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代人的相互调适

1918年欧战结束后，许多中国读书人将其视为新纪元的开端，康有为、蔡元培和李大钊等见解不同的人都看到了世界“大同”的希望。最能“与过去之我战”的梁启超，更有非常明显的转变。他以前曾经主张世界主义是理想，而民族主义是现实，如今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梁启超在清末曾指责中国人没有国家思想，或“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或“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也就是说，中国人一向重视“个人”和“世界”，而忽视其间的“国家”。如果梁启超看到的真是中国的“传统”（这与“修齐治平”的传统进程显相抵牾），则以反传统著称的新文化运动，倒呈现出明显的传统意味。那时的两大主流正是“个人”和“世界”，最有代表性的可能是当时北大学生傅斯年说的一句话：“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我’和人类中间的一切阶级，若家族、地方、国家等等，都是偶像。”

当年人所说的“阶级”，略同于今人所说的“阶段”。傅斯年的表述，或许也受梁启超的影响。梁在1912年曾说，“我国数千年教义习惯，由国家等而下之，则地方思想、宗族思想、个人思想甚发达焉；由国家等而上之，则世界思想甚发达焉”。而对处于两者“中间之一阶级曰国家者”则少有心得，故国家思想“发育濡滞，而至今未能成形”。两人所见当然也有不同，傅斯年的“中间阶级”较宽，包括了家族和地方，而梁启超却将这些都归于与个人同类的一头，特别强调“国”是最应重视的单位。

到五四时，梁启超的见解已变，主张“国家是要爱的”，但“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只要把傅斯年所说的“人类”更换为梁启超所说的“天下”或“世界”，则梁氏在清末所斥责的中国“传统”，到五四前后恰成为青年学生心目中的正面价值，并逐渐成为梁启超自己也接受和提倡的主张。

与梁氏在清季的见解相比，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逆转。以前他最反对中国人知有个人、天下而不知有国家，曾因此而不惜指责其老师康有为；如今却强调既要知有国家，更要知有个人和世界，几乎完全反其道而言之。最能与时俱进的梁启超，显然是在呼应稍早国内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思潮。

傅斯年和梁启超这些言论都发表在五四运动之后，可见面向世界的潮流仍盛而未衰。但侧重“个人”的倾向则可见明显的式微，尽管梁启超还试图自圆其说，把“国家”与“个人”和“世界”联系起来，主张应建设一个“世界主义的国家”，并“托庇在这个国家底下，将国内各个人的天赋能力尽量发挥，向世界人类全体文明大大的有所贡献”。但此前排斥个人和人类之间一切中间因素的傅斯年，却逐渐向落实在“国家”之上的“社会”方面转移。

正是五四的变化，使傅斯年感到一种以“社会”为中心的新道德观“必成此后这个时代的一个最大问题”。而“青年的第一事业”，就是“无中生有的去替中国造有组织的社会”。他强调：“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并不仅仅是一国的人，还是世界中的市民。”但他特别说明：“在现在的时代论来，世界的团结，还要以民族为单位。”故中国人必须养成“社会的责任心”和“个人间的粘结性”，从“零零碎碎的新团结”开始，进而“以这社会的伦理，去粘这散了板的中华民国”。这和不久前要否定家族、地方、国家的傅斯年，显然已相当不同。

或许他们都还憧憬着以个人为基础的“世界大同”，不过，少壮的傅斯年已承认“现在还只能有以民族为单位的世界运动”这一现实，而老辈的梁启超仍向往着建设一个“世界主义的国家”。与傅斯年相类，梁启超也说“我们做中国国民，同时做世界公民”。但他更强调要“一面爱国；一面还有超国家的高尚理想。凡属人类有价值的共同事业，我们总要参预”；甚至“目前报酬如何，我们都可以不管”。因此，对已经“背叛”中国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梁氏也能原谅。

可见五四的确是个转折的时代，人人都呈现出某种日新月异的意态。颇具诡论意味的是，在国家乃个人与世界的中间阶段方面，傅斯年可能受到民初的梁启超影响；而五四后的梁启超在偏重个人与世界方面则明显向傅斯年靠拢，那时的傅斯年又已有所转向，反朝着更早的清末之梁启超的方向转（即世界主义是理想，而民族主义是现实）。这些转变之下隐伏着万变不离的中心思虑，提示出一个更为根本的趋势：“进入世界”其实是好几代中国读书人向往和努力的目标，但被他人主宰的“世界”是否肯接纳愿为世界公民的中国国民，其间还纠葛着无量数复杂因素，让人欲语还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