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20世纪20年代初期基督教界对民族主义思潮的回应03

从以上四点反对的理由来看，有三点是直接涉及来华传教士的。中国基督教会和中国基督教徒严重依赖来华传教士及其差会的大力支持，自然难免不会同意或积极支持废除传教士在中国赖以获得最大保护的不平等条约。

但是，这种情况到了1927年国民革命即将取得胜利和国民政府成立前后，就开始发生明显改变。越来越多的中国基督教知识分子和教会领袖，经过1922年开始的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会教育权运动，特别是1925年的五卅运动的教训，已经明确认识到中国基督教必须积极要求和推动晚清以来的各种不平等条约的废除。

如有中国基督徒认为：“非基督教运动，既非无的放矢，必是由来有自。况参与此次运动的人，多系知识阶级，是否对否，颇费我们的研究，直到研究之后，便知事出有因。厥因维何？就是不平等的条约。当兹国家主义澎湃之时，国人感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如何，这是宗主国同胞所知道，毋庸我来赘述。但我们所崇奉的宗教，不幸在历史上确与不平等条约发生了若干关系，而事实上，中西信徒又享受了不平等条约里面的宣教特殊权利，所以，反对不平等条约的人们，便迁怒于基督教了。”

也有中国基督徒认为：“教会固属宗教团体，不宜干涉政治，可是，传教条约确与教会自身，如缕如织地发生了多少密切关系，是不容我们不出来干涉的。传教条款的加入，纯为宣教而起，甚至有好几件条款，还是教士们赞助他们本国公使起草的。谁说订立之时，教会便得参与，废除之际，教会竟不宜干预呢？”[103]

还有中国基督徒认为，传教条约为帝国主义列强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之一。本来，传教是奉耶稣基督之命，也是由西方母国差会资助的，与其所在国家的政府没有关系，因此，不需要有什么条约的。况且，耶稣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了狼群，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还说：“你们要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作见证。”“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耶稣并没有说：“你不用我差你去，我会叫你所自出的国的政府和你传教地的政府，订立一种传教条约，并有坚船利炮盾其后，有人要逼害你，你母国的政府一定会根据前所订立的传教条约，责成你传教地的政府遵照保护，保护不力，或更帮同迫害，必定有大兵派到他们国里去，叫他看见骇怕，不敢再惹你们，虽然身居虎口，仍是安如泰山，不用怕。”为什么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教，就不能够遵循耶稣所说过的那样去做，反而派出他们到中国来履行并且保守耶稣所没有说过的呢？订立保护传教的不平等条约虽然都是政府所为，但是，不能否认，当初这些条约和条款的签订，都与受到迫害的来华传教士向本国政府报告和强烈呼吁，以及他们亲自参加谈判和签约有着直接的关系。[104]

正是基于以上种种理由，著名基督教知识分子罗运炎等人认为，对于曾经签订而今仍然发生影响的不平等条约，我们中国基督徒必须积极地呼吁和推动予以废除，况且，“凡与基督教有关系的不平等条约一天不打消，我国人民对于基督教的疑惧一天不能冰释，任何宗教，处于这样不受信任的地位，其前途之危险，不待龟卜，而我们教会今日之处境如此，安可不急起直追，速求解决之道？”[105]

以上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这大多是从教会和传教的立场来说明含有保护传教条款的不平等条约废除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而不完全是从民族主义的立场来分析不平等条约的危害性表明他们在当时的条件下主要还是在非基督教运动、特别是五卅运动巨大的反基督教和反帝国主义浪潮冲击之下被迫做出的反应，同时表明他们还不能完全摆脱对西方差会和来华传教士的依赖性。或者说，大多数教会和教会机关仍然还是接受差会和传教士领导或指导及资助，还没有完全自觉地认识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建立真正独立自主的民主共和政府，才是中国基督教未来的真正出路。这当然与当时的中国政权还没有真正采取向东西方帝国主义列强要求收回主权的行动以及当时中国还没有建立起值得各界民众，包括基督教和其他各宗教真正信赖的民主政府有直接的关系。

与中国基督教界逐渐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与清政府和北洋军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严重危害性，因而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迫切要求相比较，基督教界少数民族救亡图存意识强烈的民族主义先进人士，至迟在1917年就很明确地提出基督教救国主义的主张，并积极组织基督教救国会等机构。[106]当时比较突出的是徐谦。

徐谦是晚清进士出身，曾就职于法部和北京高等检察厅。中华民国成立后，他在北京、广州多次出任司法次长、司法总长。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他灰心丧气，南下以律师谋生，其兄劝他信仰基督教，他表示：如果祈祷上帝，使袁死，他就皈依基督教。没有想到，不出三年，袁果死，他北上复任司法次长，并受洗入教。因此，他后来多次提到，他加入基督教，是以救国主义为基督教义。他曾自述：

我于民国七年夏天，参预中外基督教徒庐山莲谷会议，我就提出基督教救国主义。当时经过很郑重的手续，开了三次审察委员会，审察委员七人，多半是中外基督徒有名的领袖。他们一致承认这个主义，就向大会报告。大会会员有二百多人，皆是从十一省来的中外基督徒的领袖。他们一致通过，采取这个主义并且举了七个执行会员，连我在内。当时议决由十一省基督教会分担经费。我从此就努力行这个主义了。这个主义，是什么主义呢？自然内容很丰富，但简单的说，就是领导基督徒革命反对世界帝国主义。[107]

徐谦所提出的基督教救国主义，其所救的国，当然是指当时的中华民国。为什么要用基督教来救中华民国？他没有细说，但从他要实行这个主义的目标“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来看，无疑是一种反帝救国论。因为晚清以来侵略和压迫中国的，不是一两个帝国主义列强，而是几乎所有的东西方帝国主义列强。要救中国，就必须同时反对这所有的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掠夺和压迫。后来有人提出“基督教救国”的提法与教义有冲突，他虽然不满于质疑者的“洋奴性”，还是将此改为“基督救国”，将“基督教救国主义”改成“基督救国主义”，“基督教救国会”改为“基督救国会”。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就将这个‘教’字去了，只名为‘基督救国主义’，单独发起各省基督救国会，一直到民国十三年上半年我独力做这个工作，对于基督教会下了总攻击，只希望唤醒基督徒群众起来参加革命。”他还说，当也是基督徒的冯玉祥听了他对于基督救国的阐释后，也很认同，对他说：“我从前做基督徒，听牧师讲，只以为专是救人的（宗教意义的救人），现在我听了你的讲，才明白基督徒，是应该救国的（革命意义的救国）。”[108]

徐谦积极鼓吹基督教的救国思想，并大力推动各地基督教救国主义组织的成立，得到了一些地方中国基督教徒的响应。1919年4月，广州基督徒发起成立广州基督徒救国会，租定事务所于仁济大街，每星期开一次发起人例会，有急事时开临时会议，并发布宣言约章等，8月行入会礼，全体会员“皆信心坚固，热心国事，兼有实际能力之基督徒”。由于巴黎和会引起国内的五四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该会又开大会讨论“对日外交”事宜，到会者六百余人，“议决索还胶青，拒绝签字，要求任王正廷君为国际联盟代表，并商请联会一致主张，业已通告中外各基督徒，九月九号已开成立大会，迩来拟组织报馆，设立银行，以为救国之准备”和“今基督徒救国会之进行，渐次着手，将来变地上之国为天上之国，未必不以此会为阶梯之初步也。今日北京、南京、陕西、浙江基督徒，俱有发起救国之组织，而沪上虽有救国团之名目，尚无实际之组织……”与此同时，他们也大力鼓吹基督教救国主义，鼓动中国基督教徒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救亡图存运动当中。

基督教知识分子王葆真认为，基督教救国主义分为主观和客观两种，客观的基督教救国主义，是“先舍去基督教而专由设想，因出于救国之实验，而后认定基督教救国主义者也”。主观的基督教救国主义，“即不以救国为本务，而先以信奉基督教为主义，然因欲实行教义，自然以救国为合理，非救国不能达其自由平等、救人救世之目的，由此而认定基督教救国主义者也”。

他说，客观的基督教救国主义，如庚子拳乱后，国内各界开始觉醒，唯有变法图强，才能够救国，于是倡立宪，请开国会，以为有宪法的国会才可救国。到民国成立之后，虽制定了好的约法，但是国家危亡之势日深。“或讲财政，讲法律，讲外交，而今日财政几乎破产，法律威信扫地，外交主权丧失；或整军经武，购舰造兵，而酿成军国乱政之祸，授武人卖国之柄”。于是又有济世忧时之士出来讲教育道德，可是，新教育尚未撷其菁华，旧道德又已成为糟粕。“只知改革国家之形式，而不能改革国民之心理；只知汰除国家之腐朽，而不能养成国民之品性。所以愈闹愈坏，至于国家破亡。此由救国各方面之观察，既已术穷智竭，斯不能不放开眼睛，看看基督教，是否可与言救国”。基督教在中国虽然还不发达，信徒大多并不了解真实教义，但是，“近十年内，居然在中国社会显出一整齐优秀之团体，设学校，开医院，举办恤贫救灾，禁烟禁酒之各种慈善事业，功德卓树，声光腾达，为其他团体所未能有，此基督教之能力，既足以彰显于中国，将来运于政治，必能改良弊政，收救国之效。”况且，欧美各强国，都是基督教国家，无论是英国革命首领克伦威尔，还是美国独立革命元帅华盛顿，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华盛顿甚至请牧师随军讲道。“由英美国之历史，可以证明基督教必能救国，非空论的，乃实验的。”这就是从客观的历史认定基督教救国是确当的理由。

什么是主观的基督教救国主义？王葆真指出：“欲问基督教是否含有救国之真理，则不可不专门研究基督教之真解。”基督教的目的，就是基督所宣讲的福音，第一便是“天国近了”。基督教人祈祷，也是说“愿您的国降临，愿您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在天上”。又说：“不爱人如己，不能进天国。不办天父所喜悦之事，徒呼主也主也，不能进天国，不背负十字架从我者，不能进天国。”可知进天国是基督给予世人的希望，也就是基督教的目的。天国看起来很渺茫，但基督教人祈祷“天国必降临在地上”，意即“使地上之国，变为天国”。地上的国是不自由的，不平等的，布满了天灾人祸；而天上的国是自由的、平等的、和平幸福的。当然，要想让地上的国变成天国，不是等着耶稣来拯救我们，而是要我们按照基督的教导去努力奋斗。“当目睹国家之危亡，人民将沦为奴隶，则起而救国，斯为基督教义中之最重大、最紧要、最严明之规条无疑矣。是故实行基督圣训者，即纯由于信奉真理之观念，自不能不改良国政，以期趋于天国之境域，故由基督教发生之救国主义，对内则**涤政治之罪恶，完成民生之幸福；对外则敉平国际之分争，开拓大同之文运，至于如此，所谓天国降临，救人救世之功，乃可睹矣。此由主观的而认定基督教救国为必要之理由者也。”[109]

很显然，他是从历史上的基督徒实际参加救国活动来说明客观的基督教救国主义，从圣经里耶稣的言行中发现基督教本身就含有救国主义的教义。这种内外兼备的分析与阐释方式，将救国主义说成是基督教最主要的思想虽然不完全符合基督教神学的博爱精神和拯救观念，但是，对于引导广大基督教徒领会基督教救国主义，积极面对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还是很有影响力的。

20世纪20年代以后，由于北洋政府的统治不仅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反而越来越加深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程度，也激起了更多的爱国基督教徒知识分子起来大力呼吁建立基督徒的救国组织，积极开展救国行动。徐谦领导的基督救国会还专门发表了一份针对时局的劝告同胞书，明确指出“救国初步，不外二点，对外则抵抗他国侵掠之势，对内则发挥平民政治精神。苟能以此二点确定方针，则无论时局变化如何，国民当不能为其所惑，兹揭要义，警告国人”。该劝告同胞书分三点，其一“请再讨复辟帝制之诸犯也。国民之主张，论段与安福党以其卖国也，以其通日也，以其盗窃国库滥借外款也，自其自募私人军队也。”“今日若不打倒复辟帝制诸罪魁，解散胡匪之军队，则国家建设未可言也。此就事实上论今日第一步，国民先应奋起与全国爱国军人共讨复辟帝制诸犯者也。”其二，“国事根本解决之道不出遵循经常轨道，或创立非常之原二途，前者悉依法而行，即民国六年督军叛变国会，非法解散后，一切非法之事，悉予依法矫正，由国会恢复原状，依法行使职权。”“后者一途即由全国之民共起而谋之根本改革。”“约言之，即实行裁兵废督。裁兵，应裁至无一私人军队；废督，应废至无一干政武人，然后由人民直接民权创立新制，始可望有良好之结果。”其三，“国民大会为国民所乐闻，惟其问题甚多，无人可以武断。（吴佩孚、梁启超及新旧二国会各有主张。现代国家）惟其制皆有规定于宪法，故皆有一定法式可循。今是中国约法既毫无规定。”“总之国民今日尚在非常危险之时，必须将一切卖国坏法之事、帝制复辟等党，矫正扫除，而后国民救国之责任，方始告一段落，而解决时局之方，乃有经常与非常之两途可商榷。此则本会愿有以唤起全国同胞之注意者也。”[110]

这个劝告同胞书，将革命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对外屈膝卖国、对内妄图复辟帝制的北洋军阀政府，旗帜鲜明地将基督救国主义与当时中华民族急迫的反帝反封建的救亡图存历史使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可以说是当时中国基督徒宗教民族主义的最强音。

1923年夏，徐谦在北京还发起成立了救国联合会，据当时的报刊报道：“救国联合会为徐谦等所发起，主张采用中央行政委员制，为改良民国政治，解决时局纠纷的惟一善法。昨十九日晚八时在缸瓦市中华基督教会召集北京国民团体联席会议。到会者有北京学生联合会、护法议员联欢社、基督救国会、民治革新社、民治主义同志会、国民生计协会、法政研究会七团体的代表二十余人，共同决定在京内外作有统系的宣传工夫，并推吴山、包世杰、徐风人、袁长青、樊宗泽等五人为临时委员，草拟宣言，然后征求各团体的同意发表云。”[111]在非基督教运动高涨时期，徐谦积极利用基督教博爱、牺牲和救国的精神，团结北京地区的一批爱国力量，共同参与拯救时局的民族救亡事业。这其中，北京学生联合会所代表的大学青年学生，正是当时积极推动非基督教运动的主要力量，而代表基督救国会的徐谦能够与他们团结在一起，共赴救国事业，不难想见，不管当时是何种组织，救国才是大家一致的历史使命。徐谦和他的基督救国会正是在积极投身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大业当中，找到了自己应有的位置，并得到了社会的承认。

对于徐谦的基督救国主张，晚清翰林出身的基督教知识分子吴雷川也给予了积极的响应，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在《真理周刊》上撰文指出，凡是国民，都应当救国。基督徒作为国民一分子，自然也有救国的责任。这是无待多言的。但是，现时基督教会的信徒，对于救国的论调，有的说“基督教救国”，有的说“基督救国”，对两种的观念的解释，也都不甚一致，应当厘定清楚。他说，讲“基督教救国”，这是传教者所主张的。“传教者本来是要救人，但如果人所在的国不得安宁，实际上就要感受许多困苦。而且现时的困苦，决非未来的希望所能解免，所以传教者的初意，虽只是注重救人，渐渐的得着一种觉悟，不能不讲到救国”。而“基督救国”是热心于国家民族命运的爱国基督徒所提倡的。他们起初是要本着基督教的道理，改良国家的政治，以为如果国家本身的罪恶不消除，国家的政治不能得到改良，人民终久不可能得救。后来又觉得从基督的道理上说，不应当有什么国家的界限，要使基督的道理适用于一国，必先要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交往，而后各国才能获得和平安宁，从而去整理内政，使人民享受幸福。“所以他们的宗旨不是保持国的威权，乃要消灭武力专制等等恶习，不要奖励人民狭隘的爱国心，各自救其本国，乃是要取法基督爱世界的心，普救世界所有的国”。而对于非基督教的人来说，他们反对基督教救国论，因为他们以为国家的事情不是单一的问题，如果专提一件事，如说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法律救国乃至经济救国、武备救国，都无不可。就是不能专说基督教救国。又有基督教会的人也反对基督救国主义，“他们不明白提倡基督救国者的真意，以为基督在世的时候，从不论及国家，他只要是救世，何尝要救国，又以为政教是应当分离的，既不能用教会的名义加入救国的运动，所以不必说基督救国，更以为拿‘救国’二字，做了团体的标帜，有了一种组织，就不免有人抱了自私的目的，附和声势，随意加入，这更是玷辱了基督救国”。

针对上述教内外关于基督教与民族救亡图存之关系的种种议论，吴雷川认为，如果提倡“基督救国”，就不能徒托空言，最好是要实验。比如，执掌政权的人，如果信仰基督，却不能实行基督的道理，就不容易使人相信基督教救国。而基督救国的理解，又超过当代的现象，难使一般人领受，并且容易误会。所以，“最切实的办法，就是融合基督教救国论与基督救国主义，而实行基督徒救国”。那什么是基督徒救国呢？吴雷川说：

基督徒救国唯一的要素，就是耶稣牺牲的精神。现今世界各国，政界、军界、学界、农工商界，以至大资本家、大学问家，大致都有基督徒。如果效法基督，将基督教的道理在各个人的业务上，实现出来，何患国家不能改进？所以，基督徒救国，就是基督教救国，进一步说，基督徒同是国民，本不必假借教会的名义，才能结合。如果一国的基督徒已经从各方面事业发展上，联合起来确实救了自己的国，自然要有各国的基督徒联合起来，共同一致，提倡国际亲善，世界和平，使世界各国共同得救，所以，要发挥基督救国主义，也必须实行基督徒救国。更进一步说，基督的道理本是兼容并包，不分门户，只要人真肯牺牲，有救国的心，行救国的事，虽然他还没有做基督徒，却已遵行基督的教训，都可以证明基督教救国，或是基督救国，所以凡救国的，就可说他是基督徒，而已经作基督徒的，自然是必要救国。[112]

五四运动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有标志性的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救亡图存运动。它使1915年以来接受新文化运动影响和在国内外接受现代新式教育的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真正有了最急迫的民族救亡图存的民族自觉意识和历史使命感。五四运动以后，反帝反封建的思想革命、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等强烈的“革命”思想空前高涨。来自于帝国主义列强国家，又得到帝国主义列强不平等条约明文保护的来华传教士和他们在中国所传播的基督宗教，自然难以置身于这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历史场景之外。而1915年以《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所宣扬的各种新思潮、新文化给基督教所带来的冲击，也是自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来华以来所面临的最激烈的文化挑战。民初正在逐渐成长中的中国基督教知识分子，还没有人能够自觉做出与新文化运动同步的积极回应。但是，五四运动以后，徐宝谦、赵紫宸、范子美、吴雷川、吴耀宗等开始自觉地反思这场持续多年、影响日剧的新文化思潮。

徐宝谦亲身感受到，五四运动以后，仅仅半年多的时间，“新出版物一天多似一天，书报世界充满了新思潮的出版物。什么《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新中国》《新生活》《建设解放与改造》，等等，听说已有二百六十余种。这些期刊和日报，大半是用白话文字的。因为这种文字的鼓吹，所以自由、平等、博爱、牺牲、互助、进化、解放、改造等名词，成了人人的口头禅。”他分析新思潮如此迅速发生的原因，“第一是因为现在全世界的潮流，是趋向到科学同平民主义两方面，第二是因为中国近年来，已经饱受了‘军阀’、‘政客’、‘贫困’的害。所以对于这种新的潮流，十分倾向。”他不能不面对在这股新思潮中基督教所遭受到的各种冲击，有反对的，也有赞成的，而“大半是反对的多，赞成的少”。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反对基督教呢？“反对的人，以谓宗教与科学同‘平民主义’，是根本的不能相容。宗教是阻碍人群进化的东西。基督教尤为最有势力的宗教，所以不能不排斥。”当然，他也欣喜地看到，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陈独秀，在其发表的《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中，能够公开承认“基督的人格、精神、教义，是极可佩服的”，其所不满意于基督教的，只是说到“基督教的教会、仪式、信条，虽已陈腐，不能适应世界潮流”。[113]

此时新文化运动当中各种新思潮、新派别的人物，大多数并不是完全否定基督教的，他们主要还是受“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的影响而将基督教作为与科学相对立的宗教的最有势力的代表来予以批判。例如，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高一涵就认为：

至于基督教，我却承认他在历史上有过伟大的成绩，例如尊重劳动阶级，打破奴隶天生的见解，使条顿民族的得到政治团结的能力……都可以说是基督教的大功。可是，到了十六、十七世纪以后，宗教势力便处处为政治改革的障碍，宗教的专制主义和政治的专制主义结合在一块，便酿成法国的大革命。故我常常说：基督教在野蛮国中虽然很有贡献，但是一入文明世界，便有许多地方妨害进化的动机。我敢断定，科学发达必有能够代替宗教的那一天。所以，中国人现在应该极力讲求欧洲的科学，倒不必生吞活剥的去崇拜欧洲人所崇拜的宗教。[114]

正是由于五四人物对待基督教的态度还比较客观，因此，徐宝谦觉得，基督教对待新思潮应当有一种积极的态度，首先，“无论反对和赞成，都是我们所应当欢迎的，因为反对同赞成，都是注意的代名词。真理不怕人反对，只怕人不注意。我们所信的基督教，若果是真理，有什么可怕的呢？而且新思潮这种研究的态度，实在于我们大多数的基督徒有莫大的帮助”。其次，既然我们基督教受到了新文化运动和新思潮的关注，我们就不能无视他们，而是要认真地了解他们，研究他们，甚至“我们很应当根据基督教的真理来批评他的”。还有就是要努力消除人们对基督教的误解，将基督教的真精神发挥出来。“许多人，以谓基督教是对于科学、平民主义，是不相容的，是阻碍进化的，他们对于基督教有种种误会的地方，我们应当将基督教的真理，有种种方法发挥出来，使他们知道基督教的真精神是什么。”此外，我们应当积极地参与到新文化、新思潮当中去，“与他们通力合作。文字演说的工夫，虽属有益，到底不能尽真理的所有事，所以实行的精神，尤为可贵。我们应当用实行的精神，同一般提倡新思潮的学者，去服务社会。那就是我们对于他们最大的贡献了”。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和愿望，徐宝谦亲自发起在北京成立了一个基督教新思潮团，积极开展了四方面的工作：一是创办一份月刊，“用基督教的真理，来讨论一切问题”；二是“选择思潮最盛之地，若干处，举办公开的演说会，发挥基督教真理”；三是，邀请非基督教的新思潮学者同游北京的西山，畅谈个人信仰问题，讨论如何共同开展社会服务工作；其四，根据讨论的结果，具体实施共同开展的社会服务工作，并制定下一步计划。[115]

应该说，在非基督教运动爆发前，以徐宝谦为代表的中国基督教知识分子对待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当时各种新思潮的认识和态度还是非常积极，也是非常乐观的，并没有预感到即将到来的非基督教运动所可能带来的巨大危机。

从1922年出版的由中外基督教人士组成的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所编纂的《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亦称中华归主）一书中不难发现，来华传教士和中国的基督教人士已经充分认识到，新文化运动强调爱国主义，但是这场运动“也是一个反宗教运动，它不仅误解了宗教的社会作用和社会地位，而且破坏了一切宗教对个人的影响。因此，新文化运动不仅影响了中国原有的宗教，而且也影响了基督教”。但是，他们还是低估了新文化运动可能给基督教所带来的巨大影响。他们对于基督教在中国的前途还比较乐观：“一些社会上层人士也愿意倾听福音了。有思想的知识分子都赞成对基督教进行研究。中国的思想家中有人反对基督教，也有一些优秀的思想家研究基督教并赞赏其教义。总之，教会已经成为社会思想的一个因素。中华归主的目标虽然尚未实现，但在本时期内却赢得了全国的注意！”他们甚至还说：“全国都对基督教敞开了大门。中国教会已更加被人们了解，也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义和团运动之后，教会极力加速自身的中国化，至今并未全部完成。我们希望1922年将给它加上永远是中国教会的标记。”[116]而正是这一年，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20世纪20年代全国性反基督教运动很快就拉开了大幕。

章开沅先生认为，20世纪20年代初蓬勃发展的非基督教运动，正是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向纵深发展的必然结果。“基督教与儒学虽然颇多扦格，但都属于中世纪沿袭下来的传统精神权威，自然无从逃避新文化运动攻击的锋芒。同时，19世纪中叶以来，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又与西方殖民主义难分难解，历来被看作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工具。作为反帝爱国运动的五四运动，自然也不会放过基督教。”[117]“打倒孔家店”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时期最响亮的口号之一，可是，这场运动所要打击的，并非仅仅是中国保守的文化传统，一切保守的、被认为与科学和民主相冲突的宗教和文化都可能成为被打击的对象。这也就是说，基督教在新文化运动后期遭受打击，不仅仅是因为它被看作一种没落的传统精神权威，而且还会被看作中国人民最痛恨的西方殖民主义的同伴或帮凶。

北京的非宗教大同盟“宣言”发布后，在当时的知识界和基督教界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燕京大学教授常乃德也发表文章《对于非宗教大同盟之诤言》。他首先表明他很赞成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在《基督教与基督教会》中将基督教与基督教会分开来讨论和评价的做法，接着，他将各种对宗教和基督教的批评观点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束缚思想，二是残杀人类，三是拥护阶级主义，四是暗行侵略手段。这四个方面又可归结为两点，前两者是指基督教义本身及过去的教会而言的，后两者是指现在的基督教会及信徒而言的。非宗教大同盟既然宣称他们反对基督教，是因为基督教与科学真理相违背，这就属于反对基督教教义方面的，那么，基督教其他方面有什么理由要去反对呢？其次，非宗教大同盟在通电中提到“不承认过激党”及“贵族平民都可以加入”，可是，你们“不仅在拥护科学一点，而也兼含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爱国主义’等等的色彩”。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再次，基督教教义诚然与科学真理有相互反对之处，但是，现在的基督徒早已不是几百年前的基督徒，他们中不少人本身就是从事科学事业的，更何况像美国和英国，都是基督教国家，也都是科技最发达的国家，如果还是反复强调基督教与科学相冲突，恐怕不能解释英、美等国的科学发展现状。至于说基督教是拥护资本家和富人阶级的，如果翻开圣经，就不难发现，“如八福的标准，如骆驼进针孔的喻，都是为贫人帮助的呼声”。基督教并不是只占在资本家一边。如果是因为教会行为的不当，便怪罪基督教义，就武断地说基督教是资本主义的护身符，就如同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尼采的权力意志说、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被某些人利用，就怪罪这些主义或思想一样。他还特别就非宗教和非基督教运动中批评基督教是侵略主义的工具一说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他说：

至于骂基督教为侵略主义的先驱一层，我们尤其觉得可笑可怜！想不到一九零零年拳乱时代士大夫的脑筋，到二十二年之后，在自命为拥护科学真理的知识阶级中还会出现。我们不解诸公所谓侵略主义者，是指基督教义的本身，抑是指现在的教会，抑是指现在教会中的个人，抑是指信基督教及利用基督教的国家及政府？若是指原始基督教的教义，则我们虽不肖，也曾将新旧约等书从头至尾翻阅过一回，实在看不出在他的教义中含有几多的侵略思想，不知根据何种证佐，便说基督教是侵略主义的先驱？若说对他的教会而言，则教会固然对于列强的侵略手段，作过不少的帮手，但他同时也未尝没有替弱小的民族喊过不平的声音。我们固然相信传教师是瓜分非洲的先锋队，我们也相信传教师是灌输朝鲜人以独立思想的天使……若说现在的基督教会都是些侵略主义的傀儡，故我们当一概加以攻击，则诸公何不专攻击侵略主义的教会，而另外提倡一个自由自立的中国基督教会？若说现有的基督教会无一能脱离侵略主义的利用，则我们愿介绍给诸位看看，在美国一种非战主义最盛的Quakers宗，不知诸公也还说他是侵略主义的傀儡不是？若因为与自己主张的科学真理相反对的缘故，而遂不惜加以侵略主义的恶名，真正科学家的态度是否应当如此？若说诸君所谓侵略主义，是指基督教信徒中曾经出过许多的野心家，或者说现在的基督教徒，有许多是甘心为侵略主义利用作走狗的，则这种个人的行为，我们已经屡屡说过，不能拿来当作攻击教会本身的资料，除了这些野心家走狗之外，基督教中也还出了许多热心的志士为社会牺牲的健者，不知反对宗教的诸公对此注意过没有？若说指利用基督教作侵略的国家政府而言，则我们只有反对这种国家政府便已够了，不知何以须牵及宗教的本身？若说宗教是侵略主义的工具，非先推翻这种工具，不能打倒侵略主义的本身，则我们的意思，觉着为侵略主义利用的工具，恐怕不止宗教一种，如根据科学真理所发行的轮船、火车、子弹、炮药，无一不比宗教的功用大，诸公何故不先反对这些？

常乃德上述对基督教与侵略主义之关系的辩论，无疑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逻辑错误，那就是，他一方面承认基督教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主义有各种各样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又拿基督教也做过与侵略主义相反的和平主义的，或是反侵略主义的事情，便以后者来否定前者，或替换前者。或者说被帝国主义利用作为侵略主义工具的，也不仅是基督教，还有各种比基督教有更大得多破坏力的炮舰、轮船、子弹等，为什么不攻击这些破坏力更大的东西呢？又以充当帝国主义侵略工具的只是一些基督教传教士个人或个别教会，怎么能怪罪整个基督教呢？诸如此类，他甚至在文章最后猛烈抨击非基督教人士对基督教的一些批评，是张冠李戴、栽赃诬陷。显然，他的这种论辩方式，不仅不能澄清事实，反而有故意逃避罪责之嫌。

不过，著名的基督教界护教刊物《真光》登载了以下消息，对非基督教运动倒是一个挑战。该文说：

非基督教同盟运动……关于资本制度一项，且力斥其罪恶，谓宜本基督之教义以改革之，而四月廿五日，此同盟之一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觅加利氏在广州青年会演说，亦是持此论调。作非教运动诸君，动斥基督教拥护资本主义，为外国资本家经济侵略之先锋队，倘仍有羞恶之良，不知其对此当作何感想。

又廿六日，法国代表毕琦兰女士演说欧战后之基督教，英国代表杨教授演说基督教与科学，亦皆与非教者（所谓）基督教自欧洲已无立足之地，基督教是科学之仇敌之言，完全相反，亦不知其对此作何感想？

又据报载，有基督徒郭维岳等四人，被人假其名字，发出一非宗教通电，登广州某某等报，郭去函力辩其诬，请照更正，竟置不理。见四月廿五日《现象报》，一非宗教者之鬼蜮伎俩，至此甚，其人格何如，概可想见！

周作人等五人主张信教自由宣言发表后，除李石曾、王星拱等之反响已略志本刊外，尤无理是玄庐之质问，见上海《民国日报》四月廿一日之《觉悟》，全篇俱怪其反对反对宗教，而不言其只不赞成挑战的反对宗教，此种诡辩，真不值一哂！[118]

著名近代中国基督教史学者林荣洪先生说：“若从宣言和电文的内容分析，一九二二年的非基运动结合了五四时期的思潮：科学主义的无神思想、民族主义的排外意识、共产主义的阶级观念，都成为当时不少非教人士所欢迎的理论，他们借此抨击宗教，特别是基督教。这一切对当时中国教会有什么影响？中国教会面对这多方面的挑战，做出了什么回应呢？”他觉得，这场非基督教运动至少对当时的中国教会产生了三方面的影响：一是给教会一次反省的机会，反省自身出了什么问题；二是给教会一次更新的机会，如何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三是促使教会重视服务人群的工作，以表彰福音的社会责任。[119]事实上，在1922年非基督教运动期间和稍后，中国基督教知识分子在回应各种非基督教言论的同时，深入地思考了这次运动给教会所带来的影响，积极地筹划如何使基督教更好地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

作为第十一次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中方的代表之一，徐庆誉认为，上海和北京先后发动的非基督教运动，大多带有情绪化的色彩，自然免不了偏见和误解。具体来说，一是偏重于科学，以科学为万能；二是偏重于哲学，以为哲学可以取代宗教；三是偏重于美育，以为人人都可以过艺术的生活，因而不需要宗教；四是误解宗教为迷信；五是误解教会为宗教；六是误解第十一次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会议就是要在中国宣传资本主义。他还就教会与基督教的关系指出，教会与宗教（基督教），就好比学校与教育之间关系，我们不能因为学校不好，就否定教育。中世纪是教皇利用宗教（基督教）为恶，圣经上并没有鼓励杀人的诫命。不论什么理论，全靠用的人如何，用之善则善，用之恶则恶。不仅如此，科学也一样如此。中世纪的黑暗不是由于宗教的罪恶，而是由于教皇的罪恶。“你如果要反对宗教，总要从教义——宗教（基督教）本身下手，如果基督教没有拥护资本家的教义，你不过是恨恶资本化的教会，那么，你只能够反对教会，决不能牵及基督教。”

徐庆誉虽然站在维护基督教的立场批评非宗教大同盟缺乏对基督教义的深入研究和真切了解，导致过于感情用事地排斥基督教，但是，与上述的常乃德的论辩相比，则表现出一副摆事实，讲道理的理性态度。更为可贵的是，他并不回避当前基督教和基督教会所面临的巨大挑战，而是采取积极的应对时局的态度和策略。要求基督教自身，特别是基督信徒，首先应当反省：“要问我（信徒）到底是信教，还是吃教？如果是信教，基督那些牺牲、平等、博爱、自由……各种教义，我实行了没有……若自己没有圆满的答复，我便是一个冒牌的教徒，应该悔改。教师牧师们，在这个时候，也正是反省的好机会，要扪心自问，我——外国人——到中国来传教，是不是体著基督的‘爱’？我——中国人——向国人传教，用各种方法联络各界男女，是不是以提高国民道德为己任？若我不是诚心传道，还杂有别的臭味在中间，我也该悔改！”其次，他大力呼吁基督教会应当效法当年马丁·路德的改革精神，自觉地起来进行自身的改革或革命。他说：“我们要知道，他们所攻击的，不是宗教，乃是教会。不过，他们自己误认教会为宗教，所以因反对教会，而牵及宗教的本身……教会革命，是刻不容缓的事，毋庸大惊小怪。信徒应该趁着这个时机，赶快地结合起来，继续马丁·路德的事业。”具体如何进行改革？他指出，一是要“推翻过去的神话”，也就是不要宣扬已经不符合现代科学的内容；二是要“限制传教师的资格”；三是“破除无用的仪式”；四是“建设合理的信条”。[120]

赵紫宸认为，青年学生是当今社会文化运动的主力军。上海、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非基督教、非宗教运动的主要力量都是青年学生，因此应当更多地关注青年学生。对于基督教自身来说，就应当将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已经信教的青年学生身上，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他认为现今教会中有思想的信教学生，对于教会的工作有多方面的不满意，比如，他们不满意由于教会中的组织、思想、形式等都不是中国本色的，而是从西方传来的，因而不能适应于中国的国民心理。他们还觉得教会虽主张信仰自由、良心自由，可并没有真的使人们得到心灵上和知识上的自由，而现今社会所盛行的批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是教会所畏惧、不信任的。再有在神学上，教会时常采取专断的态度。还有，教会比较重视空文和形式，不重视精神，致使信主的人，得不到切实的宗教经验。在今日社会日新月异的情况下，教会不思改进而显退步，跟不上时代的步伐。现在中国是一个知识分子成长的时代，这些知识分子大都反对资本主义，而今日中国教会虽然不与资本主义同化，也没有从基督教精神出发，对于经济不平的状况予以真情的关切。教会本来是反对虚伪的机关，却成了容纳欺诈的窝藏，讲真话的人不能受到重视，法利赛人的心术，代替了基督耶稣的生命。教会既没有很好地去与关注知识阶层，也没有深入到乡村和厂矿，去拯救那些底层的劳动阶级。在教会里，中国宣教师素质较差，往往只能听命于西方传教士，因此，教会实际上“是西宣教师的教会，不是中国人的教会”。在这样的教会里，“在西人心中凡系西方所通行、所成功的思想与方法，乃是惟一的思想与方法；西方所公认，所合用的形式与结构，必是中国当从的形式与结构。故到今日，中国并无自己的教会。”他特别指出，教会对于青年学生，缺乏积极的关心和沟通。教会的事功太肤浅，范围太狭窄，其中的教友，不乏不良分子，有些教友甚至不知基督生命为何物。而“有识之人，虽信基督的道理，尊耶稣的人格，不敢踏进门来，况乎不信之人，岂能受感动而皈依救主呢？”此外，教会因为受各国来华不同差会的影响，宗派现象比较严重，给社会上人们一种不团结不友爱的感觉。近些年教会虽然表示打破宗派界限，但实际收效甚微，教会联合运动，名不副实。[122]

赵紫宸对于教会如何能够适应中国现时代的需要，特别强调要认清中国的民族主义潮流，要认识到民族救亡图存是现今中国最迫切的任务。教会必须适应这个时代要求，教会学校更要积极主动地引导青年学生，使他们的民族主义与基督的福音相融合。他觉得，对于全国基督教学生运动，不能只是“盲目无标的运动，故必有个确切的程序，一定的标准”，“以求达到学生自动”。一定要“本基督的精神，辅助中国国化教会，统一教会的进步，宣传基督的福音，使中国民族的自觉自决，得基督教的感化，受基督教的洗礼”。如何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呢？他提出了十个方面的程序，要求信主的青年学生，“应当研究他们的福音，俾得有切实的宣传，有信仰的根基”。“对中国本色教会的建设与进步，可有何种辅导，何种命分，何种贡献，何种要求，亦当详细审察，俾可施诸实行。”“应当如何感化中国民族的自觉，使中国的同胞、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制度，都能受基督教博爱、公平、宽恕、牺牲，种种德的陶冶。”“宜有何种合作的事功，发挥基督的真相、教会的思潮，去辅助转移中国新思潮的运动。”“宜公同决定社会服务的程序，使基督的社会教训，可以真切应用在中国社会改造的事功上。”“对于国内政治，有何表现，对于他国加于中国的侵略，有何对付，信主的学生也当详细审察，得一同意，俾可显示基督学生所持的民族自觉自决的思想与态度，与国际亲善、世界和平的希望。”[124]

1923年在燕京大学兼职任教的吴雷川与友人组建只对中国人开放的真理会，并主持编辑出版《真理周刊》。他就当时非基督教运动的问题，应上海英文《教务杂志》主笔乐灵生先生的邀请撰写文章，表达自己的看法。他说，自从非基督教运动发生之后，一般人都以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前途，恐无发展的希望。但据他个人的观察，则认为基督教遭人反对，正是基督教能够获得进步“绝好的机会”。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从前基督教会传教，多半是以西国因袭的传说，强授于人，使人信其当然而不明白其所以然。自从反对者以迷信相攻击，一般感受刺激的基督徒，乃重新研究其所信的教义，以备与反对者辩论。于是基督教教义，因辩论而日益显明，渐渐地由神秘而理性化了。这是最大的进步。”其次，“从前信基督教者，不特尊视己教而蔑视他教，并且很容易鄙薄本国而崇拜外国。自从反对者提出国家主义以相号召，于是基督徒爱国的呼声日高，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也成为重要的问题了。因此就能使人了解基督教不是一种族一国家的宗教，而是世界的宗教。”最后，“从前基督教在社会中的态度，仿佛是崖岸自高，与社会不相融洽。最初教会附属的一切事业，也只是以传道为目的，而忽略其所办事业应有的计划。自从反对者指出许多弱点，于是教会学校，首倡改良，认明办学当以教育为宗旨，不复认为传道的一种工具了。这类的改革，看似缩小传道的范围，其实正是使社会基督化的动机。”就从以上三点来看，吴雷川认为，他对于基督教的前途，是完全抱乐观态度的。当然，要想达到基督教在中国的乐观前途，我们基督教徒必须要积极地努力改进基督教会的工作，使基督教真正成为能够满足中国社会和人心需要的宗教。他说：

第一，基督教因为要解答非难，适应环境，所以新出版的译著书籍，日见增加，一洗从前沉闷板滞的说素。于是引起一段学者研究的兴趣，就连素日轻看基督教甚至嫉恶基督教的人，都渐渐地解除疑忌与误会，表示同情。其次，因着时局的紊乱，生计的压迫，人民颠连困苦已达极端，于是人心渴想和平，必有许多人推究致乱之原，就承认基督教确有改革人心，拨乱反正的功用。从此基督教在中国活动势力，遂潜伏于人心。复次，中国固有的礼俗，早已失其维持社会的能力，有改良之必要。而欲从事改良，则有许多原理，必取材于基督教。于是基督教的精神，不知不觉的为普通社会所容纳。彼时教会中受洗等等的形式，虽已不甚注重，而真正归依基督的人，却大有增加。最后，所有社会上做领袖的人们，大都改变旧日的观念，减少自私自利的心，重视公共的利益。社会秩序，日见安宁，人民痛苦，逐渐轻灭，乃至知识程度低浅的群众，也都知道注重生前的行为，而不妄冀死后的福利。于是社会一般人的信仰，同趋于正确，基督教乃切合于人生。[125]

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进步力量积极寻求民族独立自主和世界和平的根本之道。这就要求必须正确处理好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问题。爱自己的国，不能侵害别人的国。侵害他国主权和利益的爱国主义，其实是一种霸权主义。国际主义有利于打破狭隘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但国际主义不能代替正当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巢坤霖从基督教的普世主义立场出发，积极宣扬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表面上看，并没有明显的不妥，但实际上存在着两个不容忽视的缺憾：一是，当时正处于非基督教和非宗教运动时期，不少人将基督教与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因此，容易让人觉得这种普世主义（或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理论；二是，当时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科学已经逐渐深入人心，基督教作为宗教，很容易被当作科学的对立面，并与要打倒的迷信联系在一起，这种爱国主义就难免被看成是过时的或不切实际的理论。

自一九二二年三月，上海各校学生发起《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以来，一时全国响应，纷纷组织同样的团体，积极地做反对基督教的运动。他们的理论不外二种：一种是说宗教与科学不两立，一种是说基督教不仅违反科学，而且是帝国主义者用以侵略弱小民族的工具。在当时，前一说似较普遍，有许多地方竟组织的是《非宗教大同盟》，而不专指明反对基督教。不久，这种组织都烟消云散了！这是因为第一，他们原是反对当时“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北京开会而组织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闭会了，他们的对象没有了；第二，没有永久机关和出版物指导和联络这种运动。可是，自此以后，反对基督教的呼声却深入群众，社会上常有零零碎碎的这种运动——尤其是反对教会教育的运动。[127]

这场非基督教和非宗教运动，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成长的舞台。上面提到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积极支持非宗教运动，而实际上，无论是上海学生界最先发动非基督教运动，还是北京成立非宗教大同盟，刚成立不到一年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一支新生的新文化运动力量，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罗章龙曾亲历这场非宗教运动，他后来回忆说：“1922年春，我党在北京发起非宗教运动，是当时中共北方区领导下的革命思想战线上的伟大斗争。参加非宗教同盟者以北京大学教师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为公开对外代表人物，以北大党团支部为中心组织。我当时担任北大中共支部书记，也参加了这个同盟。我们出版了《非宗教论》一书。在该书中，公开刊印卡尔·马克思的巨幅铜版像。此铜版像由京报馆铸版制成，并加以说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非宗教论》文集共有33篇论文，按原书刊布文章的时间顺序排列。蔡先生的文章写得最多，共有七篇。李大钊、陈独秀等都有文章。蔡先生发表《美育代宗教》一文，在当时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他代表一种新的力量。他还在许多场合中公开讲演，多次申诉这个主张。当然，非宗教同盟的活动也受到顽旧势力的反对。但有蔡先生支持，反对派也无奈他何！”[128]罗氏的回忆，表明当时非宗教大同盟可能确实有意只反对宗教，但是，当时真正能够有实力与这批新式知识分子较量的，也只有基督宗教。因此，他们在反宗教的过程中，实际上是以基督教作为批判的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