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社会危机02

然而，某些社会阶层却从谷物价格上涨中获得了好处，如收实物地租的地主、什一税征收者、领主、商人。这些人恰恰都属于贵族阶级、僧侣或资产阶级，即属于主导阶级。社会对立和人民同政府当局的矛盾更为加剧，关于“饥饿协约”的传闻便应运而生了。怀疑的矛头指向了负责城市粮食供应的市政当局和政府。内克本人也被谴责偏袒面粉厂主。

“**”与反抗在这种苦难和群体心态中酝酿生成。1789年4月28日，在巴黎第一次爆发了反对壁纸工场主雷维庸和硝石场主昂里奥的骚乱。他们被指控在一次选举大会上对人民的苦难发表了轻率的言论。雷维庸可能讲过：每天15个苏可以使一个工人生活得蛮好。4月27日出现了游行示威。28日，两个人的住所被洗劫一空。警察总监调来了军队，闹事者则进行反抗，结果有若干人死亡。经济和社会原因在这第一个革命日中已经显而易见。这并不是一场政治骚乱，人民群众对于政治事件还没有明确的认识，是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动机使他们投入运动。但是，这些人民**反过来产生了政治后果，即便只是触动了一下政权。

人民认为，解决粮荒和生活用品昂贵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求助于物价管制。为了严格实行这一点，即使采取征用和限价等手段也应在所不辞。人民在经济方面的要求与资产阶级的要求是对立的：资产阶级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其他方面都要求自由。归根结蒂，这些要求说明了人民在1789年7月突然闯入政治舞台的原因和第三等级内部的矛盾将引起一些波折，尤其是共和二年的民主尝试。

3.农民：统一的实体，潜在的对立

旧制度末期的法国主要是个农业国，农业生产在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革命过程中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便在于此。

首先是农民在法国人口中的重要性。在2 700多万人口中，城市人口占16%至20%，农村人口大约有2 300万，占绝大部分。1846年进行的城乡人口比例状况普查表明，此时的农村人口仍然占总人口的75%。

其次是农民在大革命史中的重要性。如果农民群众保持被动消极状态，革命便不可能成功，资产阶级也不会取胜。促使农民介入大革命进程的主要原因是领主权和封建残余问题。农民的介入导致封建制度的彻底废除，尽管这种废除是逐步实现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大恐惧导致了8月4日之夜。购得了国有产业的农民作为土地所有者义无反顾地成为新秩序的拥护者。

在旧制度末期，法国农民拥有部分土地，因而他们不同于欧洲中部和东部服徭役的农奴，也区别于英国的雇农。后者虽有人身自由，但只能靠工资为生。自16世纪起，“圈地”运动开始使英国农民的财产被剥夺一空，使雇农的人数越来越多。还应该了解农民所拥有的土地占多大比重。就整个法国来说，我们只能提出近似值。经营的问题也应该考虑到：地产与土地经营是两个各不相同又互相关联的问题。对农民来说，经营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地产分配造成的不利因素。

在不同地区，农民地产在全部土地中的比重为22%至70%不等。在北部、西北部和西部的小麦高产区和畜牧区，它的比重较低：在诺尔为30%，在莫日为18%，在蒙彼利埃教区的平原地区为22%。相反，在原来多灌木或树林的地区和山区，农民地产的比重比较高。这些地区的开垦大多是个人自发所为。在那些需要投入大笔资金进行土地整治（如排干沼泽）的地区，或者在城市近郊那些特权者和资产阶级地产集中的地区，农民地产则极少。尽管农民产业总的比重显得比较大（35%左右），但是鉴于农村人口众多，摊到每个农民身上的份额便微乎其微了。许多农民甚至没有一点土地。旧制度下的法国农民中不少人拥有一小块地，但无地农民的数量更多，他们构成农村的无产阶级。

农民生活条件差别很大，造成这种差别有两大因素：一个是人的法律地位；另一个是地产的分配和土地的经营。

从第一个方面看，农民分为农奴和自由农。尽管大多数农民长期以来已成为自由人，但农奴的数量仍然很多，在弗朗什-孔泰和尼韦尔内地区有100万左右。在农奴的身上压着领主的“永久管业权”，除非向领主缴纳大笔税金，否则农奴的子女连父辈的流动财产也无权继承。1779年内克在王家领地废除了永久管业权，在全国废除了“追及权”，即领主对于逃亡农奴所拥有的权利。

在自由农中，“散工”、“零工”和农业短工构成了日益增多的农村无产阶级。18世纪末，由于领主的反动，封建和王室捐税的加重以及人口的增长，下层农民的无产者化加速了。在第戎农村和布列塔尼，散工数量在一个世纪内增加了1倍，而小自耕农却相应减少了。尽管名义工资有所增长，而物价更大幅度的上涨却使农村无产者的处境愈加恶化。

许多小农的状况与农村无产者相似。他们只有一小块不足以为生的土地。这块土地或属于自己或是租佃来的。因此，他们不得不在雇佣劳动或农村工业中谋取收入以补其不足部分。拥有地产的教士、贵族或资产阶级很少自己经营，他们把土地以永佃制，更多是以产品分成制的方式出租。由于地块往往是分散的，出租按地块单独进行。这使得短工有可能得到一小块土地，使小自耕农有可能扩大经营范围。在这些拥有小块地的农民中，分成制佃农无疑是数量最多的：法国2/3或3/4的地区实行分成制地租。当然，应该把这一比重看成是最高限度。这种制度在卢瓦尔河以南，尤其是在中部（索洛涅、贝里、利穆赞、奥弗涅）、西部（布列塔尼的一半租地使用这种制度）和西南部地区占主导地位，在卢瓦尔河以北则较罕见，主要集中在洛林地区。分成制是最贫困地区的一种租佃方式，这些地区的农民既无牲畜又无资金。

在大面积耕作区，如巴黎盆地盛产粮食的平原，大佃农常常吞并所有出租土地，使短工和小农一无所有。这些人是名副其实的“农村资产阶级”。他们加速了农民的无产者化，因而招致农民对他们的仇恨和愤怒。这是一个人数不多，但成分单纯的社会集团。它集中在大面积耕作区，在经济上占有重要地位，是粮食产区农业资本主义改造的倡导者。大佃农租用大片地产，租期一般为9年，这需要有一笔经营资本。这种永佃制远不如分成制普遍，主要流行于农民地产较少的粮食高产区和盛产小麦的冲积平原，如庇卡底、东诺曼底、布里、博斯等地区。

“大自耕农”指那些生活宽裕、甚至富有的有地农民和租用大片地产、主要以货币支付地租的佃农。他们在广大农民中只是一小部分，但其社会影响却是很大的。他们是农民整体中的显贵、“村里的公鸡”或一种“农村资产阶级”。这些人的经济作用很有限。他们也把一部分产品投入市场，但这些产品在整个农产品中只占很小部分。好年景时自耕农就把多余粮食推销出售。在许多地区，自耕农主要出售葡萄酒。葡萄酒的价格在1777—1778年以前始终保持大幅度上升的趋势（70%左右）。于是，拥有土地的富裕农民在路易十六统治以前一直从农产品价格上涨中得到好处。

在农村中，农民可分为大佃农、大自耕农、永佃农、分成制佃农、小自耕农以及大量短工，他们包括了从拥有房屋、庭院和租入小块土地者到一无所有的人。由此可见，农村的社会差别和对立与城市不相上下。

传统的耕作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贫农的无地之苦。尽管各地区的程度不同，农村公社制仍然十分盛行。农村公社具有自己的政治和行政组织（村民大会、村民代表）。它还经常行使其经济职能，在贫农占优势的地方，它趋向于保持集体权利。在北部和东部，乡村的田地被划分成狭长和相互开放的地块，并实行三圃轮作制（冬麦和春季谷物），其中总有一块田休耕以便恢复地力。在南方则实行两圃制。休闲的1/2或1/3可耕地以及收割后的田地被看成是“公共的”，经过一次收割的草场也是如此（二茬草权）。在这些公共地块上可以行使“共同放牧权”；每个农民都可在此放牧牲畜。这样，田地和牧场就成为开放性的。“公社产业”（牧场、森林）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使用权”为农民提供了其他生活来源。除此以外，村民还享有“拾穗权”、“拾草权”。富农对这些限制其耕作自由和财产权利的集体权利持敌视态度。而贫农却相反，他们非常重视这些权利，多亏这些权利他们才得以生存。贫农致力于限制个人财产权以保卫集体权利，因而他们反对以“圈地法令”为主要特征的“农业个人主义”的发展，以及农业的资本主义改造。从整体看，18世纪末农民的经营仍然是前资本主义性质的。小农的所有制观念与贵族、资产阶级地主和大耕作区的佃农有天壤之别。资产阶级的所有权概念，即所有者对其财产享有绝对权利与小农的集体所有权观念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在19世纪很长一段时间内依然存在。

农村经济越是落后，农民的负担便越沉重。他们在反对君主制度和贵族阶级把这些负担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斗争中实现了农民的团结。

首先是王室负担：军役税的缴纳几乎全落在农民身上，同时他们还须缴纳人头税和念一税。筑路徭役、运送辎重、组织民团等义务也全由农民承担。最后还有非常沉重的间接税，其中以盐税为最。与17世纪和1715年以前相比，王室负担在18世纪大部分时期里有所减轻。但随着北美独立战争的爆发，这些负担又重新开始加重，如在瓦隆人的弗朗德勒地区，仅在路易十六统治时期直接税就增加了28%。

其次是教会负担：什一税是向僧侣缴纳的，其税率并不统一，但大都低于1/10。其中“大什一税”的征收对象是4种主要作物：小麦、黑麦、燕麦、大麦，“小什一税”以其他作物为征收对象。牲畜也是征税的对象。缴纳给主教、教堂、修道院甚至领主的什一税很少被用于维持宗教活动和救济教区穷人。这使农民对什一税不能容忍。

最后是领主负担，这是最为沉重、最不得民心的。封建制度的触角伸向所有平民的土地，封建权利便由此产生。领主在领地上享有高级和低级司法权，这是他们社会优势地位的象征。“低级司法权”是强迫缴纳捐税的经济武器，是领主剥削不可缺少的工具。领主权本身包括狩猎、捕鱼、养鸽的独占权和桥路税、市场税的征收权，以及使用个人徭役和作为经济垄断的专利权（磨房、压榨器和烤炉的使用税）。“物权”是指对土地而不是对人的权利。领主手中掌握着土地的“支配产权”（直属权），土地（采地）由农民耕种（他们只有“使用产权”）。农民要缴纳年赋（以货币为主的地租和年贡以及作为实物地租的一部分收成）。农民由于出售土地或继承地产引起使用权变更时还要缴纳“额外酬金”（地产转移与出售税）。这种制度的严格程度是不一致的。在布列塔尼最厉，在洛林也很严格，在其他地方则较松弛。估价这种制度的后果，不仅应注意到这些负担本身，还应该看到它所引起的欺凌压迫和种种弊端。

“领主的反动”在18世纪非常突出。它使得封建制度越加令人难以忍受。领主的司法机关对有争议的农民实行压服。领主们攻击集体权利和公社产业使用权，要求对公社产业实行财产支配权。而“选用权法令”往往使他们得到1/3的公社产业。领主的反动在某些地区特别猖獗。例如在曼恩，18世纪中，一些领主庄园合并起来，使封建地产更加集中。长子继承权成为根深蒂固的习俗，使采地得以保持。公社财产被领主吞并殆尽。在弗朗什-孔泰仍然严格保留着对农奴的追及权和永久管业权。而这些权利在其他地方都已废弃了。1779年国王发布的废除令在这里则直到1788年，经过一场38小时的辩论后才被“强行”在高等法院登记注册。

领主的反动还由于整个18世纪的物价上涨而加剧。物价上涨使领主和收税人的实物地租与实物什一税的价值增加。农民身上承受着捐税加重、物价上涨和人口增长等多方面的压力，他们手中的货币日渐减少。这也是造成农业技术停滞的原因。每逢危机来临，什一税和领主捐税的压力便空前加重，例如在1788—1789年发生的那种情况。中等农民在正常情况下能勉强在自己的土地上谋得生存。在危机时期，缴完什一税和领主捐税他们便落得两手空空，不得不以高价买粮，1788—1789年就是这样。这就是农民对领主权势怀有深仇大恨的原因所在。

农业形势与这种社会状况互相联系。传统的耕作制度显然不利于技术的进步。农业经营获利甚微，耕作方式原始落后，产量很低。实行两圃或三圃制致使土地每两三年就要休耕停产1年。这使农民缺乏土地的问题更为严重。大革命前夕到法国来旅行的英国农业专家阿瑟·扬证明了农村这种落后性和传统习惯势力的根深蒂固。18世纪中，在重农学派的宣传下，一种主张对农业实行资本主义改造的思潮应运而生。“农业狂热”一时间风行开来，几个大领主在这方面还作出了榜样。实际上，特权者所追求的只是增加收入，他们对农业问题的解决并不关心。他们从经济学家的理论中找到了论据，以便在谋求公共利益的招牌下掩盖领主反动的行径。农业生产技术的落后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农村经济的社会结构直接造成的。任何技术进步、对传统农业的任何根本改造都会导致封建残余被摧毁。如果依照英国的先例，集体权利也将会消灭，因而贫农的命运会更为恶化。重农学者和农业专家们对英国的榜样印象很深。一直到19世纪后半期，小农都是在这种矛盾环境中挣扎。

在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农业生产占主导地位的国家里，农民的要求自然有特殊的重要性。它反映在两个方面：封建捐税问题和土地问题。

对于封建捐税，农民是一致的。他们的陈情书表现了他们在领主和特权者面前的团结。除了间接税外，封建捐税和什一税引起了众人的抱怨。这些捐税是沉重和令人恼火的，农民对它们的来源不得而知，认为它们的征收是不公正的。诺尔省一个教区的陈情书中写道：封建捐税“是在一种应该受到指责的、神秘的阴影中产生的”，如果其中一部分属于合法的所有权就应该加以证明。即便如此，这些权利也应允许赎买。关于验证封建权利合法来源的要求在实质上是革命性的。各教区陈情书在提出这项要求时（还有许多陈情书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因为它们不是由农民起草的），大都是态度明确的。农民们要求以货币而不再以实物缴纳什一税和地租。他们认为，随着货币购买力的下降，这些捐税最终也会名存实亡。他们还要求把什一税用于其最初的目的，特权者也要纳税。资产阶级人士在这些要求中的许多方面与农民意见一致。第三等级的团结也因此得到加强。

在土地问题上，农民却不像在其他问题上那样团结一致。众多农民缺少土地，不少人认识到他们应该成为土地的主人。然而，陈情书中极少有敢于要求僧侣出让财产的。它们一般只限于提出用僧侣财产的收入还清国家债务，弥补财政亏空。在大多数人看来，私有财产，甚至一个等级的财产是不能触犯的。农民认为，能够租用土地已经足够了。陈情书在土地经营问题上的态度则大胆得多，其中许多提出了分割大农庄的要求。所以，从1789年封建权利被废除后，农民便在土地问题上出现了分裂。大地产经营者的利益与小农和无产者的利益互不相容。前者力图创立技术先进的农业，为市场而生产，后者则满足于生活在几乎完全封闭的经济中。在对待旧制度的改革尝试（圈地、谷物贸易自由）以及农村公社和经营方式问题上，农民也陷于分裂。从1789年起，有地农民开始意识到无地农民对其利益所构成的威胁。诺尔地区的某些陈情书早已要求建立按纳税额决定选举权的制度，以便把非纳税者和接受救济者排除于政治生活之外。它们认为这是“防止省议会过分嘈杂纷乱的唯一手段”。固然必须首先废除封建制度，但有地农民此时已经开始为保持其社会权威而忧虑了。

法国农民之间后来发生的对立是从旧制度末期开始萌生的。他们只是在反对特权者，仇恨贵族方面保持一致。大革命废除了封建捐税、什一税和特权以后，有地农民便转而主张恢复秩序。至于土地，大革命通过出售国有产业使小土地所有者大为增加，同时也保持了大地产和大型经营方式及其一切社会后果。旧制度末期的农民结构本身已预示出大革命在土地成果方面的温和性质，用乔治·勒费弗尔的话说，这“像是资产阶级与乡村民主之间的一种妥协”。

4.封建生产方式的结构危机

从1720年起出现的经济和人口的急剧增长在18世纪70年代开始显出放慢的迹象。一些省份大型贸易和粮食生产的发展速度减慢，一般毛织品、棉麻织品、小型冶金等大众产品工业的增长达到了极限。流行病的蔓延与经济发展放慢的现象竞相出现。封建主义的社会组织基础本身显然与此有关。的确，以往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现在因国内市场不足而受到阻碍：农民群众太穷困了。这种状况本身与各地区之间由物质（尽管修筑了道路，交通工具仍然不足）和人为（商品流通税的负担）造成的严重隔绝也有直接关系。同时，对农民劳动的横征暴敛也是原因之一：领主的反动加重了领主捐税，地租的份额与数额随着不断增加的租地要求猛涨，此外还有其他各种税收。然而，同以往一样，这些征缴的绝大部分并未用于农业投资，而是在奢侈性（豪华用品）或非生产性（官僚机构、军队、宫廷）的开支中被挥霍浪费掉了。这样，农民中潜在的积蓄大部分被吸干，剩下的少部分也被用于土地投资了。农业的进步得不到任何资助，农业技术停滞不前。

此外，人口增长对于一成不变的社会结构框架也产生影响。瘟疫消失、赋税放松和国内相对和平使人口一度大量增长。这促使一直占统治地位的旧结构变得脆弱了。1760年以后，流浪现象有新的发展。在里昂地区，游民中短工和小农的比例很大。这种现象的增加与农民中社会差别的扩大紧密相关，同时也和土地遗产集中与分割的双重变动分不开。人口增长加剧了这一变动，并且引起地租上涨。由于工业增长缓慢，它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这并非是因为缺乏销售市场，而是因为缺乏资本——可使用的资本。然而，资产阶级大搞国家财政交易（这种交易因王家金库亏空而膨胀），并且模仿贵族阶级购置地产。这些活动占用了它相当一部分资金积累。

因此，18世纪末，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生存无任何保障。由于缺少收入转让制度，救济事业仍很不发达；1786年贸易条约引起英国制成品大量流入；1788年的坏收成和1788—1789年的严寒冬天。所有这些在当时并不是特别的灾难，也许比1709—1710年的程度要轻，但是，此时正值经济结构的危机，新思想正在四处传播，国家镇压工具也陷于危机。这些情况是路易十四王朝时期，即便是末期也未曾有过的。再者，17世纪以后人们的心态已发生了变化。在一部分人民群众中，尤其在大城市和贸易活跃的农村地区，1720—1770年间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初等教育的发展使他们开始不大遵从教会的道德箴言（1760年后避孕开始出现，虔诚读物减少），并不安于逆来顺受了。在许多农村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农民与领主间的敌对事件（这些事件本身往往是无足轻重的）。农民与僧侣之间的敌对甚至也出现了，只是较少些。三级会议的咨询活动开始后，人们感到幸福有可能得到，前途充满希望，同时也越发不能忍受经济情势方面的危机了。

Ⅲ.资产阶级的哲学

社会的经济基础正在改变，意识形态同时也在变化。大革命的思想源流应该从17世纪以来资产阶级所创立的哲学中去寻找。笛卡儿曾指出用科学驾驭自然的可能性。作为他的继承者，18世纪的哲学家公开地阐明了一个新秩序的原则。哲学运动与17世纪教会、国家的专横和禁欲思想背道而驰。它深刻影响了法国思想界，唤醒并激发了批判精神，同时提供了新的观念。无论在科学、信仰和道德方面还是在政治与社会组织等各个领域，启蒙思想都以理性原则取代了官方与传统的原则。

德·朗贝尔夫人（1647—1733年）说过：“研究哲学就是使理性恢复其全部尊严和权利，就是把一切事物与它们本身的原则联系起来，并摆脱舆论与权威的桎梏。”

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对“兼收并蓄”条目作了这样的解释：“兼收并蓄者作为哲学家，他打碎偏见、传统、古法、普遍认可和权威，即一切束缚群众精神的东西。他敢于独立思考，敢于探索最明确的普遍原则。他对任何事物的承认都必须经过感觉和理性的证实。”

伏尔泰在1765年写道：“真正的哲学家，他们开垦荒地，促进耕犁和居民数量增加，他们使穷人有事做，能致富，他们鼓励婚姻，安抚孤儿，对必要的捐税毫无怨言，并力图使耕作者有条件愉快地缴纳，他们对人无所求，而是鞠躬尽瘁，为其谋福。”

1748年后，该世纪中最伟大的著作相继问世：从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1748年）到卢梭的《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1762年）。在此期间出版的还有比丰的《自然史》（第1卷出版于1749年）、孔迪雅克的《感觉论》（1754年）、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5年）、摩莱里修士的《自然法典》（1755年）、伏尔泰的《论各民族的风俗与精神》（1756年）和爱尔维修的《论精神》（1758年）。在1751年这一年中，出版了狄德罗主持的《百科全书》第1卷、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和重农学派的刊物——《经济杂志》第1集。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和百科全书派以及经济学家，他们都以不同的特色为哲学兴盛作出了贡献。

18世纪上半叶有两大思潮在发展：一股是具有封建色彩的，以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为代表。各高等法院和特权者们从该书中汲取了反对专制主义的论据。另一股是具有哲学色彩的，它敌视僧侣甚至宗教本身，但在政治上是保守的。这两股思潮在18世纪后半期固然还存在，但是更为民主和平等的观念开始出现了。哲学家们此时从涉及政府的政治问题转向涉及财产制度的社会问题了。尽管重农学派在一种保守思想指导下提出了经济问题。但是他们毕竟推动了时代思想向这个新方向发展。伏尔泰自1750年至他去世前是哲学运动无可争议的领袖。如果说他所主张的是在绝对君主制范围内实行改革，把政府交给富有的资产阶级，那么平民出身的卢梭则表达了小资产阶级和手工业者的政治理想。

重农学派认为，国家的组成是为了保障财产权，法律是自然的真理，它独立于君主并凌驾于君主之上。“立法权只能是宣布法律而不是创造法律的权力。”（杜邦·德·内穆尔语）“法律对财产的任何侵犯无异于社会本身的颠倒。”重农学派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它的力量仅限于保卫财产，国家只应该行使镇压的职能。这样，重农学派的运动便发展为一种有利于地产主的阶级政策。

伏尔泰同样主张政治权利归富人所有，但不是只归地产主所有。在他看来，土地并不是财富的唯一来源。但是，“在社会中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人，他们是否应该享有发言权？”（尊敬的波利卡普神甫信札）伏尔泰在《哲学辞典》（1764年）的“平等”条目中写道：“如果不永远保持成千上万有用的、同时又一无所有的人，人类便不可能生存下去。”他在这个条目中还写道：“平等是最自然，又是最虚无缥缈的东西。”伏尔泰企图把大人物压低，但丝毫不想把人民提高。

作为平民灵魂的卢梭却反其道而行之。在第一篇论文《论科学和艺术是否败坏或增进道德》（1750年）中，他批判当时的文明，为贫苦人申诉：“在城市里养活100个可怜虫的奢侈品使得10万个穷人为之丧生。”在第二篇论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5年）中，他对财产制度予以抨击。在《社会契约论》（1762年）中，卢梭发展了人民主权的理论。在这方面，孟德斯鸠主张权力归贵族；伏尔泰主张权力属于上层资产阶级；卢梭则主张解放卑贱者，把权力赋予整个人民。卢梭为国家规定的职能是惩治对个人财产的滥用，以继承法和累进税保持社会的平衡。这种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平等论点在18世纪是独步一时的。它使卢梭与伏尔泰及百科全书派之间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对立。

开始，这些不同思潮几乎是完全自由地发展的。蓬帕杜尔夫人从1745年起成为宠妃，并得到财界的支持。她由于保护哲学家而遭到由主教团和高等法院支持的王后、王太子亲信集团的对抗。他们把哲学家视为敌人。1745—1757年，马肖·达尔努维尔试图通过开征念一税来废除财政特权，建立纳税平等。他依靠了哲学家的支持，因为这也是他们的要求之一。这样便结成了开明大臣和哲学家的联盟。同时，对特权和宗教本身的攻击也展开了。1750—1763年，政府没有出面干预。马尔泽尔布主持着图书编审机关。作为哲学家他并不认为他所领导的书刊检查部门有何用处。正是由于他，《百科全书》的头几卷才没有夭折。

在中立态度的鼓舞下，哲学运动逐步扩展开来。尽管后来当局改变了态度，但它已经是所向披靡了。1770年后，哲学宣传已大获全胜。此时，最伟大的作家已开始沉默并纷纷逝去（卢梭和伏尔泰于1778年去世）。二流的一些作家却开始把新思想在资产阶级的所有阶层以至整个法国普遍传播开来。思想史上的重要成果《百科全书》于1772年完成。它在社会和政治方面是温和的，但它强调对科学无限进步的信仰，为理性树立了宏伟的丰碑。马布利、雷纳尔、孔多塞继承了前辈的业绩。哲学成果在路易十六统治时期虽有所减少，但不同体系的综合却开始形成，革命理论便应运而生。雷纳尔修士所著的《欧洲人在两印度定居和贸易活动的哲学与政治史》在1770—1780年间再版不下20次。狄德罗参加了该书很大一部分的编写。雷纳尔在书中把哲学宣传的所有论题都再次提出来：对专制主义的仇恨与对教会的不信任，主张教会应受世俗国家严格控制，以及对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的赞扬。

书籍和小册子把这些思想传播到各个社会阶层。1775年马尔泽尔布在当选法兰西学院法兰西学院院士的演讲中宣称：“在每个公民都能用印刷品向全民族发表意见的时代，那些对别人具有教育才能和激励天赋的人们，即那些文人，他们处于分散的人民中间便犹如罗马和雅典的演说家们处于集合起来的人民中间一样。”

18世纪的书籍出版量有很大增加。1731年前后，全国每年出版400—500部著作，1789年前后达到1 000—1 200部。旧制度末期的报刊也增加了。在法国北部里尔的第一份报纸于1749年创刊，瓦朗西安、阿腊斯和亚眠的第一份报纸出版于1788年。

口头宣传扩大了印刷品的影响范围。沙龙、咖啡馆数量大增，各种社团也纷纷建立起来，例如：农业学会、慈善协会、各省学院、阅览室等。讨论哲学和社会问题的学术团体成倍增加。1780年以后，在40多个城市建立了上述各类团体，其中有波尔多这样的大都市，也有像巴耶这样的小镇。从1770年起僧侣会议便看到，没有任何一个城市或乡镇能够“免于这种亵渎宗教的言行的传染”。

共济会助长了哲学思想的传播。自1715年从英国传入后，共济会便无保留地支持哲学宣传。在身份平等、宗教宽容等许多问题上它们的观点是一致的。然而这种作用不宜过分夸大。作为贵族阶级和富有资产阶级相互融合的场所，共济会不过是众多传播哲学思想的团体之一。同时，中等教育的发展，中学和寄宿学校的大量增加，使有条件对新思想感兴趣的公众广为扩大了。在鲁昂（1789年有7万人口）有两所男校和两所女校，较小的勒阿弗尔（2万人）也有了一所学校。

传统的权威并非无动于衷。僧侣会议从1770年就开始担心：随着信仰的丧失，“对君主本人的爱戴和忠诚感情也会永远消失”。对教会的攻击动摇了君权神授的基石，正如对特权的批评动摇了旧制度的社会基础一样。1775—1789年，巴黎高等法院查禁了65部著作。对于邦塞1776年出版的《论封建捐税之弊端》，高等法院宣称：“作家们开始研究如何反对一切，摧毁一切，推翻一切了。假使这名作者写作的系统思想不幸惑及民众，王法将被彻底动摇，臣属将起而反叛主人，人民就会反抗君王。”

在哲学宣传的主要论题中，理性至上最为突出：18世纪时，理性主义的影响遍及各个领域，它已所向披靡。其次是对进步的信仰，理性把它的光明传播得离人们越来越近了。

“终于，一切阴暗都消逝了，大地光芒普照，各类伟人辈出的壮景出现了！人类理性是何等尽善尽美啊！”（杜尔哥《人类精神进步的哲学画面》1750年）

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对自由的要求，从个人自由到经济自由。18世纪所有伟大著作都把自由作为主题。哲学家们行动的主要表现（尤其是伏尔泰）是为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而斗争。在平等问题上存在的争议比较大，大多数哲学家只要求在法律面前的身份平等。伏尔泰在《哲学辞典》中认为，不平等是永恒的和命中注定的。狄德罗把特权区分为基于实际服务的正当特权和非正当特权。然而，卢梭把平等的观念输入当时的思想中，他要求一切公民的政治平等。他赋予国家的作用是保持某种社会平衡。

这些构成哲学思想共同基础的观念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资产阶级各阶层呢？反对贵族阶级是所有人联合的基点。18世纪，贵族越来越企图保住特权和贵族地位。但是，随着财富的增长和文化的发展，资产阶级的雄心与日俱增。然而此时一切晋升的道路都对它关闭了，使它不能担任重要的行政职务。资产阶级认为自己比贵族成员更适合担当这些职务，因而它的荣誉感和自尊心时常遭到伤害。在布耶侯爵这位绅士的《回忆录》中或在罗兰夫人身上，资产阶级的这些不满淋漓尽致地反映了出来。罗兰夫人明确认为自己的才能和资产阶级尊严远非贵族妇女所及。

资产阶级面前主要有两个问题：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

政治问题就是分享政权的问题。18世纪中叶以后，尤其是从1770年起，舆论越来越关注政治和社会问题。资产阶级宣传的内容显然是哲学运动的论题：批评神授君权，仇恨专制政府，抨击贵族，反对特权，要求身份平等与纳税平等和任人唯贤的人事制度。

资产阶级对经济问题同样感兴趣。上层资产阶级意识到，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对国家进行改造。什一税、农奴制、封建捐税和不公平的税收制度妨碍农业的发展，影响着一切经济活动。只有废除长子继承权和永久管业权财产才能得以流通。工商业资产阶级还想得到劳动自由和企业自由。多种类型的司法习俗、国内的种种关卡、度量衡的多样化，这些都影响了贸易活动的发展，阻碍着全国统一市场的建立。资产阶级在管理其企业时所奉行的原则，即秩序、精简、统一，也应该被用于国家治理。最后，资本主义的企业精神还有赖于科学领域的研究自由：资产阶级要求科研工作与哲学思辨一样，都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审查。

驱使资产阶级行动的不只是自身利益。当然，贵族的排他性以及资产阶级经济和智力方面上升与身份下降的矛盾加强了它的阶级觉悟。然而，意识到自身力量和价值的资产阶级从哲学家们那里汲取了某种世界观和大公无私的文化。它不仅仅认为改变旧制度符合自身的利益，还相信这样做是符合正义的。资产阶级确信自己的利益与理性是一致的。

当然，我们对这种断言要具体分析。资产阶级包括各种阶层，它并不是一个清一色的整体。许多资产者从未受到哲学宣传的触及，有的则出自于宗教虔诚和传统主义，反对进行变革（在恐怖时期的死难者中第三等级的成员占大多数）。我们不应该忘记，宗教书籍虽然在18世纪出版物中的比例大为减少，但仍然为数可观。多数报刊在概述新书内容时都表现得谨小慎微。学术团体同样是非常温和的，因为贵族往往在其中有很大势力。哲学传播中遇到的这些限制使得资产阶级内部出现了抵制哲学宣传运动的力量。资产阶级固然希望变化和改革，但它并无丝毫革命之意。整个第三等级都敬仰国王，这几乎是一种宗教性的感情。正如马尔蒙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证明的：国王代表了民族观念，任何人也不打算推翻王政。资产阶级，尤其是上层资产阶级更多地是想与贵族融为一体，而不是摧毁它。资产阶级对于拉法夷特的迷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总之，资产阶级远不主张民主，它主要是想保留社会差别，使自己区别于下层阶级。库尔诺在《回忆录》中讲道：“在这个资产阶级的社会中，没有任何东西比身份的从属关系更引起注意的了。代理人或公证人的妻子被称为‘太太’，而参事的妻子则毫无争议地被称作‘夫人’”。

贵族与资产阶级关系的危机

18世纪，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具有竞争性质。的确，贵族已陷入不可克服的矛盾之中。在不断进步的生产力和知识的推动下，社会劳动变得多样化了，促使富裕和有知识的资产阶级壮大起来。与此同时，第二等级为保住自己的旧有优势，拒绝相应地满足不断壮大的资产阶级成为贵族的要求。总的看来，18世纪加封的贵族比以前减少了，因为从路易十四以后取消了拥有采邑便自封是贵族的做法。这种做法虽不合法但在此之前一直较普遍。1728年后，有爵位的官职不再开设，贵族证书的颁发也不轻易进行了，只是在1770年前后出现过一阵**。

贵族在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支配权远不如17世纪了。新设的经济或军事职务及主要的机构开始有一部分摆脱了它的控制。因为掌握这些职位必须有技术能力，这使官员的招募超出了贵族范围。对此，贵族的反动也无济于事。王家要塞建筑师团体已稍向平民开放，这是因为梅齐埃尔工程学校的招生范围较广，专业培养所需的数学水平很高，因而录取不能在社会方面过分限制。中央行政部门办公处的成倍增加引起“办事员”数量的上升，这些人多数是非贵族。

在文化方面，那些学院、学术团体和报刊，尽管受到贵族和国家的控制，尽管它们大多数并无颠覆思想，但还是对旧制度的社会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它们促进了思想世俗化和“功利”情趣等资产阶级准则的传播。这些准则与陈旧的宗教感情和古老贵族的荣誉感是背道而驰的。一直是贵族阶级社会主要思想支柱的教会在18世纪末越来越不能满足新的社会要求。私人寄宿学校和市政教育设施增加后，教育便不再是教士们的一统天下了。救济事业同样也开始世俗化。监察官或地方当局建立了乞丐收容所和慈善堂。方兴未艾的非基督教化运动最终对贵族政权是个打击。对普罗旺斯省遗嘱的研究表明：外省的大批贵族对于传统宗教的笃信程度比人们以前所想象的要高。这一点很说明问题。此外，同样意味深长的是，1789年以后的反革命流亡成了宗教思想意识的强烈复发中心。

[1] 10世纪法国编年史作家，修道士。著有882—995年间的《历史》。——译者

[2] 法国辅币名，相当于1锂的1/20。——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