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马尔斯教场“大屠杀”
1791年7月，马尔斯教场上发生的剧烈**代表着君主立宪派（斐扬派）和雅各宾派，自由资产阶级和革命民主派争夺政权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巴黎，这直接导致作为市政领袖的贝野和拉斐德的失尽人心；但是，在国民议会中“立宪派”的失败却由于战争爆发而推迟，直到1792年8月王室倾覆时才完全垮台。从巴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马尔斯教场事件一方面代表第三等级内部的第一次流血冲突——我们已经看到了其内部日益加深的分裂，另一方面也代表几个月来社会不安和革命**的**，其结果是组织在雅各宾和哥德利埃俱乐部中的民主派成为无套裤党的不容争辩的领袖。在这一运动过程中，首都的商人、手工业者和工资劳动者更清楚地显示出他们是争夺政权的主要领袖们所不能忽视的因素，而他们的利益至少也是革命民主派所要勉强维护的[1]。在这一意义上，马尔斯教场的示威本身应当被看作一个进程的顶点，并且像十月暴动一样，应当结合着它以前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和政治运动来加以考察。
那一段偶有小**的社会平静时期一直维持到1791年春天。1790年6月的面包价格已经降低到11苏；不久以后，管制便解除了，面包价格自1788年初以来第一次降到8苏的正常水平[2]。截至1791年8月——马尔斯教场**以后的一个月，面包价格始终没有显著上涨。在这种情况下，面包的价格或供应在刺激革命活动上至少并不占主要地位。
治安第一次遭到严重破坏发生在2月28日，当时，曾有人企图拆毁万森堡（它正在改建成为一个首都临时的装满犯人的监狱）的一部分。“爱国派”想到这座建筑物过去曾经囚禁过被“密札”拘留的人，开始对这种改建提出抗议，1月28日，雅各宾俱乐部有人谈到由“一个郊区”[3]进行有计划的攻击。一个月以后，运动成熟了，1000名以上的圣安东郊区的工人（其中有拆毁巴士底堡的工人[4]）推举桑代尔为国民自卫军孤儿院区步兵营的指挥官，正如拉斐德在1789年10月所处的地位一样，他们簇拥着他，强迫他带领他们到万森堡动手拆毁望楼。然而不久，拉斐德带着1200人赶到了，他把桑代尔公开斥责了一顿，在圣安东区人们的嘲笑声中带着64个犯人回到巴黎[5]。犯人被囚禁在贡西尔日里监狱，三个星期后在引起民主派轩然大波的情况下被释放；在民主派的活动中，桑代尔的辩护律师哥德利埃俱乐部的领袖人物皮瑞特·韦里勒起了重要作用[6]。
民主派在1791年春夏两季就不断地努力向首都小商人、工匠、在业和失业工人进行宣传并争取把他们拉过来，这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而已。在7月17日的大会上，这种激动达到了顶点，当时人们完全为了在哥德利埃俱乐部起草的呼吁书上签字这一政治目的而从城市各区聚集到了一起[7]。
整个这一时期，在巴黎的无数被捕者中间，失业者所占数目之庞大令人惊异，其中有些人来自市政厅兴办的救济工场，他们是由于公开表示他们仇视市政当局和国民自卫军而被捕下狱的。这说明在工资劳动者中间已经有某种政治觉悟，也说明在许多行业中间失业者的人数正在增长。我们看到在这些失业者中有以前的油漆匠、雕刻匠、裁缝、理发师、家庭仆役、珠宝匠、装修木匠和编篮工人[8]。同时，进入救济工场的人数在不断增多：贝野在1月的统计数字是24 000名，到6月就增为31 000名[9]。除了要用钱来维持他们的生活外，他们对于新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也经常是一种威胁：他们被普遍认为是反革命阴谋的现成工具（甚至像马拉等极端民主主义者也抱有这样的看法[10]）；他们在关卡上时常和税务人员发生冲突（当局仍然希望保持这种关卡）[11]；像巴士底工人向万森堡进军的这一类事件也会引起公众的不安。简单地说，当局并不需要很多说服就作出了解散他们的决定：5月8日，贝野宣布关闭巴士底工场的决定，这里的工场从1789年7月以来，经常有800名工人工作；6月中旬，制宪议会颁布普遍关闭救济工场的命令，同时作了开办其他新工场以吸收失业者的某些空洞的诺言[12]。
工人们眼看就要丢掉仅足糊口的每天20苏的生活费，因而产生了强烈的反应；巴士底的工人们虽然被军队驱散了，但是在以后几个星期里积极活动，争取圣安东郊区帮工对他们的支援[13]。其他工场的关闭引起更大的**，在这些**中，雅各宾和哥德利埃俱乐部的民主派起了一定的作用。三份不同的请愿书递到议会，要求他们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第一份是由哥德利埃俱乐部的附属机构技工联合会协助起草的，于6月28日递到议会，措辞极为缓和：它认为从公共治安着想而关闭工场是合理的，但是同时请求稍予延期[14]。第二份是由卡米累·德姆连代表巴士底的工人在7月3日呈递的，他声称这个请愿书已经得到罗伯斯庇尔的同意：请愿书要求公民有生存权，并且提议由出售教堂土地获得的收益中拨出一部分来维持救济工场[15]。第三份请愿书是紧随着第二份递上去的，带有几乎是强烈的威胁口气，请愿书说不论用这种方式还是用那种方式，工人们一定得有面包：“使他们采取这样一种口气的，绝不是任何其他东西，而是需要——一种最迫切的需要。”[16]
议会对这些请愿书置之不理；但是，这时候失业工人已经采取了更直接的施加压力的形式。 6月24日在万多姆广场举行的示威发出了成立共和国的号召[17]。在这以后的一星期中，又有两次示威游行，这时有风声说，22 000名失业者计划于7月3日在圣端诺累大街集会[18]。两天之后，据一家敌视革命的小报《杂谈》报道，有400名失业工人到市政厅示威，万多姆广场发生骚乱，两名工人在路易十五广场因为发表煽动性言论被捕[19]。结果政治气氛日益紧张，有地位的公民开始公开地说，应当使用武力给失业者以教训。
（《杂谈》在7月6日报道）各阶层市民对工人们开始忍耐不下去了。国民自卫军、商人、制造厂主、资产阶级和手工业者都发生怒吼，反对这些受捣乱分子收买的人……人们大声疾呼，必须用大炮来清除这一帮家伙[20]。
自然，这样一种态度很能够说明，国民自卫军中的资产阶级和商人，在不到两星期以后驱散马尔斯教场的示威者时，为什么是那样地凶狠。
与失业者的运动同时进行的是各行业的帮工要求增加工资的运动，这里边也牵涉到民主派和哥德利埃俱乐部；帮工的工资据我们所知道的，从七月革命以来没有显著增加过。运动于4月开始，当时木匠们议定每天最少要领到50苏工资；少数的活跃包工头感到烦恼，而大多数包工头则似乎很愿意接受帮工的条件。但是，帮工们请来作仲裁的市政厅却判定他们的组织是非法的，并且拒绝最低工资的提议，认为它违反自由的原则；后来，市政厅的公报甚至威胁说，要以扰乱治安罪对帮工的领袖们起诉，不过这种威胁并没有见诸实行[21]。
其他行业的工人很快地就学会了木匠的榜样——其中有制帽工人和印刷工人。马掌铁匠师傅在6月初递交议会的一份请愿书中，警告说巴黎存在着一个80 000工人的“大联合”，包括锁匠、装修木匠、皮匠以及他们本行的工人[22]。他们的数字可能夸大了——马掌铁匠师傅们自然倾向于把他们的情况说得过分一些——但是这个运动有许多理由是值得注意的。第一，在1794年对罗伯斯庇尔的垮台起了某些作用的那一次运动以前，这是首都一次最广泛的工资运动。第二，正是马掌铁匠师傅和木匠的这些请愿导致了议会通过著名的“霞白立条例”规定“工人的联合组织”或者说工会是非法的——应该注意的是，甚至“共和国第二年”的革命政府，在雅各宾最民主的时期，也没有认为这个条例应该取消，事实上，在以后将近一百年，这个条例一直是有效的法律[23]。第三（这一点对我们现在的论点尤为重要），木匠帮工得到了革命民主派相当大的帮助和鼓励。因此，我们看到木匠们不仅在哥德利埃俱乐部使用的大厅里开会，并且事实证明，指导他们运动的“木工工人联谊会”就是哥德利埃俱乐部在1791年5月成立的中央委员会的附属机构。不仅如此，中央委员会的秘书弗朗索瓦·罗培和他的妻子路易丝所主编的《内外新闻》，虽然在原则上反对帮工强行规定最低工资，但对他们的运动却给以某些支持[24]。马拉也在他的报纸上辟出工人通讯栏，在1791年6月12日工资运动达到**时期，一封意在代表修建圣日讷维叶教堂的560名建筑工人观点的措辞激烈的信出现在《人民之友》上。这篇文章严厉地斥责包工头是“无知的压迫者，贪得无厌”，是“吸血鬼”，以及“无所事事、吞噬劳动人民用血汗所取得的果实， 而且永远不为国家做任何事情的坏蛋”。[25]
然而，哥德利埃俱乐部所做的决不限于参加工资劳动者已经从事的经济斗争。通过与罗培的中央委员会有联系的各联谊会，俱乐部开始十分细致地用革命民主派的政治思想教育巴黎的“贱民”——这是一个对未来具有重大意义的举动：
（马迪厄写道）“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正是各联谊会。这些联谊会是无套裤党的摇篮和掩蔽所。”[26]
这些新的社团尽管处在资产阶级坚强领导之下，却对工资劳动者和其他消极公民[27]敞开了大门。哥德利埃俱乐部本身每月只收会费2苏；在这年夏天被国民自卫军逮捕的人中间，我们看到有一个小工艺品制造工人、一个厨师和一个家庭佣仆都是俱乐部会议的参加者[28]。在这一时期“平民俱乐部”和其他联谊会都被描写成是由“穷挑水夫”“工匠”“鲁钝的工人”组成的[29]。受民主派和他们的报纸公开鼓动影响的人，其数目当然要比这里所举的多得多，他们的鼓动涉及每一个想象得到的政治问题——包括这样一些迫切的时事问题，例如“消极”公民没有选举权的问题；事实上等于把体力劳动者排除于国民自卫军之外的问题；或者请愿权利受到各种限制的问题等[30]。
从警察局档案中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这种鼓动对许多普通巴黎人的心情和思想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 7月17日，格雷讷累街64号一个23岁的厨娘，康斯坦·埃符娜，因为辱骂当天下午曾参加马尔斯教场大屠杀的一个国民自卫军军人的妻子而被捕。格雷讷累喷泉区警务委员曾经对她进行审讯，审讯记录的大意如下。
问：她去马尔斯教场了吗？
答：去了，她和里昂太太及她的女儿一起去的。
间：她为什么上那儿去？
答：为了“像每一个善良爱国者那样”在一份请愿书上签名。
间：那份请愿书上说的是什么？
答：她明白请愿书的目的就是“要另行组织政权机关”。
问：她时常参加公众集会吗？
答：她有时到罗亚尔宫和图伊勒里宫去。
问：她是属于任何一个俱乐部的吗？
答：她有时到哥德利埃俱乐部去，不过她实际上并不是会员。
问，她在马尔斯教场曾经和什么特殊的人混在一起吗？
答，她曾经登上“祖国之坛”，在请愿书上签了名。
问：她扔过石头没有，或者看到有人扔石头没有？
答：没有。
问：谁邀她去在请愿书上签名的？
答：没有人邀过她，可是她听到许多人说，在马尔斯教场上有一个请愿书要人签名。
问：她的名字上过报这件事是真的吗？
答；是真的，她的名字上过《巴黎革命》，因为她曾经对路斯塔洛的死亡表示过哀悼。
间：她读哪些报纸？
答：她读马拉、奥杜安和卡米累·德姆连办的报纸，还经常看《人民喉舌》[31]。
以马尔斯教场大屠杀告一结束的这场政治运动，直接起因于6月20日的国王企图逃往帝国边境。从这时起，民主派和激进的记者们的鼓动便具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唤起民众对将来的国王和行政权问题发表意见。在瓦雷讷逃亡事件之前，在鼓吹共和思想方面几乎得不到响应的那些记者和其他人，现在第一次能够拥有一些信徒了：他们的影响可以从失业者及其他工人在6月末和7月初举行的会议中高喊共和口号上看出来，也可以从各联谊会的决议和请愿书上看出来[32]。但是，这种说法也许有些夸大，就连会员中包括许多著名共和派的哥德利埃俱乐部，在发表到当时为止还很难希望得到“贱民”支持的那些言论时也是审慎的。毫无疑问，在国王出走又丢脸地从瓦雷讷回来以后的一星期中，由于发表煽动性看法而在各区被捕的15个或20个人，更不会发表多少这类的意见[33]。
但是，俱乐部对于新的发展的反应肯定并不迟缓； 6月21日，它请求议会在和各省商量之前暂时不要作出有关国王未来命运的决定，俱乐部呈递了17份类似这样的请愿书，这是其中的第一份并且张贴在巴黎各处[34]。三天以后，发生了所谓“3万人大请愿”，据罗兰夫人说，圣安东郊区全力支持了这次请愿[35]。7月中，**在继续；但是斐扬派占多数的制宪议会15日宣布对路易十六不加追究，并且主张重新信赖他作为行政首脑。
这项决定导致民主派阵营的分裂。哥德利埃俱乐部于7月16日起草请愿书，号召人们举行抗议示威，这一号召得到了雅各宾俱乐部的赞助；可是同一天晚上，在罗伯斯庇尔的提议下，雅各宾派又撤销了他们的支持[36]。哥德利埃派现在不能不于取消示威游行和独自继续干下去的两种办法之中选择其一，他们决定采取后者。结果是7月17日由弗朗索瓦·罗培起草了一份措辞更激烈的请愿书。请愿书没有指明要求成立共和国，然而他请求议会“召集一个新的制宪机构作为代替，并着手于组织一个新的行政机构”[37]。签名运动立刻发动起来了[38]，各联谊会和俱乐部被邀请于上午10时或11时在圣安东门集合他们的全体会员[39]，从那里出发到马尔斯教场去举行和平示威。
那天早晨，在请愿者到达之前，在马尔斯教场发生了一件对他们来说是不幸的怪事，这件事在当时的政治气氛紧张的情形下，给当局提供了—个干涉的借口。事情是这样的： 当时有两个人潜伏在“祖国之坛”下面——可能是为了更清晰地观赏女士们的大腿——被起疑心的旁观者拽了出来，并老实不客气地把他们吊死在附近一个窗户上。下午，5万名公民按照计划集合起来举行和平示威[40]，其中有6000多人在军队赶来之前， 已经在请愿书上签了名[41]。与此同时，因为市政厅官员警告贝野要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有所戒备，于是他就实行了一个看来早已拟订好了的计划[42]。戒严令发布了，执行武力镇压的红旗展开了，在拉斐德的指挥下，10 000名国民自卫军冲向示威群众[43]。关于以后的情况，记述各有不同；但是人们似乎向自卫军（包括拉斐德本人）扔了石头，大约有50人死亡，十余人受伤[44]。一个裁缝在两天后因为抗议国民自卫军的行为在亨利四世区被捕，用他的话来说，“人们向工人开枪射击就像扫射飞禽一样”[45]。很多人被捕：在马尔斯教场被捕的只有十余人；在各区被捕的却可能有200多人，其中有少数哥德利埃俱乐部会员和其他被认为是暴动领袖的人，绝大多数是敢于批评市政当局和自卫军行为的普通请愿者[46]。有许多被捕者在一个月之内获得释放，其余的在9月13日大赦令颁布后被释放[47]。这就是马尔斯教场的示威和“大屠杀”。
要把这些和平请愿者叫作“革命群众”，也许我们会感到犹豫。但是，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这个名词是适合的；探讨一下他们是如何组成的，来自首都的哪些地区，这对于本书的研究肯定是有意义的。这方面的直接证据尽管比十月暴动的证据充分，却仍然寥寥无几。在军队到来之前征集的6000个签名中，据组织者声称，有2000以上是属于国民自卫军、市政厅职员和选举人的[48]。另一方面，布舍和卢曾经见过被1871年大火焚毁以前的完整的请愿书，他们坚持说“广大的签名群众几乎都是不识字的人”，并且举出请愿书上画的许多十字来支持他们的论点[49]。还有，《杂谈》曾带着惯常的恶意描写示威者说：“在这些人中，我想，没有一个人识字。”[50]
即使我们认为《杂谈》怀有极端党派成见的说法中有夸大成分，而且根据文化程度来从事社会分析并不可靠，我们也应该接受布舍和卢的推论，即示威者大部分是由巴黎比较贫穷的各区居民组成的。巴黎档案馆中仅存的不多几件与示威参加者直接有关的文件也证实了这种情况。例如，市政厅官员费越在马尔斯教场附近的格罗卡尤军医院检验了在教场上被杀死的尸体，他提出的报告书表明：在验明的九具尸体中，有三个是作坊帮工，一个是女人，穿着用“杂色布块拼凑起来的裙子”，其余的是一个马鞍师傅，一个酒商的儿子，还有两个衣履比较整齐的资产阶级中人[51]。巴黎各区的警察报告只提到一具尸身，7月17日运到罗亚尔宫警察所那儿的一个伤兵医院区的皮匠。[52]不幸的是，阜尔斯监狱登记簿上的12个于马尔斯教场被捕的人中间，只列出了一个人的职业：他是一个名叫帕罗舍的修道院长[53]。示威后在各区被捕的人中，只有5个人承认那天下午在马尔斯教场，他们是：一个厨师，一个裁缝，一个桌椅匠帮工，一个咖啡馆侍者和一个擦皮鞋的失业者[54]。在这些人当中，擦皮鞋的说，抵抗军队的“全是理发匠和其他工人”；据裁缝说（如我们前面已经看到的），“人们向工人开枪射击就像扫射飞禽一样”。《杂谈》的报道进一步提供了工资劳动者参加马尔斯教场示威的证明。它说，码头工人们曾经到帮工的作坊和住所去发动他们参加示威[55]； 当皮瑞特·韦里勒以煽动工人到马尔斯教场集合这种罪名被控诉时，他回答说：“根本没有这种事……因为那些听他讲话的人自己已经准备好要到那里去。”[56]
除此之外，我们还具有虽然大部分是间接的然而数量却多得多的证据——与马尔斯教场示威前后数月内因政治犯罪而在各区被捕的250人左右有关的警务委员的报告和阜尔斯监狱的登记[57]。我们承认：这些资料不能提供任何关于参加哥德利埃请愿书签字或愿意签字的确切证明。但是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群众运动，研究哪些阶级的人和首都的哪些地方被吸引到这场以7月17日的请愿和示威为其**的政治运动中来说，却提供了一个丰富的资料来源。
在这些人当中，只有一小撮人是因为发表了可以勉强解释成为反革命的言论而被捕的；差不多在每一个案子里，那些被捕者的罪状都是辱骂或批评了政府、国民自卫军或者拉斐德本人。从他们辱骂时所说的话里边可以看到当时民主派和群众团体在这一时期中对巴黎的小商贩、手工业者和工资劳动者发生的影响。因此，在1791年4月14日到7月15日之间被捕的、有详细职业可查的52个人中，有34人是就业或失业的工资劳动者；其余的人主要是小店主、作坊师傅或独立的工匠。在7月16日到11月15日期间被捕的另外186人中（大多数人是因为批评国民自卫军或市政当局对马尔斯教场请愿者使用暴力而被捕的），有102人是工资劳动者，其余的是小雇主、工匠和其他小有产者。这些证据虽然是间接的，却似乎可以支持我们从研究直接与马尔斯教场事件有关的文献中得到的看法，即：7月17日马尔斯教场的请愿者和示威者是典型的“贱民”——小商贩、工匠和工资劳动者，这些人构成郊区和市中心人口密集地区居民的主要部分。
事实上首都的哪些地区与这次运动有关系呢？就马尔斯教场的集会来说，组织者的意图无疑是想使它成为一个全巴黎的事件。虽然哥德利埃俱乐部本身就设在左岸的多飞内大街，各俱乐部和联谊会的集合地点却是圣安东门，而第一次发出示威号召的7月16日的请愿则是在圣端诺累街、圣马丁门和圣安东郊区街等相距甚远的地区发动的[58]。至于这个目标究竟实现到什么程度，由于和马尔斯教场参加示威人数直接有关的官方文件比较少，所以现在很难断定。但是，就是从这些材料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显著的事实，那就是，圣安东郊区对于这次示威的反应是微弱的。拉斐德曾在巴士底广场布满了军队，这很能说明为什么美洲人富尼叶发现那天清晨到那里聚合的人非常少； 市场协会派出去的委员普里梅里不仅发现到集合地点来的人寥寥无几，而且当他在这一区努力唤起人们兴趣的时候，遇到的反应也是不大的[59]。从圣安东门到马尔斯教场的直线距离为3英里半，这可能也有些关系；此外，雅各宾派的撤销支援也可能影响了很多人——例如，在富尼叶看来，桑代尔的行为就有些躲躲闪闪[60]。但是，我们研究一下作为间接证据的警察报告就可以看出，圣安东郊区和整个这一时期的政治运动并没有什么关系。在4月到9月间被捕的，而且住址业已查明的约240人中，只有10人住在圣安东郊区，其中仅有3人是在桑代尔那一区——盲人收容院区。
应当承认这些记录是有很多缺陷的，因此可能造成一种假象。巴黎48区有关的警察报告，现今只有25区保存下来。但是，如果我们把曾经收禁过将近130名囚犯的阜尔斯监狱的警察登记中所包含的资料加进去，我们就可以弥补一部分这种不平衡；除此之外，有许多情形是，被捕人的就捕地区并不是他居住的地区。根据这些综合的资料我们发现，无论是被杀死在马尔斯教场的还是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一整个时期中被捕的240名巴黎市民，来自于不下47个区——只有圣路易岛区不在其内。这件事本身就显著地证明了民主派的政治思想已经广泛地散布在首都的“贱民”中间；既然情况是这样，我们或许可以认为支持者是从城市各地区汇集到马尔斯教场上来的。
然而证据并没有表明这种支持分配得很平均，我们已经看到圣安东郊区的反应就是冷淡的。最集中的支持力量似乎是来自距离哥德利埃俱乐部本身不远的左岸几个区。这并不奇怪，因为在这一地带，仅仅三个区（四国区、朱利昂温泉区和圣日讷维叶区）的被捕者就达38名。还有50名被捕者来自中央和中央偏北的五个区——阿尔西区、崩索区、格拉维叶区、罗浮区和奥拉托利区。以上两地似乎是支持者的重要力量所在地。市政厅区罗浮区之间居民密集的市中心各区，对于不仅是一个地方性的请愿运动照例给以积极的赞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圣马瑟勒郊区在政治舞台上的出现。仅在几个月之前，市政当局还特别单独称赞这一区的居民，认为他们的行动自革命爆发以来一直是和平的和守秩序的[61]。这个好名声以后再也得不到了：从现在起，圣马瑟勒郊区在这一时期的每一次政治**中都始终站在最前列。
我们已经看到，面包的供应和价格问题对于支持马尔斯教场请愿或民主派的其他政治活动并没有起多少鼓动作用。这一问题只是在这次政治运动被镇压下去，运动的领袖们被捕或者逃往国外以后才重新出现。8月中旬，由于歉收和面包商缺乏面粉，4磅重面包再一次开始涨价，到9月，似乎已经涨到12苏或者甚至还要多[62]。《革命日报》9月7日报道，贝野在粮食市场曾经受到含有敌意的接待：受到要被“吊到街灯柱子上去”的威胁而被迫退出了市场[63]。第二天一个纽扣工人皮恩奇在邻接中央市场的迈尔区被捕，并被解往阜尔斯监狱，因为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一定要买到2苏一磅的法国面包，不然就拼命。”[64]
但是，政治运动到这时候已经成为强弩之末，而当局所担心的穷人们将为马尔斯教场的屠杀进行惊人的报复是不会实现的[65]。假使面包危机在5月或6月发生，情况就可能不同了，而马尔斯教场事件的发生也可能更具有决定性。事实是这样，所以警察密探拉保德能够向议会调查委员会报告说：“巴黎一直过着十分平静的日子。”[66]
[1] 用饶勒斯的话来说：“一部分资产阶级力求在人民中间寻求支持，以反对资产阶级温和派的可怕威胁。贤产阶级的这种分裂增强了无产阶级的作用；这时，无产阶级虽然软弱，但却已经表现出他们能够成为革命的主人。”（饶勒斯：《社会主义的法国大革命史》，第1卷，第367页）我认为：这段话里的“无产阶级”这个名词指的是“无套裤党”或“贱民”，而不是“工资劳动者”。
[2] 《市政会议议事记录摘要。关于面包价格与销售的决议》（1791年8月17日）。大英博物馆文件：F59*（18）。
[3] 国立图书馆，法文珍藏资料，第11697号，第130页（贝野—拉斐德通信集）。
[4] 国立图书馆新得法文资料，第2656号，对开本第159—162页（拉斐德的侍从武官德木特关于当天事件的叙述）。据一个目击者说，其中也有来自圣马瑟勒和圣马丁郊区的人〔《狂暴的日子：1791年2月28日革命**》，农学家阿列克赛·乌佐（Alexis Houzeau）的手稿，现在保存于芳特纳苏布瓦的M.埃斯塔培先生（M.Estabert）手中，承他借阅这份资料，谨此致谢〕。
[5] 关于官方记载，可参看：《1791年3月4日万森市镇当局公布的1791年2月28日万森事件的调查报告》。国家档案馆文件：F7 4622，对开本第201页；关于桑代尔的辩护状，可参看：《桑代尔先生……关于万森事件的报告》（国家档案馆文件：F7 4622，对开本第202页）。
[6] 国家档案馆文件：F7 4622，对开本第151—156页（韦里勒文件）。
[7] 关于这一过程的最详细的记载，参看亚·马迪厄：《瓦雷讷危机和马尔斯教场大屠杀时期的哥德利埃俱乐部》（Le Club des Cordeliers pendant la crise de Varennes et le massacre du Champ de Mars ），1910年巴黎版。
[8] 在1791年4月14日到11月15日期间巴黎各区被捕的238人中，知道职业的人里面，有45人是失业者，或者是由于失业已经沦为报贩，其中10人曾从事公共工程。他们当中，有8个家庭仆役或马车夫，2个油漆匠，2个装修木匠，2个裁缝，还有几个人过去在奢侈品行业〔参看巴黎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不同匣装）和Ab集324，第7—60页〕。
[9] 国立图书馆新得法文资料，第2673号，对开印刷本第229页；国家档案馆文件：C 71，第695号。
[10] 《人民之友》（L’Ami du peuple ），第422期，1791年4月7日，第6页。
[11] 国立图书馆法文珍藏资料，第11697号，第235、239、246—248页（贝野—拉斐德通信集）。
[12] 巴黎市历史图书馆手抄本，10441；国家档案馆文件：C 71，第695号。
[13] 国立图书馆法文珍藏资料，第11697号，第254—259页。
[14] 国立档案馆文件：C 71，第700号。
[15] 斯·拉克罗瓦：《巴黎市府文件》，第2辑，第5卷，第261页；国家档案馆文件：F7 4622，第1册，对开本第14页。
[16] 国家档案馆文件：DXXIXb 36，第376号，对开本第28页。
[17] 《杂谈》（Le Babillard ），第21期，1791年6月25日，第6—7页。
[18] 国家档案馆文件：DXXIXb 36，第376号，对开本第28页。
[19] 《杂谈》，第23期，1791年7月5日，第7页。
[20] 《杂谈》，第24期，1791年7月6日，第3页。
[21] 《巴黎革命》，第96期，1791年5月7—14日；拉克罗瓦：《巴黎市府文件》，第2辑，第3卷，第700页以下；格·莫·约菲：《法国革命时期的巴黎工人运动》，第二篇。
[22] 格·莫·约菲：《法国革命时期的巴黎工人运动》，第124页。
[23] 一直到1884年议会通过另一个法案。
[24] 《内外新闻》（Mercure national et étranger ），第25期，1791年5月11日。
[25] 《人民之友》，第487期，1791年6月12日，第1—5页。
[26] 马迪厄：《瓦雷讷危机和马尔斯教场大屠杀时期的哥德利埃俱乐部》，第66页。
[27] 凡未缴纳相当于三天工资的租税的人，就是消极公民，按照1789年12月的一项法令，这种人没有选举权。以后这项规定被采入1791年的宪法中，立法议会于1792年9月解散前通过的最后一批法案，其中之一就是取消这项规定。
[28]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148，对开本第30页；206，对开本第217—219页；220，对开本第142页。另一个仆人说，他曾经在4个月内对雅各宾俱乐部捐助24苏基金（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206，对开本第365—366页）。
[29] 《杂谈》，第21期，1791年6月25日；《内外新闻》，第8期，1791年4月23日。并可参看伊·布丹：《革命时期巴黎的民众团体》（I.Bourdin，Les Sociétés populaires à Paris pendant la Révolution ），1931年巴黎版，第15—44页。
[30] 马迪厄：《瓦雷讷危机和马尔斯教场下屠杀时期的哥德利埃俱乐部》，第31—32页。
[31] 警察局档案馆文件：Aa 148，对开本第30页。
[32] 《杂谈》，第21期，1791年6月25日，第6—7页；拉克罗瓦：《巴黎市府文件》，第2集，第5卷，第378页；马迪厄：《瓦雷讷危机和马尔斯教场大屠杀时期的哥德利埃俱乐部》，第53页。
[33]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74、84、134、157、167、172、182、206、215。
[34] 弗·布莱希：《马尔斯教场的请愿》（F.Braesch，“Les Pétitions du Champ de Mars”），载《历史评论》，第143期（1923年），第17—18页。
[35] 马迪厄：《瓦雷讷危机和马尔斯教场大屠杀时期的哥德利埃俱乐部》，第52页。
[36] 马迪厄：《瓦雷讷危机和马尔斯教场大屠杀时期的哥德利埃俱乐部》，第118—120页。
[37] 《巴黎革命》，第106期，1791年7月16—23日，第60—61页。
[38] 阿·埃·普里梅里，一个杂货制造工人兼自由市场协会会员，当天因为征集签名，在圣安东郊区街上被捕（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220，对开本第142页）。
[39] 《巴黎革命》，第106期，第157页。
[40] 《巴黎革命》，第106期，第53页以下（弗·罗培对于事件的叙述）。
[41] 布舍和卢：《法国大革命的高等法院史》（Buchez er Roux，Histoire parlementa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1833年至1838年巴黎版，40卷本，第11卷，第113页。
[42] 马迪厄：《瓦雷讷危机和马尔斯教场大屠杀时期的哥德利埃俱乐部》，第138—139页。
[43] 《巴黎革命》，第106期，第53页以下。
[44] 当时对死者数字的估计相差极为悬殊，据官方报道数字仅有13人，而据最荒唐的谣传则达3000人之多（国家档案馆文件：W 294，第235号；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215，对开本第460页）。《巴黎革命》〔罗培（Robert）的记载〕刊载的数字是50人（同前引处）。根据官方记录，有11或12人（包括一名国民自卫军）被送到附近的格罗卡龙军医院治伤〔《7月17和18日的调查记录》，第12页（印刷本）。国家档案馆文件：C 75，第737号〕。
[45] 警察局档案馆文件：Aa 215，对开本第463页。
[46] 警察局档案馆文件：Aa Ab（详情参阅本书第103页注①）；马迪厄：《瓦雷讷危机和马尔斯教场大屠杀时期的哥德利埃俱乐部》，第132页。
[47] 《革命日报》（Le journal de la Révolution ），第402期，1791年9月18日。
[48] 《巴黎革命》，第106期，第53页以下。
[49] 布舍和卢：《法国大革命的高等法院史》，第11卷，第113页。
[50] 《杂谈》，第36期，1791年7月19日，第4页。
[51] 国家档案馆文件：W 294，第235号。
[52]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85，对开本第768页。
[53]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b 324，第60页。
[54]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b 324，第33、38页；Aa 148，对开本第30页；215，对开本第463页；182，对开本第312页；国家档案馆文件：T 214（3）。
[55] 《杂谈》，第36期，1791年7月19日。
[56] 国家档案馆文件：F7 4623，对开本第104页。
[57]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56、72、74、76、84、85、134、137、148、153、155、157、166、167、172、173、182、198、205、215、216、219、220、224、239；Ab 324，第7—60页。此外，还有几个案子见于国家档案馆文件：W294，第235号（贝野文件）；T 2143（检察官柏纳的文件），和DXXIXb，第34与36号（调查委员会）。
[58]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206，对开本第363—369页；220，对开本第142页。国家档案馆文件：DXXIXb 36，第372号，第7—10页。
[59] 《巴黎革命》，第106期；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220，对开本第142页。
[60] 《拉斐德对法国犯下的罪行》（Crimes de La Fayette en France ）（印刷本，1791年）。国家档案馆文件：F7 6504。
[61] “市政当局借此机会对圣马瑟勒郊区一带地方自革命以来一贯遵守秩序和保持安静的情况表示赞扬”（市政会议议事记录摘要，1791年3月4日，印刷本）；国家档案馆文件：F7 4622，对开本第149—150页。
[62] 拉克罗瓦：《巴黎市府文件》，第2辑，第6卷，第455—463页。
[63] 《革命日报》，第391期，1791年9月7日。
[64]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167，对开本第73页。
[66] 国家档案馆文件：DXXIXb 33，第348号，对开本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