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后湘军时代湖南的守旧与趋新

随着咸同风云人物那一代人的离去，湖南士人在全国的整体地位和形象恐怕都大为下降，他们中一部分人的眼光也似乎出现内缩的倾向，其所注重者逐渐由全国而家乡。这样一种眼光的内倾，与因湘军之起而高涨的湖南绅权相结合，就给后来的湖南地方政治带来相当的影响（详后）。[36]丁酉、戊戌年间在湖南喊得越来越响的“自立”口号，虽然主要是出于对全国的关怀，然转变中的湖南区域文化多少有些潜在的协助作用。同时，以趋新为基本倾向（程度容有不同）的咸同时代湘籍风云人物的离开历史舞台，也多少为新一代湘绅提供了其他选择（包括“守旧”）的可能。

王先谦为自己定位说：“平生愿为读书人，不敢貌袭名士；愿为正人，不敢貌袭道学；愿为建言之人，不敢貌袭直谏。”[37]叶德辉也说：鄙人“最畏居理学之名。平生言行之际，大德不逾。尝言吟风弄月之时，须具有仁民爱物之量，此方是圣门第一等学业，天下第一流人物。讲学而如楚囚相对，岂复有生人之乐哉。”[38]两人都明确其与“道学”或“理学”的距离，最可见其与曾国藩那一代的明显差异。故老辈王闿运对叶氏的为人极看不惯：“叶麻子来，躁妄殊甚，湘潭派无此村野童生派也。”[39]而叶的弟子则记述他“平生耻言高尚，以为高尚乃无用之别名”；其“为人磊落光明，欲言则言，欲行则行。不知趋时，亦不知避谤”。[40]两说大致接近实际，不过各从其身份地位立言而已。

王、叶大概都不太注重修养，叶尤其“率性”超过“作圣”而稍带湖南民间的“痞”气，这可能是他们后来不时被人称为“劣绅”的一个原因。叶德辉一向强调其学术独立，甚而敢于攻击乡贤，这在当时极为少见。他自述说：“鄙人生长湖湘，先辈如王湘潭、郭湘阴，一时号为学者所宗，鄙人亦未尝依附。所谓士各有志，学各有宗。”叶的年辈相对低，而能与二王并称，他也不以为荣，反强调其学“迥与二王宗派不同”；他对当代大家如陈澧、俞樾“皆有微词”，而“于湘绮之尤力”。更曾点名攻击魏源“晚病风魔”，倡今文经学，结果几乎“尽灭全经以入于异室”。[41]这样的“率性”之人，在素重“作圣”的传统中国社会里，是很难有美誉的。[42]

王、叶等人的不重修养，具有明显的后湘军时代的意味；而其之所以能这样特立独行，恐怕与湘军兴起带来的豪气也有一定关系。如果没有曾国藩那一代人对道德修养的强调，湘人在全国的边鄙形象恐难转变；但近代湖南由边缘而中央这一大转折又的确使许多旧有的特性都借此发挥到更高的程度，从而使包括读书人在内的许多湘人部分回复到原有的刚劲强悍。

咸同后湘人的敢作敢为颇受世人注目，无意中支持或助长了一些与湖南相关的迷思之形成（其中梁启超起的作用尤大）。陈宝箴已说：咸同中兴的“名臣儒将，多出于湘。其民气之勇，士节之盛，实甲于天下。而恃其忠肝义胆，敌王所忾，不愿师他人之长，其义愤激烈之气，鄙夷不屑之心，亦以湘人为最。”[43]梁启超也认为：“发逆之役，湘军成大功。故嚣张之气渐生。”这大致是时人的认知，但梁随后下一转语“而仇视洋人之风以起”，则显然为信口开河（详后）。[44]

梁又说：“湖南向称守旧，故凡洋人往游历者动见杀害，而全省电信轮船皆不能设行。自甲午之役以后，湖南学政以新学课士，于是风气渐开。而谭嗣同辈倡大义于天下，全省沾被，议论一变。”于是有陈宝箴等推行的新政。这些话也都只能说是半虚半实，将半带想象的诠释掺和于事实叙述之中。湖南电信轮船固难设难行，但洋人有几人被杀却是可以统计的。所谓“动见杀害”，不过是把描述全国排外的习惯模式（其实全国也未达此程度）套在已先定为“守旧排外”的湖南之上。同时，甲午后学政江标以新学课士颇有影响是实，但陈宝箴抚湘前谭嗣同等人的观念已沾被全省，使议论一变，又只能是想当然。[45]

大抵梁启超如其自述，“笔锋常带感情”，故立说较随便。但正因“梁笔”的感染力，其说最易为人接受。他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致函汪康年说：“十八行省中，湖南人气最可用。惟其守旧之坚，亦过于他省。若能幡然变之，则天下立变矣。”[46]这里“若能幡然变之”只是一个希望，后来却成为一种习见的诠释。戊戌当年一位江苏人注意到：“夫湘人，吾华之深闭固拒最甚者也。一朝丕变，咸与维新。”王尔敏引用此语后进而提出：“甲午战后，湘省人士幡然改途，由守旧的中心，一变而为最积极维新的推动者。”[47]问题在于，甲午战争的失败对所有中国士人的刺激诚不可谓不深，但何以唯湖南人那么快就“幡然改途”呢？

其实，梁本人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仍说湖南守旧过于他省，则湖南人在甲午后的转变，显然是有一个过程的。《国闻报》到戊戌当年五月说：“素称守旧”的湖南“近日丕变之急，冠于行省”。[48]注意到其丕变在于近日，庶几近之。而梁启超和上引之江苏人已为湖南之变何以异于他省提供了答案。梁写信给汪康年是因为江标出任湖南学政，而汪与之厚，欲汪劝江“于按试时，非曾考经古者，不补弟子员，不取优等；而于经古一场，专取新学，其题目皆按时事（尝见建霞所命题，甚通）。以此为重心，则利禄之路，三年内湖南可以丕变矣”。江标果然以新学课士，两年后那位江苏人即注意到湖南的“一朝丕变”，其转折正在于“自我吴江建霞太史衔命视学，一以阐发新学为心，而澧兰沅芷之乡，无不知研求时务为当务之急”。[49]这就是说，甲午战败的刺激是全国性的，而湖南却因学政自上而下地以“利禄之途”导引，所以出现异于他省的变化。

同时，说甲午前的湖南是“守旧的中心”，恐怕也有疑问，对此谭嗣同、梁启超等当年即感疑惑。谭说：中国十八省中，“湖南独以疾恶洋务名于地球”，然“闻世之称精解洋务，又必曰湘阴郭筠仙侍郎、湘乡曾劼刚侍郎，虽西国亦云然。两侍郎可谓湖南光矣，湖南人又丑诋焉。若是乎名实之不相契也”！梁也说：“湖南以守旧闻于天下，然中国首讲西学者，为魏源氏郭嵩焘氏曾纪泽氏，皆湖南人。故湖南实维新之区也。”他提出的一个解释是：“他省无真守旧之人，亦无真维新之人。湖南则真守旧之人固多，而真维新之人亦不少。此所以异于他省也。”[50]这话与不说实无区别。谭注意到的“名实之不相契”说明湖南民风士风的守旧还是趋新，的确需要仔细甄别，这也就回到了前面提出的近代湖南文化主流趋向的问题。

关于湖南人的守旧，论者多引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灵柩因用轮船运回故乡受阻事为例。[51]自胡林翼慨叹洋船在长江的疾速行驶以还，轮船在近代中国就有相当程度的象征意义。但这一次轮船与曾国藩灵柩的关联，很有可能是后之治史者读出的新意。湖南当时为之哗然者是否从“新旧”立场出发思考和因应这一问题，迄今未见可靠的依据，相当值得怀疑。其实那件事或者与今人所说的“迷信”及相关习俗关系更大。曾纪泽在中国传统认为非常重要的事项中使用了当时不习见的运输工具，这大概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假如他用先民使用的木筏子运送乃父的灵柩，应属最“旧”，恐怕仍会引起相当程度的哗然（当然轮船可能更容易引起争议）。

湖南民风或有守旧一面（实则全国亦然，义和团事最足证明之），而湖南士风则绝不守旧，反而明显趋新。咸同以后湖南的象征人物是曾、胡、罗、左等，到那一代人影响式微时，魏源、郭嵩焘、曾纪泽等在戊戌新政前后被新派提出作为正面的乡贤象征，借重建湘学的地位以延续传统。重要的是，旧派实不能提出足以重建湘学地位的其他人选，所以他们只能基本默认新派的主张。戊戌新旧之争时除叶德辉因反对公羊学偶尔攻击到魏源外，所有旧派攻击的范围并不曾波及郭嵩焘与曾纪泽，则后二人的正面形象并未受到挑战。简单考察一下这一重建湘学传统及象征的过程，有助于认识湖南士风究竟是否保守。

陈宝箴在《招考时务学堂示》中说：“湖南地据上游，人文极盛。海疆互市，内地之讲求西学者，湘人实导其先。”以下历数曾国藩送学生出洋、左宗棠建福州造船厂、曾纪泽使俄不辱君命、魏源编《海国图志》、郭嵩焘使西以还之著作，“皆能洞见隐微，先事而发，创开风气，尤为海内所推”。[52]这一趋新的传承脉络极为清晰，而“为海内所推”一语尤能道出湖南在全国形象之所在。

皮锡瑞所拟的南学会第一次讲义就强调：“粤匪之乱，中兴将相，多出湖南。”他在列举了曾、唐、罗、左等以学人出而戡乱的业绩后强调：“乡先生流泽未远，学者当闻风兴起。即事权不属，如王船山先生，抗论古今；魏默深先生，纵谈海国；著书传世，亦足以教后学。”故倡立南学会的目的就是希望“将来风气大开，使我湖南再见曾文正、罗忠节、左文襄之伟人，再闻王船山、魏默深之伟论”。[53]皮氏后来再论清代湖南说：“船山、默深诸公，以文学开风气；曾、左、胡、江、罗、李，以武功致中兴。于是四方推重湖南为人才极盛之地。固由地气转移所致，亦由乡先生之善变也。如不变，则终如古南蛮而已矣。”[54]他不仅确立近代湖南讲学经世的传统在此，尤突出湖南风气正在于“乡先生之善变”。

这一观念显然传承下去，时务学堂学生林圭于戊戌当年写信向其过去的老师叙述省城新政举措后说：“外人以吾湘为善变，斯言不虚。”[55]时务学堂另一学生杨树达到1935年演讲“湖南文化史略”，仍说“自王船山先生以后，湖南人笃信民族主义，因欲保持自己民族，故感觉外患最敏、吸收外来文化最力，且在全国为最先。如魏默深之志海图，郭筠仙、曾劼刚之赞欧化，戊戌之办新政，皆其例也”。[56]更把戊戌新政与这一传统接续起来。

而且，是否承认这一区域文化传统对判别湖南趋新还是守旧极为重要。《湖南时务学堂公启》说：因西人足迹不及湖南，“海内海外遂咸以守旧目湘士。然窃闻吾乡先辈，若魏默深、郭筠仙、曾劼刚诸先生，咸于天下不讲西学之日，受怨谤、忍尤诟，毅然决然以倡此义。至今天下之讲西学者，则靡不宗诸先生。乌在湘人之为守旧也”。[57]这段话当然是在“讲西学”已成正面象征时力图为湖南形象增光，同时也说明只要认同这一区域文化传统，湖南人就并不“守旧”。

可证明湖南守旧的还有一象征性事件，即郭嵩焘确曾因太“新”而为湖南士人“公拒”。但此事原委尚可细析：郭本与更具威望的另一湘人左宗棠有隙，且湘人拒郭是他已先在政治上失意后出现的举动。一般而言，湖南人不会轻易牺牲一个有希望为乡邦大争名誉的难得人才，而拒郭一事基本是个偶发事件。郭氏后来在湖南学界的地位仍甚高，那以后他不仅长期在书院中任山长（以山长在晚清的地位，一个真正被地方拒绝的士人绝不可能久任此职），且被认为是湘学的主要代表之一。实际上，戊戌时的新旧两派大致都是在郭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前引叶德辉说“王湘潭、郭湘阴，一时号为学者所宗，鄙人亦未尝依附”，以示其“士各有志”，最能凸显郭嵩焘在湘学中的主流地位。假如郭氏真像有些论者所强调的那样不为湘人所容，叶氏这段话还有什么学术独立的意义呢？[58]

湖南人的乡邦意识本较强烈，对其缺乏全国性学者又心有所慊（前引王先谦叙述其编《皇清经解续编》时的苦衷即是显例）。在此情形下，既然近代湖南学术文化的主源流是趋新的，任何有学术地位并且希望维持其声誉的士人皆不能冒与前辈乡贤完全背道而驰的风险。后来被时势推上旧派领袖地位的王先谦，在郭嵩焘去世后曾领衔上奏请朝廷表彰郭，并为郭撰神道碑铭，这都是维护乡贤的明确表现。且郭是王的年长好友，王后来论“朋友之道”当“求直言”说，“犹忆郭筠仙先生在时，每见先谦文，其以为可者，反复称美，又时时为人道之；其不可，则奋笔代定，无所假借。真能与人为善者也。”[59]自认在学术上不追随郭的叶德辉在“平时与及门论文”时，于“湘人则取湘阴郭养知侍郎嵩焘，谓其充实在曾文正之上”。[60]戊戌时湖南最著名的两位旧派领袖的态度，足以表明“守旧”绝非湖南的风气所趋。

魏源、郭嵩焘、曾纪泽三人被重新“发现”或被正式确定在近代湖南文化传统主流之中，固然体现出世风的转移，这一修改历史记忆的有意尝试终是以历史事实为基础的。不论前此湘学湘风以保守还是趋新为主，到甲午戊戌之间，自魏、郭、曾确立为正面形象并与以前曾、左一辈的趋新形象一结合，就确立了以趋新为表征的近代湖南文化统系。湘人要维护乡谊，就不能不沿“善变”之路而有所新。近代湖南区域文化这一主流趋向决定了守旧在那里是不甚可取的，湘籍士人要维持已处下降趋势的湖南在全国的地位和形象，实难完全选择“守旧”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