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私人历史撰述的出现

一、孔子和《春秋》及《左传》和《国语》

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大变动，反映在意识形态上，是学在官府格局的打破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史学还不能成为一“家”，但它却开始突破王侯贵族的藩篱而同私人讲学和撰述结合起来。于是，中国史学上出现了最早的一批私人历史撰述，其中主要的是《春秋》、《左传》、《国语》，还有《竹书纪年》、《世本》、《战国策》。这是春秋末期至战国时代的事情。这时期，也还有官修史书的存在。在百家争鸣中，可以看到各“家”的历史观点的异同及其在实践上的运用，反映了史学的社会作用在较大的范围里被人们认识到了。

孔子所修编年体史书《春秋》，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私人撰述的历史著作。[39]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因致力于历史文献的整理和修《春秋》而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春秋”本是各国国史统称，司马迁亦谓之曰“史记”。孔子修《春秋》，是在春秋末期，故他得以“西观周室”文献，研讨诸国史记旧闻，博览备采，而以鲁国史事为中心撰成此书。《春秋》编年记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下迄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历鲁国十二公，凡242年[40]，约18000字[41]，大致写出了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的重大历史事件。

《春秋》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它的第一个特点是“属辞比事而不乱”，即缀辑文辞、排列史事都有一定的规范，全书井然有序。这说明《春秋》在编撰形式上的优点，一是讲究用词造句、连缀文辞，二是善于综合、排比史事。此前，尽管周王朝和不少诸侯国都有国史，且亦兼记他国史事，但毕竟都很有限。孔子在综合阅览、研讨各国旧史的基础上，按时间顺序把历史事件一一排比起来，这对于人们从一个长时间里了解不同地区历史发展大势，提供了清晰的轮廓。

这在中国史学发展上还是第一次。如《左传·隐公三年》记：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三月庚戌，天王崩。

夏四月辛卯，君氏（亦作尹氏）卒。

秋，武氏子来求赙。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冬十有二月，齐侯、郑伯盟于石门。

癸未，葬宋穆公。[42]

这里记载了周王室的大事“天王崩”，天王即周平王；记载了周与鲁的联系“武氏子来求赙”，赙是助丧的财物；记载了齐、郑二国盟于石门和宋国国君去世与安葬之事；还记载了天文现象“日有食之”。这种按年代、四时、月、日记事的程序，初步创立了中国编年体史书的雏形，在史学发展上是有重要意义的。从上面引文还可看到，记人死亡，因身份不同，有的书为“崩”，有的书为“卒”，有的书为“薨”。此外，记军事行动，因双方或各方情况不同，而有伐、侵、入、战、围、取、救、执、溃、灭、败等种种书法。记杀人，因杀与被杀者的地位不同，有的书为“杀”，有的书为“弑”。类似这样一些在“属辞”上严谨有序的区别，其实是反映了撰者对有关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不同认识和评价。

关于《春秋》在撰述上的成就，《左传》作者借“君子曰”给予这样的评价：“《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43]说它言少意明，意义深远，表述婉转而又顺理成章，直言其事而无迂曲，能起到惩恶劝善的作用。这是把它的语言、内容、著述方法、社会作用都讲到了。司马迁说《春秋》“约其文辞而指博”[44]，也是从语言和含义上肯定了它的成就。

孔子修《春秋》的时代是社会大变动的时代。按照孟子的说法是：“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45]。司马迁也认为：《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46]，“《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47]。他们的看法，道出了《春秋》问世的时代特点，不过所谓“世衰道微”、“乱臣贼子”、王道人伦，等等，都是从旧制度、旧秩序的规范来说的罢了。尽管如此，《春秋》作为反映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第一部历史著作，无疑具有特殊的史学价值。

“属辞比事而不乱”，“约其辞文，去其烦重”，这是《春秋》的优点，指的是孔子对于诸多国史的纷繁头绪的爬梳、综合、排比，勾勒了一个时期的历史发展的轮廓。但它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或事件中的有关人物，一般都没有写出它们的细节或他们的活动。这对于人们了解历史事实和把握历史面貌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这一点，由晚出的《左传》一书弥补了。

《左传》也是一部编年体史书，所记上限与《春秋》同，下限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共255年史事，比《春秋》下推13年。《左传》是战国（公元前475—前221）早期问世的历史著作。关于它的作者，相传为孔子同时代的左丘明，也有人认为是子夏，是吴起，甚至有人说它是刘歆的伪作。这些说法都没有充分的根据。但从《左传》的纪年和书法来看，它的作者或受《春秋》一书的影响，或与鲁国有比较密切的关系。而《左传》在流传过程中，又曾为后人所增益（甚至有汉代经师的解经之语）和改编。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所见《左传》一书的写定，并非出于一世之时、一人之手。故顾炎武认为：“左氏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可谓富矣。”[48]“可谓富矣”，是说它包含的历史内容丰富。《左传》有196800多字（一说18万字左右），篇幅为《春秋》的10倍。这两部书同为记述春秋时期历史的编年体史书，《春秋》简略，犹如事目编年；《左传》丰腴，记述了不少生动的历史过程和人物的活动。这是它们在详略上的一个明显的区别。

《左传》在编撰上对编年体有很大的发展，即在编年记事的总的格局中，也有集中记一件史事本末原委的，或集中写一个人物活动经历的。如隐公元年记郑伯克段于鄢一事，就从“初，郑武公娶于申”追叙起，写出了事情发展的全过程；僖公二十三年记晋公子重耳出亡的经历，是从僖公五年“晋人伐诸蒲城”事追叙起，写出了重耳近20年的流亡生活。这不仅丰富了编年体史书在记事、记人方面的容量，也有助于弥补事实经过、人物活动被年代割裂的不足，同时也增强了历史表述上的艺术性。

《左传》在历史表述上的艺术性，以写战争、写辞令尤为突出。如庄公十年记齐鲁长勺之战，写出了鲁君采纳曹刿的意见终于以弱胜强的过程，同时也揭示了政治与战争的密切关系。僖公二十二年记宋楚泓之战，先写宋襄公两次坐失战机以造成“宋师败绩”，接着写他为自己的错误指挥而辩解，说什么“君子不重伤，不禽（擒）二毛”，不因险阻取胜，“不鼓不成列”[49]，末了写了子鱼对他的批评，这是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昭示了宋襄公的愚蠢和固执。僖公二十八年记晋楚城濮之战，这是一次规模很大的战役。作者先写楚、晋双方对战争形势的估计，接着刻意写了晋文公派人稳住曹、卫二国，命晋军退避三舍以报出奔期间所受“楚君之惠”。最后，写战役本身：晋军以其下军、上军、中军分别与楚军之右师、左师、中军对垒，而首先以下军之一部进攻属于楚军右师的陈、蔡二军，“陈、蔡奔，楚右师溃”；又以下军之另一部引诱楚之中军，同时则以中军与上军夹击楚之左师，“楚左师溃”，于是楚军大败。这时，作者不仅写出了后发制人的战略思想，而且也写出了多种战术的具体运用，以至使人对作战场面有历历在目之感。此外，它记晋邲之战（宣公十二年）、记齐晋鞌之战（成公二年）、晋楚鄢陵之战（成公十六年），都写得有声有色。《左传》写战争，反映了春秋时期列国间战争频繁的历史特点。《左传》写辞令，往往也都是在列国政治交往中写出了它的重要。如襄公三十一年记郑国子产出使晋国，因不受礼遇而令人“尽坏其馆之垣而纳车马”后回答晋大夫士文伯批评的一篇讲话，委婉而不可屈，强硬而不失礼，不仅使晋国为之道歉，而且受到叔向的高度赞扬：“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产有辞，诸侯赖之，若之何其释辞也！”又如成公十三年记晋厉公使吕相绝秦之辞，更是一篇出色的外交辞令，它首先回顾了秦晋友好的历史，接着指出秦国破坏这种历史关系而“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绝我好，殄灭我费滑，离散我兄弟，挠乱我同盟，倾覆我国家”，最后以揭露秦国自称“唯利是视”和诸侯“痛心疾首”为殿。[50]全篇义正词严，有不容反驳的气概，同子产委婉陈词相比，另具一种风格。《左传》写辞令，不限于华族列国贵族的交往，如襄公十四年记戎子驹支驳斥晋国范宣子的一段话，从历史讲到现实，最后是“赋《青蝇》而退”以明志。[51]范宣子听了戎子驹支的一席话，“使即事于会，成恺悌也”。这都足以说明，《左传》作者写辞令，不是追求史文的绮丽，而是把握了辞令在这个时期政治生活中的主要作用这一历史特点。对此，孔子和《左传》作者都以郑国子产为例有明确的论述。

《左传》所反映的另一个历史特点，是这一时期民族交往的活跃和民族融合的进程。它大致记载了华族和华族以外各族，如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分布及其分支情况；记载了这些民族同华族各国（主要是齐、楚、秦、晋等国）在军事上的冲突，政治上的交往和联系，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和影响，以及广泛的互通婚姻等，展现出春秋时期各族关系的生机勃勃的局面。它记晋悼公时晋国与山戎（无终）的一段史事，颇具这方面的代表性：晋悼公五年（一说四年），“无终子嘉父使孟乐如晋，因魏庄子（按即魏绛——引者）纳虎豹之皮，以请和诸戎”。晋悼公的态度是：“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魏绛则持同意“请和”的主张，认为：“和戎有五利焉：狄戎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一也；边鄙不耸，民狎其野，穑人成功，二也；狄戎事晋，四邻振动，诸侯威怀，三也；以德绥戎，师徒不勤，甲兵不顿，四也；鉴于后羿，而用德度，远至迩安，五也。君其图之！”晋悼公高兴地采纳了这个建议，“使魏绛盟诸戎。修民事，田以时”。八年之后，晋悼公以女乐歌钟赐魏绛说：“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请与子乐之。”又说：“抑微子，寡人无以待戎，不能济河。夫赏，国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废也。子其受之！”[52]这不仅写出了魏绛在处理民族关系上的见识，也写出了晋国与诸戎的关系以及诸戎在当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左传》作者重视民族关系的记载，在中国史学的民族史及民族关系史撰述上有开创的意义。

《国语》是跟《春秋》、《左传》同记春秋时期史事的又一部史书，但《国语》在编撰体裁上却不是编年记事，而是分国记言。《国语·楚语上》有申叔时论教导太子的话：“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韦注：“语，治国之善语。”这说明春秋时期已有“语”一类体裁的史书，韦注说它是“治国之善语”，当得其大体。关于《国语》的作者，司马迁有“左丘失明，厥有《国语》”[53]的说法，意即《国语》为左丘明所撰，但此说并不可信。《国语》是战国早期私人历史撰述，是逐步汇集周与各诸侯国所录之“语”编纂起来的，恐非一人一时所能完成。

《国语》共21卷，按《周语》（3卷）、《鲁语》（2卷）、《齐语》（1卷）、《晋语》（9卷）、《郑语》（1卷）、《楚语》（2卷）、《吴语》（1卷）、《越语》（2卷）的顺序编次而成。这显然是以周王室为时代的标志、以各诸侯国与周王室的关系的亲疏为编次的指导思想。《国语》记事，上起西周祭公谏穆王征犬戎事，下迄晋国智氏之灭，首尾四百余年。但其所记西周史事，主要见于《周语上》里的几条，其余基本上是记春秋时期史事；其所记晋国智氏之灭当在周贞定王十六年，亦即晋哀公四年（公元前453），这已是战国初年的事了。

《国语》记周王室和各诸侯国政治言论，以晋国最多，几乎占了全书半数；以郑国最少，仅载郑桓公为周王室司徒时与史伯论兴衰一事。而其所记各国事，起讫首尾又极悬殊。除《周语》记穆王至敬王十年（公元前510）事外，其余部分：《鲁语》记曹刿论战至孔子诸事；《齐语》仅记桓公时事，至其称霸（公元前660）而止；《晋语》记武公伐翼（公元前709）至智氏之灭（公元前453），上下限均超出《鲁语》；《郑语》实则仅记桓公三十三年（公元前774）与史伯问对一事，当西周灭亡前三年；《楚语》记庄王至惠王间事，约当春秋中期至末期；《吴语》、《越语》所记，均起于吴之败越（公元前494），前者止于越灭吴（公元前473），后者止于范蠡隐退与勾践封范蠡地，事在春秋、战国之交。这说明《国语》取材的多途和不具备严谨的体例，因而带有明显的资料汇编的性质。但《国语》作为以记言为主的史书，包含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政治见解和历史见解，这使它在先秦的史书中具有鲜明的特点。如《周语》记邵公谏厉王弭谤，芮良夫论荣夷公专利，虢文公谏宣王不籍千亩，仲山父谏宣王料民，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钱与大钟；《鲁语》记曹刿论战，里革论君之过；《齐语》记管仲佐桓公为政诸言论；《郑语》记史伯为桓公论兴衰；《楚语》记申叔时论傅太子之道，王孙圉使晋论楚国之宝；《越语》记范蠡诸言论，等等，都是同政治得失、历史经验紧相关联的。《国语》全书以记言为主，但也有着意记述历史发展过程的部分。它记晋国史事，始于武公，而于献公时内乱、重耳出奔、文公称霸、悼公复霸、赵魏韩三家共灭智氏等重大史事记载甚详，且首尾连贯、脉络清晰，写出了晋国从春秋初年至战国初年共二百余年的历史进程。又如记齐桓公谋取霸业的历程，记吴越争霸中越之始灭于吴与吴之终灭于越，或层层深入，或曲折起伏，写出了一个诸侯国在一个阶段上或一个重大事件上的始末原委。像这样集中地写一国之史或一件史事的过程，是《左传》不能完全达到的，显示了《国语》在编撰上的长处。《国语》在历史思想上比较突出的一点，是善于指陈历史形势或对重大政治事件做出历史的总结。如《郑语》记史伯之论“王室将卑”、“周衰其将至矣”后，作者只用了几句话，就把史伯谈话后的历史形势清晰地勾画出来：幽王之乱，平王东迁，秦、晋、齐、楚代兴。这就一下子囊括了春秋时期二百余年史事。《齐语》卷末和《晋语四》卷末，分别写了齐桓公“伯功立”、晋文公“于是乎遂伯”，都是对于历史经验的总结：前者总结了齐桓公外结诸侯、内修政理以及在用人方面的成功经验；后者总结了晋文公如何采取正确的措施使民知义、知信、知礼以达到可“用”的经验。这些指陈形势、总结经验的文字，当是《国语》作者在纂辑各国之“语”时撰写的，因而它们更为直接地反映了本书作者的历史思想。

《春秋》、《左传》、《国语》这三部书都是记载春秋时期历史的著作。自战国中期起，由于私人讲学之盛和“百家争鸣”局面开始形成，还出现了一些关于春秋时期的口述史：有《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春秋邹氏传》、《春秋夹氏传》，都是解释《春秋》的。[54]其中前两种经后人在汉代写定，流传至今，后两种失传。后世儒学一派人物，把《左传》、《公羊传》、《穀梁传》统称《春秋》三传，把《国语》称作《春秋外传》。其实，《左传》和《国语》都是独立的史书，并非为解释《春秋》而作。《公羊传》和《穀梁传》虽是解释《春秋》的口述史，但在对于历史事实的阐述上，尤其在历史思想上，还是有一定价值的。此外，这时期还有以春秋史事为内容的通俗读物，是历史教育的一种初级讲义。近年出土的汉代帛书《春秋事语》，就是这类作品的写定本或传抄本。[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