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人民在革命中的作用
一、民族意识的韧性和稳定性
对历史中某个特定时刻的某一个民族的认识，既包括对其环境的认识，也包括对其过去的认识。理论上可以否定这个过去，正如法国大革命时期人们和如今很多的政治家所做的那样，但在行动上却是无法摧毁这个过去。
在数百年来逐渐积累构建而成的过去中，形成了一系列的思想、情感、传统、偏见，它们构成了民族的灵魂，民族灵魂产生了民族的力量。没有它，就没有进步可言。每一代新人都需要重新开始。
构成民族灵魂的一系列东西，只有在具备一定的稳定性的情况下才是稳固的，但是这种稳定性不应当过分，否则就没有韧性可言了。
没有了稳定性，祖先的灵魂就没有了任何依托；而没有了韧性，灵魂也就无法适应由于文明的进步而导致的环境的变迁。
民族灵魂若有过度的韧性，便会导致人民进行无休止的革命。而过度的稳定性则会导致没落。因为长期的过于稳定，人类会变得无法适应新的生存条件，人类这样的生灵就会消失。
鲜有民族能够在这两个相反的特征——韧性和稳定性——之间达到一个恰好的平衡状态。古代的罗马人和现代的英国人可以说是在这个方面做得最好的两个民族。
灵魂过于稳定的民族，其革命往往是最暴力的。他们不懂得慢慢演化并适应环境变化的道理，当发现这种适应是不可避免的时候，因而不得不强行适应。
获得稳定性要经历漫长的时间。一个民族的历史往往就是一部讲述其长期努力获得灵魂稳定性的记述。如果这个民族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它便是一盘散沙，既没有凝聚力，也没有战斗力。在经历了罗马帝国后期的入侵之后，法国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来塑造自己的民族灵魂。
最终法国拥有了自己的民族灵魂，但是在数个世纪的时间里，这种灵魂却变得过于僵化。如果民族灵魂再多一点韧性，那么法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就会与其他地方一样，慢慢地发生改变，这样，我们也就可以避免依靠代价高昂的革命及其结果来重塑我们民族的灵魂。
前述思考呈现了民族在动**产生过程中的作用，解释了同样的革命为何在不同的民族中产生的结果迥异，例如，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在有些民族中受到追捧，在有些民族却备受冷遇。
当然，作为一个极为稳定的国家，英国也发生过两次革命，并让一位国王送了性命[1]，但是盛放其精神骨架的模具却是既稳固而又不乏弹性。由于稳定，过去的所获可以得到传承；而有弹性，则就可以在必要的情况下对这样的模具进行调整。英国从未想过在理性的招牌下用摧毁祖先遗产的方式来重建一个新社会，这只是法国大革命期间的那些人的所为。
A.索雷尔（A.Sorel）写道：“法国人鄙视他们的政府、厌恶他们的教士、仇恨他们的贵族，奋起反抗他们的法律；而英国人却为他们的宗教、宪法、贵族政府和上议院感到自豪。这些东西一如气势磅礴、哨楼林立的巴士底狱，英国人在其庇护下，在英国骑兵的保卫下，傲视欧洲，指点欧洲。英国人承认，在他们自己的宫殿里，人们也为这些东西的控制权在争吵，但却不要外国人来染指。”
民族对自身命运的影响还清楚地体现在美洲那些西班牙共和国里所发生的无休止的革命上。这些国家的人口是由混血儿或者说是由遗传特征各不相同的个体构成的，其祖先的特征业已**然无存，因而这些人口没有民族灵魂，也就没有任何的稳定性。一个混血的民族始终是难以统治的。
如果人们想确切地知道种族表现出来的政治能力上的差异，便需要研究被两个不同的种族接连管理过的同一个国家。
历史中不乏这样的事件。古巴和菲律宾最近发生的事件则令人惊异。菲律宾则刚刚由西班牙人殖民转由美国人殖民。
人们知道，在西班牙的统治下，古巴的贫穷和混乱达到什么样的一种程度；而在这个岛国被美国接手后几年间又繁荣到了何种程度。
同样的经历在菲律宾重现，其时的菲律宾已经被西班牙君主统治了几个世纪。但该国最终仍是一个巨大的沼泽地，那儿各类传染病肆虐，既没有商业也没有工业，人民生活悲惨。在经过美国治理的几年后，这个地方完全变了样，疟疾、黄热病、鼠疫、霍乱消失了，沼泽干涸了，有了铁路、工厂、学校。十三年间，死亡率下降了三分之二。
依然不懂得“民族”二字的深刻含义、不知道一个民族其祖先的灵魂的作用大到何种程度的历史学家们，可以看看这些例子。
二、人民对革命的态度
在一切革命中，人民的作用都是一样的。但绝非人民发动、人民指挥着革命。它的作用取决于领导人。
当其利益受到损害时，有些百姓便自发起义，正如人们最近在香槟地区看到的那样。一场地方性的运动就是一场骚乱。
当领导人极具影响力时，那么革命便容易发生了。巴西和葡萄牙就是最新的例子。但是新的思想要想深入人心，还需要漫长的时间。通常，人们认同一场革命，但却不知为什么，当人民有幸明白了这个为什么之后，那场革命早已结束了。
人们之所以进行革命，是因为有人鼓动他们去革命，但对革命领袖的思想知之甚少，人们用自己的方式来揣摩革命，他们与革命发起人对革命的认识大相径庭。法国大革命就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1789年的大革命，其真实的目的是用资产阶级的统治来代替贵族的统治，也即用有能力的新精英分子替换业已变得无能的旧精英分子。
革命起初的这个阶段无关人民的事。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已经明示天下，但只体现在选举代表的权力上。
百姓目不识丁，他们不奢望能像资产阶级那样，在社会阶梯上攀爬，也丝毫感受不到与贵族平起平坐的意义，他们本来也不想这样，人民的看法和利益都与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阶层极为不同。
国民公会和王权之间的斗争促使国民公会把人民牵扯进来。人民在其中越陷越深，资产阶级大革命很快演化成为一场人民革命。
一个没有力量的思想，只有依仗情感主义和神秘主义才有所作为，为了打动人民，资产阶级理论思想变成了一种清晰的新信仰，它带有明显的功利因素。
这种转变是迅疾的，当人民听到眼前被视作政府的那些人对它保证说人民翻身做主人后，自视为受害者的人民大众便开始洗劫、纵火、屠杀，并自以为在替天行道。
革命定律的巨大力量在于释放出被传统、法律、环境长久压抑的原始野蛮的本能。
于是，所有的社会约束日渐坍塌。民众体味到了拥有无限权力以及追捕、洗劫前主人的快感。成了至高无上的主宰的民众，还会有什么不敢干的？
“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是信仰的真实体现，也是大革命之初的向往，但很快它就成了掩饰大众真实动机的冠冕堂皇的词，如贪婪、嫉妒以及仇视高高在上者等，这些动机是任何约束都无法抑制的。这也解释了为何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法国就落入无序、暴力和无政府的状态之中。
自大革命从资产阶级蔓延到人民大众阶层之时起，大革命便不再是理性支配本能，而是相反，成了本能竭力去支配理性。
本能对理性的胜利有着合法的借口，但这是一种可怕的返祖现象。社会的一切努力——依靠传统、习俗以及法制对遗传下来的人的动物本能和原始兽性进行抑制——是实现社会延续不可或缺的。对这些本能的抑制是可以实现的——一个民族对其本能的抑制越强，文明程度就越高，但却无法摧毁本能。诸多因素皆可轻易将其激活。因此，放纵民众的**是很危险的。一如滔滔洪水，一旦越过河床，如不进行大肆**，它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里瓦罗尔（Rivarol）[2]在大革命之初便说过：“这不是对群氓进行启蒙的世纪，这场撼动一个民族之根基的大革命是一场不幸。”
三、人民在革命中的关键作用
大众心理学的规律表明，没有领导人，人民是无所作为的，人民是因听信怂恿而信心满满地大规模地投身革命的，但他们绝不会成为所参与的运动的领导者。
在所有的政治革命中，都会有领袖忙碌的身影。他们不创造革命赖以为继的思想，只用这些思想作为行动的指南。思想、领袖、军队和群众构成了一切革命的四要素，且各有各的作用。
群众在领导人的煽动下，成群结队地行动起来。他们就像是一发发本身没有力量但借助火药的力量洞穿钢板的炮弹。群众很少明白自己参与的革命是怎么回事。他们心甘情愿跟随领袖，甚至连自己到底图什么都懒得去想。只是因为查理十世颁布了几项敕令，他们便推翻了查理十世，但对查理十世所颁布的敕令的内容却是一无所知，若问他们后来为什么又要推翻路易-菲利普，他们肯定会一脸茫然。
包括米什莱（Michelet）、奥拉尔（M.Aulard）等诸多学者都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他们认为人民是法国大革命的发起者。
米什莱说：“大革命的主力是人民。”
奥拉尔写道：“关于法国大革命是由几个精英人物、几个英雄发起的说法是错误的……我认为，从1789年到1799年这段时期的经历来看，没人能够独自左右事件的进程，无论是路易十六、米拉波（Mirabeau），还是丹东、罗伯斯庇尔，他们都无法做到。法国人民是法国大革命真正的英雄这点还用说吗？只要看看法国人民是组织有序还是群氓便知。”
柯钦（M.A.Cochin）在其最近的一本书中，对人民的作用的看法更是偏激。
米什莱说的没错，这是个奇迹。对大革命了解得越多，就越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五年间，无领袖、无法律的人民，似群氓，然其指挥、管理及其一言一行，都带着干练、连贯，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整体。无政府状态也让溃败中的秩序派大开眼界……2500万人，在三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3]，形同一人。
如果人民步调一致的行为正如作者所设想那般是自发的话，那无疑是个奇迹。奥拉尔自己也明白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在谈及人民时，也小心翼翼地说到，人们处在群体之中，群体可能受到一些人的领导。
“后来，是谁巩固了国民团结？谁拯救了遭受复辟反攻的以及被内战弄得支离破碎的国家？是丹东？是罗伯斯庇尔？是卡尔诺（Carnot）[4]？”诚然，这些人都发挥了作用；但是，法国的完整得以维护，法国的独立得以确保，都是仰仗以人民公社和协会组织起来的法国人团体。是市镇的及雅各宾派的组织击退了欧洲反法联盟。不过在每个团体中，若仔细观察，都可找到2～3个能力出众的人，他们无论是领导者或是被领导者，在工作中，都透着一种领导的气质，人们称之为领导人，在我们看来（如细读人民协会的会议记录便知），他们的力量来自于其团体而非其自身。
奥拉尔的错误在于他认为一切团体都由“一场理性和博爱的运动”而生。在这场运动中，我们找不到任何自发的成分。遍布法国的数千个小俱乐部，唯一接受的便是来自巴黎雅各宾总部的号召，并且心甘情愿任其差遣。这就是事实原貌，有人只是出于对雅各宾主义的迷信而不愿承认罢了[5]。
四、人民群体及其构成因素
为了解释某些理论概念，人民已被升华成为一个神秘的群体，它集一切权力及一切德行于一身，政治家们对其赞不绝口、恭维有加。但通过对人民在法国大革命中的作用的研究，我们就会明白，对人民的这种概念还需要三思。
无论是当年还是如今的雅各宾分子，在他们看来，人民群体有一种至上的特性，拥有只有神灵才有的属性，它无须为自己的行为担当，也从不犯错。人们对其只有膜拜。人民可以烧杀抢劫，可以犯滔天罪行，它可以在今天把人捧上天，而明天又将其贬得一文不值，但这都没关系。政治家依旧不停地歌颂它的德行、它的大智慧，并把人民的每一个决定都奉为圭臬[6]。
这个神秘的偶像般的群体，一个世纪以来备受革命者推崇，它是由什么构成的呢？
这个群体可以被分解为两个迥异的类别。第一类由农民、商贩以及各类工人组成，他们需要安宁和秩序来从事生产。这一类人占了人民的多数，但却是一类绝不想革命的多数。他们只想平静地过日子，因而被历史学家忽视。
第二类人是由一群在犯罪意识支配下的具有颠覆性的社会边缘人组成。他们因酗酒和贫困而堕落，成了小偷、乞丐、一文不名者和没本事的失业工人，他们组成了起义军中一个危险的群体。他们是国家一切动**不安的主要因素。
因害怕惩罚，这类人中的大多数在平时都是老老实实的，不过，一旦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受惩罚，他们罪恶的本性便暴露无遗。
让每一次革命变得血腥无比的大屠杀就是由这群阴森恐怖的乌合之众所为。
这类群氓军人，在其头目的带领下，不断冲击主要的革命议会。这群捣乱的军人没有别的想法，只想着屠杀、抢劫、纵火。他们完全不把革命原则和理论当回事。
通过精神传染，并受到运动的吸引，一群游手好闲且无所事事的人又加入到这群来自人民最底层的群氓中。听到别人高呼口号，他们也跟着呼喊口号，看到别人起来革命，他们也跟着革命，但他们却连喊口号、闹革命的最基本的目的也一无所知。这是受氛围感染的随大流、凑热闹行为。
这群心存歹念且不安分的人，却是自古至今一切义军的核心分子，是演说家们唯一看上眼的人，也是其心目中至高无上的人民。实际上，这里的至高无上的人民正是由梯也尔[7]（Thiers）口中的群氓构成的。
梯也尔说：“自从塔西佗目睹了群氓们为皇帝们的暴行欢呼雀跃的情形之时起，群氓卑劣的本性始终没有改变。这些野蛮人在社会底层繁衍生息，随时准备响应权势的召唤。他们以其累累罪行让社会蒙羞，让一切建树都背上骂名……”
历史上没有哪个时代的社会底层人口，其恣意妄为的时间有在法国大革命中那样持久。
自野蛮的大众没了约束伊始，也即自1789年起，早在国民公会之前，大屠杀便已开始了。大屠杀手段的残忍令人发指。在“九月大屠杀”[8]事件中，人们用马刀一刀一刀地割着囚犯们的肉，这样做既延长了囚犯们的痛苦，又让目睹这惨绝人寰的情景的旁观者们感到莫大的快乐。
类似的情景在法国屡见不鲜，甚至在大革命之初也是如此。对外战争等任何借口都不足以来为此类暴行开脱。
从5月份到9月份，一系列的纵火、谋杀、抢劫等，让法国血流成河。鲁昂、里昂、斯特拉斯堡等都相继落入群氓之手，泰纳（Taine）记录下了发生在上述地方的120个事例。
特鲁瓦市市长的双眼被用剪刀挖出，并在被折磨几个小时后死去。龙骑兵上校贝尔曾斯（Belzunce）被活活剁碎。很多地方，都可见到受害者的心脏被剜出后挑在矛尖上招摇过市的情形。这就是束缚底层民众的体系被轻率解除后，群氓们在原始兽性不受控制的情况下的所作所为。这些暴行得到姑息的原因，就是政治家们要迎合他们以便从中获益。可以设想一下，在那一刻，这数千人融合成为了一个庞大的、残忍的、偏激的怪兽，其状恐怖，连世上最嗜血的暴君都难望其项背。
然而这群暴戾而残忍的人，一旦遭遇到一个比自己更强大的对手，又会变得极其乖巧。这群人的残暴是无边的，他们的奴性也是无边的。所有的专制者都对其大加利用。而恺撒一类的强人，如卡里古拉[9]（Caligula）、尼禄（Néron）、马拉（Marat）、罗伯斯庇尔或布朗热（Boulanger）等，则是这群人的偶像。
除了这群在革命期间发挥主力作用且具有破坏性的群众之外，剩下的便是之前提及的只想过安稳日子的真正的群众。他们有时也会从革命中受益，但绝不想革命。革命理论家们对其知之不多，也不看重他们，觉得他们从骨子里就是传统且保守的。但他们才是一个国家的中流砥柱，并且始终如一、尽其本分。由于胆小、恭顺，因而极易为领袖所左右，并在其影响下，一时间也可以做出疯狂之举，但在传统力量的约束下，他们很快又会回到正轨，这就是他们很快厌恶革命的原因。其固有的传统意识促使其在无政府主义成灾时站起来与之对抗，并找寻一位带领他们重建秩序的领袖。
这样的人民并没有很高的政治觉悟，也没有复杂的思想，他们温顺且本分。他们心目中理想的政府其实十分简单，就是一种极类似独裁的政府。自希腊雅典共和国至今，在无政府状态结束之后总是一成不变地出现这种形式的政府，个中原因恰是如此。在第一次大革命之后出现的波拿巴独裁政府受到了广泛欢迎；第二次大革命后也是如此，尽管一片反对声，但四轮全民表决，路易·拿破仑·波拿巴[10]（Louis Napoléon Bonaparte）均当选为共和国总统及皇帝，借助公民表决，他的政变还合法化了，法兰西帝国由此得以顺利建立，一直到1870年普法战争前，他的统治都是合法的[11]。
无疑，人民在这些事件中受到了蒙蔽。但若没有这些导致混乱的革命伎俩，人民也不会去想办法来摆脱这些混乱。
要想弄清楚人民在革命中的作用，本章所提及的事件是不应被忽视的。人民的作用是巨大的，但又极为不同于传闻中的那样，但传闻能给人以鼓舞。
[1] 指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两次内战，1649年元月30日，查理一世被送往断头台处死。——译注
[2] 里瓦罗尔（1753—1801），法国政论家、新闻记者及讽刺诗人。——译注
[3] 每法国古里约合四公里。——译注
[4] 卡尔诺（1753—1823），法国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家、军事家、堡垒防御工事专家，1792年选入国民公会，投票赞成处死路易十六。次年参加救国委员会并负责军事行政工作，成功地组织了许多战役。因不满罗伯斯庇尔的恐怖政策，转而支持热月政变。1795年任督政官，1800年被拿破仑任命为陆军部部长。因主张维护共和制，反对拿破仑称帝，遂退出政界，悉心研究军事和数学。1814年被委任守卫安特卫普，百日王朝时期曾任内政大臣。——译注
[5] 奥拉尔在其与得比图尔（Debitour）合著的历史教科书中，对人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大书特书。其中就讲到了人民自发且坚定地参与革命的内容，如：6月20日白天，“国王革除了吉伦特派大臣的职务。愤怒的巴黎人民自发组织起来，冲进了杜伊勒里宫”。8月10日白天，“立法议会不敢罢黜国王，但巴黎人民，在各省联盟军的支持下，不畏流血，发起了这场必要的革命”。吉伦特派和山岳派的争斗。“大敌当前，这场内讧让人恼火。1793年5月31日和6月2日，还是人民强令国民公会将吉伦特派驱出公会并下令逮捕，从而终结了这场内讧”。
[6] 连最激进的共和党人都觉得这种看法匪夷所思。法国著名政治家克列孟梭（Clémenceau）写道：“让社会主义分子愤懑的是，把一切的美德，如至上的理性，都赋予群众，但确切而言，群众的理性并非总是完美的。”如将克列孟梭的说法换成：群众理性不但不完美，甚而是几乎不存在的，这样应更确切一些。
[7] 梯也尔（1797—1877），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七月革命后，先后担任内阁大臣、首相和外交大臣之职。1871—1873年，梯也尔担任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首任总统，血腥镇压了巴黎公社起义。——译注
[8] 1792年9月2日，凡尔登被包围的消息传到巴黎后，巴黎民众担心监狱中的保王党和拒绝宣誓的教士进行报复，于是闯入监狱，擅自处死了一千多名犯人，史称九月大屠杀。——译注
[9] 罗马帝国朱利亚·克劳狄王朝第三任国王盖约·恺撒的别名，拉丁文Caligula是其别名，有“小军靴”之意，公元37—41年在位，因其残酷且荒**无道而闻名。——译注
[10]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1808—1873），即拿破仑三世（Napoléon Ⅲ Bonaparte）。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1852—1870），为拿破仑一世之侄，拿破仑二世之堂兄，荷兰国王路易·波拿巴与奥坦丝·德·博阿尔内王后之幼子。——译注
[11] 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爆发后，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回到法国。9月当选制宪议会议员。12月10日凭借拿破仑一世的名望和农民选票当选为共和国总统。1849年远征罗马，协助教皇绞杀罗马共和国。1850年颁布法卢法，让教士重新控制学校；取消普选权。1851年12月2日他发动政变，解散立法议会，并通过公民投票使政变合法化，逮捕一切反对他的议员，稍后，又镇压了巴黎无产阶级的反抗。1852年12月2日，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称帝（拿破仑三世），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1870年普法战争中亲临前线，同年9月2日在色当战败投降，被俘入狱，时年62岁。《法兰克福条约》签订后被释放，随即流亡英国，仍坚持其复辟帝制活动。1873年1月9日病故于英国，享年65岁。——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