，就容易遇到危险，中途坠死。也就是互助之中，仍行着生存竞争了。所以，互助说并不能打破进化论。而克鲁泡特金的本意，也不在打破进化论。[11]

不过，周建人对于进化论的认识并不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影响而走向偏激，他也不排斥互助论，只是，他觉得进化论并非同类相残，互助论也并非完全使各方受惠，现实的合理情形应当是两者并存，相互补充。他说：

生存竞争与互助两说，在今日不害其并存，谅将来也便如此。至于各有上述的不足，则因达尔文对于研究生物进化，是一个开始者；克鲁泡特金对于观察生物现象，是偏用了人间社会的眼光。至于中国论者的恐怖与怀疑，是在将生存竞争误解为同类相残，互助又误解为受惠![12]

周建人的上述观点，其实反映了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比较普遍的观念，即一方面不得不承认进化论及其生存竞争学说，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寻找一种新的理论能够克服进化论的残酷性，即互助共存。而这种观念正是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流行的重要思想土壤。

（二）近代中国基督教对进化论的调适

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与基督教的神创论是根本冲突的，因为进化论从根本上否定了上帝创人之说。近代中国基督教徒在清末民初进化论社会思潮非常流行的时候，或许是碍于神创论与进化论的根本冲突，而极少去回应来自进化论的挑战。清末来华传教士林乐知等人译介《人学》等书时，力图以基督教信仰代替进化论社会观，以基督教的爱人如己观，来反对由严复等人传入中国的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强调拯救中国之衰弱，不在遵循优胜劣败的进化论，而在于基督教的爱人如己论。这与当时中国思想界由梁启超、严复等人积极介绍和颂扬的社会进化论形成鲜明的对照。[13]到了民国时期，中国基督教知识分子中少数先进从中国的救亡图存现实出发，积极地吸收和融合具有革命思想的社会进化论思想，不仅自觉地回应了近代以来的进化论思潮，也努力阐释中国基督教的进化论观念。后五四时期不懂西学和外语的基督教知识分子吴雷川就是一位典型的例子。他不仅自觉地吸收进化论的观点，而且还认为进化的根本就是上帝的真理。

在谈到民国初期的基督教与进化论之关系时，人们或许会想到出现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西方基督教神学中的“进化神学”（Evolutionary Theology）或“基督教进化论”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新教神学家艾波特（Lyman Abbott，1835—1922）和法国天主教神学家德日进等。从“进化神学”或“基督教进化论”的字眼中就不难看出，它是回应当时进化论全球思潮的一种产物，也就是说，它是结合基督教观念与进化论的一种神学思潮。这一神学流派主张现代神学应以内在论和进化论来重新考虑上帝与人世的关系，认为世界的演变、发展和进步反映上帝的意志和主宰，进化论同有神论并不矛盾。基督教进化论者认为，自然进化是一种理智的结构，上帝正是以其内在生命力来塑造自然。德日进甚至提出进化一元论，认为人是宇宙进化过程的顶峰，人的全球性统一和汇合将预示万物在上帝中的完全合一，它即构成整个进化过程之终点的“欧米伽”（Omega，希腊文的最后一个字母，意指“终结”）。[14]那么吴雷川是否受过当时西方基督教进化论之影响呢？至少我们从吴雷川的著作中未能看到任何迹象。而且，吴雷川的基督教进化论是有其独特性的。

1.“人群进化是上帝的真理”

吴雷川认为，宇宙变迁、人群进化，是世界公例，而世界进化是以人类的思想为动机的。

1923年吴雷川在其所主编的《真理周刊》上就撰文指出，古语说：“三十年为一世。虽然在世界永久进化的历程中，这三十年犹如一瞬，但以人生极短的时期，经过三十年之久，所有世界上各种事物，以及人类的思想，已见得月异而岁不同了。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对于职业上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必须与年俱进，才能胜任愉快。”因此，无论什么行业，做什么事情，都要与时俱进，而基督教传道“若不是随时用心研究，难免事事落后，不适于用”。[15]他后来甚至说：“世界一切的事，无论如何转变，终久是进化的。”[16]他甚至还说：

至论宇宙间的现象，万事万物，都是日新月异而岁不同。所以孔子在川上静观自得，觉悟道体之本然（用朱子语），就有“逝者如斯，不舍昼夜”之叹。而老子所谓“道德自然”“上德不德”与庄子所谓“和以天倪”（郭象注，天倪者，自然之分也），同是窥破自然界的奥秘，遂窃取其义以为立身处世的准则。于此知“穷则变，变则通”，已成世界进化之公例。故凡是为谋人民乐利而提倡革新的事业，其结果必是生长而有进步。反之，如果固执守旧，其结果必为时代的落伍者，而被天演所淘汰。个人如是，社会国家莫不如是，我们必持有这样的信念，而后可以乐观。[17]

从自然进化论来说，人类社会都是因为各种思想、欲望的追求，而导致了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因此，吴雷川将进化的动力归结为人类思想，而不是物质性的因素。他说：“世界进化是以人类的思想为动机。”因为社会上一切组织制度，以及风俗习惯的改进，都赶不上思想的变化。如果一个人的思想经常都会有变化，当社会环境不能满足他的要求时，就自然会发生冲突，给他带来痛苦或苦恼，甚至使他失望。[18]同样，对于一个社会群体来讲，他们的思想也经常与社会的状态发生冲突，比较近代中国遭遇内外交困，许多青年人就不满足于现状，于是参加各种革命行动。“青年为什么要加入运动呢?大抵人生内心的思想，必不能与外面的环境一同静止，所以人类要求进化，总是继续不息的。中国自与各国通商立约以来，国势久已不振，现时国体虽改，然而政治的不良，交涉的失败，军队的专横，民生的困苦，年复一年，毫无进步，在这种状况之下，一般关心国事的人，或著书立说，痛切陈词，或居恒忧愤，咨嗟太息，青年学子，既已习见习问，一遇见事变当前，他们爱国的热诚，当然勃发而不能自已。”[19]

但是，世界的变迁和社会的进化所导致的许多弱肉强食的现象，也是人类的灾难，人类如何能够拯救自己的命运？吴雷川感叹道：

光明的生命啊!你有自然的原则，本是真实而普遍的。可惜一般人如同在镜子里看不清楚，就常常走入歧路。宇宙变迁，人群进化，到而今，自戕生命的事，还是不可胜数。怎怪人说世界恶浊，人生痛苦?[20]

吴雷川不得不求助于基督教来拯救人类的进化恶果。在他看来，人类的进化违背了基督教的进化之道。在这里，他不仅不否定社会进化思想，甚至还认为基督教中就有进化思想，而进化就是上帝的真理。他说：

人与上帝的生命是一同永久。人群进化是上帝的真理。他都一一证明。叫人照着他的道路去行。得着永久的生命。人群就自然本着真理一同进化。所以他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称为基督，不是一时代的君王，乃是全人类的领袖。是以思想改造为起点，以践履笃实为终点。完全是他自力。是我们可以勉力效法的。所以我们信仰他，姑且不必说应当如何倚赖神权。欲可以说实实在在的能增进人格。[21]

吴雷川对进化思想的理解，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变化发展的观念，而且在他看来，事物的变化发展就是由上帝决定的，因为上帝是全能的，哪有什么不是由他决定的呢？因此，他说：

耶稣曾说上帝作事直到如今，俨然是近代科学家承认宇宙只是一个动力的说法，也就是宇宙恒久进化的原理。惟其如此，所以他又曾说上帝凡事都能，有人以为说上帝是全能，是一种难以证明的悬拟，其实这正是不可磨灭的事实。因为人生不断的努力，终有成功的一日，自然界的演进更是这样。《中庸》所谓“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悠久所以成物也”，正是这个道理。[22]

近代进化论强调遗传与环境对人的决定性影响，吴雷川也吸取这种思想，并将生存竞争看作对不良环境和遗传的抵抗或抗争，认为进化论的这种思想正是要人们勇敢地面对一切恶的事物，改变它们，而不能屈服于恶的事物。在他看来，这正是耶稣建立天国所遵循的上帝的旨意。他说：

遗传与环境的天然律，正是表明我们个人的行动，对于后嗣和人群，必有相当的影响，无可掩饰，也不容逃遁。所以耶稣建立天国，秘要各个人遵着上帝的旨意行。耶稣一生奋斗就是要显明上帝的真理，排除人世间一切的罪恶与祸害。我们不能与不良的环境抵抗，不能制造良好的遗传，这实在是我们的软弱呵!我以为现代的人，如果深明白遗传与环境关系的重要，应当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的。就不妨变更古人的话说：“一举足而不敢忘子弟”。那末，我们就必要谦卑、诚实、勇敢、勤慎地为人了。[23]

吴雷川很明显地将耶稣的奋斗精神，看作改造决定进化的遗传与环境的法宝。而这个法宝正来源于基督教。当人类面临险恶的时候，祈求上帝的爱护，就是要从上帝那里获得力量的源泉，这力量的直接源泉就是信、望、爱。有了信、望和爱，就能够适应世界的进化法则。因此他说：

慈爱的父啊：我们是柔弱的羊群，你是我们的牧人。我们遭遇侵侮，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是属于你的，是你所爱育的，我们离了你还向谁祈求请愿呢?求你教训我们，引导我们，保护我们。使我们全心全性全意的爱你，更能自爱爱人。盼望我们的心愿实现，就是你的旨意完成。我们所信所望的无尽，世界进化无尽，都是你的慈爱无尽。[24]

在这里，吴雷川特别强调耶稣作为基督的意义。在他看来，耶稣能成为救世主，正是帮助人类实现进化。耶稣是鼓励社会改造的。“耶稣因为不满意于当时的社会，以为必须改造，并且以为社会进化，本是宇宙自然的公例，换句话说，就是上帝的旨意，因此，改造社会，就是人生唯一公共的目的。所以他特提出当时犹太人所想望的天国做题目，常常借这个名词，来发表他的理想和计划。他说‘天国近了’，又说‘天国降临’，都是说天国要实现于人世，像那些死后入天堂的说法，乃是后来基督教会的谬解，绝不是耶稣的本旨。耶稣既以实现天国为人类的天职，就因此确定了他的人生观，所以他曾经提出他为人的三大原则：第一是说：‘上帝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又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上帝的旨意，作成他的工’，第二是说：‘我本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第三是说：‘我来到世间，就是要为真理作见证’。这‘为上帝作工’，‘服事人’，‘为真理作见证’的三大原则，正是耶稣作人的模范。因此他常常讲论天国，就是要将他所得的人生观指示众人，一面引起人的盼望，一面劝人都应当在实现天国的工作上有份。”他还指出，在《马太福音》里，耶稣用了不少的喻言，来说明天国的一切，如用芥菜种和面酵的喻言，来说明天国的发展不可限量；用得宝和寻珠的喻言，来说明天国是人类无上的需求；用稗子麦子的喻言，来说明天国在进展的过程中，应当兼收并蓄，作事要有远大的目光，不能偏激以至于失望；用撒网在海里的喻言，表明天国的成功，善者长存，而恶者必遭淘汰，教人要谋自立，适于生存。[25]

因此，在吴雷川的心目中，耶稣教人的道理，就是如何更好地改变恶的现状，而积极创造善的未来，避免被淘汰。在他看来，人类的改造进步，正是世界进化的表征，也就是上帝显现进化之真理的表征。[26]

对于上面提到的耶稣教人的三原则，吴雷川在后来再次强调，那就是基督教和耶稣教人适应社会进化发展的基本原则。在《约翰福音》书记载耶稣的话说：“我父作工直到如今，我也作工。”又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意，作成他的工。”他说：“我们细玩耶稣的话，很明显的有两种意义：（一）整个的宇宙是进化的，人生在宇宙之中，必得与宇宙进化的程序相应，然后人生才有意义与价值，所以说我父作工直到如今我也作工。（二）人作工既是当然的本分，也是唯一的任务，是对于整个的宇宙负责任的，所以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作成他的工。这种说法，固然与《易经》所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书经》所说‘天工人其代之’，同一含义，但在耶稣说来，乃是依照他自己的直觉，述说他自己的践履，就格外觉得亲切而恳挚，与空谈的理论不同了。从此可知劳力而后得食，不但是人类社会的公例，并且劳工之所以称为神圣，正因他们才配称为与上帝同工。”他不仅将自食其力、自强不息都看作适应社会生存竞争的必要条件，也将“服事人”看作适应天演公例的基本要求。

在《马可福音》中记载耶稣的话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路加福音》书记载他的话说：“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事人的，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事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么?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事人的。”吴雷川认为，耶稣所劝导的“服事人”的话，正是表明“循天演的公例，凡物必要竞争而后能存在，似乎人类在宇宙之间，只应当讲求自立，而不当提倡济助与倚赖。但耶稣以为：物竞天择之说，诚然适用于个人的自励，而合群互助，更是全人类现实的要求。所以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正是表显人当有自立的精神，同时又当负起助人的责任。至于说唯有为首领的应当服事人，又教训门徒应当彼此服事，这更是阐发人类所以要合群的真义，建立世界和平的基础。后人称耶稣为和平之君，又称耶稣的宗教为爱的宗教，正是以服事人的教训为根据的。”[27]

这也就是说，要真正能够适应社会的进化，一方面要能自立自强，另一方面要负起助人的责任。耶稣的三原则中第一原则即“我也作工”，就是鼓励自强不息。在此基础上，人们还应当关心社会他人，这就是第二原则即“服事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适应社会生存。在这里，吴雷川并没有完全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片面强调弱肉强食的社会竞争理论，而是从基督教的爱的原则出发，主张关心他人、帮助他人。提高他人的生存竞争能力，则是基督教进化之真理的基本要求。因此，他提倡的是一种世界和平的理论。

吴雷川将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改造为基督教的世界和平生存理论，就是将竞争与互助结合起来，反对恶性竞争，而主张向恶势力抗争。他并不认为这是他的新发明，而是认为这是耶稣的教导。因此，他强调说：“耶稣的为人，是我们应当崇拜而效法的。我们能效法耶稣的舍己，就可以脱离一节私有的过恶。我们更效法他的努力服务于社会，世界就可以从此进化，永无穷尽。所以耶稣的人格，足以救人救世。他的教义是个人的福音，更是社会的福音。”[28]

但是，清末民初是一个革新的时代，从孙中山领导的政治革命，到陈独秀领导的思想革命，以及当时所出现的各种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行动，都使那个时代打下了深深的社会革命的烙印。而革命也正是世界与人类不断获得进化的重要方式。吴雷川曾谈到，晚清革命是受清政府严密监视和打击的，因此，“革命”成为革命党人的口号，一般人是不敢公开倡导“革命”的。但是，民国成立以后，“这‘革命’二字，不但是百无禁忌，而且是人人乐道。什么革命伟人，革命工作，革命政府，革命外交，革命……一切等等，只要加上革命的头衔，便觉得有无上的光彩，可算是风行一时了。但是这两个字作何解释，含义如何，却好像一般人都莫明其妙。因为革命的意义是改革，固然无甚深奇，而此命字，则向来人皆看为有不可思议的神秘。如孔子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孟子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自古圣贤，既然常常以命与天并举，后人就以为凡事都有天命，不是人力所能主持。其后渐渐地不信理而信数，演出推算命运的术士一派，自从有了这一派，就不知颠倒了多少人物，贻误了多少事机，中国民族数千年的历史，受了这命字的影响，可说是不在小处。当此革新时代，倘使还不能打破命字的谜，不能使一般人明白了解命的意义，岂非至大的憾事?”[29]在这里，吴雷川适时地阐扬耶稣的社会改造和革命的理论，将耶稣看作一位社会革命家和指导社会革命的导师。他这样理解耶稣的身份和地位，正符合他放弃儒家信仰而转向信仰基督教，从而追求以基督教理论来激发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和社会民众勇于担当对于国家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

吴雷川认为，耶稣的目标就是要将天国建立在人世间。因此，他提倡社会改造，就是提倡社会革命。比如，耶稣在《福音书》中提到唯有虚心的和为义受逼迫的人能承受天国，就是说凡要改造社会的必不可自满而苟安；他还提到唯有遵行上帝旨意的人能进天国，就是表明真要改造社会的必不大言欺世；耶稣还说人不重生不能见天国，是说要得社会改造必要个人都洗去旧染之污；他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天国，就是说多所顾虑的人必不能在改造社会的工作上有份。耶稣关于天国的许多喻言，无非“都是要人知道：改造社会，既是人类的共同目的，所以必先预备自己，才能改造社会。总之，耶稣所说的天国降临，换言之，即是社会进化到好的地步，而其能得成功，则全在人类的努力改造。所以说：耶稣的宗教，是教人改造环境的，也就是革命的了”。[30]

由此，吴雷川认为，基督教与当时的革命潮流并不违背，甚至是完全一致的。他说：

基督教与革命，二者的目的，本是完全一致。虽在现今崇拜革命而又反对宗教的人，只认基督教所宣传的是宗教，不知耶稣所提倡的也是革命，以致二者不相融洽，但在实际上观察，他们的确已经在同一目标上有了新的结合了。且就二者的功能而论，革命的改造环境，虽然似乎是注重唯物的，而基督教的改造环境，虽然似乎是偏重唯心的，然我们如果想到：社会上有一切不良的现象，人类之所以不得享受幸福，无非由物质方面的环境不良所致，乃至一般人的品德堕落，也莫非社会上恶的制度所养成。便可知道：人的环境一经改造，人的缺失即逐渐减少，因而人的意念与行为也随之变更。再如想到：凡是决心为未来人类谋幸福的人，必不是自己就要享幸福的人，所以想要改造社会的环境，必先改革自己心里的环境，叫他肯牺牲自己，努力服务，先忧后乐。就必知道：基督教既以建立天国为目的，又将重在改革人心，必非无故。然则唯心与唯物，实在还是殊途同归，又何必有所歧视呢?[31]

吴雷川不仅要说明基督教的精神与革命潮流完全一致，更要说明基督徒只有适应这个革命时代的环境，勇于开展革命事业，才能在这个革命的时代安然存在，否则，就会被社会进化的大潮所淘汰。他说：

现今中国正在提倡革命，国民都要奋勇争先，合力造成新的环境。至于基督教在中国，现今虽然未见发展，但只要基督徒都有新的观念，自然会发生新的事业，新的成功。须知国民革命，需要有基督教的精神，基督教若没有革命成绩，就不能在革命时期中安然存在。并且人类进步，是永无终极的，所以革命的工作，不能说是在那一个时期中完成。因此，基督教与革命，无论在中国，在世界，同是永无穷尽，如此远大的前程，丰富的宝藏，真是值得我们努力注意的了。[32]

20世纪20年代，中国掀起了非基督教运动，对基督教的生存与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作为近代中国真正拥有历史自觉意识的第一代基督教思想家，吴雷川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和基督教的生存与发展的愿望出发，认同革命进化的时代理念，并积极地从基督教的教义当中找到适合时代发展要求的革命思想。这不仅是对时代潮流的一种自觉调适，更重要的是希望基督教能够适应中国社会需要的改革或改造而实现本土化。这也可以看作当时中国基督教走向“本色化”（或本土化）的一种自觉探求。

2.“凡是宗教，无不随时代而进化”

其实，作为近代中国基督教的社会福音派思想家，吴雷川区别于王明道等基要主义传统福音派宣道者的地方，就在于他能够认清时代发展的需要及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使命，不能一味地向中国传播福音，而是要考虑到基督教必须适应中国社会和中国民众的需要，这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基督教在中国一定要担当起引领中华民族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复兴的重要责任。因为在他看来，既然世界和人类社会都在进化之中。一切社会的制度、艺术、仪式、思想、宗教和文化也无不在进化之中，因此，树立起宗教是进化的观念，使基督教能够与时代一同进化，这本身就是很好地显扬上帝的真理。

凡是宗教，无不随时代而进化。其种种规制与传说，都要因着时代的进化而发生问题，在各种问题发生的时候，全赖知识界的人，具有远大的眼光，辨明原理，摒除误会，然后一般人的信仰，才有所依靠，坚定不移。否则疑障横生，纵使宗教的本义，原是亘古不变，而在一时代所蒙的损害已是不少；所以宗教昌明的时代，必是人才辈出的时代，这是当然无疑的。[33]

后来，吴雷川在撰写《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一书时，就宗教与社会进化问题做了更深入系统的阐述。

首先他指出，人类社会的进化离不开宗教，“宗教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动力”。他说，荀子《礼论篇》中说道：“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由此可知，人是有欲求的，这就是为自身的生命而奋斗。因此，欲求是人的本能。当然，人的本能最显著的是求食与求偶。有了求食的本能才能维持生命，有了求偶的本能才能延续生命。这正是《礼记》上所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此外，人还有因求福与免祸而需要有自卫的本能，因惊奇与探究而必有求知的本能，因竞争与互助而会有合群的本能，这些也都是人类生存奋斗中很自然的现象。而当代学者通过研究宗教的起源发现，正是上述所说的这些人的本能，决定了宗教的产生。“因此，宗教乃是整个人生向上的欲求所表现的态度，自然就是人类社会进化的一种动力。”[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