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史学史意识的产生和发展

一、“史”的含义的演变：史官、史书、史事

研究和讲述中国史学史，处处都会碰到一个“史”字，而不同时期的“史”，含义并不一样。前人如梁启超并没有十分关注这个问题，而金毓黻撰《中国史学史》时，则对“史字之义”，详为考证，先后引证《说文》、江永、吴大澂、王国维诸说，又据《大戴礼记》及其注疏和黄以周之论，认为古代史官“左史”即是“内史”，“右史”即是“大史”，以证《汉书·艺文志》所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可信，并列出详细的《古代史官表》。[1]其后刘节讲授中国史学史，专有《释史》一章，在金著的基础上进而对“史”的意义及简册制度的形成，做了考证，认为周代晚期，“出现正式的简册制度”；又据朱希祖说，认为中国古代史官分为两种，“一种是历史官之史，一种是书记官之史”[2]。他们的考证足以表明，“史”的古义是史官，且职掌范围很广。正如王国维所说：“史为掌书之官，自古为要职。殷周以前，其官之尊卑虽不可知，然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多由史出，则史之位尊地要可知矣。”“史之本义，为持书之人，引申而为大官及庶官之称，又引申而为职事之称。其后三者各需专字，于是史、吏、事三字于小篆中截然有别：持书者谓之史，治人者谓之吏，职事者谓之事。此盖出于秦汉之际，而《诗》、《书》之文尚不甚区别。”[3]这两段话，已经把“史”的本义说得很清楚了。诸家考证，大抵不出其范围。

这里所要阐明的“史”的含义的演变，是在“史”为官称尤其是史官之称的基础上，人们又如何不断赋予它以史书（史籍）、史事、史学等含义的发展过程。白寿彝先生指出：“从用以称史官的‘史’，到用以称历史记载的‘史’，不知要经过多少年代。”[4]这是从史学发展上明确提出了“史”的含义之演变的问题。本文将着重考察用以称作史书（史籍）的“史”和用以称作史事（客观历史运动）的“史”的由来。秦以前，“史”一般还是指史官。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史不绝书”，即指史官没有中断过记载之意。《论语》中有孔子所说“吾犹及史之阙文”以及后来孟子说的“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所谓“史之阙文”、“其文则史”中的“史”也当是指史官。[5]

古人赋予“史”以史书的含义，是比较靠后的事情。“史记”一词的出现，可能是较早的对于史书的泛称，时在秦汉之际。《吕氏春秋·察传》记：“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6]这在古书传抄之误上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也可能是最早出现的把“史”与“记”结合起来称作史书的例证之一。又如司马谈说：“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7]司马迁说到孔子作《春秋》和秦的文化政策，也一再称说“史记”，他写道：“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鲁君子左丘明……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8]。这里说的“史记”，即指史书而言。《汉书》所言孔子“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9]，“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10]，这里提到的“史记”也都是指史书而言。三国以后，以“史”称史书的情况多了起来。孙权自称：“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他还希望吕蒙“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三国吴人留赞“好读兵书及三史”[11]、张温则撰有《三史略》[12]。西晋史家司马彪撰《续汉书·郡国志》，于序中说：“今但录中兴以来郡县改异，及《春秋》、三史会同征伐地名，以为《郡国志》。”[13]“三史”，是指《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三部史书。到了晋人杜预撰《春秋左氏传序》时，文中所说的“史”、“史记”、“国史”、“旧史”等，多指史书而言，而且也确用了“史书”一词。他这样写道：“其（按指国史——引者）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魏、晋以下，称“史”为史书之意或直接称说“史书”的也就逐渐多起来了。如南朝宋人范晔自称“本未关史书，政恒觉其不可解耳”[14]。他说的“史书”比杜预所说，视野上更开阔了。

古人赋予“史”以史事即客观历史的含义，是更加靠后的事情。当然，人们关于史事即客观历史的观念的产生却是很久远的，当在史官、史书产生之前的原始社会时期就已经存在了，这从人们在远古传说中所保存的若干古史踪影中可以得到证明。但是在史官、史书产生以后，人们对于史事在观念上的概括却经过了更长久的年代。如果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15]，其“动”、“言”还只是所书当时之事的话，那么，“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16]，“彰往而察来”[17]，“述往事，思来者”[18]，这里说的“前言往行”、“往事”以及统称的“往”，当指史事而言。这同孟子说的“其事则齐桓、晋文”中“事”，是同一含义。以至到司马迁那里，凡对于史事的称说，大多还没有采用与“史”字有关的概念，而是主要用了这样一些概念：“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19]，“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20]。所谓“时事”、“行事”都是说的史事。东汉末年荀悦著《汉纪》，其所用语，仍无明显变化，他在此书前序中所说的“华夏之事”、“四夷之事”、“质之事实而不诬”、“虽云撰之者陋浅，而本末存焉尔”，其中“事”、“事实”、“本末”，无疑都是就史事说的；这同他在此书后序中说的“以综往事”、“综往昭来”中的所谓“往事”、“往”一样，其本义是相同的。总之，直到汉晋时期，还很少见到人们赋予“史”字以史事即客观历史的含义，而是用“事”、“时事”、“行事”、“往事”等概念以指史事。这种情况到了盛唐时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是以“史”为客观历史的观念逐渐明确起来了；二是以“史事”这个概念来泛指客观历史的情况也出现了。《隋书·经籍志》的作者在讲到《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三国志》相继问世后写道：“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一代之史，至数十家。”[21]联系上文所论诸家撰述由来，可知所谓“一代之史”是指一个朝代的史事即其客观历史过程。刘知幾在《史通·古今正史》中，依次叙述了历代史的撰述概况，如“世言汉中兴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至晋受命，海内大同，著作陈寿乃集三国史”，“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者焉”，“由是世之言宋史者，以裴《略》为上，沈《书》次之”；以及“齐史”、“梁史”、“陈史”、“十六国史”、“元魏史”、“今世称魏史者，犹以收本为主”、“高齐史”、“今之言齐史者，唯王、李二家云”、“宇文周史”、“隋史”等。这里所说的某朝史、某代史，一般都是指它们所经历的历史过程；这里所说的某家为上、某书为主，无疑都是指的历史撰述。应当说，这在史学观念上是很大的进步。与此同时，人们也逐步把“史”与“事”结合起来而运用“史事”这个概念，以泛指客观历史或史书所记之事。唐高宗有简择史官的诏书，其中说道：“如闻近日以来，但居此职，即知修撰，非唯编辑疏舛，亦恐漏泄史事。”[22]这里说的“史事”，其意已近于现今史学中所谓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