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两汉书学理论

书法理论是对书法的美学理论、技法分析、历史研究以及批评鉴定等相关领域的语言表述，但书法理论的原初存在形态是泛化的，这不仅表现在观念的多维性方面，也表现在书法艺术形态与文字的实用性以及文字内容和道德品质的融合。也就是说，最初的对书法的论述就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话题。或者说，对文字的论述同样为最初的书法理论所包容，书法理论中对造字神话的赞美和对文字书写中政治意义的颂扬都反映了文字与书法的不能分割，混沌模糊包罗万象是最初理论的一大特征。同时，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这种人品与书品相互交融的审美认知成为书法理论的有一大特色。而这也正是两汉时期书学理论的特点。

西汉末期，扬雄在其《法言·问神》中提出了“书，心画也”的观点：

言不能达其心，书不能达其言，难矣哉。惟圣人得言之解，得书之体。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涤之，灏灏乎其莫之御也。面相之，辞相适，捈中心之所欲，通诸人之嚍嚍者，奠如言。弥纶天下之事，记久明远，著古昔之〈口昬〉〈口昬〉，传千里之忞忞者，莫如书。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7]

原文仅是为了言明文章内容与个人修养的关系，却成为后人将书法与人格品质相结合的审美来源，进而发展到唐宋时期盛行的“书品”“人品”之说，对后世书法品评的标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故而我们并不能将其定位为书法理论。

《说文解字》做为我国最早的一部字典，其意义并不仅限于其对文字学的总结与归纳划分，同时，书法做为建立在汉字基础上的以汉字为载体的艺术，《说文解字》对书法的发展同样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除了在文字上保留和整理了大量的小篆字形，为书法创作特别是小篆的创作提供给了重要的字形素材外，其序言中对文字的产生与发展的描述，有许多艺术描述的成分，对书法艺术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例如：

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着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8]

在对文字产生的论述中，许慎将“文”和“字”进行了区分，而对仓颉造字的描述“盖依类象形”，在阐述汉字形象来源的同时，映射出了书法艺术的表现根源。

崔瑗《草书势》是现存最早的一篇纯粹谈论书法艺术的文章，文章开篇同样讲述了汉字的形成，但值得注意的是，崔瑗在此将书法与汉字的产生混淆在了一起，虽然这样的观点有失偏颇，但我们可以就此看出，对于书法艺术产生的问题已被当时书家所重视。《草书势》书法学意义在于其第一次将书法字体的演变进行了形象的表述：

爰暨末叶、典籍弥繁；时之多僻，政之多权。官事荒芜，勦其墨翰；惟多佐隶，旧字是删。草书之法，盖又简略；应时谕指，用于卒迫。兼功并用，爱日省力；纯俭之变，岂必古式。[9]

虽然崔瑗在此仅仅论述了草书的产生过程，但这种合乎情理的论述同样适用于整个书法字体的演变规律，即书法字体的演变总是伴随着其实用性而发展的。由隶而草如此，隶变亦是如此。而《草书势》的书法艺术价值则在于其将自身的书写经历，学书感受以各种具体形象的事物进行描述：

从这段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其充满了经验、直观、类比的思维特征，其中很多重要的美学命题也是经验直观的把握，没有严密的逻辑论证，多以变化的文学修辞手法提出，文字精炼、语句通畅，富于韵律和音乐性。而这种将书法创作和欣赏同情感联系起来谈书法的方式，不仅对崔瑗以后的众多书势起到了“规范”作用，同时为后世书法理论的论述提供了模范。

受崔瑗《草书势》的启发，之后蔡邕作《篆势》，其文章基本沿用了《草书势》的模式，以描述汉字的产生为始，通过对自身学习和观摩经验的总结形象直观的论述了篆书的书写要旨与审美要素，值得注意的是《篆势》最后对儒家思想的宣扬：“处篇籍之首目，粲粲彬彬其可观。摛华艳于纨素，为学艺之范闲。嘉文德之弘蕴，懿作者之莫刊。思字体之俯仰，举大略而论旃。”这种宣扬与推崇在蔡邕的另一篇著作《笔赋》中表现的尤为突出：

昔苍颉创业，翰墨用作，书契兴焉。夫制作上圣立则宪者，莫隆乎笔。详原其所由，究察其成功，铄乎焕乎，弗可尚矣。（《书钞》一百四，《初学记》二十一。）

惟其翰之所生，于季冬之狡免，性精亟以剽悍。体遄迅以骋步。削文竹以为管，加漆丝之缠束。形调抟以直端，染玄墨以定色。书乾坤之阴阳，赞三皇之洪勋，叙五帝之休德，扬****之典文。纪三王之功伐兮，表八百之肆勤。传六经而缀百氏兮。建皇极而序彝伦。综人事于ㄙ昧兮，赞幽冥于明神。象类多喻，靡施不协。上刚下柔，乾坤之正也。新故代谢，四时之次也。图和正直，规矩之极也。玄首黄管，天地之色也。（《艺文类聚》五十八，《初学记》二十一。）

全文虽以论述毛笔的书法创作功用为引，但其要旨却在“赞三皇之洪勋，叙五帝之休德，扬****之典文”。这充分体现出我国古代艺术与美学的发展同哲学、伦理学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这也形成了我国古代书论的或者说是书法审美的又一重要参照标准。世传蔡邕另有《笔论》《九势》但被疑为后人伪托之作，故不论述。

赵壹的《非草书》是存世最完整的一篇最早专门论述有关书法和批评书法现象的文章，文中对草书产生的渊源作了客观的、理性的分析，对当时的习草风气之盛也作了生动形象的描述，并对这一流行时风予以了尖锐的批评，阐述了他对草书的认识和持有的态度，对后来的书法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虽然其仅从草书的实用性出发否定了草书的艺术性，对草书的非议在今天看来更是有失偏颇，甚至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前后相悖，但赵壹对天资与学问影响书法创作的看法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凡人各殊气血，异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书之好丑，可为强哉？若人颜有美恶，岂可学以相若耶？昔西施心疹，捧胸而颦，众愚效之，只增其丑；赵女善舞，行步媚蛊，学者弗获，失节匍匐。夫杜、崔、张子，皆有超俗绝世之才，博学馀暇，游手于斯，后世慕焉。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鳃出血，犹不休辍。然其为字，无益于工拙，亦如效颦者之增丑，学步者之失节也。[11]

在此，赵壹强调各人的个性、才能、学识、阅历各不相同，如果不注重这些方面的修养，一味练字是不可能取得更高成就的，这种观点即使在今天看来亦是具有相当的指导意义的。

两汉时期的书法理论虽然尚处于幼年时期，无法形成相对完善的审美体系、详尽的技法论述以及分析研究，但其对后世的影响则是不容否定的。对照后世历代的书论作品，大多是由此溯源并从中找寻新的启发与感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