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国以往的史学，正是中国现今史学的起点。从历史学自身的发展来看，史学只有在批判继承中才能创新，才能发展。在世界文化交往日益密切的二十一世纪，批判地借鉴外国史学积极成果，固然是发展中国史学重要的条件；而批判地继承中国史学的优秀遗产，更是发展当今中国史学所必不可少的前提。中国史学史表明：史学的发展，一则取决于时代提供的条件，二则取决于对以往史学的批判继承。这是一个基本规律。章学诚在论述中国历史著作的体裁与思想的发展脉络时指出：

《尚书》一变而为左氏之《春秋》，《尚书》无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纬经也。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左氏依年月而迁书分类例，以搜逸也。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以示包括也。就形貌而言，迁书远异左氏，而班史近同迁书，盖左氏体直，自为编年之祖，而马、班曲备，皆为纪传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则迁书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迁书也远。盖迁书体圆用神，多得《尚书》之遗；班氏体方用智，多得《官礼》之意也。[10]

这段话表明：有的史书在体裁上变化很大，而在思想上则前后相承；有的史书在体裁上前后相承，而在思想上则相去甚远。可见在批判继承中会有种种不同的情况出现，但批判继承前人的成果，则是史学发展中的共同现象。

章学诚在论述通史撰述的发展时又说：

……总古今之学术，而纪传一规乎史迁，郑樵《通志》作焉。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杜佑《通典》作焉。合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荀、袁，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焉。汇公私之述作，而铨录略仿乎孔、萧，裴潾《太和通选》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规，或正编年之的，或以典故为纪纲，或以词章存文献，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也。[11]

这里看得十分清楚：通史撰述出现这种“极盛”的局面，正是在继承前人的成果上并且有所创新，才能取得的。

毋庸置疑，中国史学在经历了近代化趋势和科学化道路之后，批判继承古代史学的优秀遗产仍然是十分必要的，这是中国史学发展之连续性的体现，也是中国史学发展之民族化的要求。这就是说，在思想资料、表现形式、概念范畴等方面，以往史学的历程，正是未来史学的基石。这就是过去的中国史学对于今日的中国史学之价值所在。

以上这些话，或许可以说明中国史学对于世界文明和中国文明的意义，对于当代社会和当代史学的价值。

[1] ［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册，梁守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73～75页。

[2]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第161页。

[3] 以上引文均见［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袁翰青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74、75、77页。

[4] 参见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56～358页。

[5] 《周易》卷八《系辞下》，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9页。

[6] 刘知幾：《史通》卷十一《史官建制》，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81页。

[7] 龚自珍：《龚定庵全集类编》卷五“尊史”，夏田蓝编，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1年，第93页。

[8]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页。

[9] 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5页。

[10]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书教下》，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48页。

[11]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四《释通》，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