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也可是诠释：历史记忆与历史真相

罗尔纲先生近年回忆说，胡适在1931年“九一八”前夕，曾与徐志摩和他一起登临景山。本来游兴甚高，在俯视故宫后，“一瞬间，胡适的脸忽然阴沉起来，过了一刻，他沉痛地说：‘东北情况严重，如果当年冯玉祥不把溥仪驱逐出宫，今天北京不知怎样了。那时我反对把溥仪驱逐出去，我错了！’言下不胜沉痛”。[1]

这个故事已数次为人所引用，仅《文汇读书周报》就两次刊发讨论此事的文章，且引用讨论者与罗先生一样，都有意想要为勇于“改正错误”的胡适“正名”。换言之，他们都试图修订或重塑我们历史记忆中的“胡适形象”（既存的胡适形象也是由他本人及其他人“塑造”出来的，其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历史真实姑暂不论）。正如王汎森先生所说：“人们的历史记忆像一块黑板，可以不断地添写、修改、擦拭。”而集体历史记忆也确实需要不断地“再生”（reproduce），才能延续。这一不断“再生”的行为与过程，可以是有意的，也可能是无意的。但往往不仅“受自然的限制，也可能受社会政治情境所左右”。[2]

一般而言，罗先生是当事人，他的观察又仔细到胡适的脸色语气心情，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恰恰是在涉及语气的用词遣字方面，这个回忆似乎出现了时代误差。我们如果学胡适教给罗先生的考证方法来分析一下，就会发现直呼宣统帝之名不太符合民国十几年时人的说话习惯，尤其不合胡适的表述习惯，倒更像是经过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知识分子的口吻（甚至在“逐”前加“驱”这样的字，虽然也有较早的先例，似乎也非民初人常用的口头语言）。那段话应非胡适原话，最多是罗先生的转述，其实不必用引号。

罗先生在讲述此故事后接下去就此进行了简单分析，大致可知他作为转述者对此事的态度与观点。他认为：“溥仪在辛亥革命时就应该驱逐出宫，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正是代表民意的革命行动。”有这样的个人见解，罗先生得出胡适在事发当时“并不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来则因“意识到大风暴即将到来”，于是“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并“沉痛地悔恨自己的错误”这样的认知，是合乎逻辑的。但正如胡适告诉罗先生的：“凡治史学，一切太整齐的系统，都是形迹可疑的，因为人事从来不会如此容易被装进一个太整齐的系统去。”（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那看上去合乎逻辑的发展，就颇有些“形迹可疑”。

这需要略回顾一下史实。冯玉祥在1924年的“北京政变”时，将清废帝宣统逐出故宫。此事确如罗先生所云，为一般舆论所支持。但因个人家庭经历对“孤儿寡母”的受气深有体会的胡适，认为这是“欺人之弱，乘人之丧”，曾大打抱不平，不仅公开撰文痛斥此举，并亲到溥仪的住处看他。胡适一向讲究特立独行，少时又曾身受辛亥革命党人讲义气的影响，故敢做此违背时流之事。这对于落难者来说，想必是温暖的。（溥仪后来的回忆，因为时代的关系，没有将此事说得很近情理，不过他还是婉转说出了胡适那时与一般人的单纯慰问不一样，还多了一层“关心”，即为他打算今后的出路，要“皇上自己下决心”出国去留学。参见《我的前半生》）

但在那时，胡适的所作所为恐怕很不能算明智，尤其不能说“在政治上正确”（politically correct）。连他一些相当“温和”的朋友如周作人、李书华、李宗侗等人都写信表示反对，因为宣统帝先参与过张勋复辟，可算是自己放弃了民国代清时定下的“优待条件”。但胡适更重要的考虑，则是中国在洋人那里的形象或“面子”问题。他表态说，“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他认为：“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胡适致王正廷信）胡适也当面对溥仪重申，冯玉祥的行为“在欧美国家看来，全是东方的野蛮”。中国在外国的形象，是胡适一生最关切的问题之一，这一点到30年代并无任何改变。

同时，靠自我奋斗“暴得大名”的胡适，自我保护的防卫心态甚强。他本好名，也知道“盛名之不易处”，因为名誉就是社会的期望，“期望愈大，愈容易失望；失望愈大，责备也愈严重”。他更认为“一切在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人所谓‘公人’（Public man），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因为他们的私行为也许可以发生公众的影响”。所以他最注意为公众维持一个持续的正面形象，做事历来主张首尾“一致”。正如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中所观察的，胡适“没有梁任公那样憨直。对自己思想挑战的文章，在胡氏著作里是找不到的”。简言之，胡适不是一个喜欢承认错误的人。

更重要的是，废帝溥仪的去东北，是在“九一八”以后相当一段时间的事，并且那事一直是秘密进行的。实际上，所有这一切与“大风暴”相关的思考都建立在（今天已知的）“九一八”事件的基础之上。即使报纸那时已先在谈论东北的局势，但胡适登景山时并不能预知“九一八”这一事件或这类事件是否会发生及怎样发生。历史当然不好假设，但如果没有“九一八”事件，“沉痛地悔恨”的心情将从何而至？尤其关键的是，如果没有“九一八”（指整个事件的前后进程），溥仪是否会去东北这个问题基本不存在，就是去了也问题不大，当然也就不存在胡适是否犯“错误”的问题。

以胡适讲究证据的习惯和不十分喜欢承认错误的性格，竟然在事发之前就凭“大风暴即将到来”的预感——假如真有的话——做出这样先知式的负面判断，然后就“认识”到并“沉痛地悔恨”自己的“错误”，这实在过于“形迹可疑”。反之，如果胡适在对罗先生说完对东北的忧虑后，指出当年若冯玉祥不把溥仪驱逐出宫，今天北京的情形“当更可为”，恐怕还更合乎胡适对溥仪的态度，也符合他对大部分人都主张尽量争取的一贯思想。有可能胡适确实表述了他对宣统帝的失望，但我猜（仅仅是猜想而已）那失望恐怕更多是因为其并未能照他建议的那样“自己下决心”出国去留学，反仍旧纠缠在政治旋涡之中。

我们过去认知中的“胡适形象”，确有片面甚或偏见的成分。这样的既存认知也还在影响相当一部分人，故不少人在努力为胡适“正名”时均特地先做些表态式的批判以为铺垫；此风渐有成“定式”的趋势，以至不合此定式的胡适研究便略有异端的嫌疑。有可能罗先生对此失真的胡适形象不甚满意，很希望为胡适留一个从特定角度看来更“完美”的形象（即认同于“代表民意的革命行动”）。其实，像胡适这样的特立独行之士，正是不欲事事都与人一致。这样的胡适，或不完美，却更完整真实。罗先生爱护老师的厚意，甚可感佩。但在此心态之下的老年回忆，恐未必句句准确。这里的回忆，或者部分已成为一种诠释。

胡适自己也有晚年回忆失误的事例。他初到北大几年，或许因为用功太勤，患了肾病，西医无显效，却为中医陆仲安治愈。他在1921年曾有专文叙及此事，也曾有学医的朋友撰文讨论过。但50年代有人再提此事并作宣扬时，老年胡适却基本否认，认为是别人“造谣”，且颇感“愤怒”。罗尔纲先生认为这是胡适“说假话”，并分析说：“胡适最恨人说假话，他为什么自己反说假话呢？这是因为他主张‘充分世界化’，主张科学。他认为中医不科学。”如果中医竟然胜过西医，而社会发生不信西医的倾向，则对科学的发展有害，“所以才不得不这样说”。（《胡适琐记》）这个分析对胡适的心态把握颇深入，胡适的晚年回忆受此心态影响应可成立；但据此推理（而不是证据）直指胡适“不得不”有意“说假话”，殊欠温厚。这与胡适“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主张，略有距离。窃以为，老人记忆力稍差，在一定的心态下，回忆转成诠释，或难避免，但恐怕还是无意为之的可能性更大。

葛兆光先生最近在讨论到沈曾植被学术史“遗忘”的现象时指出，由于思想史的判断对学术史描述的“干预”，像胡适、王国维、陈寅恪、郭沫若这样声名素著之人，已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能得到实事求是的评价了”。他敏锐地观察到，沈曾植的被遗忘，与能欣赏他学术价值的王国维与陈寅恪等人“不再被学术史看重”有直接关联。[3]我想，葛君的“重新发现”沈曾植，或者也与近年王、陈等人又被学术史“看重”有些关系。其实，学术史之走向重视“评价”之路，恐怕也与学术史之外的影响有关。因为一涉及“评价”（即使是纯学术的“评价”），终不免有“盖棺论定”的意思；则从事“评价”之人，不论欲褒欲贬，多少会存有写“墓志铭”的心态，下笔时总会带点春秋笔法，以陈寅恪所说的“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的方式出之。

在前些年召开的纪念陈寅恪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季羡林先生注意到，占一半的人都说陈寅恪治学与辩证法或唯物主义暗合，“这就与马克思主义相通了，这可能高了”。这些人当然也意在为陈先生“正名”，但陈在史学上的地位，是否应该这样来论定，季先生觉得还可再研究。陈寅恪与胡适，大致都属于近年被“重新发现”的一批人。罗先生对胡适登临景山的回忆，或者即与那些欲为陈先生“正名”者类。然而，立意批判也好，试图正名也好，胸中不免都已先有庄子所谓“成心”在，其论说（包括回忆）时无意中便会受此“成心”的影响；故其论说与证据的比例，或未必如胡适自己所期望的那样相等，恰可能不多就少。历史记忆的涂抹与修改，不论有意无意，有时可能反去真相更远，得无慎乎！

附带说，三联书店1995年出版的罗先生所著《师门五年记》，近年修改的痕迹颇明显，惟作者和编者似均无暇提及。自己的作品当然可以随意修改，但如果说明一下是修改版，并略及何时修改与增删之所在，对读者是有益的。

（原刊《开放时代》，1997年第5期）

[1] 同样文字的记载两见于罗先生的《胡适琐记》和收在《胡适研究丛录》中的《关于胡适的点滴》。

[2] 王汎森：《历史记忆与历史——中国近世史事为例》，载《当代》（台北），第九十一期（1993年11月）。

[3] 葛兆光：《世间原未有斯人——沈曾植与学术史的遗忘》，载《读书》，19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