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关于戊戌变法前后的湖南新旧之争，最早的著述，开始于当事人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当年的记述。[3]而有些迷思（myth），也就起源于梁。近几十年来，学界对此已有相当数量的论著刊布。这些论著多数发表在六七十年代，近年也仍有颇具分量的文章。[4]百年的研究澄清了不少史实（特别是黄彰健的研究，对新政和新旧之争的史实逐日重建，有可能时更尽量厘清同一天内事件发生的先后，其严格的态度颇值取法），对理解这一事件打下了较好的基础。近年又有一些新的史料刊布，这个题目本身也还大有探讨的余地。

实际上，过去已发表的资料仍未得到充分的利用，这部分因为多数研究者都带有明显的先入为主的倾向。[5]其一个表现是大量依据当事人如梁启超和熊希龄当时争辩的文字，而较少加以必要的甄别。如熊希龄说：梁启超初来时王先谦等均甚热情，而叶德辉与梁交往尤多。这大致属实，盖先参与新政而后来转成旧派的士绅如王先谦曾任国子监祭酒、龙湛霖曾任刑部侍郎、汤聘珍曾任山东布政使，且年辈亦高；唯叶始中进士数年，官不过吏部主事，与梁年辈最为接近。但熊说叶要他的学生从梁学《公羊》，则最多不过是叶的客气话，更有可能是熊兴之所至的发挥；与叶平日观念，全不相符。[6]稍作甄别，当知不足据。而这几句话因对叶形象不利，恰为人引用最多。

另一个特点则是非常关注激进的死难者如谭嗣同和唐才常，却较少注意即使在新派一边却不那么激进的陈宝箴、黄遵宪、徐仁铸、熊希龄等，而对实际参与新政甚力的陈三立、皮锡瑞、蒋德钧和欧阳中鹄等更基本忽视。这一倾向直接导致关于新政和新旧之争最为详尽的史料，即已摘选刊发的《皮锡瑞日记》，却几乎最少得到使用（黄彰健除外）。而旧派方面在当时即已积累的大量资料，更是除了摘取其有助于说明新政的一些字句外，对其自身的观念和言论，几乎都是以点到为止的方式偶尔摘引（且大家所引都是差不多的几句），余则较少理会。[7]

所以，迄今为止的研究，虽然已对此事的认识与理解做了很多重要工作，仍基本是只给新派一边以发言权，而很少予旧派以申述的机会。这无疑是先入倾向极强的单方面历史诠释，与原本的史实恐怕有相当的距离。实际上，即使仅仅想要了解新派的观念和行为，也必须给对立面以发言权，然后可得到接近原状的认知。只有对新旧双方的心态、观念和行为及其互动有比较深入而接近原状的认识，我们才能对戊戌变法这一近代中国极为重要的政治事件有更进一步的了解。[8]

何况旧派的言行本身就非常值得关注：戊戌变法时的湖南旧派并不能预知我们今日已知的后来变化，故他们在相当时期内是冒着直接与皇帝及其在湖南的代表巡抚作对的政治风险。除非我们认为晚清政治运作相当自由和开放（多数人显然不同意），否则就必须深入分析是什么因素促使这些读书人有这样的大胆表现。由于旧派在现存研究中基本处于程度不同的“失语”（voiceless）状态，我们对湖南旧派人物的认知大致不出近代“顽固派”或“保守派”的固定形象，在此基础上产生出的既存诠释似难以解释旧派人物何以能有这样的政治胆量。而这一问题又与晚清的政治运作、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朝野关系及官绅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面相密切相关，实不容忽视。

可以说，一个比较全面的丁酉戊戌时期湖南新政及新旧之争的动态历史图像还有待重建。这样的重建至少需要一组立足于实证的系列文章，本文只是其中一个不大的侧面，希望能尽量减少研究者先入为主的成见，采取朱熹所说的“虚其心”（open mind）的态度来对待当时湖南一些旧派代表人物的言行，并尽可能将他们在丁酉戊戌期间的言行置于此前此后较长时段内他们观念与行为的脉络以及与当时新派人物的互动这一纵横框架中进行考察，庶几对其“不得不如是的苦心孤诣”（陈寅恪语）得出一个比较贴近史实的认知。不敢言拾遗补阙之功，仅期收抛砖引玉之效。

从全国语境看，甲午中日战争后真正纯粹的守旧派几乎已不存在。即使是恶西学如仇雠、据说主张“宁可亡国，不可变法”的徐桐，也强调中国自己应“一意修攘，图自强”。徐以“顽固”著称于史书，他使用的“话语”固有传统如“修攘”者，到底也包括流行不久的“自强”一类，最能体现旧中有新的时代现象。陈鍫和汤志钧早就注意到，甲午后，连“握有军政实权的后党官僚”如王文韶、荣禄等均提出了改革的主张。两人都在戊戌变法前后得到重用，后者尤被视为反对新政的核心人物。而这两人恰是新政的重要推动者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先后荐主，特别陈任湘抚正是荣禄举荐；陈后来能仅受革职的处分，大约也因此。所以汤先生说陈“原属后党”。[9]

再往上考察到最高层次，如果没有长期实际主政的慈禧太后的首肯，从咸同时开始推行并在后来得到进一步推进的洋务或自强活动，以及在士林中连带而起的趋新思潮，应该说几乎都难以发展。其实慈禧太后对外国人和外国事物的态度并不像一般认知中那样仅有“保守”一面。就在戊戌变政后不久，她也曾对外国人表示友好。1898年12月13日，慈禧太后首次接受了七国公使夫人面贺她六十四岁万寿。主政的太后有此姿态，必然影响余人的态度。正如美国公使的报告所说：“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皇后或太后第一次接见外国夫人们，故可期望由此将产生某种善果。可以相信，这一接见将在皇宫内引起观看和了解西人和西方事物的愿望；而当广大中国人民普遍得知太后本人愿意接见并招待外国人时，他们[对外国人与事]的反感会部分减轻。”[10]

因此，到19世纪后期，中国朝野所谓“守旧”，大致都不过是相对而言。当然，由于近代中国思想社会发展有明显不同步的特征，存在一些区域性的例外也是可能的。过去不少人将近代湖南区域文化的守旧和排外视为导致一些士人守旧的基础因素之一，这当然不全是无根之谈；但以曾国藩那一代人镇压太平军起义而导致“湘运之起”为转折，湖南在全国的地位可见一个从边缘到中心的明显过程。而那一代湖南人又恰是推动中国洋务或自强运动的核心人物，他们形成的湖南在全国的形象，也就是近代湖南区域文化的主流趋向，显然是趋新而不是守旧。故近代湖南的区域文化不应该是导致部分湘籍士人守旧的重要因素。[11]

在晚清的“人治”社会中，一个地区是否实行政教改革，地方官的态度至为重要。可以说，甲午后湘省主要官吏的趋新是新政在那里得以推行的主导力量。既然趋新而非守旧是近代湖南区域文化的主流趋向所在，而实行新政又上有朝旨支持，更为地方大吏所推动，湖南的所谓旧派不少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新政，且他们实从内心赞同某种程度的改革，只不过各有不可逾越的最后准则（各人又不尽相同，所以参与程度不一，退出的先后也不一）。同时，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也还有更为深远的关注和思虑。

清季湖南旧派并不全旧这一点不少人都已论及，唯其内心世界和真实思想及其对国情的实际认知，迄今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对这些人在多大程度上是内心愿意参与新政，还是因学堂等本是诏书规定办且由现任巡抚主持故必须适当表明支持的态度，应有更细致的区分。同时，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显然有一个始新而转旧的过程，何以会如此，更应做认真的考察。其实旧派诸人也有很大的不同：其中最受瞩目的王先谦与叶德辉就有所不同；以学术名的王、叶后来虽与那些学问不深的旧派士绅结为反新同盟（并因其学术地位而为该同盟提供了有力的正当性），其心态和思虑也有相当大的区别。全面分析旧派诸人的观念异同只能另文为之，以下仅以王、叶为例，简略考察当时湖南士绅的新旧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