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主旨与意义

（一）本书主旨

本书旨在研究近代中国社会中传统的儒、释、道三教文化与外来的基督宗教、进化论、科学思潮、社会主义等西方文化和新生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思潮等近代中国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从相遇、冲突，到交流、对话，最后到互融、共存，探寻近代中国宗教文化的基本特点及其与当代中国宗教的直接或间接的历史联系和历史启迪。

本书的重点是探讨以近代以来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佛教、基督宗教、道教为主要代表的宗教文化，如何在适应时代变迁、社会转型及各种文化挑战的过程中逐渐自觉地探索自身的生存方式、展现自身特有的文化形象，特别是外来的基督宗教文化如何探寻中国化道路和以佛教和道教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宗教文化如何探寻现代化道路，以此总结其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近代中国宗教是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文明冲撞和文化交流中成长起来的，具有鲜明的过渡时代的现代文化特征。近代中国的各宗教文化都是建立在现代知识文化体系之中的，任何宗教都不能无视或逃避现代知识体系和各种文化思潮的挑战与洗礼。离开了现代知识文化体系，宗教便无法获得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因此，近代中国宗教不仅仅是一种信仰体系，也是一种文化体系，是一种有文化的信仰体系，也是一种有信仰的文化体系。说它是一种有文化的信仰体系，因为它是一种以接受新式教育而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群体为主体的文化信仰体系；说它是一种有信仰的文化体系，因为它同时是一种具有自觉信仰并立足于近代社会当中的、古今中西文明交汇和现代文化阐释与创新的信仰文化体系。

无论是基督宗教来华之后的中国化或本土化，还是传统中国佛教的近代化，都是在一大批宗教文化精英的领导和努力下自觉地、积极地开展起来的。比如，他们既开办培养教内新型人才的各式神学院和佛学院，也积极开办服务于社会现实需要的科学文化教育机构，包括从幼稚园到大学的各级普通学校，创办大量的文化报刊和学术研究机构，等等。这些现代宗教文化的引领者和主要实践者，不仅是宗教文化精英，也同时是社会文化精英，也是近代中国文化的多元化特征和现代化水平重要代表，是近代中国宗教文化的重要标志。

近代中国文化与近代中国宗教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重要联系，从清末洪秀全借鉴基督教宣扬太平天国理想，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以佛教融通西学开展思想启蒙，到辛亥革命时期章太炎、黄宗仰等发扬佛教自由平等思想鼓吹资产阶级革命，再到民国时期王国维、梁漱溟、熊十力、陈垣、吴雷川、陈寅恪、许地山、鲁迅、胡适、林语堂、杨度、冯友兰、汤用彤、贺麟、朱谦之、季羡林等文化学术精英研究宗教历史与文化，宗教文化因此成为近代中国文化当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想真正全面、正确地了解近代中国文化，就不能不正确地对待和了解近代中国的宗教文化。

近代中国的宗教文化不只是适用于中国范围的宗教文化，也是具有世界性的宗教文化。清末开启的近代佛教文化复兴运动及其以祇洹精舍为代表的现代佛教教育运动，从一开始就与日本近代的佛学现代化运动和欧美及南亚地区的世界佛学复兴运动结合在一起。民国以后太虚大师提倡人间佛教，并环游欧美，与欧美各宗教领袖对话，积极建立世界佛学院、世界佛教图书馆，以推动佛教全球化。从而使得近代中国的宗教文化不仅突破了中国文化的传统局限，也突破了中国文化的地域格局，中国的宗教文化与世界文化之间形成了一种积极的互动关系。正是这种互联互动关系使得近代以来的中国宗教文化与国内外宗教文化和其他各种文化之间存在着非常复杂而互相影响的关系，直接影响了中国宗教文化的全球化与民族化的主体性确立和多样性发展。近代中国宗教文化实际上已经逐渐汇集到近现代世界文化，特别是近代世界宗教文化的复兴与传播的大潮之中。

近代中国宗教文化的世界性特点并不意味着近代中国宗教的民族性遭到削弱，相反，近代中国宗教文化的民族性在现代化宗教教育当中表现出鲜明的主体性和民族性特色。无论是最西化的基督教圣约翰大学，还是在20世纪20年代天主教中国化运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辅仁大学，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国学教育不仅列为学校的主要课程或必修课程，而且国学的教育与学术研究成为辅仁大学的重要特色，并与燕京大学、华中大学、华西大学、齐鲁大学等基督宗教大学的国学教育一起，成为基督教中国化的重要标志。中国文化的民族主体性，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文化挑战，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时代变迁，从古到今，源远流长，并呈现出一体多元的格局。近代中国的基督教文化与佛教文化、道家道教文化及儒家文化，并没有因为冲突而利用各种政治和军事势力的干预以至于被一方所取代，而是在冲突中走向交流、对话和互鉴，乃至融合和创新。近代中国的宗教文化与世俗的各种社会思潮、文化思潮和科学化、民主化运动，也并没有因为冲突而被迫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在积极地自觉调适，特别是在寻求中国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断改革和创新，以新的面貌、新的形式，成为近代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本书的意义

开展这一课题的研究，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首先，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的过程中，宗教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扮演着不可低估的重要角色，许多宗教界精英同时也是社会文化精英，而大多数社会文化精英也或多或少地都与宗教文化发生一定的关系。正如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所说：“宗教在旧文化中占有很大的一部分，在新文化中也自然不能没有他。”[1]因此，本研究既是近代中国宗教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近代中国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动近代中国宗教史和近代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入都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也正因为如此，本研究将有助于人们改变过去对近代中国文化和近代中国宗教在认识问题上的一些局限，使宗教与文化的关系更明显地展示出来。一方面，使那些一味排斥宗教的人认识到，宗教不单纯是信不信教的问题，也是一个关系国家民族文化发展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也使那些因信仰宗教而忽视或轻视文化教育和文化提升的人认识到，宗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教育形式、一种生长在历史传承和时代土壤当中的文化形态，而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仪式或宗教活动形式。脱离时代文化发展的步伐、缺乏文化深度和广度的宗教信仰，必将成为一种落后于时代，甚至堕入迷信泥淖的低俗文化。而只有自觉地吸收各个时代先进知识文化养分的宗教信仰和宗教形式，才能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正能量和推动文化发展的一种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化形式。

同时，近代中国是一个古今中西文化开放交流的时代，宗教文化作为这一文化交流的重要代表，也充分体现了这一时代特征。因此，近代中国宗教文化既不是对传统宗教文化的直接继承，也不是对西方宗教文化的简单接受，而是建立在现代知识文化体系基础之上的现代新型宗教文化。这对于我们全面、合理地认识近代以来的主流宗教文化传统、积极推动当代宗教文化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我们还应当看到，宗教文化在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化传统中都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在当今中国新文化建设当中，宗教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成为当今社会文化多元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标志。宗教文化因此也将在当代世界文化新体系建设和中国新文化建设中充当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本研究将科学地揭示近代中国宗教文化的民族性和现代性特征，为当代新文化建设提供积极的历史经验。在宗教仍然长期存在的现代社会当中，中国宗教文化不仅会在信仰层面上满足一些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生发的个人精神生活和社会物质生活的需要，也将在文化层面上促进全世界炎黄子孙的民族认同和国家统一，并将中外文化交流与对话、增进世界和平当中发挥积极的重要作用。近代中国的宗教文化是当代中国宗教文化的重要基础和前身，同时以近代宗教文化为重要组成部分的近代中国文化也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成长和未来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本研究将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和未来发展提供若干重要的历史启迪和思考方向。

二、讨论的范围

宗教与近代中国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从而确立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重点。面对这个课题，我们首先碰到的问题是如何确定“近代中国文化”这个概念。很显然，所谓“近代中国文化”，应当既包括儒、释、道等在近代延续存在的中国传统文化，又包括近代从西方传入的各种文化，还包括近代中国新出现的各种文化。“文化”本身又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如果说“文化就是人化”[2]，则本书是以思想层面的文化为主，兼顾制度层面的文化，基本上不涉及器物层面的文化。就这样，本书所要涉及的近代中国文化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近代中国的传统文化，即儒家文化、道家道教文化和佛教文化等；

2.近代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即进化论思潮、科学化思潮、民主化思潮、社会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和基督教文化等；

3.近代中国的新生文化，即文化论争和各种社会政治思潮（包括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三民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等）。

不过，就“宗教”这一概念而言，通常应当包括五大宗教，即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道教，但是，本文不涉及伊斯兰教，主要原因是：伊斯兰教在近代中国的政治性远大于其文化性，近代中国伊斯兰教还不像其他宗教那样能够造成全国性的影响；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有关伊斯兰教与近代中国文化之间关系的文献发掘工作还相当有限。至于基督教与天主教，通常合称为基督宗教。而道教除了极少数道教徒和道教学者之外，作为一个整体的道教的文化自觉程度还相当低，在社会上的影响，尤其是在文化思想层面上的影响还非常有限。不过，基督宗教和佛教在近代中国的情形就大不一样。

就基督宗教而言，天主教早在明代就开始传入中国，并对中国的思想、文化及科技，乃至政治、社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乾嘉时期一度禁教，但是，天主教在中国文化中的影响并没有消失。而鸦片战争后，天主教再次获得向中国大肆传播的历史机遇，经历晚清教案，给中国社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基督教（新教）在近代中国的影响则较天主教有过之而无不及。自1807年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华传教，到鸦片战争时期，在欧美基督教向海外传教的奋兴运动大力推动下，以英、美等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为后盾，大批传教士从欧美国家来到中国传教，在中国各地建立了数百个传教差会。从清末到民国时期，基督教逐渐注重中国化，并广泛而深入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晚清、民国时期势力最强大的宗教。就在基督教强劲地影响中国社会的过程中，明清时期已经渐趋衰颓的中国传统佛教，在辛亥革命前后受各种社会改良和革命思潮和政治革新运动的影响及基督教来华传教的刺激，开始复兴起来，并积极而自觉地开展起全国性的佛教革新运动，成为民国时期中国传统宗教努力探索现代转型的主要代表。

因此，在近代中国的宗教中，真正具有时代自觉意识并与社会文化发生较为密切关系的，主要还是佛教与基督宗教。而它们正是本书论述的重点。

当然，宗教本身也是一种文化。文化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一直不可分开。人类历史上的几大主要文明体系，无不以其独有的宗教文化作为其主体象征。但是，就宗教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而言，一方面，宗教是文化的载体，历史上各民族和地区的文化都较集中地体现于其宗教形式之中；另一方面，文化是宗教的灵魂，每一种宗教都有其所表征的文化内涵。宗教与文化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使我们在探讨宗教与近代中国文化的关系时，不能将宗教与文化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体系来对待，而只能将其作为整个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不同文化体系来加以分析。

因此，本书对宗教与近代中国文化变迁之关系的讨论，实际上是立足于整个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所特有的古今中西文化大汇合之中的各种文化之间的相遇、冲突、对话、调适与融合。

三、主要内容

全书共七章。

前半部分主要是探讨宗教界本身所呈现的宗教形态的文化与非宗教徒（或非宗教界）知识分子所呈现的非宗教形态的文化之间的关系。

科学化与民主化是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两个主要目标和表征。近代中国社会非宗教形态的文化（社会思想文化）最集中的体现，莫过于以科学化为特征的科学化浪潮、以民主化为特征的各种社会政治思潮以及如何面对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各种文化论争。因此，讨论的重点就是基督宗教和佛教与中国近代主要社会思潮、科学观念和民国时期激烈的文化论争之间的关系，这也就是本书前四章所着重探讨的问题。

第一章“宗教与近代社会思潮（上）”，主要论述近代西方传入及其为中国学人所阐释的社会进化论思潮、无政府主义和早期社会主义思潮、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主要社会思潮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及其对基督教和佛教的挑战，以及以基督教和佛教为代表的中国宗教界知识精英如何自觉地对各种文化思潮进行理性认识和积极回应与融会。

本章的具体内容包括：一、近代中国宗教与进化论思潮；二、近代中国宗教与三民主义；三、近代中国佛教与无政府主义和早期社会主义；四、近代中国宗教与马克思主义。

第二章“宗教与近代社会思潮（下）”，主要论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与基督宗教和佛教之间的关系，重点探讨了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之间，从清末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形成和高涨时期基督教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基督教界与知识界之间的思想碰撞与文化交流。

本章的具体内容包括：一、基督教来华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二、20世纪20年代初期基督教界对民族主义思潮的回应；三、收回教育权运动中知识界的反帝救国主张；四、收回教育权运动中基督教界的民族主义观；五、近代中国佛教界的民族主义救国理念。

第三章“宗教与近代科学观念”，主要论述近代科学作为一种思想文化浪潮在世界范围的急速传播及其深广影响在传入中国后，对中国各宗教存在与发展的合理性所带来的严峻挑战，以及以基督教和佛教为代表的中国宗教界知识分子如何积极地接受和认识科学成果、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及其对科学与宗教之间关系的独特阐释。

本章的具体内容包括：一、东西方宗教文化所面对的近代科学观念；二、近代中国知识界的科学化宗教观；三、近代中国基督教界的科学观；四、近代科学化对传统佛教的挑战；五、近代中国佛教界对传统佛教的反思；六、近代中国佛教界对科学与佛教关系的认识。

第四章“宗教与近代文化论争”，主要论述近代各种文化讨论中思想文化界对各宗教文化体系的评判；宗教界对各种评判的回应和澄清人及其对新文化建设中宗教主体性的阐发。

本章的具体内容包括：一、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基督教观；二、近代中国基督徒的文化自觉；三、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佛教观；四、近代中国佛教界对文化论争的认识。

后半部分主要是探讨来自于西方的基督宗教文化与中国传统的儒、释、道等三大宗教文化之间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历史进程中如何交互影响、相互借鉴和共存共生的关系。

这里所说的基督宗教文化，并不是完全都是西方的，也包括以传教士为代表的西方基督宗教文化和正在或已经本土化了的以中国基督徒为代表的中国基督宗教文化。而中国宗教文化也包括传统形态的儒、释、道三教文化，还包括正在适应社会文化变迁而发生转型的儒、释、道三教文化。因此，重点是讨论来华的西方基督宗教文化及其中国化的基督宗教文化与中国传统的佛教、道家道教和儒家文化等本土文化之间的关系。当然，近代中国的基督宗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其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本书试图以基督宗教来华及其中国化为视角，分别从宗教相遇、文化教育和宗教对话三个焦点，以若干典型个案的形式来分别探讨基督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形态之间从相遇、冲突，到对话和融合的历史与逻辑过程。

第五章“宗教相遇：佛教近代化与基督教中国化”，主要论述近代西方基督教来华与中国本土复兴中的佛教文化相遇之后，从相互轻视、排斥、冲突，到通过彼此接触、碰撞而相互重视、调整认知，乃至相互有所借鉴和吸取。特别是佛教如何自觉地借鉴和吸取基督宗教在近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传教方式和近代宗教改革以后向全世界传播的各种成功经验（如文化传教、教育传教、科学传教和慈善传教，等等）。而基督宗教在反思和总结在中国传教的历史之同时，如何逐渐自觉地总结、吸收和借鉴佛教从一个外来的宗教传入中国后逐渐自觉地适应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需要而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从而推进基督宗教自身在中国的本土化（本色化）建设。

本章的具体内容包括：一、基督教经验与中国佛教走向现代的革新；二、佛教经验与基督教来华的中国化探索。

第六章“文化传承：文化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共时追寻”，主要论述近代中国宗教，特别是以基督宗教和佛教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宗教知识分子，在兴办适应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迫切需要的教育事业时所体现出来的对文化的民族主体性和现代性的追求。圣约翰大学本是近代中国最早创办，也是公认的最西化和基督化的教会大学，可是，正是这里的中国文化教育，随着近代民族主义的收回教育权运动和基督教本色化运动的兴起和不断推进，而得到不断加强，并成为其办学的重要特色之一。辅仁大学虽然是由天主教会支持开办的，但是由爱国爱教人士英华、马相伯和陈垣等创办于20世纪20年代民族主义高涨和天主教中国化运动时期，因此从产生时起就非常重视中国文化教育与研究，并逐渐成为近代中国的国学重镇。近代中国佛教界从清末创办的祇洹精舍时起，就致力于振兴中国佛教文化而努力培养符合近代社会发展和人生需要的新型佛教弘法人才。而以太虚大师等创办的武昌佛学院为代表，佛教在寻求现代转型过程中尝试建立起新型的佛教文化教育和学术体制，展示出佛教文化教育的现代性特色。

本章的具体内容包括：一、以圣约翰大学为例，教育体制的现代化探索中，教会学校如何逐渐认识到中国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及其如何积极开展中国文化教育实践；二、以武昌佛学院为例，说明在现代佛教革新运动中的现代中国佛教界如何自觉吸收和借鉴基督宗教兴办文化教育的历史经验，而积极探索中国现代形态的佛教文化教育和人才培养形式；三、以辅仁大学为例，说明在新文化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大力推动之下的中国化浪潮当中，基督宗教如何逐渐调整自己的文化传教和教育传教方式，从而创立新型的由中国人领导的现代基督宗教文化教育形式，进而确立了现代教会教育中中国文化教育的突出地位及其对中国文化复兴的重要意义。

第七章“文明对话：宗教对话与文化整合”，主要论述基督宗教在近代来华后与中国传统三大文化，即儒、道、佛三教之间、直接的观念冲突、交汇和对话，重点选取和阐释清末来华传教士对道教的认识及道教界的回应、20世纪30年代佛教界对来自基督宗教批评的回击，以及民国时期分别深受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吴雷川和林语堂如何调和基督教与儒学，还有基督教与道家道教文化之间冲突与交流的努力及其文化特点。

本章的具体内容包括：一、西风东渐浪潮中基督教来华对本土道教的挑战和中国道教界知识分子的积极应对及文化阐释；二、西风东渐浪潮中基督教来华对本土中国佛教的挑战和中国佛教界知识分子的积极回应和文化阐释；三、以吴雷川为个案，深入探讨基督教文化在中国如何与儒家文化交汇、融合，并得到中国化的创新；四、以林语堂为个案，具体探讨基督教文化在中国如何与道家文化交汇、融合，并得到中国化的创新。

四、学术特点

本书在研究方法上以历史学方法为主，兼采各种宗教学、文化学和哲学的方法。因此，本书的第一特点，可以说是以大量的历史文献为基础，并立足于现有的国内外学术研究成果，试图对近代中国宗教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一深入的专题阐释，其中所涉及的许多第一手中外文文献是以往相关或相近研究成果所少见或未见的，因此，本书在史料搜集与使用上较以往的研究成果无疑是一个突破。

同时，本书与已往的研究成果或局限于单一的历史学方法，或局限于单一的宗教学方法或哲学方法不同，而是以历史学方法为基础，将宗教与近代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放在近代中国和世界的社会史、宗教史和文化思想史的多维大背景中来进行整体性的阐释，而不是孤立地分析和看待某一个问题。比如，作者在探讨20世纪20年代基督教和佛教的文化观念时，立足于整个20年代的中国过渡时期的历史背景，同时也考虑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思想文化趋向，还考虑到当时中国非宗教的科学化浪潮与非基督教的民族主义运动以及基督宗教的本土化运动和佛教的现代化运动等重要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

与已有的各种有关近现代中国宗教与文化关系的论著相比，本书在研究的广度上有明显的突破。有关近现代中国宗教的研究成果已经非常多了，但是，几乎所有的研究成果都只局限于某一种宗教与近代文化之间的关系，而甚少将不同的宗教放在同一个层面上来进行相互关联的比较性的研究与论述。本书充分发挥作者自身多年来对佛教、道教和基督教等多个宗教都进行过专题研究的特长和经验，打破各宗教之间的人为界限，从而使不同宗教在面对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带来的时代挑战中所表现出来的共性与个性尽可能地展现出来。这是以往的研究成果所未能达到的。比如说，面对同一个近代科学化浪潮的冲击，基督教与佛教的历史调适是不一样的：基督教不能回避科学化浪潮对有神论的批判，而更多是从文明史上基督教与科学的关系和基督教与科学关注的不同问题域的角度来进行回应；而佛教则大胆地提出与科学相一致的无神论和反迷信的口号，并从人性论的角度指出佛法可以补科学唯物论之不足。再比如说，以往的近代文化论争的研究很少涉及宗教界的反应，事实上，从本书的论述中不难看出，近代宗教界与文化论争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不能简单化地予以批判和否定。

本书不仅在广度上较以往的研究成果有所超越，也在研究的深度上推进了有关宗教与近代中国文化变迁之关系的研究领域的深化。已故美籍华裔学者陈荣捷先生曾著有《现代中国的宗教趋向》一书。这也是目前探讨近代中国宗教与社会思想文化关系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该书涉及近代中国的多个宗教问题，并从宏观上对近代中国宗教与社会思想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有重要意义的哲学阐释，但是，该书缺乏深入的专题或个案分析，而且该书的重点是探讨传统儒学与近代思想文化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儒学在近代的历史命运。本书虽然在广度上较以往的研究成果是一个突破，但是，并非面面俱到，而是以一些重要的历史问题和个案为突破口，通过深入的专题研究，力图取得认识上的突破。特别是最后三章，都是选取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之下的一些最有代表性的问题个案来进行深入的挖掘与讨论，不仅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也开启了以往学术研究甚少关注的重要研究领域。比如，国内外对于宗教对话的研究一般都集中于理论假设和哲学探讨，而甚少涉及历史性的探讨；本书则通过一些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不同宗教文化之间关系的讨论，开拓了宗教对话理论研究的历史学新领域，即强调从历史事实本身——即不同宗教文化之间真实的历史关联来科学地探讨宗教对话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另外，宗教与近代中国文化关系的研究涉及多学科、多领域，也就是说，这项研究的开展需要多学科、多领域的综合性研究，同时这项研究本身也将积极推动近代中国宗教与思想文化相关联的许多领域的研究的进一步拓展与深化。比如说，对林语堂所涉及的基督教与道家道教关系的探讨，有助于推动与林语堂相关的文学史、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和宗教关系史的研究；对宗教与近代文化论争的探讨，有助于推动近代中国文化思想史的重新认识；对基督教与佛教、道教关系的探讨，有助于推动基督教来华史和中国近现代佛教史和道教史的认识深化，等等。这些都是以往国内外学术界比较薄弱或忽视的方面。总之，这整个课题的研究，一定会有助于推动人们对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和中国近现代宗教史的重新认识。

当然，本书对本课题开展多学科、多领域的研究还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只是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毕竟它涉及的问题还有许多，需要发掘的资料还有许多，需要许多有兴趣的研究者长期艰苦地努力工作。因此，本书所存在的许多缺陷和不足是作者深感遗憾和往后需要继续努力的。

[1]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7卷第5期，1920年4月1日。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5页。

[2] 参见郭齐勇：《文化学概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