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模糊了的近代史

近代中国思想与社会发展的时空不同步现象

近代中国以变著称，变得大、变得快，且变化的发生特别频繁，这基本已是学界的共识。各种变化中最引人注目者，当然还是西潮的冲击，即晚清人自己爱说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对冲击中国的西方也是个变量这一点，我们过去的认识似稍嫌不足。其实，不仅“西方”这一大名词涵盖下的各国各族各文化有相当大的差异，就是整个欧美自身在近代也是日新月异、变化万千。同时，近代中西双方也还有许多——或者是更多——不变的层面。也许因为近代入侵的西人常常讥刺中国历史几千年恒久不变，或者由于清季以还中国人都喜变求变，我们的史学研究也一向是多见变的一面，而较忽视历史的延续性。只有在较全面深入地了解了变与不变的两面之后，我们才能更充分地认识近代中国。

当然，变与不变是相互紧密关联的，如果能进一步弄清近代中国变的诸面相，也能从反面或不同的侧面为我们提供了解不变一面的参照系。值得注意的是，在变的共相之下，类似社会及思想（或心态）这样一些具体面相的发展变化速度又是不同步的；这与因幅员广阔所造成的区域性发展不同步共同构成近代中国的两大特色，使得任何对近代中国的框架性系统诠释都有相当大的局限性，甚至有可能适得其反，恰与历史原状相违背。

从梁启超以来，许多人常爱说近代中国士人关怀的重点由经器物到政制再到文化的阶段性演变，这大致是不错的。但具体到个人，这样的阶段性演变或可能仅部分体现，或者全无体现，甚至可能不发生关系。生活在“政制阶段”的“社会人”，其思想很可能尚在“器物阶段”，或者已进到“文化阶段”。我们不少近代史研究者喜欢用“当时先进的中国人”这类词汇，就最足说明时人思想观念的不一致。而生于19世纪最后几年的史家陈寅恪自诩其思想在“曾湘乡张南皮之间”，更是一个典型的具体例证。

幅员辽阔的中国在近代各地发展尤其不平衡。学界对经济发展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生计的区域性差异已有相当大量的讨论，但中国区域性的地缘文化因素自古较强，特定的区域文化语境对士人与大众的观念和行为所产生的直接、间接影响，似应引起进一步的关注。近代因西潮**击而引出的一系列文化、社会、思想、经济、政治以及军事的多方面剧变不仅密切相关，而且相互影响、彼此互动。就发展演变的阶段而言，京、沪和一些口岸或者已到后面的时段，内地则可能尚不同程度地处于前面的时段，或竟在两时段之间。若必以整齐划一的阶段论去观察诠释问题，恐怕恰如陈寅恪所言：“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

例如，清季的科举改革就有一个从考试方式和内容的改变到整体废除这一长达十余年的进程，甲午后取士的标准已是鼓励新旧学兼通（但又未正式宣布），再几年后作文方式也曾以策论取代诗文（有反复）。对应试者来说，考试以新学是尚意味着中国腹地的读书人可能因买不到“新学”书籍或买到因熟悉程度不够而竞争不过久读新学书籍的口岸士子。山西举人刘大鹏即大约到1895年赴京应试后，才了解到口岸士人读的是《皇朝经世文编》及《续编》一类书，赶紧买回补习（参见刘氏的《退想斋日记》）。可以想见，那些举人以下未曾出省应试的读书人，大概就只有等到考试内容正式改变的通告发出后才能认识及此，他们也就更加无法与口岸地区的时代发展同步。

且变化是自上而下逐步实行的：与京师的信息距离（而不一定是地理距离）越近，变得越快，反之亦然。1898年夏，刘大鹏就注意到当地府学的考试题已改考策论，题目的内容也与时政密切相关。而同日县学出的考试题却“仍是文、诗，并无策论题”，这意味着县一级按旧法训练出来的学生到了府一级就很难考过据新法所出的试题。1902年，清政府正式废八股而改试策论。次年刘大鹏到河南开封再次应会试，又发现在山西还不多见的新学书籍“汗牛充栋，凡应会试者，皆到书肆购买时务诸书，以备场中查对新法”。可见不仅山西的新学落后于北京，即使同为内地且邻近如山西、河南，新学的传播也很不一样。场中所考既然多为新学，两地读书人已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了。

这样，清季最后十年的科举考试产生出来的近代中国最后一代社会学意义上的士，在思想上和心态上恐怕已与传统的士大不一样；反之，这一代士人与中国最早一代的知识分子，其社会存在虽有根本的不同，在思想和心态方面，却每有相近之处。正因为社会时段和思想时段发展不完全同步，一般人视为不两立的新与旧，不论在社会史意义上还是在思想史意义上，或者是在两者互动的意义上，都不是那么截然两分，毋宁说更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第一代知识分子胡适的少年情形体现出思想时段和社会时段的不同步现象在废科举之后依然存在。胡适曾回忆说：20世纪初年他在安徽绩溪家乡尚以为“中国的古文明已经自足，除船坚炮利外勿需向尚武而唯物的西方学习”，可知此时胡适的思想在接受西方一面尚不如张之洞，实更接近曾国藩，颇类“思想在湘乡南皮之间”的陈寅恪。胡适的这一“美梦”是到上海读了梁启超的《新民说》等文章后才被打破，如果从近代思想时段和社会时段及区域发展不同步的角度去观察，“绩溪胡适”与“上海胡适”的思想差距大约有二三十年即整整一代人之多。考虑到绩溪所在的徽州素称商业发达之地，而胡家自己在上海就有店铺，信息的流通应无大妨碍，则我们对清季中国区域和城乡的差别，特别是思想、观念、心态的差别，恐怕还应做进一步的仔细探讨。

类似情形此后在别处也可见。清季比山西要新得多的河南开封到民初又与北京拉大了思想距离。冯友兰回忆说：他1918年从北大毕业回到开封，办了一个名为《心声》的月刊以宣传响应新文化运动。该杂志的宗旨“在输入外界思潮，发表良心上之主张，以期打破社会上、教育上之老套，惊醒其迷梦，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进步”。以此看来，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河南读书人的心态大约尚与清季之人相近。以开封与北京的接近，新学的传播仍相去如此之远。与刘大鹏日记一样，胡、冯的回忆同样印证了从清季到民初南北各地多方面的差异，特别从信息传播和信息掌握的角度提供了近代中国各地社会变化速度及思想和心态发展不同步这一现象的第一手依据。

可以看出，近代中国整个社会的变化甚快，但各地变化的速度又不一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全国实已形成两个不同的“世界”，以京师和通商口岸及其影响辐射区为一方，以广大的内地为另一方来划分从晚清到民初的两个“世界”，或有助于我们对近代中国的了解。借用刘大鹏的语汇，当时部分中国已“渐成洋世界”。这里的“中国”和渐成的“洋世界”，正是那时从价值观念到生存竞争方式都差异日显的两种“世界”的表征。当时要能够沿社会阶梯上升，已必须按其中之一的“洋世界”的方式进行竞争。我们后来的近代史研究，恐怕也无形中传承了许多“洋世界”的关怀而忽略了刘氏等人所处的“世界”，下个世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也许应更多注意思想和社会的时空不同步现象这一近代中国的显著特征。

（原刊《光明日报》，1999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