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各时期金文的艺术特征

最早的甲骨文随着殷亡而消逝，金文起而代之，成为周代书体的主流。据考察，商代铜器上便刻有近似图画之金文，其后继续演进，至商末之金文亦与甲骨文一致。此种金文至周代而鼎盛，续延至秦汉。但商代器物和铭文皆少，秦汉已至末流，所以金文的主流还是两周。

殷商时期青铜器铭文中的文字往往较少，通常只有一到两个字，且多与某些图文并在一起，结体诡奇，组成如族徽一样的图案，多数都隐藏在器物的内壁或底部等隐蔽而不易发现的地方，表明它在青铜器中并不负担主要的功能，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殷商中期至晚期。如《商杞妇鼎铭》《司母戊鼎铭》《妇好方鼎》。到商晚时期，青铜器上的铭文字数才逐渐多起来，但大多不过是几十字，长篇的铭文仍然很少见到。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青铜器铭文所反映的内容仅限于祭祖铭功，而远远没有达到甲骨文那种居于意识形态中心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普泛程度，如《小臣俞尊器铭》《二祀邲其卣器铭》。从书法风格上讲，商代的文字发展是甲骨文与商代金文并行发展的时期。从文字使用的角度讲，它们实质上是同一个体系的，只是承载它们的载体不同，甲骨文是在龟甲或牛骨上用刀刻写出来的，这一时期的青铜器铭文是铸造而成的。由于它们制成的工艺不一样，所以表现出来的视觉效果也有所不同。从书法艺术的角度看，浇铸在青铜器上的铭文，给人的感受是更加庄重、厚实，也更为古朴典雅。金文书法作品尽管都是铸造而成的，但仍然表现出了强烈的书写性，用笔自然天成，线条变化丰富；结构上，商代的金文书法作品大多反映出与甲骨文相近的特点，反映出商代金文书法与甲骨文书法并行使用的时代特征；章法多紧凑紧密，而有行无列，自然洒落一如甲骨文。同时，商代的铸造水平也为金文书法的表现提供了可靠的保证。这一时期的金文书法作品，较之于西周时期的作品而言，所表现出的风格是非常自由且富于变化的，反映出丰富和奇肆的时代特征。但这个时期先民的心理状态反映在对文字的制作上，也许应该是更加自由而少些约束，这点在甲骨文刻写风格上，也有充分地体现。

1.西周时期

西周承殷末书风，西周的金文的风格分期通常与西周的历史分期相一致，分为早、中、晚三期，即过渡期：武、成、康、昭；鼎盛期：穆、恭、懿、孝；衰微期：夷、厉、（共和）宣、幽。

图4-1

图4-2

过渡期的作品，是在沿袭商代金文风格的基础上起步的，然后逐渐地摆脱商文化的影响，向着自身秩序化的目标进行。武王、成王之世，建国唯初，金文书法因袭旧式，还看不出太多的自觉之迹。在章法上依然是有行无列，因此字形大小不拘，如《庚姬卣器铭》。在笔致上时有填实的肥笔以及线条首尾粗细的变化。殷商旧族作器，仍然在铭文之后保留族徽标识。如成王时期的《娶鼎器铭》《复尊器铭》等。武王时期有《利簋器铭》《天亡簋器铭》等。《利簋器铭》（图4-1）在史料上极为珍贵，第一次明确记录了武王征商的时间，在书法上也显示出一种博大的气象。略显平实笨拙的线条弱化了线与面、粗与细的对比。虽然这种作风并不那么自觉，但是从一开始就已预示了西周书法将来独具的品格。

《保卣器盖铭》（图4-2）的章法微有变化，铭中“遘”字在二铭中，其一处于五行之末，其一置于六行之首，两相对照，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书写者对于书法的脉络相循与“一动万随”的微妙调整。殷商金文通常是器盖一以铭，一以族徽标识，二者分立有别，西周器盖同铭以此为开端，同铭而微有调整，章法行气的玄机于此处泄露不少。

康昭之世，以重器《大盂鼎》（图4-3）为发端，开始了西周书法的秩序建构。大盂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圆形，立耳，深腹，三柱足，颈及足上部饰兽面纹。为康王时贵族盂所作的祭器。传为清代道光初年于陕西岐山礼村出土。

《大盂鼎》造型雄浑，工艺精湛。其内壁铸有铭文19行291字，记述康王命盂管理兵戎，并赐给香酒、命服、车马及1700余名奴隶之事，为研究西周奴隶制度的重要史料。原器出土之初，为岐山豪绅宋金鉴所有。后因家道中落，此鼎被其后人以七百两银子转让到西安。后来，又曾一度为左宗棠所有，数年后为答谢潘祖荫的厚恩，左宗棠以此鼎相赠。此后，大盂鼎便成为潘家的传世之宝，供于苏州潘家大堂。一九五二年由潘氏后人献给国家，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图4-3

铭文载康王向盂叙述周文王、周武王的立国经验。认为文王、武王得以卓越的业绩立国，主要是由于其臣属从不酗酒，每逢祭祀，认真、恭敬，而商王的亡国教训就在于沉迷于酒。由此告诫盂要效法祖先，忠心辅佐王室，并赐盂命服、车马、酒与邦司、人鬲等。盂在铭文中说明作此鼎也是为了祭祀其祖父南公。大盂鼎铭文是史家研究周代分封制和周王与臣属关系的重要史料，一向为史学家所重视。此鼎书法精整浑朴，停匀中不乏自然错落之致，大气而优雅，为金文之代表作之一。

到昭王时期的《召卣器铭》，线条已经很圆劲匀畅，无论笔法、结构、章法都很接近西周书法的典型。

鼎盛期的作品以穆王时期的《录伯冬簋》为最初的代表，其时佳作迭出，如《师酉簋器铭》《师奎父鼎铭》。至恭王时期的《墙盘铭》，西周金文书法的典型已经确立。其线条的纯化与结构的秩序都已达到了很高的境地，线质圆润，结构匀称，气息纯净。铭文的最后一行较其他行多出五字，略显拥挤，是其不足。

与《墙盘铭》同出而年代稍晚的，如《兴钟铭》《兴簋铭》在结构上已较《墙盘铭》更加严格地纳入规范。纵横的平行线成为主导，尤其是《兴簋铭》，其排叠平行的正交结构已经为晚期的《颂鼎铭》《颂壶铭》开了先路。这个时期的大小《克鼎铭》也是西周金文的经典之作。《大克鼎铭》1890年出土于陕西扶风县，吴大澂《愙斋集古录》有著录。这件作品清晰地保留着为了规范行列所画的方形界格，文字就书写在画好的方格之内。《大盂鼎铭》的时代，行列的规范还是含蓄的，它只让人们感觉得到。到《大克鼎铭》时，行列的规范就已经是显在的了，从实用角度看，这种界格有规范字形的作用，但艺术效果未必高于无格者。

《墙盘》（图4-4）为西周恭王时期作品。器形宏大，制造精良，周圈饰有重环纹。1967年于陕西扶风庄白村出土。盘内铸有铭文二百多字，分为两部分，前半记叙西周时期各王的主要史迹，后半记叙做器者史墙一家列祖的重要功绩。文章使用的四言句式，颇似《诗经》，措词工整华美，有较高的文学价值。铭文字体为当时标准字体，可做为西周中晚期书体风格的典型代表。字形整齐划一，均匀疏朗，每字大体为长方形，某些偏旁转折使用圆笔，局部与整体在艺术效果上形式辩证的统一，表现出端庄而不呆板，活泼而不流媚的艺术风格。笔画横竖转折自如，粗细一致，笔势流畅，有后世小篆笔意。《墙盘》为字数较多的金文代表作，惜乎许多文字已无法辨认，是为憾者。

图4-4

《大克鼎》（图4-5），铸造于西周孝王（公元前10世纪末）时期，大克鼎气魄雄浑，威严沉重，高93.1厘米，重201.5公斤，口沿饰兽面纹，腹部饰流畅的波曲纹。大克鼎颈部饰有三组对称的变形饕餮纹，相接处有突出的棱脊，凡六出；腹部饰一条两方连续的大窃曲纹，环绕全器一周。腹内壁有铭文，铭文共28行290字，为西周大篆的典范之作。内容第一段是克对祖父师华父的颂扬与怀念，赞美他有谦虚的品格、美好的德行，能辅协王室，仁爱万民，管理国家。英明的周天子铭记着师华父的伟绩，提拔他的孙子克担任王室的重要职务膳夫，负责传达周天子的命令；第二段是册命辞，周天子重申对克官职的任命，还赏赐给克许多礼服、田地、男女奴隶、下层官吏和乐队，克跪拜叩首，愉快地接受了任命和赏赐，乃铸造大鼎歌颂天子的美德，祭祀祖父的在天之灵。铭文前段14行有阳线格栏，后段格栏制范时除去。铭文用笔厚重质朴，笔势遒劲雄伟，形体舒展、挺拔，虽用圆笔，而不乏伟岸与雍容之态。

图4-5

鼎盛时期的金文书法，是一个树立典型的时期。佳作如林，而风格纯一，各器之间虽存在小异，但不失大同。综言之，典正雍容，纯淳娴雅，是这一时期金文审美的共同特点与追求。

就像西周早期当国运蒸蒸日上之际，其书法还有待一定时日的过渡才逐渐确立起自己的范式一样，西周晚期的书法也不是断然衰落的，鼎盛时期已经开创出来的典型及成熟的技术积累，使西周晚期的书写者们得以不太费力地进行他们的金文书写与刻铸。就连那位以暴厉著称的周厉王，在他自名的《夫簋》《夫钟》二器的书法中，还能不折不扣地传达鼎盛时期的那种雅正的气息。尽管如此，晚期的书法还是潜含着有别于既往的新元素，从而使这一时期的书法显现出独特的样式。这新的元素概括起来有二：一为变，二为衰。变是对于略显单纯的中期书法的反叛；衰则是与地方诸侯势力的扩张而王朝衰落的现实相表里。变在厉王时代就开始了；衰的因素则是潜伏的，在宜王中兴之后便突然爆发。

其实，这时期的书法并不缺少伟大的作品。《散氏盘》《颂家族诸器》《虢季子白盘》《毛公鼎》《逨盘》等器之铭文都是西周金文书法的伟制。它们彼此的风格差异很大，个性鲜明，具有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

图4-6

《散氏盘》（图4-6）为厉王时器，因铭文中有“散氏”字样而得名。这是一件在整个商周金文中都称得上是独一无二的奇品。在一个整体上近于正方形的空间中，再分割出更小的正方形空间。这就一下子与其他铭文的纵长空间不同了。纵长的字形总是偏于隽秀，因为取横势而重心偏低，故显得朴厚。这件青铜器的浇铸感非常强烈，所以显得“金味”十分浓重，故尤显得宽博古拙。《散氏盘》纵行横列各占十九，与棋盘的路数一样，300多个生动鲜活的字便在这正方形的空间里布开了一个管领提挈、回环照应、纵横争折、战斗厮杀的矩阵。除此之外，《散氏盘》以灵活稚拙的用笔，因势利导、倚侧多变的体势结构，一任自然的章法安排，圆润而凝练的线条，开创了草篆之先河。粗看《散氏盘》似乎乱头粗服，毫不装饰，却显出作者在几千年之前的良苦用心。正是这种寓于法度之中的豪放，这种匠心独运的做法使得《散氏盘》具有了永恒的艺术魅力。

这一组颂器最后一次把西周金文的匀整谨严的秩序推向了极致，而《虢季子白盘》则是在章法上开拓出一种空阔朗畅的意境。

图4-7

《毛公鼎》（图4-7）。毛公鼎是清代道光末年在陕西岐山出土的，这里是周人的发祥之地，是西周王朝的根据地和大后方，更是周文化遗存的密集区域。毛公鼎的器形为立耳、鼓腹、圆底、蹄足；口径47.9厘米，腹围145厘米，通高53.8厘米，重34.7公斤；口沿下有两圈旋纹，旋纹间环绕一圈重旋纹。毛公鼎是西周时期的标准器形，没有特别称奇的地方。真正让毛公鼎成为清代三大青铜重器的原因在于它的腹壁有32行499字的铭文，铭文数量是青铜器铭文之最。铭文是周宣王时期的一封册令。《毛公鼎》是金文成熟时期的代表，笔意圆劲茂隽，结体端庄雍容，长方取势，布白依照鼎身略呈曲势，奇逸飞动，气象雄浑，实为金文中之瑰宝。与《散氏盘》不同，字势纵向舒展，结构端严中不乏生气，线质圆润挺健，是宣王中兴映射出的一个泱泱大邦最后绚烂的光芒。

2.东周时期

周平王东迁之后，秦迁都於雍，承袭了西周的故地，同时也承袭了西周的文化。正因为如此，春秋战国时期秦的文字和西周文字是一脉相承的；也正因为如此，当东方各国的文字因地区特点和文化上的原因发生横向变异时，文化落后的秦国文字反而却成为汉字的正统（即使不考虑最终由秦统一中国并统一文字的事实，也可以认为，在汉字发展史上，秦系文字代表了汉字发展的主流，而六国文字代表了支流）。因此，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字可以大别为两系：即秦系文字和六国系文字（秦系由春秋至战国，六国系乃指战国时的东方各国），一般文字学家也叫作“西土文字”和“东土文字”。在这段时期里，优秀作品大多充满个性，充分体现了这一时期思想活跃、百家争鸣的文化氛围，但像西周那样高古典雅的金文作品比比皆是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比之商人的作品，虽然创作上都有着个性丰富的特点，但商人作品较大型的虽遗存不多，却可以讲所见皆精，尤其是商人作品的自然古拙，为东周时的乖巧和雕饰所无法比拟。但东周金文形式的多样性和装饰性方面，还是值得称道的，也不乏佳作出现。其中充满奇诡和浪漫情调的楚文化系列的金文书法作品，以它独具的魅力，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如《王孙遗者钟铭》《鄂君启节铭》《楚王酓鼎铭》《陵公戈铭》等，都很典型。

秦统一六国之后采取了一些文字规范的措施，即所谓的“书同文”。秦规范文字是以秦文字为基础的，秦以后的汉字的演变也是在经秦规范过的秦小篆以及秦篆的日常书写形式的古隶的基础上发展的。秦“书同文”之后，六国文字被淘汰了，秦文字成了真正的主流。因此，秦系文字是上承西周古文、下启汉魏隶书，乃至楷书的一个重要环节。它的变化可以看作是汉字按自己内部结构规律演化的一部分。也因此，就文字学而言，秦系的西土文字的研究较之六国文字更为重要，因为它是汉字的直系血亲，而六国文字则是旁系分支，虽然它们之间也相互影响、相互吸收。

由于社会文化发展等原因，金文书法进入了西周，风格上就逐渐向着规范化的方向发展，到西周晚期，作品在个性表现上甚至到了停滞不前的局面。到了春秋战国，尤其是战国时期，似乎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在金文书法上主要表现为地域文化特征的充分表现，实际上只是周王朝式微的一种表现，社会文明的进化，在当时的人文条件下，已经无法再接受殷商人的那种诡异浪漫、豪放不羁的性格特质，只能反映为诸侯君主贵族统治集团间性格的差异，以时代特征的形式在书法艺术上的反映。商代文明的灿烂和古朴、商代原始宗教的诡秘和奇肆的形成，都受到当时历史文化和科技能力的支配，这同时也是商代金文书法的特点形成的基础。商代金文书法的诡秘和奇肆、刚劲和豪放是金文审美的最高境界，它所反映出来在创作审美追求上的容忍和自由，即使放到21世纪的今天，也是值得我们羡慕和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