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两汉篆书的发展及欣赏

汉承秦制，两汉时期特别是西汉，小篆仍是重要的应用文字之一，直至东汉以后才逐渐被隶书取代，但在许多特殊的重要场合仍然被使用着，因而两汉对小篆书来说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时期。其书迹遗存主要有：碑刻、碑额、铜器铭文、砖文和瓦当、墨迹等。

两汉篆书，无论碑刻、铭文亦或是砖瓦、墨迹都表现出有别于秦的风格特色，受到字体转型期的时代影响，两汉篆书在基本保持了秦代遗留下来的字法的基础上，其字形、结构以及笔画的起始、承转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了隶书书写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王莽时期，试图恢复小篆，因而其间出现了不少制作精美、书写严谨的铜器铭文作品，如《新莽铜量》《新莽铜衡桿》《始建国铜方斗》《始建国铜撮》和《始建国尺》等。两汉时期篆书碑刻有变秦刻石书风的雍容浑穆为用笔酣畅、书风流美宽博，西汉时期的篆书石刻，如《鲁北陛石题字》《况其卿坟坛刻石》《上谷府卿坟坛刻石》虽然体势较开阔，但还是相对典型的小篆。东汉以后，碑刻大兴，而小篆的地位已经被隶书取代，因而小篆碑刻并不多，大体上形成了三种风格：用笔工致遒丽的《袁安碑》（图5-3）、《袁敞碑》；有纯用隶笔作篆，方折劲健、苍拙恣肆的《祀三公山碑》；有变其用笔方中寓圆、茂密浑劲、醇厚华滋的《嵩山少室石阙》《开母庙石阙》等。

图5-3

两汉时期，特别是到了东汉，隶书大兴，但篆书仍被作为正式书体保留，因此在许多正式的书写上仍使用篆书，其字数虽然不多，但面目新异，美不胜收，给当时已经十分繁荣的书坛，又增添了不少的光彩。有书风流丽俊美，用笔潇洒遒劲的《郑固碑额》；有书风丽逸奇古，结字宽展姿媚，疏密不拘的《西岳华山庙碑额》；有用笔婉逸不拘，结字巧丽多姿的《赵宽碑额》，书风与《相景君碑额》《西岳华山庙碑额》类似，但又各具特色；有将书体发展为逸丽高妙，左右架势，巧中寓拙的《张迁碑额》（图5-4）；有用笔遒劲灵变，结字奇丽方逸，融隶于篆的《相景君碑额》；有用笔方中寓圆，劲直挺健，结字端庄方劲，掺用隶法的《鲜于璜碑额》；有用笔刚中带柔，转折方中寓圆，结字融隶于篆，字形长短随笔画繁简结体，书风端庄姿逸、遒健流畅的《韩仁铭碑额》等。其中还有《白石神君碑额》《孔庙碑额》等各种不同的书风各具特色的汉碑额。

图5-4

汉代已经不是青铜器的兴盛期，青铜器物主要是一些日常用品，其上铭文，多为器名、使用地点、铸造年月，以及工匠的姓名和器的重量等。其成字方法多为锲刻，风格约可分为两类：一类笔画均匀，字形端稳，有的接近规范的小篆。如《寿成室鼎》《长杨鼎》《黄山鼎》《安成家鼎》《南陵鐘》《池阳宫行镫》《竟宁雁足镫》《成山宫渠升》等的铭文。另一类，体势不受小篆格局限制，笔画随意自如。如《云阳鼎》《杜阳鼎》《湿成鼎》《永初鐘》等的铭文。唯新莽时期受王莽复古影响，别出气象，形成了布局整齐规范，结构方严刻厉，笔划瘦劲挺拔的风格，《新莽铜量》（图5-5）尤其具有代表性。

图5-5

所谓秦砖汉瓦，做为汉代建筑工艺的代表，汉代瓦当文是古代篆书的一束奇葩。以圆形瓦当为常见，一般中央有一乳突，周围用线等分为四。瓦当文记录建筑物的名称或是祈颂吉祥的语句，如：长乐未央、千秋万岁、长生无极等（图5-6、5-7），虽然简短，但由于其形制特异，篆法也极具异彩。最为突出的是它的善于随形布字，文字围绕圆心进行安排。因而常常省改变形，将文字简化或夸张，充分发挥篆书圆曲笔划易于伸展、收缩的特点，创造了既有很强的装饰性又不失篆书本性的新风格。汉代砖刻在西都长安、东都洛阳出土的为最多。它与瓦当相似，但砖面近方，无需作太多的变形处理，因而文字往往与典型小篆近似，只是更为大胆雄放，有时采用印鉴上常用的篆法，形简而意远。

图5-6 千秋万岁

图5-7 长乐未央

西汉承秦制，西汉时期的印章做为代表着地位和权力，或作为个人凭证和吉利厌胜之物，因此其铸刻工艺以及分布安排极为讲究，从其艺术性而言要远超同时期的其他铭刻文字，同时亦为汉代篆书应用之典范。汉印的材料选取较为广泛，有金、银、铜、玉石等，其中又以铜、玉印居多，汉印根据其制作方式的不同，可分为凿刻印与铸造印。凿刻印中铜印多出于急就，多为武官任命时仓促凿刻而成，其笔画简率，不加修饰，虽然结构并不平稳，但欹侧相济，峻爽有神（图5-8），而凿刻印中的玉印则与之截然相反，由于玉石在古代极为珍贵，因此在其构思镌刻时显得尤为精致，但又不失圆润舒和，自然流畅（图5-9）。另外，承袭秦八体中“摹印”的缪篆，也在秦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的面貌，创作更加自由，更加趋于方折平正（图5-9）。

图5-8

图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