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宗教革命
一、宗教革命研究对于解读重大政治革命的重要性
本书辟出一部分篇幅用于专述法国大革命。充斥着暴力的大革命自然有其心理学的原因。
这些不同寻常的事件让人吃惊，而且似乎无法解释。但如果意识到，大革命业已成为一种新宗教，它应当遵循一切信仰的传播规律，由此出发，大革命也就变得容易理解了。其中的愤怒与杀戮也就变得不足为奇了。
研究一场重大宗教革命的历史，如宗教改革运动的历史，我们就会知道，显现其中的心理学因素，在法国大革命中同样也发挥了作用。在这两起事件中，均难以窥见信仰其理性价值观在信仰的传播、在阻止迫害、在调和不同的信仰、在制止不同信仰间绝望的暴力冲突等方面发挥了什么作用。
人们还可从中看出信仰被与信仰无关的利益方大加利用的情况。人们最终明白，不改变人的生存状态便无法改变人的信念。
所观察到的现象清楚地表明：大革命的福音其传播方式与其他一切宗教福音的传播方式是一样的，特别是加尔文福音。它无法以另外的方式进行传播。
不过，虽然一场宗教革命如宗教改革运动，和一场重大的政治革命如法国大革命，它们产生的缘由极为相似，但它们的后续影响却大为不同，由此，它们的存续时间也不相同。
在宗教革命中，信奉者无法借助实践来揭示他们被蒙骗了，因为只有上了天堂才能证实这一点。而在政治革命中，学说的错误可以很快被实践所证实，并必定被人们所抛弃。
在督政府末期，雅各宾主义信仰使得法国陷入了毁灭、悲惨、绝望的地步，连最狂热的雅各宾主义分子自己都不得不放弃了他们的主张。仅有几个无法通过实践验证的理论原则如“平等可以为人们带来普遍的幸福”得以保留下来。
二、（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及其先行者
宗教改革运动对很多人的道德理念和情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场运动的目的最初很单纯，就是为了反抗教士的舞弊行为，从实践的角度看，是为了回归福音的主张。
这场改革绝非像人们声称的那样，是为了追求自由思想。加尔文并不比罗伯斯庇尔更宽容，那个时代的理论家认为，精英分子的宗教应当就是君主的宗教，在所有进行宗教改革的国家里，君主代替了罗马教皇并拥有与其一样的权势。
新信仰由于没有宣传和交流的手段，因而在法国的传播极为缓慢。在1520年左右，路德招募到了一些信徒，到1535年左右，信仰开始广为传播，当局这才意识到，必须用火刑来处死其信徒。
与广为人知的心理学规律相一致的是，上述死刑只会有利于宗教改革的传播。宗教改革的第一批信徒包括牧师和官员，但主要还是一些稀里糊涂的手工艺者。这种信仰的转换主要归功于精神传染和暗示。
自新信仰开始传播以来，很多原本对它漠不关心的人现在都聚集在这个信仰的周围，但其中不乏以此为借口来满足自己热情和贪婪的人。在好几个国家的宗教改革运动中都曾有过这个现象，尤以德国和英国为甚。
由于路德已经告诫过，教士不需要财富，因而德国的庄园主们极为欣赏这种允许其占有教会财产的新宗教。亨利八世便是以类似的方法致富。
从这一教理中，饱受教皇欺凌的君主们看到了获取政权之外教权的机会，看到了自身摇身一变成为教皇的机会。宗教改革运动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强化了君主们的专制。
三、宗教改革运动所提主张的理性意义
宗教改革运动颠覆了欧洲，并在五十年内让法国几乎受到战争的毁灭。从理性的角度来看，从未有一个如此微不足道的原因产生过如此巨大的影响。
宗教改革运动是证实信仰在一切理性之外传播的证据之一。神学的教理强烈刺激着人们的灵魂，尤以加尔文的教理为甚，从理性逻辑来看，却是不值得加以深究。
沉湎于救赎的路德尤为害怕魔鬼，连忏悔都难以使其平静，于是千方百计寻求最有效的手段来取悦上帝，以免受炼狱之苦。
他从最初抨击教皇贩售“赎罪券”，到后来完全无视教会和教皇的权威，连宗教仪式、忏悔、圣人祭祀都一并加以谴责。
路德宣称，基督徒除了《圣经》以外，不该有其他的行为准则。此外，他还认为，没有上帝的圣宠，任何人都不应得到救赎。
最后这条教义，也即所谓灵魂归宿预定论，连路德本人对此都有些无所适从，不过加尔文对其做了精确定义。
加尔文规定，预定论是大部分新教教徒都应遵守的一种教理的基础。他说：“很久以来，上帝便预定了有些人要受到火刑，而另外一些人则将得到救赎。”为何如此不公？原因很简单，“这是上帝的意志”。
由此看来，加尔文不过是发展了奥古斯丁的某些断言，全能的神应为取乐而制造出了生灵，但仅是为了让其永受炼狱之苦，而不顾及这些生灵品德和行为的好坏。一种如此不堪的胡诌居然能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并仍将继续让众多的灵魂为之折腰简直是一大奇观[1]。
加尔文的心理学与罗伯斯庇尔的心理学如出一辙。和后者一样，加尔文对事实的真相了然于胸，因而对于不赞同其教义的人，加尔文便将之处死。他信誓旦旦地说，上帝意欲“在有人质疑其荣耀时，就让整个人类消失”。
加尔文与其信徒的例子表明，理性认为最荒谬的事情在受到信仰蒙蔽的人看来，都是极其正常的。从理性逻辑看来，既然无论做什么，大家都坚信自己是被救赎或是被诅咒，那么基于灵魂归宿预定论来建立道德也就是不可能的。然而，加尔文却毫不费力地做到了，他在一个完全非逻辑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个极为严厉的道德。他的信徒们自视为上帝的选民，由于自视甚高，他们充满自豪感，甚至认为自己的行为堪称楷模。
四、宗教改革运动的扩展
新的信仰不是通过演说，也非经过推论，而是通过上述机制得到了传播，也即通过强词夺理、一而再再而三、精神传染和个人威望得以传播的。革命思想后来在法国的传播也是如此。
我们已经在前文谈及迫害，迫害对于传播有利无害。每一宗迫害都会引发一些人改变信仰，这一点在基督教早期曾出现过。议会参议员阿内·迪堡（Anne Dubourg）被判火刑，他一边走向柴堆，还一边规劝群众改变信仰，一位目击者说：“他的坚定不屈要比加尔文的书更有说服力，很多年轻学生由此成了新教徒。”
为了不让这些受刑者对群众说话，便在行刑前割掉其舌头。更加恐怖的是，将受害者系在一根铁链子上，将受害者扔到柴火中，再将其拉出来，反复多次。
然而没有什么能吓退新教徒，于是乎便在让其领略了火刑的厉害之后又赦免他们。
1535年，弗朗索瓦一世改变了其起初的宽容态度，下令在巴黎一次性设立六个火刑场。而我们知道国民公会巴黎仅设立了一个断头台。可能是酷刑不太痛苦，基督教殉难者对此满不在乎。信仰者受到了其信仰的蒙昧。如今人们知道，某些形式的蒙昧可以让信仰者对酷刑变得完全麻木不仁。
新信仰在快速传播着。到了1560年，在法国出现了2000个经过改革的教会，很多原本无动于衷的大地主都皈依新教义。
五、不同信仰间的冲突：势同水火
我已重复过，不宽容总是与强烈的信仰相伴随。宗教及政治革命已经无数次验证了这个结论，我们还知道，相似的宗教其信徒间的不宽容要比疏远的信仰，如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护教者之间的不宽容为甚。如果认为是信仰导致法国长期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那么人们就会注意到，信仰间的差别其实都只是在细枝末节处。天主教和新教都极为崇拜同一个上帝，只是在崇拜的方式上有些差别。在信仰形成的过程中，如果理性能够起到一丁点儿作用的话，人们就会明白，上帝对于以哪种方式来膜拜他是不介意的。
理性无法触动信奉者的大脑，新教教徒和天主教教徒继续他们的鏖战。君主们促使二者和解的努力全部付之东流。卡特琳·德·梅迪奇（Catherine de Médicis）目睹着改革派在酷刑胁迫下反而日益壮大并且吸引着数量众多的贵族和官员加入进来，仍幻想着让二者停止冲突，于是便在1561年在普瓦西召开主教和牧师会议，意图撮合这两种教义。这样一番心思突显了梅迪奇王后对神秘主义逻辑是多么的无知，尽管她很精明。人们在历史中还找不到有关通过辩驳就改变信仰的例证。梅迪奇王后还不知道的是，宽容在必要时可以发生在个体之间，但宽容在集体间是不可能出现的。她的努力彻底失败了。与会的神学家们引经据典，相互攻讦，但却无一人产生动摇。梅迪奇认为最成功的莫过于在1562年颁布的一项敕令，赋予新教教徒们集会并公开举行礼拜活动的权力。
从哲学的立场来看，这种宽容是值得推崇的，但从政治的角度而言，这是不明智的，这种宽容除了激怒双方之外，不会有其他结果。在新教势力最为强大的法国南方地区，新教教徒迫害天主教教徒，并试图用暴力迫使他们皈依新教，如果不能如愿，便割断他们的喉管，洗劫他们的教堂。在天主教势力占优的地区，新教教徒所受到的迫害也是如此。
这样的敌视必然会导致内战。所谓宗教战争让法国长期处在血雨腥风之中。城市遭到**，居民遭到屠杀，冲突瞬间便呈现出了宗教或政治战争特有的野蛮特征，这一幕在随后的旺代战争中得到了再现。
老人、妇女、儿童，都遭到屠杀。一个叫德奥佩德（D’Oppede）的男爵堪称是“劳模”，他是艾克斯市议会的第一任议长，在十天的时间里，指使人极端残忍地杀害了3000人，摧毁了三个城市以及22个村庄；蒙吕克（Montluc）堪称卡里耶（Carrier）的前辈，让人将加尔文信徒活生生地投掷到井中，直至井被填满。新教教徒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甚至连天主教教堂也不放过，他们对待坟墓和雕像的手段和后来国民公会对待圣德尼皇家陵墓（Saint-Denis）的手段完全一样。
法国在这些浩劫的影响下，在亨利三世统治的后期，逐步分崩离析，被肢解为众多的结成联盟的小城邦共和国，各自为政。皇家权力逐步丧失。布卢瓦邦向逃离首都的亨利三世坦诚了自己的想法[2]。1577年，旅行家李普马诺（Lippomano）穿越法国，历经奥尔良、布卢瓦、图尔、普瓦提埃等大城市，所到之处城市悉数被毁，教堂成为废墟，坟墓被捣毁。这几乎也是督政府末期法国的景象。
在这个时期发生的事件中，留给人们最为灰暗的记忆是1572年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Saint-Barthélemy）事件，虽然被屠杀人数不是最多。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是卡特琳·德·梅迪奇和查理九世下令屠杀的。
不需要特别深奥的心理学知识就能明白，任何一位君主都不可能下令这么做。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不是皇室的罪行，而是群体性的犯罪。卡特琳·德·梅迪奇觉得自己和国王的性命受到了四五个在巴黎的新教首领所策划的阴谋的威胁，于是按照那个时代通行的做法，派人上门刺杀了他们。巴蒂福尔（Batiffol）对随后而来的大屠杀作了非常清楚的解释。
“一听到所发生的事情，整个巴黎立刻谣言四起，说要屠杀胡格诺教徒，于是天主教贵族、卫士、弓箭手，都立刻拿起武器冲上街头，进行杀戮，大屠杀就这样在‘杀死胡格诺教徒！杀死胡格诺教徒’的叫嚣中开始了。”凡被认为是异端分子的都难逃厄运，或被打死，或被溺毙，或被绞死，仅在巴黎就有2000余人被杀死。
由于精神传染，外省的民众也群起效仿巴黎的做法，有六千到八千新教教徒被杀死。
随着时间的推移，宗教狂热慢慢降温，所有的历史学家，包括天主教史学家，都对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感到痛心疾首。他们表示，以现在的视角，着实难以理解当时的精神状态。
事实上，在当时，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不但没有受到指责，反而在整个欧洲的天主教阵营中激起了一种难以描述的狂热。菲利普二世在得悉此消息后，高兴得语无伦次，法国国王所收到的祝贺之多，堪比其赢得了一场伟大战争。
尤其是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更是难以掩饰喜悦之情。为纪念这一欢乐时刻[3]，他令人铸造一枚奖章，点燃两堆节日焰火，鸣响火炮，举办庆祝集会，并召集画家瓦萨利（Vasari）在梵蒂冈的墙壁上描绘杀戮的主要场景，随后还差遣一位使节前往法国面见国王，对其这一壮举大加褒奖。有了这些历史细节，人们方才懂得信仰者的灵魂到底是怎么回事。雅各宾分子在大恐怖时期[4]的精神状态和格列高利十三世的精神状态相类似。
面对这样的大屠杀，新教教徒们当然不可能无动于衷，他们也取得了收获，到了1576年，亨利三世被迫向他们做了让步，颁发《博利厄敕令》（Edit de Beaulieu），允许他们自由集会并掌控八个要塞，而且在议会中，天主教和胡格诺教各占一半的席位。
被迫所做的让步根本无法持久。吉斯公爵（duc de Guise）领头组建了天主教同盟，战斗继续进行。但是战争不能无休无止。亨利四世于1598年颁布《南特敕令》（Edit de Nantes）并宣布放弃新教信仰[5]，冲突因而告一段落，双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平安无事。
冲突得到缓和，但并没有结束。到了路易十三时代，新教教徒们又不安分起来，黎塞留被迫于1627年围攻拉罗歇尔（La Rochelle），造成15000余名新教教徒死亡。随即，政治抱负远大于宗教抱负的这位枢机主教对新教教徒又变得极为宽容。
但这种宽容无法长久。对立的信仰，一旦一方感觉有实力支配另一方，那么在对峙时便会不惜余力地毁灭对方。在路易十三时代，新教派从多数派变成了实力最弱的一方，于是便高挂免战牌，老老实实地过日子。此时的新教教徒人数大概在120万人左右，拥有600多个教堂，有700名左右的牧师负责管理。法国领土上出现的这些异教徒，让天主教士难以容忍，人们用各种手段对其加以迫害，但是效果甚微，于是路易十四于1685年使用龙骑兵对新教教徒加以迫害，造成大量新教教徒死亡，依然无果而终。需要采取一些一劳永逸的手段。在教士以及博絮埃（Bossuet）的压力下，《南特敕令》被废除了，新教教徒被迫要么改变信仰，要么离开法国。这种凄惨的移民持续很长时间，据称，这让法国人口减少40万，减少的这些人都是极为刚毅的人，因为他们毅然听从信仰的召唤，而不是利益。
六、宗教革命的结果
如果仅从宗教改革运动这一段灰暗的历史来看待宗教革命，就会认为宗教革命都是灾难。但宗教革命并非都是如此，其中也有极大促进文明进步的宗教革命。
宗教革命赋予一个民族一个道德体系，往往会极大促进其物质力量的发展。穆罕默德建立起的新信仰，将那些弱小的阿拉伯部落改造成为了令人生畏的民族。
新的宗教信仰不仅使得一个民族的精神得到统一，它还可以显著改变一个几乎不可改变的事情：一个民族的情感。这是任何哲学、任何法典都无法做到的。
人们可以从历史上发生的宗教革命中最伟大的革命——推翻了异教，用一位来自加利利（Galilé）平原的神取而代之——观察到这一点。新理想要求人们放弃全部的尘世之乐，以寻求天堂中永恒的极乐。这样的一种理想很容易被奴隶、穷人、不幸的人所接受，因为他们此生已经没有了幸福可言，于是人们给他们描绘了一个美好的未来，以替代眼前毫无希望的生活。清戒的生活容易被穷人所接受，但富人也可以接受。这点展现了新信仰的力量。
两千多年来，基督教革命不仅改变了德行，它还给文明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一种信仰成功了，文明的所有因素自然就要立即适应这种信仰，文明很快也就被改变。作家、文人、艺术家、哲学家，只是用自己的作品来表现新信仰的思想而已。
一旦某种宗教或政治信仰取得成功，理性便对它产生不了任何影响。但信仰总是念念不忘去阐释理性、证实理性并强加理性。在摩洛克神（Moloch）时期，可能会有诸多的布道者、神学家在论证以人祭祀的作用，这与人们赞誉宗教裁判所、美化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及大恐怖时期的屠杀如出一辙。
不要过于指望持有坚定信仰的人能够有多宽容。只有古代社会里那些多神论者才拥有宽容心。现代社会里讲究宽容的国家是认可多神论的国家，如英国、美国，在这些国家里有着不计其数的宗教派别。同一个名称的诸多教派，其信奉的神也是五花八门。
繁多的信仰，成就了宽容，成就了弱势的信仰。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难解的心理学问题：如何在坚持宽容的同时又能坚持信仰。
上述资料表明了宗教革命的巨大作用以及信仰的力量。尽管其理性价值不值得一提，但宗教革命塑造了历史，避免了没有信仰、没有力量的民众成为一盘散沙。人类在任何时代都需要信仰，以便规范自己的行为和思想。任何哲学都不能替代这些革命。
[1] 灵魂归宿预定论的教义仍然在新教的教义课本中出现并被传授给教徒。我从爱丁堡弄来的一本最新正版的教义课本中选取一段来对此做个说明：“按照上帝的圣谕，为呈现上帝的荣耀，有的人和天使被预定为永生状态，其余则被预定为永死状态。被上帝预定命运的天使和人，都是特定的且不可更改；其人数也是确切无误，不可增减。被上帝预定得活之人，都是在上帝创世之前，依据他一贯的目的、从不示人的意图和善良的愿望，挑选基督来承受永远的荣耀，这是上帝无限圣宠与爱的结果，而非出于对其信心、善行、毅力的预判，也非因上帝造人时有何先决条件或动因，一切都是让人赞美的圣宠使然。上帝选定了荣耀继承者，并根据自己永恒的无限的意图，预定了达此目的的一切手段。荣耀继承者，虽在伊甸园里堕落了，却被基督所救赎；圣灵在适当的季节使之膜拜基督；由此被收为义子，消除罪孽，又承蒙其庇护，借着对基督的膜拜而得救。除了荣耀继承者外，无人可被基督感召、庇护、收养、消除罪孽和救赎。”
[2] 其想法大概和发生在1588年12月23日的刺杀事件有关，其时亨利三世利用在布卢瓦（Blois）召开三级会议的机会，派人暗杀了吉斯公爵及洛林红衣主教。——译注
[3] 应该有很多人获得了这枚奖章。因为国家图书馆奖章陈列室中收藏有三枚这样的奖章，金、银、铜各一枚。奖章的翻印件见博纳尼（Bonnani）所著的《教皇奖章》（Numism Pontific）第1卷336页，其一面刻有格列高利十三世的像，另一面刻有一个天使，手持双刃剑砍杀着胡格诺教教徒，并有题铭：Ugonotorium strages，也即“屠杀胡格诺派”。（西塞罗或蒂托-李维将“strages”一词解释为杀戮或屠杀；而维吉尔或塔西佗则将其释为灾祸、毁灭。）
[4] 又称雅各宾专政，法国大革命时1793年5月至1794年7月间由罗伯斯庇尔领导的雅各宾派统治法国时期的称呼。在这一段时间内，法国政府为了彻底得到政权，将嫌疑的反革命者送上断头台，严格限制物价。该时期有数千人被残忍杀害。雅各宾派（激进共和主义派）在1793年的起义中战胜温和共和主义派，夺取了政权。但是，雅各宾派执政也为法国历史做出了一些贡献，比如推广教育，提倡宗教自由，废除法国殖民地的奴隶制等。1794年，热月政变爆发，罗伯斯庇尔被斩首，雅各宾专政结束。——译注
[5] 亨利四世生活的世纪是法国宗教战争流血纷争的时代。登上法国王位之前，亨利饱受圣路易后裔及新教教徒领袖两种身份的影响，为了合法继承法国王位，他宣布改信天主教，并颁布南特敕令，为延续二十多年的宗教战争画上句点。这也是第一部承认新教教徒信仰自由的敕令。法国的经济在他统治时代发展起来，亨利四世为此深受人民爱戴。1610年，亨利四世于巴黎遇刺身亡。凶手是一名狂热的天主教教徒。——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