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大革命前夕的巴黎
在革命前夕，从表面上看，巴黎正在经历着一场根本的变化。这种情况在它的历史上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这个中世纪城市的周围一度是菲力普-奥古斯都在13世纪建筑的坚固城墙，后来查理五世向外扩大了这个城市，他在14世纪建立起巴士底城堡保护城东的通路。路易十三时代，沿着现在的内城各大街修建了一道新的围墙或者说一圈关卡，划定了城市的正式入口[1]。18世纪，建筑的飞跃步伐和商业及社会生活的加速发展使人们感到有进一步改建的必要：旧桥边的房屋被拆除或任其自行倒塌，在新的路易十六大桥——现在的协和桥——上开始了建筑工程；从城市中心清除了中世纪的公墓，新的街灯开始代替了街角上阴森森的老式灯笼，街上逐渐有了模仿伦敦的人行道[2]。最主要的是，城市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了：1785年，新的围墙竣工，这是一圈围绕着首都的设有54个关卡的城墙，高10英尺，全长18英里。它不但把市区向外扩大到东边包括圣安东郊区，北边包括圣马丁和圣丹尼郊区；而且第一次把西边的巴塞和夏约两个村庄和南边的圣维克多、圣马瑟勒、圣雅各和圣日尔曼等旧郊区都划入首都范围[3]。但是，建筑新城的意图不仅是想划定新的京城外围，它的主要目的是要加强市内关税制度和通过杜绝走私来大量增加王室收入。它在这方面的重要性可以从下列事实中看出来：1789年，巴黎关税收入不下于2800万里弗到3000万里弗，而全国关税收入不过为7000万里弗[4]。这当然不会使当时推行这项计划的大臣卡龙和负责制订与实施这项计划的总包税人受人欢迎。聪明人写道：“包围着巴黎的城墙使巴黎怨声载道。”[5]这种敌对情绪很快就在巴黎“城外”神父的《陈情表》中和某几个选区的第三等级身上表现出来[6]。这种情绪也表现在巴黎“贱民”更为激烈的行动中，这些关卡甚至在人所痛恨的巴士底监狱陷落以前就已被愤怒的人民毁掉[7]。
尽管那一时期试做过许多统计调查，巴黎新市区究竟包括多少人口仍是难以计算的：最可靠的估计是在52.4万人到66万人之间[8]。正如内克尔见到的一样，最大的一个困难是不仅要测定比较固定的人口[9]（按照出生和死亡、户口、面包证或警察局报告等各种资料计算），而且要测定较难以掌握的旅馆和公寓中的流动人口，这种流动人口一年四季变化很大，很少能够得到有关他们的官方统计资料[10]。我们记住这一点，便可以认为内克尔非正式估计的64万和66万[11]之间的人口数目可能比1788年至1789年人口普查得出的52.4万人的较低数字更接近于真实（若干作者曾经认为这个较低数字是一个合理的估计）[12]。
在以上两种调查中，特权阶级或比较有钱的阶级都只占总人口的一小部分。里·卡昂曾经试图计算出18世纪中叶居住在巴黎的各种社会集团或阶层的人口，他得出的结论是：教士约1万人，贵族约5000人，金融、商业、制造业和专门职业的资产阶级有4万人左右[13]；其余的人——绝大多数人口——是小店主、小商人、工匠、帮工、一般劳工、流浪汉和城市贫民，这些人组成了后来一般所称的无套裤党[14]。
当时巴黎的外貌正在改变，上流社会的中心区正在向西迁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增进贵族和富有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迎合他们的社会虚荣心。教士们由于有140座修道院仍然分散在旧城和郊区[15]，并且在这些修道院里拥有大宗财产，所以对大规模扩建计划不感兴趣：有人甚至说，路易十五企图把老城区完全拆毁、重新改建，只是由于受到教会的阻碍才没有实行[16]。贵族、银行家和富商没有这种顾虑，很早就在罗亚尔宫、莱茵宫和圣端诺累郊区这些比较现代化的西区竞相建筑崭新的市内住宅。以上这些地区是随着路易十四时代宫廷迁移到凡尔赛开始繁荣起来的[17]。河右岸马莱旧贵族区在亨利四世和路易十三时代曾经是上流社会的中心，这时已经日趋萧条；18世纪80年代，塞巴斯梯恩·麦塞把这块市区描绘成“满目凄凉的地区”[18]，在这里，布尔哥尼府的塔楼和塞恩、克吕尼等邸宅都已改为商用，它们都目睹过往日的繁华，而现在看到的却是一片荒凉[19]。
同时，麦塞写道，在最后这25年里，修造了一万座房屋，三分之一的巴黎都经过重建[20]。建筑工人的队伍是从中部各省招募来的，建设速度往往是惊人的：75天建成了歌剧院，6个星期建成了巴加岱尔宫[21]。特别是在北区和西区，开辟了全新的街道。研究过1789年巴黎的史学家莫南使我们对于旧制度最后15年间这种发展的规模和速度有一些了解。在香榭丽舍大街附近（当时这里是新式住宅区的最西端边缘），国王的弟弟亚多瓦伯爵修建了贝里街和盎哥莱姆街，不久之后，柯列塞街和米莱大街（今天的马提农大街）也陆续建成。在邻接的圣端诺累郊区，准备修建达斯脱街——虽然到1789年还没有完成；在那些林荫道以北和以东，银行家拉保德获得修建普罗凡斯街、亚多瓦街（今天的拉菲特街）、泰布街和荷赛依街的许可证。由此再向东，是马特尔、里塞尔、圣尼古拉、蒙德隆、布福、朗克里等大街。在罗亚尔宫附近，夏巴奈侯爵和路瓦侯爵用他们的名字为其市内住宅附近修建的街道命名。肖梭尔公爵出售了他在林荫道上的一部分地产，这就为兴建意大利喜剧院和开辟新圣马克、托朗特、唐波阿斯和台拉斯等大街准备了条件。革命爆发前两年，在鲍依诺斯府旧址上建起了布累杜伊、鲍依诺斯和克罗斯涅等大街[22]。王族中最有钱和最孚众望的亲王奥尔良公爵修建的罗亚尔宫的花园和连环拱廊，更是辉煌壮丽，很快就成了一个游乐的中心和记者、小册子作家以及好谈政治者的聚会场所；同时，在河左岸，不久以前用300万里弗购买了孔德府旧址，并于1789年在那里建成了法兰西剧院（后来的奥地昂剧院）[23]。不过，饶勒斯指出，在所有这些狂热地大兴土木的人士中，首都不动产最大的所有者仍是有钱的资产阶级。他写道：“除去几百家豪门望族而外，连贵族本身也沦为资产阶级的房客。”他下结论说：“在接近1789年时，巴黎的资产阶级是市内财产和生产与消费的最高主宰者。”[24]
尽管有这些变化，但是，中世纪旧巴黎的风貌仍然基本保存着，并且继续保持了75年。巴黎圣母院和圣教堂的宏伟建筑仍然俯瞰着老城区的入口；无数的修道院、寺院以及拘留所仍在和那座过去封建时代的遗迹——峙立着8个堡楼、狱墙达80英尺高的巴士底城堡竞相媲美。特别是，巴黎仍然保存着古老的住宅、庭院和狭巷、作坊、客店，十分之九的巴黎人就在这些地方生活和工作——在老城和中央市场各区，在巡礼大道以东的郊区都是这种情况（巡礼大道由圣马丁和圣雅各大街以及它们的延伸部分组成，从北边的圣马丁关卡到南边的圣雅各关卡，把全城划分为两部分）。
这时还没有明显的工人阶级居住区；只有到第二帝国时代，它们才完全出现[25]。当时至多不过有一些街上有客店和公寓，如市政厅邻近的毛特奈里街或者离巴黎圣母院不远的加朗德大街、公园大街等。在这些地方居住着河岸工人、搬运工人、石匠和其他季节性工人，他们花1～4苏[26]拥挤在公寓里过上一夜[27]。不过，一般讲来，小作坊老板、独立工匠和帮工都是亲密地生活在一起的，在巴黎革命期间，我们将会看到作坊老板和帮工从拉坡街或圣安东郊区街上同一所房子里走出来，参加攻打巴士底监狱[28]。在这一郊区，甚至有钱的制造场主如累维伊扬（他在蒙特娄街拥有一座雇用350名工人的“制造厂”）和著名的啤酒酿造商安东-约瑟夫·桑代尔都住得离他们的工人很近。在这些地区中，作为一个集团而出现的并不是工资劳动者，而是小作坊老板、工匠和劳工等组成的全体“贱民”。从这些人的住所、语言、服装、生活方式和他们每星期外出到库提厄、鲍雪隆或新法兰西这些酒馆和小酒店中消遣一番的特征上，大致可以辨识出他们这个社会集团[29]。
然而，某些地区已经具有了由本区居民的行业形成的显著特征。这里面当然有莫培广场和中央市场的著名的卖鱼妇或女商贩，有钟表码头、金匠码头和市内多飞内广场，或罗亚尔宫拱廊上的金匠和宝石匠。新发展的夏约郊区因皮耶兄弟巴黎水利公司而闻名，这家公司拥有蒸汽动力设备，是法国第一家按照詹姆斯·瓦特的设计制造蒸汽引擎的公司[30]。由伦巴底、圣丹尼和格拉维叶等大街组成的市场以北的市区是主要商业中心，在那里住有很大一部分这个城市的家庭工人，例如“两万”名丝织工人，他们曾在1791年11月向立法议会请愿，抗议采用机器设备[31]。新纺织厂（其中有一些雇用400、500乃至800名工人）大多数设在圣马丁和圣丹尼大街两侧的北郊[32]。码头工人、搬运工人和季节性建筑工人使市政厅和格累夫广场周围的街道带有一种熙熙攘攘的显著特色。一贯是群众**中心的圣安东郊区[33]有几家啤酒厂和一家雇用500名工人的玻璃厂，但主要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小手工业——特别是制造家具和室内装饰品的小作坊的中心[34]。
圣马瑟勒郊区及其邻近的圣雅各和圣维克多郊区的人口成分更加复杂，而且在有些人看来甚至更加不安静。长期以来，那里最出名的工业就是制革，这种行业在100年前被柯尔培从老城码头赶到了圣日纳维叶山的山坡上；不过，它们在革命爆发前几年似乎已经衰落，因为根据1791年一项调查报告的记载，当时只有十来个老板，雇用的助手还不足200人[35]。其他行业包括染坊、呢绒制造业和洗衣房，此外还有路易十四在1662年兴办的著名的戈布兰挂毯工场[36]。许多染工和呢绒制造者都是弗兰德斯或荷兰血统，他们在沿着这个郊区的主要通衢莫弗塔大街散布着的许多家啤酒馆里开怀畅饮（莫弗塔大街从枫丹白露关卡蜿蜒曲折地一直通到圣日纳维叶山的外崖地方）。麦塞写道：“这些人可以连宵酗酒，达一周以上”，他认为这些人是危险分子，说他们“比其余各区的人更邪恶、更容易被激怒、更喜欢争吵和更容易走向暴动”[37]。
这些郊区包括一部分市内最穷的各区，常常领取最多的在旧制度和革命时期随时发放的贫民救济金。例如，当1790年2月巴黎公社议决向贫民发放64 000里弗救济金时，位于圣马瑟勒和圣雅各郊区中间的圣埃纳山区分到7000里弗；圣雅各郊区的维尔格累斯和上坡口的圣雅各地区领到5300里弗；圣安东郊区的孤儿区和圣马格里特区分别领到5100里弗和4800里弗：这些是数目最多的拨款[38]。1791年，所有这些领救济金的人当中几乎有四分之一居住在圣马瑟勒郊区的四个区内[39]。
可能是出于这样一些考虑，所以甚至于最近的史学家都把这些不久就在革命中显示特殊作用的郊区说成是工人阶级郊区[40]。可是，这个名词是易于使人产生误解的，这有好几个理由。第一，正如布莱希先生指出的，靠工资生活的人主要集中在中央市场区和首都北郊——不是集中在圣马瑟勒郊区，更不是在圣安东郊区或者小手工业者占大多数的任何其他地区。1791年初，巴黎市政当局为了查明首都48区每一个工业企业雇用的工人人数，曾作过调查，调查的结果说明了上述情况[41]。这些调查报告（尽管不十分详尽）表明：当时靠工资生活的人口总数（工人和他们的家属）将近30万人。把各区人数和1792年人口调查表明的人数[42]联系起来看，我们发现：靠工资生活的人和他们的家属在北部和中北部7区[43]的居民人口中占三分之二，在中央市场4个区[44]占居民人口的二分之一左右，而在圣安东和圣马瑟勒郊区只占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45]。
但是，即使在这些工资劳动者构成当地人口大多数的时候，他们也不具有一个社会阶级的显著特征。在18世纪的法国，工人这个名词可以指普通依靠工资过活的人，也可以随意用来指那些独立的工匠、小作坊老板——甚至偶尔也可以指有钱的制造场主；它最常使用的意思和工匠一词同义[46]。这种用法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那时，靠工资过活的人还不具有一个生产者的明确地位，在工人和雇主之间往往还存在着许多中间阶层。典型的生产单位仍然是小作坊，这些作坊一般只用数目很少的帮工或学徒。即使在巴黎，虽然工人和雇主比起来人数较多而行会制度所规定的限制也比其他地方松弛[47]，但是，帮工仍然经常和老板一桌吃饭，同屋住宿[48]。挣工资的帮工和独立工匠，乃至与作坊老板之间还没有明显的区别。例如，在1724年举行罢工反对降低工资的2000名巴黎织袜工，一方面依靠工资为生，另一方面仍然从雇主那里租用织袜机，在自己家中工作[49]；我们还可以看到：1789年8月，有很大一群巴黎理发匠帮工坚持他们有自行开张营业的权利，不管他们的雇主是否愿意[50]。
1791年调查报告中记载，所有靠工资生活的人约有三分之一属于建筑业[51]；他们大部分是季节性工人或刚从克鲁斯和里摩日来的移民（所以他们的绰号叫“里摩日人”），住在莫弗塔大街或市中心那些家具很少的房间里[52]。在他们当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帮工兼雇主，或“老板工人”，他们一方面依靠建筑承包商付给的工资生活，另一方面又按日或按季计酬雇用自己的伙伴或小伙计[53]。广大的搬运工人、运输工人和河岸工人常常是从皮卡尔迪、萨瓦或欧维尼迁来不久的移民，住在各市场周围或码头附近，他们的地位更难确定；不过，在一般体力劳动者和高度组织化的由巴黎市场的挑夫或更加贵族化的各类没有技术的小工组成的团体之间，一定隔着无数的等级和差别[54]。 住在济贫院和贫民医院中的14 000人成分更为复杂[55]，不久以后，又有成千上万没有工作的农民、小商贩和农村工人加入他们的队伍，这些人在革命前夕涌进首都，被赶进圣母山和其他地方的救济工场[56]。事实上，我们只有在可能占全部劳动人口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57]的北郊新纺织工场工人中，才能开始看到现代产业工人阶级的显著特征；但是我们也将看到，和小工匠和帮工不同，他们在革命当中只是起一种比较次要的作用。
不过，尽管巴黎的帮工和体力劳动者缺乏作为一个社会阶级的团结，但是，他们早就学会了怎样提出他们特殊的经济要求——常常是通过暴力手段。随着古老的中世纪行会存在目的和组织的崩溃，帮工发现自己已经降到一无所有的工资劳动者的地位，成为老板的希望非常渺茫[58]。老板和帮工这种物质利益的逐渐分歧反映在那一世纪日趋剧烈的罢工和社会运动上，而随着工资追不上逐渐上涨的物价，这种罢工和社会运动就变得更为剧烈[59]。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在1724年，织袜工人为反对降低工资举行了一次罢工，这次罢工是因为他们的领袖被捕而引起的[60]。1737年，织布帮工起来反对管理和限制升为老板的新规定[61]。1749年，巴黎最高法院作出判决，禁止制帽帮工干涉雇主雇用工人的自由[62]；1765年，一个类似的判决，禁止这些工人佩带刀剑和行猎匕首[63]。1776年，书籍装订工人爆发了一次争取14小时工作日的总罢工[64]。1785年，建筑业工人罢工反对降低工资，结果赢得辉煌胜利：在几百名建筑工人和警察局长伦诺发生争论，其他工人游行示威要见布洛依宫里的国王以后，最高法院宣布了有利于他们的决定[65]。第二年书商兼日记体作家塞·哈代报道了一次包括木匠、马掌铁匠、锁匠、面包师和石匠等在内的规模更大的罢工运动[66]；同年，搬运和运输工人举行罢工，反对宫廷宠臣发起的垄断竞争，他们去凡尔赛向国王请愿，引起群众广泛的同情[67]。1789年6月，就在巴黎革命爆发前夕，制帽工人又举行了一次罢工——各个对立的帮工协会都参加了这次罢工[68]。
如马瑟勒，罗夫所见到的，这些运动可能有助于1789年革命气氛的形成[69]，但是它们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在当时的情况下，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冲突一般还居于次要地位，工资劳动者最关心的往往是食物价格——特别是面包价格，而不是他的工资数目。这一部分是因为当时还没有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工业和全国性的工会运动，尤其是因为面包在工资劳动者的支出中，像在一切小有产者的支出中一样，占很大一部分。1789年，巴黎一个体力劳动者的每日工资大约是20～30苏，石匠帮工可能挣40苏，而一个木匠或锁匠可以挣50苏[70]。按照拉布鲁萨教授的说法，一个18世纪的法国工人平常要在面包上用去其收入的50%左右，在蔬菜、油脂和酒上用去16%，衣服15%，燃料5%，照明1%[71]。所以，工资劳动者和其他收入少的劳动者主要关心的是面包价格，在巴黎，一块4磅重的面包在“正常”时期售价为8苏或9苏。如果它的价格飞涨到12苏或15苏（或至20苏），显而易见，大部分工资劳动者就要面临突如其来的灾难，而这种情况是时常发生的。所以，如果他们常常想到的是更便宜和更充足的面包——而不是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劳动条件，那就不足为奇；除去极少数例外，在革命期间也同样是这种情形[72]。因此，当时传统的和典型的群众抗议形式仍然是食物暴动而非罢工；在这种暴动中，不仅有帮工、体力劳动者和城市贫民，而且有小店主、工匠和作坊老板参加，来共同反对农场主、磨粉商、面包商、囤积者、粮商和市政当局。这种根本利益的一致性被证明是把组成大革命时期无套裤党的各社会集团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根最坚固的链条。
巴黎和其他大城市一样，在整个18世纪中一直受着这种**的威胁。为了平息这种**，当局曾拟定一套复杂的制度以保证郊区的磨粉商按时得到充足的小麦供应，巴黎的面包商按时得到充足的面粉供应——这种办法常常使粮食供应区本身受到损害，或者使粮食运往首都所经过的河流和道路附近的村庄受到尽人皆知的损害[73]。但是，这种保证在最大的限度上也不足以抵抗歉收、旱灾、冰雹、霜灾和交通不便的打击，或者粮食垄断者与投机者的侵吞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这套制度终于崩溃，抢购使面包价格猛涨并引起巴黎“贱民”的愤怒暴动。在1709年的大饥荒中，这种崩溃几乎是全面的，而且时间很长，以致有好几百人因饥饿而死[74]。1725年8月，据达冉松侯爵记载，面包价格高过1709年，为了平息民愤（“当时巴黎已发生严重骚乱”），将当时的负责大臣敦布里弗尔免职[75]。1740年9月，4磅重面包价格涨到20苏，相当于一个非熟练工人的一天工资；人们向国王大呼：“发发慈悲吧！面包！面包！”红衣主教弗劳里遭到一群愤怒妇女的攻击；比塞特勒监狱的50名犯人因抗议减少囚粮而群起暴动之后被枪杀[76]。1752年12月，由于巴黎大主教拒绝给一个有扬森派嫌疑的垂死修女施行圣礼，引起人们愤怒的游行示威，面包暴动也就同时与这场示威结合起来[77]；6个月后，面包价格仍然高得惊人，有人散发煽动性传单，传单上写着：“法院万岁！打倒国王和主教”[78]，还是那个国王——路易十五——人们认为是他制定了狠毒的“饥荒协定”[79]。
范围更广而且也是使当局更加吃惊的，是1775年春天在巴黎和邻近各省爆发的粮食暴动。1774年8月，杜尔果被任命为财务总监。他刚一上任时，在一般人眼中还没有什么丧失民心的特殊记录，事实上，他的前任和他的死对头、修道院院长塔莱在他被任命以后不久，就受到了被圣安东郊区的人们焚烧肖像的侮辱[80]。然而，使杜尔果在宫廷中的敌人高兴的是，他由于操之过急地把重农主义学说应用于粮食贸易，不久就失去了人民给予他的宠爱：他于9月13日下令恢复粮食和面粉贸易的自由。这道命令再加上歉收，便造成了第二年春夏两季谷物、面粉和面包的缺乏和价格飞涨。3月初，巴黎4磅重面包价格涨到11苏半，到4月末便涨到13苏半。粮食暴动已经在波尔多、第戎、都尔、麦茨、里姆和蒙托榜等地爆发——紧接着发生了一连串历史上称为“面粉战”的特别**。**从一个市场扩展到另一个市场，采取了由群众控制小麦、面粉和面包价格的形式——面包价格一般被规定为2苏一磅，面粉20苏一蒲式耳，小麦12法郎一塞第（等于200千克）。4月27日，**从首都以北20英里的瓦兹河畔的博蒙开始，29日扩展到潘托塞，5月1日蔓延到圣月尔曼，2日蔓延到凡尔赛，3日蔓延到巴黎城。巴黎中央面粉和面包市场遭到劫掠，市中心和郊区面包商不是被抢就是被迫廉价出售面包，直到军队开出来才恢复了秩序。**接着沿塞纳河和马恩河流域向东和向南发展，在布里埃的市场和乡村中继续了好几天，9日发展到加提讷河畔的博蒙（巴黎以南50英里），10日在米隆附近逐渐平息[81]。
这些暴动使人们看到了某些革命事件的惊人预演——特别是对于主要商品的群众限价或群众平价，这在1789年至1793年成了一种经常发生的现象。但是，这些**还远不是为了反对现存的制度，而是对于一种新式主张提出严重抗议——这种主张就是放任食物价格上涨到它们的自然或市场水平，而不从社会正义的考虑出发来加以控制。运动并没有产生具体的结果，这也许不足为奇。这基本上是一次工资劳动者、工匠和乡村与城市贫民的运动——无论是资产阶级或大多数农民都没有参加。然而，它使政府和“上层”阶级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12年后，曾经目睹巴黎市场和面包店受到袭击的哈代，谈到当时有再度出现1775年5月场面的危险[82]。
至少在巴黎，这次运动是旧制度下最后一次大规模的群众**。以后的12年是粮食价格和社会秩序都比较稳定的时期[83]。哈代所记载的大部分是反对新建关卡的抗议，有些是市场上的关于肉类和木柴价格的不满，还有一些是表现反教会情绪的突出事件[84]。尽管中央市场和郊区居民的平静仅仅是表面的，但他们并不比同时代南瓦克、威斯敏斯特和中塞克斯大主教教区的英国人更倾向于暴动和骚乱——这些英国居民曾经因反对瓦尔波尔制定的消费税和烧酒法案发生暴动，并在60年代和70年代高呼过“威尔克斯和自由”的口号。无论如何，巴黎同伦敦、威斯敏斯特市以及中塞克斯相比，有一套更为有效和权力集中的警察系统，具有一支力量大得多的武装供其调遣。伦敦那些地方的治安推事和警察的权力有限，镇压机器分散而指挥不灵，因此，几乎常常无法阻止暴动和骚乱。
另一方面，巴黎的警察总局局长的管辖范围包括首都的全部地区，48名警务委员则分别掌管全城各区警务，他们拥有对付犯罪和民众骚乱的雄厚实力。这些武装包括150名法警，接近于1000人的三连巴黎近卫军，以及300到400名警察。总括起来，他们可以直接指挥1500人左右，此外还有5000到6000名法兰西警卫军、瑞士警卫军和枪兵的预备部队——大部分都驻扎在首都——可以在紧急时调动[85]。虽然这些联合起来的武装力量远不如后来革命当局能够调动的武装力量强大，但只要他们仍然效忠于政府和地方官吏，他们就是一支比伦敦治安推事所能随便调遣的队伍实力雄厚得多的武装部队。
所以，当1780年6月戈登暴动爆发，伦敦大部分地区有好几天一直被“反罗马教皇”的暴动者控制时，法国观察家就有资格扬扬得意了。例如塞巴斯梯恩·麦塞在巴士底陷落的9年以前评论伦敦骚乱时写道：乔治·戈登勋爵在伦敦造成的恐怖和惊慌，在巴黎这样一个警政完善的城市是难以想象的[86]。我们在事后都聪明起来，当然可以嘲笑塞巴斯梯恩·麦塞的天真，然而他在写作当时，似乎也有其自满的合理根据。
但是，在这种表面平静的背后，各种力量正在成熟中，不久就要粉碎这种幻觉，并把巴黎人卷进远比前一世纪所经历到的任何事件都更大的灾难中。当时就连最聪明和最有远见的观察家都没有看出这种情况。尽管这些事变的结果竟然没有破坏巴黎的外观[87]，然而却使巴黎公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惨重损失。
[1] 阿·德马让：《巴黎，城区及近郊》（A.Demangeon，Parts.La Ville et sa banlieue ），1933年巴黎版，第16页。
[2] 阿·巴波：《1789年的巴黎》（A.Babeau，Paris en 1789），1889年巴黎版，第23页；赫·莫南：《1789年的巴黎状况》（H.Monin，L’Etat de Paris en 1789），1889年巴黎版，第10—13页。
[3] 阿·德马让：《巴黎，城区及近郊》，第16页。
[4] 莫·马里昂：《17世纪和18世纪法国制度辞典》（M.Marion，Dictionnaire des institutions de la France aux ⅩⅦe et ⅩⅧe siècles ），1923年巴黎版，第402—404页。〔里弗（livre）为法国旧币名。——译者注〕
[5] 巴波：《1789年的巴黎》，第28页。
[6] 克-勒·沙森：《1789年巴黎的选举和陈情表》（C.-L.Chassin，Les élections et les cahiers de Paris en 1789），1888年至1889年巴黎版，4卷本，第2卷，第410、421、425、432、442、443、444、448、455、465、519页；第4卷，第406、451页。
[7] 参阅本书第55—56页。
[8] 1788年至1789年的人口调查是按户计算的，调查出的居民总数为524 186人〔《法国统计资料》（Statistique de la France ）第3卷：《土地、人口》（1837年巴黎版），第277页〕。按照内克尔1784年的私人计算，总数为64万到66万人〔日·内克尔：《法国的财政管理》（J.Necker，De l’administration des finances de la France ），1784年巴黎版，3卷本，第1卷，第277页〕。1792年人口调查的结果是635 504人〔纳·加雷埃夫：《革命时期巴黎各区人口密度》（N.Kareiev，La Densité de la population des différentes sections de Paris pendant la Révolution ），1912年巴黎版， 第14—15页〕。1795年进行了两次人口调查，一次是部分地依据面包证登记资料，另一次是依据消费者的数目，得出的数目分别为626 582人和636 772人〔普·摩里奥：《共和国第二年的人口调查》（P.Meuriot，Un Recensement de l’An Ⅱ ），1918年巴黎版，第33—34页；国家档案馆文件：F7 36884〕。关于这些估计数字可靠性的讨论，请参看乔·鲁德：《1789年至1791年的巴黎工资劳动人口和起义运动》〔（G.Rudé，The Parisian Wage-Earning Population and the Insurrectionary Movements of 1789-91），以下简称为《巴黎工资劳动者》（未发表的哲学博士论文两卷集，1950年伦敦大学印），第1卷第34—43页〕。关于1790年至1800年巴黎48区的人口估计数字，参看后文附录二。
[9] 这里使用的“固定人口”一词当然只是就相对意义而言。整个18世纪，迁出和迁入巴黎的人口一直继续不断（虽然大部分都是从外省迁入巴黎的）。警察局和其他公共机关的档案记录表明，革命时期的巴黎居民中，外省籍贯的人占很大比例。
[10] 非定居人口的数目——那些住在出租旅馆和各种类型公寓中的人口数目——在1795年两次人口调查的第一次中有记载，但是48区中只有25区有这种资料（摩里奥：《共和国第二年的人口调查》，第32页）。
[11] 内克尔：《法国的财政管理》，第1卷，第277页。
[12] 例如，可参看弗·布莱希：《1792年8月10日的巴黎公社》（F.Braesch，La Commune du 10 ao?t 1792），1911年巴黎版，第14页；亚·朗德里：《旧日巴黎的人口统计》（A.Landry，“La Démographie de l’ancien Paris”），载《巴黎统计学会会刊》（Journal de la société de statistique de Paris ），第76期（1935年），第34—45页。但是，摩里奥倾向于那个较高的数字（《共和国第二年的人口调查》，第34—35页）。
[13] 里·卡昂：《18世纪中叶巴黎人口》（L.Cahen，“La Population parisienne au milieu du 18 siècle”），载《巴黎评论》，1919年，第146—170页。
[14] 1792年6月以后，这个名词同样带上了一种政治意义，一般指极端共和主义者——甚至也应用到本人很有钱的共和主义者身上。但是我在本书中，仍然只是在社会意义上使用它。
[15] 按照埃德梅·维尼克（Edmé Verniquet）的1789年巴黎地图（巴黎市政会议于1889年出版），当时有68座男修道院和修会，73座女修道院和修会。
[16] 巴波：《1789年的巴黎》，第19页。但是也有例外，譬如，圣安东广场王家修道院女修道院长和会众就在巴士底以东他们的地产上新建了一条街、一个市场和一座喷泉（莫南：《1789年的巴黎状况》，第16页）。
[17] 德马让：《巴黎，城区及近郊》，第16页。
[18] 耳·塞·麦塞：《巴黎年表》（L.S.Mercier，Tableau de Paris ），1783年阿姆斯特丹版，12卷本，第1卷，第258—261页。
[19] 巴波：《1789年的巴黎》，第18页。
[20] 麦塞：《巴黎年表》，第8卷，第190页。
[21] 巴波：《1789年的巴黎》，第27页。
[22] 莫南：《1789年的巴黎状况》，第15—16页。再参看巴波：《1789年的巴黎》，第1—38页。
[23] 巴波：《1789年的巴黎》，第24页。
[24] 让·饶勒斯：《社会主义的法国大革命史》（J.Jaurès，L’Histoire socialiste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1922年至1924年巴黎版，8卷本，第1卷，第149—150页。
[25] 耳·谢瓦利埃：《19世纪巴黎人口的构成》（L.Chevalier，La Formation de la population parisienne au ⅩⅨe siècle ）， 1950年巴黎版，第122页以下。
[26] 苏（sou）为法国旧铜币。——译者注
[27] 这些钱数出现在1789年至1792年间的各种警察报告上。再参看巴波：《1789年的巴黎》，第158页。
[28] 参阅本书第63—65页。
[29] 亚·索布尔：《共和国第二年的巴黎无套裤党人》（A.Soboul，“Les Sans-culottes parisiens en l’an Ⅱ”），载于1956年7月《史鉴》（Miroir de l’histoire ），第91—99页。
[30] 到1791年，该厂已制造出40台蒸汽机，并且开始出口。参看亚·马迪厄：《18世纪下半期的法国经济》（A.Mathiez，La France économique dans la secondemoitié du 18e siècle ），1927—1928年巴黎文学院现代史补充研究征文，1928年巴黎版，第84页。
[31] 国家档案馆文件：F12 1430；转引自弗·布莱希：《1792年8月10日的巴黎公社》，第24页。
[32] 弗·布莱希：《1791年左右巴黎工业人口统计》（F.Braesch，“Un Essai de statistique de la population ouvrière de Paris vers 1791”），载《法国革命》（La Révolution fran?aise ），第63期（1912年），第289—321页。
[33] 克·勒弗夫：《巴黎旧宅第，巴黎各宅第和各街道史》（C.Lefeuve，Les Ancicnnes maisons de Paris.L’histoire de Paris， rue par rue， maison par maison ），1875年巴黎版，5卷本，第1卷，第3页和第147页。
[34] 弗·布莱希：《1792年8月10日的巴黎公社》，第6—8页。
[35] 弗·布莱希：《1792年8月10日的巴黎公社》，第10页。
[36] 弗·布莱希：《1792年8月10日的巴黎公社》，第10页。
[37] 麦塞：《巴黎年表》，第1卷，第257—258页。
[38] 亚·图埃特伊：《革命时期巴黎的公共救济》（A.Tuetey，L’Assistance publique à Paris pendant la Révolution ），1895年至1897年巴黎版，4卷本，第1卷，第133—135页。
[39] 在118 784人中占27 158人〔夏布罗尔·德·渥尔维克：《巴黎市区统计研究》（Chabrol de Volvic，Recherches statistiques de la viiie de Paris ），1821年至1829年巴黎版，4卷本，第1卷，第43页〕。据说在1794年，68 000名领救济金的人中，住在圣安东郊区一地的就有15 000人（索布尔：《共和国第二年的巴黎无套裤党入》，第96页）。
[40] 例如，参看汤普逊：《法国革命》（J.M Thompson，The French Révolution ），1947年牛津版，第49—66页。
[41] 弗·布莱希：《1791年左右巴黎工业人口的统计》（F.Braesch，“Un Essai de statistique de la population ouvrière de Paris vets 1791”），载《法国革命》（La Révolution fran?aise ），第63期（1912年），第289—321页。布莱希先生的发现根据的是48区中的41区应巴黎市政当局的请求在1790年后半年所作的调查报告，那次调查的目的是为了了解需要分配给雇主的低额指券（革命政府发行的纸币）的数目。这些调查报告收在国家档案馆文件F30 109—124、129、131—134、136—160各辑中。关于布莱希估计的讨论，请参看《巴黎工资劳动者》（Parisian Wage-Earners ），第1卷，第46—51页。
[42] 纳·加雷埃夫：《革命时期巴黎各区人口密度》，第14—15页。
[43] 这些区是博堡、格拉维叶、崩索、莫孔赛耳、新崩纳、普瓦松尼、圣丹尼郊区。
[44] 这些区是：罗浮、奥拉托利、老实人市场（后来的市场区）、伦巴底。
[45] 参看《巴黎工资劳动者》，第1卷，第52—53、277—280等页（附录A）。
[46] 《法兰西学院辞典》（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 Fran?aise ）（1772年版）给工人一词下的定义是：“用手工从事操作和制造某种东西的人”。狄德罗（Diderot）的《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对这个名词的解释是“一般说来为从事某种行业的工匠。”按照一个工资劳动者的现代含义给这一名词下定义的最早的《学院辞典》（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 ）是1935年的版本。关于在研究社会史时对这一名词难下定义问题的讨论，可参看阿尔弗列德·科本的《社会史中的名词》（Alfred Cobban，“The Vocabulary of Social History”），载《政治科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第71期（1956年），第14页。
[47] 阿·富兰克林：《旧时代的私人生活：如何成为雇主》（A.Franklin，La Vie privée d’autrefois：comment on devenait patron ），1889年巴黎版，第281—284页。
[48] 除去警察记录的证据以外，我们还可以在1789年7月《安丁大道加比桑区技工、工匠和工人的提案》中找到这种说法，提案中说：“我们居住在老板家里，我们的父辈住在公寓里。”（国立图书馆新得法文资料，第2642号，对开本第13—15页）。
[49] 弗·芬克-布伦泰诺： 《旧制度下的工人问题》（F.Funck-Brentano，“La Question ouvrière sous l’Ancien Régime”），载《旧事评论》（Revue rétrospective ），第17期（1892年），第1—24页。
[50] 国家档案馆文件：T 514（1）。
[51] 关于当时巴黎这一行业和其他各行工人的情况，参看《巴黎工资劳动者》，第2卷，第277—280页（附录A）。
[52] 格·莫科：《19世纪初期法国工人们的迁移》（G.Mauco，Les Migrations ouvrières en France au début du ⅩⅨe siècle ），1932年巴黎版，第29—31页。
[53] 日·日·列特莱：《17和18世纪巴黎泥水匠雇主联合会》（J.-J.Letrait，“La Communauté des maitres ma?ons de Paris au ⅩⅦe et au ⅩⅧe siècle”），载《法国和外国法律史杂志》（Revue historique de droit francais et étranger ），1945年，第256—257页；1948年，第113—117页。
[54] 关于后者可参看马·罗夫：《1786年巴黎小工的一次罢工》（M.Rouff，“Une Grève de gagne-deniers en 1786 à Paris”），载《历史评论》（Revue historique ），第105期（1910年），第332—348页。布莱希所分析的1791年调查报告中，没有这种工人。
[56] 拉斐德估计攻陷巴士底以后一周内巴黎的“外乡人和无家可归的人数在三万以上”；不过，这个数字也许由于党派目的而被夸大了〔《拉斐德将军的回忆录、通信和手稿》（Mémoires，correspondance et manuscrits du Général Lafayette ），1837年巴黎版，6卷本，第1卷，第272—273页〕。
[57] 《巴黎工资劳动者》，第1卷，第58页和注83。
[58] 阿·富兰克林：《旧时代的私人生活：如何成为雇主》，第90—95、173—217页。
[59] 拉布鲁萨教授指出：食物和其他群众消费必需品的价格在1726年至1741年和1771年至1789年这两段时期之间上涨了62%，名义工资同时期只增加了22%〔拉布鲁萨：《18世纪法国的物价和税收变动研究》（C.-E.Labrousse， Esquisse du mouvement des prix et des revenus en France au ⅩⅧe siècle ），第2卷，第597—608页〕。
[60] 弗·芬克-布伦泰诺：《旧制度下的工人问题》。
[61] 罗夫：《1786年巴黎小工的一次罢工》，第333页。
[62] 阿·富兰克林：《13世纪以来巴黎各手工艺行业辞典》（A.Franklin，Dictionnaire des arts，métiers et professions exercés dans Paris depuis le ⅩⅢe siècle ），1906年巴黎版，第372页。
[63] 阿·富兰克林：《13世纪以来巴黎各手工艺行业辞典》，第573页。
[64] 塞·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3卷，第281页。
[65] 塞·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6卷，第149—150页。
[66] 塞·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6卷，第315页。
[67] 罗夫：《1786年巴黎小工的一次罢工》，第334页。
[68]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3016（1789年6月12日）。
[69] 罗夫：《1786年巴黎小工的一次罢工》，第347页。
[70] 乔·鲁德：《法国革命时期巴黎的物价、工资和群众运动》（“Prices，Wages and Popular Movements in Paris during the French Révolution”），载《经济史评论》（Econ.Hist.Rev.），1954年，第6卷，第3期，第248页。但是，由于在旧制度下有许多天节日，所以工人的平均“有效”工资远比这些数目为少：这些节日每年达到111天左右（同上）。并可参看附录七。
[71] 拉布鲁萨：《18世纪法国的物价和税收变动研究》，第2卷，第597—608页；勒菲富尔：《物价变动和法国革命的起因》（G.Lefebvre，“Le Mouvement des prix et les Origin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载《法国革命史年鉴》，第14卷（1937年），第289—329页。
[73] 里·卡昂：《18世纪末叶巴黎的面包问题》（L.Cahen，“La Question du pain à Paris à la fin du ⅩⅧe siècle”），载《法国革命纪事》（Cahiers de la Révolution Francaise ），第1号（1934年），第51—76页。关于巴黎运粮道路和1752年至1789年期间水陆路巴黎运粮队经常遇到袭击的情况，可参看罗·克·科伯：《共和国第二年和第三年勒芒地区和下塞纳流域的饥荒》（R.C.Cobb，“Les Disettes de l’an Ⅱ et de l’an Ⅲ dans le district de Mantes et la vallée de la Basse-Seine”），载《巴黎和伊耳德法兰西历史考古学会联合会报告》（Mémoires de la féderation des societés historiques et archéologiques de Paris et de l’Ile-de-France ），第3卷（1954年），第227—233页。
[74] 阿·德·包瓦斯勒：《1709年的严寒和饥荒》（A.de Boislisle，“Le Grand Hiver et la disette de 1709”），载《历史问题评论》（Revue des questions historiques ），第73期（1903年6月），第442—509页；第74期（1903年12月），第486—542页。
[75] 达冉松：《达冉松侯爵的日记与回忆录》（Journal et mémoires du Marquls d’Argenson ），1859年巴黎版，9卷本，第1卷，第54页。按照另一个回忆录作家，律师巴比尔的说法，4磅面包每个几乎涨到28苏到32苏这种骇人听闻的价格（巴比尔：《路易十五时代的历史记事与逸事》〔（E.J.P.Barbier，Journal historique et anecdotique du règne de Louis ⅩⅤ），1847年巴黎版，4卷本，第1卷，第224—225页〕。
[76] 《达冉松侯爵的日记与回忆录》，第3卷，第169—173页。
[77] 《达冉松侯爵的日记与回忆录》，第7卷，第353、357页。
[78] 《达冉松侯爵的日记与回忆录》，第8卷，第35页。
[79] 勒·此奥莱：《饥荒协定及其对粮食的影响》（L.Biollay，Le Pacte de famine et les opérations sur les grains ），1885年巴黎版。
[80] 参看米特拉：《路易十五去世后……的政治与文艺秘密通信集》（Métra，Correspondance secréte，politique et litteraire... depuis la movt de Louis ⅩⅤ），1887年至1890年伦敦版，18卷本，第1卷，第87页。塔莱和杜尔果不同，他是一个极端赞成国家干涉粮食贸易的代表人物，在他任职期间，粮食贸易的管理大部分掌握在一群有钱的“垄断者”手中，因此，他的名字在群众中已经和臭名昭著的“饥荒协定”联系在一起。1768年11月，当塔莱在任的时候，巴黎的4磅重面包的价格业已上涨到16苏，并且已经发生了小规模的骚乱〔斯·拉克罗瓦：《巴黎市府文件》〔（S.Laeroix，Actes de la Commune de Paris ），续集，8卷本，1900年至1914年巴黎版，第6卷，第398页〕。
[82]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7卷，第123页。
[83] 这一时期，4磅重面包的价格保持着显著的稳定，一般售价在8～9苏之间；只有在1784年短时期内曾经上涨到10苏半或11苏（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散见于第3—7卷各处）。
[84]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5卷，第322—323、394—395、410页；第6卷，第18、35、330、332、435、479页。
[85] 赫·德·蒙特巴：《路易十六时代的巴黎警察》（H.de Montbas，La Police parisienne sous Louis ⅩⅥ），1949年巴黎版，第78—84、93—101页。并可参看莫南：《1789年的巴黎状况》，第479、543页。
[86] 麦塞：《巴黎年表》，第6卷，第22—25页。
[87] 莫南：《1789年的巴黎状况》，第11—12页。当然，唯一突出的例外是巴士底监狱，它在1789年至1791年被有计划地夷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