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与人》新版后记

写这本书，在我，多少出于偶然，是所谓“计划外项目”。尽管我的写作通常并无严格的设计，但大致的方向总还是有的，比如“知识分子研究”之类。《城与人》的选题不消说发端于关于老舍的硕士论文。但如若不是后来读到了几篇令我感兴味的当代作品，不大会有机会再返回老舍。这也证明了我的研究、写作对于对象的依赖程度——我从来不是满储了“思想”，随时准备倾泻而出；我是必得为对象所触发，才有话可说的。友人在关于《窗下》的评论中，说到“赵园的思想常常是在与历史的旧迹碰撞的那一瞬间喷射而出的”，无论能否“喷射”，“碰撞”是绝对必须的。写散文如是，做学术也如是。十余年后回头来读《城与人》，那笔调竟令我暗自诧异。我由此也体验着人的生命过程的不可逆。某种写作状态、笔墨运用，竟也不可重复，似乎是只能一次的经历。在这种意义上，也应当对那对象，对与那对象的“遇合”怀了感激。这番遇合毕竟丰富了我的人生。

这本书虽用了如“北京文化”这样的大题目，其实更是研究小说的书，因而并未花大气力于文献的搜集、梳理——仅此就已足以使之远离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出版后，有评介文字说那本书是我的“第一本称得上是严格意义的”学术作品，我倾向于认可这说法，尽管也明白为此有必要追问什么是“学术”。至于北京，此后虽购置了一些有关的书，至今仍关在书橱里。回头来看，未下足够的文献功夫即侈谈如此大的题目，像是也勇气可嘉，稍迟几年就决不至于如此孟浪；即使做类似的题目，也决不会做成这样子。由此也证明了人生过程之不可逆。事实是，在这本书之后，关于“北京文化”，始终难以“接着说”。写过几个片段，终于“片段”而已——又证明了写作此书在我之为偶然。

《城与人》出版后，曾有读者写了信来，问到何以未论及王朔。我回答说，这本书写在1988年之前，当时王朔尚未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原因当然不止于此。也如不能将对象由“知青文学”推展到“后知青文学”，论“京味”而到邓友梅、汪曾祺等人止，也因了限度，经验及能力的限度。如邓友梅、汪曾祺的那一种“京味小说”，此后像是并未再度兴盛以至蔚为大观；我所论到的作者，有些已被读书界遗忘。这本书中的“预言”、“期待”，很有些是落了空的。所幸“风格”所附丽的“文化”尚在，因而书中的某些“文化分析”，或许还有它的意义。

在我写的几本书中，此书的命运是略具一点戏剧性的。书稿1988年完成后，曾经平原兄审读。交到出版社后，因1989年而一度搁置，到1991年面世时，所论“风格现象”已像是明日黄花。不料在此后的地域文化热中，竟又被人拣出，与其他几种关于北京的书排在了一起，其中差不多一章的篇幅，还被收进了一本题作“南人与北人”的书里。在《艰难的选择》之后，这或是我的书里最为人所知的一本。我也因而有了出席某种关于北京城市建设的会议的荣幸，俨然有了关于这城的发言资格——却是写书的当时逆料未及的。

北京大学出版社拟重印此书，我自然是感激的。前两年编《自选集》时就发现，我的几种关于文学的研究中，《城与人》是较能经得住时间的一本。当着动手来校订时，却仍忍不住做了一点局部的删改，而未能如原来所设想的那样一仍旧观。这是要向读者诸君说明的。而校订时不得不花费了一些时间在版本的核实、补注上，也证明了当初写作时的粗疏。自己重读时最觉不适的，是“城与文学”一章中那种对“城市化”的乐观。我也正由这种“不适”而触摸岁月，察知自己身上时间的留痕。这毕竟是一本写于80年代的书。但书中的肤浅之处却又不便一股脑地归因于“时代”。事实是，对象（“五四”新文学，京味小说）本身已包含了别一文化眼光与尺度，而书稿完成时已临近80年代末，问题的复杂性正在渐次呈现出来。

到现在我也仍住在这城里，多半会继续住下去的吧，却已渐失了写作此书时对这城的敏感。用了这书中的思路，人由居住而沉思；到了仅仅居住，即可能已为居住地所消化。有时真的想到，在这城里浸泡太久，或许确已失去了适应别的城别种生活的能力。这是否也是一种代价？

1999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