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古代社会学前教育
家庭教育是中国古代的学前教育的基本形式。但在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中，也曾出现过专门接纳幼儿的社会机构。特别是汉唐以来，当时所谓蒙学机构实为兼容学龄和学前儿童的教育机构。
一、学前儿童社会机构
（一）宫廷学前儿童教育机构：孺子室与宫邸学
1.孺子室
西周统治者不仅重视孕妇胎教，而且也十分注重宫廷婴幼儿教育。为了把太子和世子教育和培养成为皇室的继承人，西周统治者于公元前11世纪，在王宫内和各诸侯国的宫廷内，创设了“孺子室”，即为太子和世子设立的早期教养机构。许慎《说文解字》云：“孺，乳子也，一曰输也。输，尚小也。”《礼记·内则》云：“异为孺子室于宫中，择于诸母与可者……皆居子室。他人无事不往。”
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孺子室”专收太子、世子，其出生三日后送入此室，相当于宫廷内的育婴院。对教养员、保育员的要求清楚，职责分明。当时教养、保育人员分为四种，即教师、慈母、保母和奶妈，被称为“孺子室”的“四贤”，其职责在上文已提及。由此，有学者认为西周王宫及其各诸侯国宫廷中所设“孺子室”为“学前教育机构的雏形”[5]。即“孺子室”是实施保教工作的专门场所，而“三母”或“四贤”是分工明细的保教人员，从《礼记·内则》“子能食食，教以右手”一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其相应的保教内容，以及循序渐进的教养工作状态。
2.宫邸（邸第）学
邓太后，名邓绥（81—121年），为汉和帝皇后。邓太后自幼随兄破蒙于家塾，“六岁能史书”。15岁受选入宫，被立为贵人，师事班昭，深研经史，兼通天文历算。22岁被立为皇后。25岁和帝病逝后，临朝摄政，倡扬儒学，发展教育，尤重宫廷贵胄教育。
为了更好地教育皇室子弟，她于安帝元初六年（公元119年），创办了宫廷学前教育机构——“邸第”。“六年，太后诏征和帝弟济北、河间王子男女年五岁以上四十余人，又邓氏近亲子孙三十余人，并为开邸第，教学经书，躬亲监试。尚幼者，使置师保，朝夕入宫，抚循诏导，恩爱甚渥。”（《后汉书》卷十上，中华书局1973年8月版）
邓太后为什么要创办“邸第”这个宫廷幼稚教育机关呢？据《后汉书》记载，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为了矫正时弊，褒扬圣道，使皇室子弟掌握安邦治民之术；二是针对当时皇室子弟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不学无术，“不识臧否”，易招“祸败”的通病，组织皇室子弟“习研术学”，学习真实本领，防止“人亡国倾”，可谓用心良苦，很有远见。
邓太后创办的邸第，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有明确的办学目的，有很强的针对性，上述原因，就体现了这一点。二是设置“师保”，挑选优秀的教师担任教学工作，规定了具体的教学内容，采用儒家经书作为基本教材。三是严格管理，热情关怀，邓太后“躬亲监试”“恩爱甚渥”，既严格管理，又把严管与“恩爱”结合起来。
以上可见，一方面，孺子室与宫邸学具有明显的特权性，只有皇宫贵族子女才能享受。一般贵族子弟和广大贫寒的农民子女，被拒之门外，远不具备近代教育机构的“公共性”。另一方面，它们区别于家庭教育，具有教育机构的一般特点。
（二）社会慈幼机构
1.宋代的慈幼局、举子仓与广惠仓
北宋的“重文”国策，促进了文化教育的繁荣；但军事实力大大削弱，屡屡遭到外族的入侵。在金兵的进逼下，南宋朝廷且败且退，由此产生了一波接一波的难民潮。南宋朝廷偏安江南一隅后，政治日益腐败，民不聊生。因此，弃婴之风日盛。鉴于此，专设慈幼机构收容孤儿难童，便成为政府安抚民心的手段之一。
宋代慈幼机构有慈幼局、举子仓、广惠仓数种。按其性质分，慈幼局属严格意义的慈幼机构，举子仓大体属于慈幼措施，广惠仓则介于前二者之间。
据《宋史》载，宋高宗绍兴三年（1138年）五月，宋朝廷首设慈幼局于临安（杭州），专门收容“贫民生子不能育者”。该机构由中央政府拨款，为官方的赈恤措施之一。其后，京畿各郡亦仿此例专设慈幼局。个别地方亦有设慈幼局的记载。由于国库拨款无常，加之贪官污吏的中饱私囊，致使慈幼局“久而名存实亡”。宋理宗淳祜九年（1249年），诏令临安府复设慈幼局，并仿“学田制”成例，专拨官田500亩以保证办理的日常经费。
举子仓的创设与朱熹有关。朱熹时任福建泉州同安县主簿，力图有所作为。史载：“初，闽人生子多不举。高宗绍兴中，朱子请立举子仓。”（《续文献通考·赈恤》）一般认为，举子仓的首设，实为“孝宗乾道五年三月”，即1169年4月。大体说来，举子仓设于路或府州，它仅为一种专门的赈济机构，并非收养弃儿之所。
广惠仓的创设稍后于举子仓。《续文献通考·赈恤》又载：“（乾道）七年，帝览饶州知府王柜《赈济条书》，言饥民岁多遗弃小儿，令付诸路收养；如钱物不足，可具奏于内藏支降。至是复有收养之诏。五月又诏诸路提举司，置广惠仓，修胎养令。”据此可知，广惠仓似有别于举子仓，它理应为“诸路收养”之所，因而可视为严格意义的慈幼机构。《续文献通考·赈恤》还载有：“宋宁宗庆元元年正月，诏两浙、淮南、江东路荒歉诸州，收养遗弃小儿。”可见“诸州”亦设有类似广惠仓的机构。
举子仓系赈济贫困多子家庭，即仍由父母亲属抚育婴幼；而广惠仓则专为恤孤而设，或专立机构，或召人收养，仍以家庭为实施教养的单位。因而，真正具有公共教养性质的机构为慈幼局。
2.清代的育婴堂与育婴社
慈幼机构的创设始于南宋，元、明两代衰落不振。清代立国后，为笼络汉族民心，同时随着“康乾盛世”的国力增强，故慈幼机构的办理振兴一时。
顺治帝曾严令禁溺女婴，这使设置慈幼机构成为必要。育婴堂复设于康熙元年（1662年）。《清朝通典·赈恤》记载：“建育婴堂于京师广渠门内，定育婴事宜。凡收育弃孩，其有姓名、年月日时可稽查者，注于册，雇乳妇乳之。有愿收为子孙者，听之。本家有访求认领者，讯与原注册符，令其归宗。”
育婴堂的复设，实由康熙帝的祖母孝庄太皇太后发起捐输而成。《清朝续文献通考·赈恤》记载：“孝庄皇后首颁禄米，满汉诸臣以次捐输，不数年，由京师达郡县，育婴堂乃遍天下。”
雍正八年（1730年），明令由地方政府按期支拨育婴堂办理经费。其后，又有从盐款项下动支的成例。至清末，各省城均有育婴堂之设。各州亦办有县育婴堂。由于育婴堂兼有婴幼儿养、教功能，成为清末的公共学前教育机构“蒙养院”的首设场所。
清代的育婴社是借鉴宋代的广惠仓制而创立的民间慈幼机构。该社由蔡裢于乾隆年间创立于虔州。《学治一得编》记载其筹组方式为：
其法以四人共养一婴，每人月出银一钱五分，遇路遗子女，收至社。所招贫妇领乳，月给工食银六钱。逢月朔验儿给银，考其肥瘠，以定赏罚。三年之内，待人领养。
育婴社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没有专门的设施，而采取付费“召人代养”的形式随机办理，简便灵活。
二、童蒙教育
童蒙教育，也称为蒙学，一般认为属中国古代的小学教育。那么，童蒙教育与学前教育有什么关系呢？从入学年龄上来看，前已言及，在汉代之前，小学的入学年龄大体为虚岁8岁。自唐宋以降，随着蒙学的普设，家庭与学校的距离拉近，“走读”便成为基本形式，加上科举的刺激，因而识字破蒙的时间多提前至4或5岁。事实上，蒙学包括中国古代教育中的小学以及学前教育阶段的后一部分，其教育对象为低幼儿童。如此，童蒙教育便与学前教育发生了密切的关联。
（一）蒙学设置
蒙学在汉代称书馆或学馆，唐宋后亦称学塾、私塾、塾馆或蒙馆，是地方办理的启蒙教育设施，虽属小学或初小性质，但多有学龄前儿童在此接受教育。蒙学在目标上，一般为儿童的识字启蒙。主要有村塾（村学）和教馆（家学）两类。
村塾，也称“乡塾”“里学”“村学”或“村馆”。即设于基层乡村的启蒙学校，历史久远。村塾是学塾中最为普遍的形式。一般说来，它设学于人口较为密集的村庄，由学童的家长出资租借馆舍和延聘师资；学童通常为数人至十数人，蒙师仅一人，规模不大；学生年龄不一，程度不齐，采用个别教学方式；教学以识字、诵读、写字为主要任务，为施行经学教育打下基础。学馆、义塾、族塾和冬学等都属于村塾性质。
学馆，也称“家塾”“门馆”“坐馆”“书舍”“书馆”“书塾”“舍馆”。汉代称为“书馆”，是村塾之一种。一般的村塾是延聘外来师资、租借本村馆舍。而学馆的塾师多出自本村，利用自家房舍做学馆。
义塾，也称“义学”。属于村学之一种。通常以地方公款（公田）或豪绅捐款（学田）作为办学资金，专收贫寒子弟，实行免费入学。由于这种捐赠属“义举”，故此类学校称“义学”。
族塾，亦为村塾之一种。还可视为义塾的分支。即同姓宗族利用族产作为办学资金，免费收录本族子弟入学受教。族塾通常利用祠堂作为施教场所。
冬学，亦为村塾之一种。即利用农村冬闲时节多开设的季节性蒙学。大体在农历十月开学，次年二月闭馆，一年学习时间为3至4个月。陆游在《秋日郊居》诗云：“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着面看人。”在对此诗的自注中解释：“农家十月乃诸子弟入学，谓之冬学。”
教馆，也称“坐馆”，为“家学”的一种。往往是因为富贵人家的家长无暇或无能课教子孙，遂聘塾师来家主教。若自家子孙人数过少或向学不勤，则往往延纳旁亲勤学子弟免费来家“伴读”。
社学，创制于元代，是地方基层组织遵令设立的农闲启蒙学校。元制50户为一社，每社须设学一所，“择通晓经书者为学师，农隙使子弟入学”（《新元史·食货志》）。有资料表明，元代的社学将成人教育与儿童教育合于一体。明、清承元制，均在立国之初便诏令地方兴设社学。明、清的社学均以每乡设置一所为原则，纯粹是儿童启蒙教育性质。明、清的社学，可视为官学系统的基础层级。
（二）童蒙教材
蒙学教学内容往往通过童蒙教材反映出来。
1.宋代以前的童蒙教材
中国最早的启蒙读物，要数《史籀篇》，它也是中国的“字书之祖”。此书又称《史篇》。《史籀篇》的作者，一般都认为是周宣王时期的太史籀。
《仓颉篇》。仓颉相传是中国黄帝时期的史官，汉字的发明者。但《仓颉篇》并不是仓颉所撰，而是出自秦汉时人之手。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仓颉篇》有两种，一种是李斯所作的7章，另一种是汉代乡下的启蒙教师合《仓颉》《爰历》和《博学》，并在此基础上删繁就简、断字分章而成的55章。因为这55章的《仓颉篇》是综合了《仓颉》《爰历》和《博学》3篇而成的，所以它又被称之为《三仓》，在汉代启蒙教学中运用得最多，后人所说的《仓颉篇》，也一般是指这一种而言。秦本《仓颉》已经遗失，汉本《仓颉》于1977年在安徽阜阳发现残简，仅存541字。
中国早期的字书中，汉代的《急就篇》对后世影响极大。《急就篇》的作者史游，据《汉书·艺文志》说是汉元帝时的黄门令，即宦官；也有人说他是河东人，具体行藏不详。关于《急就篇》的名义，有人理解为是作者仓促写成的。也有人说此篇虽仓促写成，而为书甚奇，与他书不同。
《急就篇》的形式，以七言为主，三言次之，而以四言为最少，七言每一句都有韵，而三言和四言都是隔句一韵。《急就篇》主体部分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姓氏名字，二是服器百物，三是文学法理。《急就篇》全书有2144字，分为34章。《急就篇》“包括品类，错综古今，详其意趣，实有可观。”其成篇后，就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元成之间，列于秘府”。后来更是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但蓬门野贱、穷乡幼学，递相承禀，犹竟习之”。[6]成为汉魏以后最重要的启蒙读本。直到唐朝以后，由于有了新的蒙学教材来代替它，这才日渐式微。
《千字文》，为周兴嗣受命于梁武帝所作。《千字文》一书，形式整齐，从头至尾，都用四言写成，凡250句，计1000字，所以称之为《千字文》。全篇1000字并不只是简单的堆积，而是组织成了通顺且有文采、并能表达一定意思的250个句子。全文包容的范围很广，几乎涉及了传统知识类型的各个方面。
有谈天文岁时的，如：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余成岁，律吕调阳。
云腾致雨，露结为霜。
也有谈上古历史的，如：
龙师火帝，乌官人皇。始制文字，乃服衣裳。
推位让国，有虞陶唐。吊民伐罪，周发商汤。
坐朝问道，垂拱平章。爱育黎首，臣服戎羌。
遐迩壹体，率宾归王。
更有宣传传统道德的，如：
盖此身发，四大五常。恭惟鞠养，岂敢毁伤？
女慕贞洁，男效才良。知过必改，得能莫忘。
罔谈彼短，靡恃己长。信使可覆，器欲难量。
周兴嗣之后，许多人都竞相仿作。因为它“局于有限之字，而能条理贯穿，毫无舛错，如舞霓裳于寸木，抽长绪于乱丝，固自难展技耳”。[7]要超越《千字文》的地位是不容易的。该书流传久远，并有多种编写本、改编本行世。如《续千文》《重续千文》《广易千文》《正字千文》《训蒙千字文》等。
隋唐除沿用《急就篇》《千字文》作为蒙学教材外，又多以《论语》《孝经》作为蒙学教育读物。此期还有《开蒙要训》《太公家教》《兔园册府》《蒙求》等知名的蒙学教材，其中《蒙求》影响最大。
《蒙求》为唐朝诗人李瀚（又作李翰）撰。《蒙求》取《易·蒙》“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之义，意思是说有不明白的事情，可就此而决疑。后来众多的蒙学读物用“蒙求”命名，除了采用它独特的体裁之外，也有纯粹利用它的这一名义的。
《蒙求》四字一句，全书596句，共2384字。讲求对偶，基本押韵。每一句都讲一个经传故事。具有知识性和趣味性，便于记忆并适合讲解。它独特的结构还在于，每一句都是一个主谓结构的短句，而前后两句又是偶句，如：
王戎筒要，裴楷清通。孔明卧龙，吕望非熊。
杨震关西，丁宽易东。谢安高洁，王导公忠。
匡衡凿壁，孙敬闭户。郅都苍鹰，宁成乳虎。
周嵩狼抗，梁冀跋扈。郗超髯参，王殉短簿。
伏波标柱，博望寻河。李陵初诗，田横感歌。
武仲不休，士衡患多。桓谭非谶，王商止讹。
《蒙求》的篇幅虽然不长，内容却非常丰富，包括中国古代天文、地理、历史、神话、医药、占卜、民族、战争、动物、植物等多方面的内容。为撰著此书，作者参稽群书，广收博采，除了经史之外，还有大量的小说杂书。如《搜神记》《神仙传》《类林》《幽明录》《风俗通》《志怪集》《三辅决录》《神怪志》等。[8]正因为如此，唐以前中国重要的典故，几乎都可以在此书中找到。《蒙求》面世后很快大行其市，并为后世教材增添了一种“蒙求体”。《全唐诗》收有《蒙求》全文。
2.宋代及以后的童蒙教材
宋代是科举全面强化的时期，为满足社会应举登科的需要，除沿用前代的《千字文》《开蒙要训》《蒙求》等书之外，还编订出一批极具影响力的蒙学教材，其主要代表如《百家姓》《三字经》《小儿语》等。
《百家姓》。大体成书于宋初，旧本题为“钱唐老孺”作。宋人王明清认为，该书应作于960—978年之间的吴越，这时吴越未亡国，所以不应该说是宋人所作，而是属于五代十国时期。[9]全书用姓氏堆砌而成，四字一句，押韵，无文理可言。共118句，472字。除篇末“百家姓终”四字外，余468字由408个单姓和30个复姓合构。由于它适合记诵并与历史及现实人物相关联，且用韵语写成，读起来非常顺口，因而适合儿童兴味，流布极速、极广。如：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冯陈褚卫，蒋沈韩扬。
朱秦尤许，何吕施张。
孔曹严华，金魏陶姜。
戚谢邹喻，柏水窦章。
30个复姓的编排也是这样，如：
万俟司马，上官欧阳。
夏侯诸葛，闻人东方。
赫连皇甫，尉迟公羊。
澹台公冶，宗政濮阳。
《三字经》。相传为南宋王应麟所作，是中国蒙学读物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也是影响最大的一种。在某种意义上，它成了中国古代蒙学读物的代称。全书1248字，三字一句，共416句。《三字经》虽然篇幅有限，却包含了十分丰富的内容。可分为教学之要、幼学之序、读书次第、勤学典范、为学效果五部分，集中概述了经学、历史、数目、名物等知识，并特别指明了力学有成、显世扬名的人生路向。如它开篇就说到教或学的重要性：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
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
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
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
接着介绍了儿童须知的伦理道德和所谓数与方名。如包括三才、三光、三纲、四时、四方、五行、五常、六谷、七情、八音、九族和十义的具体内容。
另外还介绍了为学次第和学习内容，并特别介绍了群经和诸子，以介绍儒家经典为主。如《论语》的撰作经过，《孟子》的主要内容，《中庸》的名义，《大学》的修治之道，《周易》的变化，《尚书》的体裁，《三礼》的作者，《四诗》的由来，《春秋》的宗旨，《三传》的名目等。至于诸子，略微提到荀子、扬雄、文中子、老子及庄子五家。
《三字经》在劝学的内容中讲了历史上一连串的奋发向上、刻苦勤学并最终取得成就的人物故事。博学者如孔子尚且以项橐为师，尊贵者如赵普尚且苦读《论语》，贫穷者如路温舒把书抄写在蒲草上、公孙弘把书抄写在竹简上学习。孙敬把自己的头发吊在屋梁上、苏秦以锥子刺自己的大腿，以防止困倦，昼夜苦读。车胤囊萤，孙康映雪。劳累者如朱买臣挑着柴担读书，李密放牛时把书挂在牛角上学习。苏洵27岁了才发愤读书，梁灏82岁了才中状元，这是虽老而仍然坚持学习的事例；祖茔8岁能诵诗，李泌7岁已能咏诗，刘晏7岁就“举神童，作正字”，这都是幼而聪颖的事例。女子如蔡文姬、谢道韫等同样博学多能。
无论是就形式而言，还是就内容而论，《三字经》都不愧是中国古代最佳的蒙学读物。因而深获幼童喜爱，成为后世启蒙教材的首选书。元明清广布流行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即是以《三字经》作为端首。该书现已有多种外文本刊行。
《小学》，为南宋朱熹与其学生刘子澄合撰。该书分内外两篇：内篇为本源，包括立教、明伦、敬身、稽古等内容；外篇为支脉，内容有嘉言和善行。全书多选录前人文献中的道德故事和修身格言，语句长短不齐，文词古奥难懂，且无韵，因而不利于儿童破蒙。但该书借朱熹名气而影响甚大，清代“凡童生入学、复试，论题务用《小学》，著在律令”。后人对该书或补缀，或解说，或图解，或编成韵语，构成以道德伦理为中坚的“小学类”童蒙教材。
《名物蒙求》，由南宋方逢辰作。该书专门介绍自然和社会知识，包括天文、地理、山川、园圃、城邑、人伦、职官、林木、花草、鸟兽、农事、时令、饮食、服饰、居室和各种器物，内容十分丰富。编排精巧，四字一句，共680句，计2720字。因押韵上口、通俗易懂、切合实用而得以广泛传播。今存“小四书”本中。
《小儿语》，这是一部篇幅短小的蒙学读物，但影响极大。作者为明代学者吕得胜，号近溪，河南宁陵人。《小儿语》用极浅显平白的语句编成，而且形式整齐，前后句自然连贯，通顺流畅，没有丝毫拼凑的痕迹，组织得非常工巧。全篇凡分四言、六言和杂言。
四言如：
一切言动，都要安详，十差九错，只为慌张。
沉静立身，从容说话，不要轻薄，惹人笑骂。
先学耐烦，快休使气，性躁心粗，一生不济。
能有几句，见人胡讲？洪钟无声，满瓶不响。
六言如：
儿小任情骄惯，大来负了亲心，
费尽千辛万苦，分明养个仇人。
世间第一好事，莫如救难怜贫，
人若不遭天祸，舍施能费几文？
乞儿口干力尽，终日不得一钱，
败子羹肉满桌，吃着只恨不甜。
……
自家认了不是，人再不好说你，
自家倒在地下，人再不好跌你。
气恼他家富贵，畅快人有灾殃，
一些不由自己，可惜坏了心肠。
这些语句，有的是作者编创的，有的则选自民间流行的口语，但都经过了作者的加工。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用当时的标准来看，《小儿语》都是非常优秀的启蒙读物。也正因为如此，它曾一再刊行，流传极广。以此为开端，还引导产生了一大批蒙学读物。可以说，《小儿语》开创了蒙学读物的一种新的类型。
三、中国古代的儿童游戏
儿童游戏是一种社会现象，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自从人类文明产生以来，游戏始终是儿童文化生活的主要形式，更是社会对儿童实施教育和儿童个体自我教育的重要形式。在中国传统学前教育中，幼儿游戏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中一个极具特色的部分。
（一）古代幼儿游戏的意义
孔子在他的一些弟子无所事事时曾说过：“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论语·阳货》）意思是每天吃饱了饭不干事，倒不如投箸下棋去玩一玩，也比干闲着强。在孔子眼里，游戏有其独特的意义和作用。唐代路德延在其《小儿诗五十韵》中，以洋洋五十一韵句详述了唐代民间流行的多姿多彩的儿童游戏。例如：
嫩竹乘为马，新蒲折作鞭。抛果忙开口，藏钩乱出拳。寻蟋穷屋瓦，探雀遍楼椽。夜分围榾柮，朝聚打鞦韆。折竹装泥燕，添丝放纸鸢。远铺张鸽网，低空射蝇弦。斗草当春迳，争毬出晚田。等鹊潜篱畔，听蛩伏砌边。旁枝粘舞蝶，偎树捉鸣蝉。垒柴为木屋，和土作盘筵。险砌高台石，危跳峻塔砖。
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儿童游戏呈现出百花齐放、精彩纷呈的局面，给儿童身心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并留给后世丰富的游戏材料。
在中国古代，正统的观念一向是认为“玩物丧志”的，即所谓“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因此，一些学者和家庭都对以“玩”为特征的儿童游戏持不提倡乃至反对的态度，但也有不少人充分肯定儿童游戏的独特教育价值。
游戏有利于儿童的身心发展。对于游戏活动在儿童教育中的特殊意义，明代教育家王守仁在其《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一文中进行了充分肯定。他强调，在儿童教育中应提倡“歌诗习礼”一类游戏娱乐活动。诵诗唱歌的作用，“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而习礼活动的作用，“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游戏活动可以宣泄儿童活泼好动的天性，也可以促进其血脉畅通，骨骼强健。可见，王守仁是从对儿童身心两方面的有益作用来看儿童游戏的教育意义的，尤其指出了游戏与儿童天性之间的天然联系。
游戏能促进儿童的知识学习。中国古代儿歌故事可以说是一种作用独特的儿童游戏形式，即文化游戏。作文启蒙教育中最为有效的方法是“对对子”。“对对子”中要求词性的严格相对，是一种对位的游戏。如古代民间儿童游戏中就有“斗草”，其含义之一就是对花草名称，如“狗尾草”对“鸡冠花”等。传统儿童游戏中有一个大类就是文字游戏，如绕口令、猜谜、回文等，这种游戏融趣味性与知识性于一体。可见，讲究知识性，追求知识启蒙的效果，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儿童游戏的重要特征。
游戏能涵养儿童的品行修养。对于儿童游戏的德育意义，古人有充分的认识，乃至于有意赋予大量儿童游戏以道德含义。中国古代有一种儿童游戏叫作“木射”，即在前方竖立15根木柱，游戏者抛球滚地而行，将其击倒。这15根木柱上分别刻有“忠”“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以及“傲”“慢”“佞”“贪”“滥”等道德规范和道德评价的概念。这就使游戏过程成为一个潜移默化的道德教育的过程，即追求美德，击倒恶行。不少儿童游戏具有锻炼和培养儿童的意志品质的作用。如弈棋，孟子曾举过当时的国手弈秋教人下棋的事例，说明下棋对人的意志、恒心的磨炼。他说，下棋虽是雕虫小技，如果“不专心致志”，也不可能学会。弈棋的作用不仅仅能锻炼智力，还能培养意志。
游戏还能培养儿童的审美情趣。对儿童而言，游戏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审美情趣的培养过程。孩子们每逢春天来临，自己制作五颜六色的风筝，去田野放飞；夏日的晚上，做成素雅而又艳丽的荷叶灯，擎着满胡同奔走；在夏秋之交的艳阳和习习凉风中，捕蝉捉蛩，倾听蝉儿的鸣唱，观赏秋虫的撕咬；严冬来临，玩冰灯、堆雪人、打雪仗、滑冰雪，自是一番陶醉；逢雨后天晴的日子，观彩虹、吹水泡，五彩缤纷；当年节佳时，观彩灯、看烟火、听戏曲等。从而使儿童从小就受到陶冶，逐步形成良好的审美品质。
（二）古代幼儿游戏基本种类
中国在数千年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儿童游戏。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大类。
1.运动游戏
是指那些以运用体力为主、有一定活动强度的游戏形式，有较强的娱乐性。如角力型的，包括摔跤、拔河、斗牛、斗草等，这些儿童游戏在中国民间流传广泛。儿童游戏中的“斗牛”是指儿童之间、儿童与成人之间，头对着头作角抵之戏。斗草，即儿童捡来杨树叶子，取其茎柄粗壮老成者，与他人的叶茎两两相交，用力对拉，赛茎柄的韧性，以不断者为胜。球类的，如儿童蹴鞠犹如今之踢足球。有两种，一种为表演性质，另一种为竞技性质。前者是以双脚玩球，踢出各种花样，令球在身边飞舞，不使落地。后者与现代足球有些近似，也有球场、球门，众儿传踢，最后射入球门。投射的，讲究动作的准确性。如抛砖、抓子儿、掷钱、弹弓、射箭、投壶等。冰水的，主要有游水、打水仗、弄潮、赛舟、垂钓、跑冰、滑雪、堆雪人、打雪仗等。另有踩高跷、抽陀螺、放风筝、捉迷藏、打秋千、骑竹马、滚铁环、爬竿子、跳大绳等。
2.智力游戏
智力游戏是指以运用智力为主的游戏形式，这一类儿童游戏在发展中形成了中国的独有特色。包括棋牌类智力游戏，有围棋、象棋、各种民间杂棋、各种骰子戏、各种纸牌等。棋牌类游戏的重要特点是玩时用脑、斗智。拼图游戏，包括燕几图、七巧板、“伤脑筋十二块”、益智图、九连环等。拼摆类游戏可以说是儿童智力游戏的代表，以其充分的科学原理，具有很高的锻炼儿童智力的价值。七巧板源于宋代黄伯思创造的燕几图，是中国古代拼摆类游戏的代表。七巧板巧妙借助几何学原理，通过对一个正方形平面的对称分割，而形成几块可以拼组大量事物形体的几何形状，并可将大量事物的三维空间形态转化为二维平面形态，可以丰富儿童的想象力、锻炼儿童的空间感知能力、提高儿童的智力水平。七巧板现在国外也广泛流行，被称为“唐图”（tangram），甚至还有研究解七巧板问题的电脑程序。[10]
3.语言文字游戏
这是借助汉语语言文字的特点和规律而编制的儿童游戏，既符合儿童喜欢寻趣的心理特点，还能训练儿童的语言感受和表达能力。包括绕口令、猜谜语（灯谜）、回文、拆白道字、顶针续麻、拍七、敲诗、打麦等。由于语言文字游戏不需要借助器具场地，而且用心、动脑，有趣、易行，所以为儿童所喜闻乐见。
4.生活角色游戏
指儿童自发地模仿成人的社会生活内容而进行的游戏，是儿童认识社会生活及社会化过程的有效方式。由于社会生活内容的极具变化且丰富多样，儿童生活游戏的内容和形式也就同样十分广泛。《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意为孔子小时候喜欢玩模仿成人祭祀的游戏。中国古代生产劳动中的职业类型、买卖生意；家庭生活中的家庭礼仪、亲子关系、饮食起居、生活方式；文化生活中的演剧唱戏、说书杂耍、教书为师；等等，均被儿童加以模仿。
从以上分析可见，中国古代儿童游戏首先是具有高度的智慧内涵；其次，中国古代儿童游戏崇尚道德；再次，中国古代儿童游戏并没有忽视儿童的身体锻炼。另外，中国古代儿童游戏强调充分地利用自然物，不受时间、场地、器具的限制，简单易行却又可玩性极强，从而使游戏这种教育资源呈现出普遍性，任何一个儿童可以在游戏的快乐中成长。中国古代儿童游戏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高度重视。
小结
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学前教育也是如此，它与人类社会一样古老。在原始社会，学前教育的基本特征是公养公育，教育与生产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随着家庭出现，学前教育开始由家庭承担下来。中国古代家庭十分重视学前教育，积累了丰富的历史遗产。如对胎教的重视，对于儿童从行为习惯、伦理道德到文化知识进行全面教育。特别是在宫廷，对学前教育的师资、教育内容、考核等方面均有相应的设计。中国古代蒙学部分承担着社会学前教育的职责，而社会慈幼机构对于孤儿难童发挥着教养合一的功能。中国古代游戏在儿童教育和成长中有着特殊的意义。
关键术语
生活教育；胎教；保傅制度；三母制度；慈幼机构；村塾；童蒙教材；儿童游戏
思考题
1.原始社会学前教育有什么特点？对于当前学前教育有什么启示？
2.中国古代家庭学前教育的内容有哪些方面？评述其意义。
3.试对中国古代蒙学教材进行评析。
4.试析中国古代儿童游戏的价值及其特点。
[1] 杨汉麟：《外国幼儿教育史》，第13～15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年。
[2] 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一卷），第10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
[3] 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一卷），第14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
[4] 关于颜元对体育的重视，梁启超曾有言：“中国二千年来，提倡体育的教育，除颜元外，只怕没有第二人。”（《饮冰室合集》第14册）王守仁为了使儿童乐学，主张增加习礼、歌诗两门课程，习礼可以“动**其血脉，拜其升曲”，歌诗可以“泻其跳号呼啸”，与体育相关。
[5] 冉苒：《中国古代初期无婴幼儿教育机构说质疑》，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3）：56～59。陈汉才在其著作《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中也有相似的观点（见陈汉才：《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第18～19页，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
[6] ［唐］颜师古：《急就篇注（序）》，见徐梓：《蒙学读物的历史透视》，第26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8] 王观国：《学林（卷七）》，见徐梓：《蒙学读物的历史透视》，第71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9] 徐梓：《蒙学读物的历史透视》，第75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10] 杜宪成，王伦信：《中国幼儿教育史》，第142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