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培养目标
师范教育培养的目标,是师范教育发展的核心问题。由于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不清,上个世纪20年代,国内教育界就师范教育的存废与否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致使师范院校一度停止招生办学。
陶行知分析了当时师范教育的现实,认为只是培养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严重脱离了师范教育的本质和社会现实的需要。1927年,他在《师范教育的彻底改革》中明确表示:“一、愿师范学校从今后再不制造书呆子;二、愿师范生从今以后再不受书呆子的训练;三、愿社会从今以后再不把活泼的儿女受书呆子的同化;四、愿凡是已经成了书呆子的,从今以后要把自己放在生活的炉里重新锻炼出一新生命来。”
在时代条件变化的各个阶段,陶行知对教师培养先后提出过若干不同要求。看似纷繁复杂大相径庭的要求其实蕴含了一条主线,这一主线在《中国师范教育建设论》一文中表述得非常清晰。在该文中,陶行知以生活教育理论为指导,从社会需要出发,提出了师范教育培养的基本思想:“有生活力的国民,是要靠着有生活力的教师培养的;有生活力的教师,又是要靠着有生活力的师范学校训练的。”“生活力”就是陶行知为师范生提出的核心培养目标。陶行知认为,师范教育不能出于主观空想,不能生搬硬套,而应当根据生活实际,按照生活教育理论,培养适应现实生活需要的、有生活力的教师,以便于他们能培养出可以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国民。
陶行知对旧师范学校在培养目标上的弊端作了揭露,并指出其中不良倾向。他认为,这些弊端都是脱离师范教育实际、脱离社会生活、无视师范特点、抹杀师范学校本质特征的。他强调指出,师范大学学生与普通大学或综合大学学生在要求德智体全面发展、培养生活能力上是相同的,这是共性、普遍性;但在突出“师范性”方面又与普通大学或综合大学不同,这是师范学校在培养目标上的个性、特殊性。因此,陶行知指出,在师范学校培养目标上,首先要全面发展;其次要突出“师范性”,最后要注重道德。
1.全面性
陶行知曾指出,所谓“全面教育”,就是“心、脑、手并用,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相结合。健康、科学、劳动、艺术及民主将构成和谐的生活”。
20世纪初,陶行知就提出要把师范生培养成手脑并用的人。他严厉抨击当时的教育培养了三种残废人:一是书呆子,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二是工呆子,做死工,死做工,做工死;三是既不用脑也不用手的少爷小姐们,享死福,死享福,享福死。陶行知要求师范生不仅要会劳动,还要有个科学的大脑,能够“在劳力上劳心”。
1926年底,为了改造当时中国社会,陶行知根据广大乡村的实际情况,提出乡村教师必须具备三种条件:“第一有农夫的身手,第二有科学的头脑,第三有改造社会的精神。”1927年,他创办乡村师范学校时期,提出总目标是:“培养乡村人民儿童所敬爱的导师。”又把总的目标分为五个分目标,即:“康健的体魄”,“农人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味”,“改造社会的精神”。晓庄师范的课程设置,除了文化课,还专门设置了招待教学做、洒扫教学做、烹饪教学做等课程。此外,师范生还要参加开荒、建校舍、烧饭、养猪、挑粪等劳动。1942年,在育才学校三周年纪念时,陶行知又提出“进德修业”的“每天四问”:“第一问‘身体有没有进步’,第二问‘学问有没有进步’,第三问‘工作有没有进步’,第四问‘道德有没有进步’”。不难看出,陶行知不同时期的观点仍然贯穿这一条主线,即以生活为旨归,构筑立体的培养要求。陶行知的强调生活实践,其实质就是在强调德智体美劳全面结合的重要性。
2.“师范性”
所谓“师范性”,是指教师培养所必不可少的基本能力要求和课程设置,包括教育理论、教学技能、教师伦理等。
陶行知在《师范教育之新趋势》一文中指出:“现在的人以为师范生要件件都能。这却不对。高等科和国民科不同,普通科与特殊科又不同。师范学校教育当发展各人的特长,以适合社会上的需要。”
陶行知于1925年在《女师大与女大问题之讨论》一文中就明确提出,“女子师范大学学生除修习基础学科外,应具之要项有四:一、信仰国家教育事业为主要生活。二、愿为中学教员者对于中学生之能力需要应有彻底之了解,那愿为师范学校教员者对于中学生外,还须了解小学生的能力与需要。三、对于将来担任之功课有充分的准备,这准备包含中小学所需之教材、教法的研究,实习和参观。四、各人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修养到不愧为人师的地步。”这四条标准指出了师范生应具备的基本条件。这个基本条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有献身教育的精神。这是当教师必备的首要条件。
(二)深入了解学生,懂得教育规律。
(三)掌握教育方面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
(四)具有崇高的师德修养。
同时,陶行知认为,培养各级各类教师,除了有共同的目标和要求,还必须有所区别。因为学校的种类有所不同,学生的等级有所不同,各地区的实际情况也有不同。各种类型的教师的培养目标都应该从实际出发,只能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而不能采取工业化的标准生产。
3.伦理性
教师的职业道德,首先表现为要有坚定的献身教育的职业意识。教师的职业意识,是他的职业情感、职业意志、职业信念、职业行为习惯的基础。1926年11月陶行知在筹办晓庄师范时为乡村教师题了一副对联:“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他要求师范生必须认定教育是伟大的事业,没有这样一种认识,任何教育行为都可能变成一种短暂的行为,达不到持之以恒的教育效果。所以,他号召“从事乡村教育的同志,要把我们整个的心献给我们三万万四千万的农民”。
同时,陶行知还重视教师本身的道德素养。他一贯主张教师应当以身作则。教师的道德素养,不只是提升个体自我修养的需要,同时还具备了提升学生道德素质的工具价值。陶行知认为,师范教育要培养师范生良好的公德和私德。公德是为改造社会之本,私德是为个体立身之本。在主理晓庄师范时,他一直注意强调师范生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修养到不愧为人师的地步。
陶行知对于爱的教育尤为重视。他曾经说,晓庄是从爱里产生出来的。这种爱是有层次的,它从爱人类,下贯到爱人类最多的一类——中华民族,再下贯到爱中华民族里最多的一类——农民。正是这种爱,使他要求教师爱学生要同园丁一样,首先要认识他们,发现他们的特点,而予以适当之肥料、水分、太阳光,并须除害虫。这样,他们才能欣欣向荣,否则不能免于枯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