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最早的历史典册——《书》、《诗》和国史

殷商和西周时期的历史记载，除了有大量的甲骨文、金文以外，还有一些更加正式的官文书即王家的训诫、诰誓，以及关于王朝的颂诗。这些，在春秋末年经孔子整理，分别编纂为《书》和《诗》中的《雅》、《颂》。

《书》本书于简册，难以保存，容易散失、错乱，兼之春秋战国时人往往又据旧说拟作，故孔子所整理编订的《书》，至战国时已难以窥其原貌。西汉时期又有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的流传；东晋更有人作伪，杜撰所谓“古文《尚书》”25篇，经历代学者考订，断定是伪书。今传今文《尚书》28篇是西汉编订的本子，为先秦时代文献无疑。其中少数为春秋战国时人所作，多数则是殷商、西周时期作品，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如《盘庚》篇记载了商朝中期盘庚迁殷这一重大事件，反映出迁殷的原因、迁殷前后的社会思想状况和商王盘庚迁殷的决心及其对贵族们的反复告诫。《牧誓》篇记载了殷王的暴虐无道和周师的灭殷信念。《金縢》至《立政》诸篇，记载了西周初年武王、周公、成王时期政治统治的巩固和对东部地区的征服与开发。《顾命》篇写了成、康交替时的情况。《文侯之命》记平王东迁后事，当是春秋时人所作。这些记载，反映了殷商、西周时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生产发展状况、政治统治状况、意识形态状况，等等。

西周时期的历史记载，在形式上跟《尚书·周书》相仿而又出于西周人之手者，还有《逸周书》中的一些篇章。《逸周书》，原称《周书》。《汉书·艺文志》著录“《周书》七十五篇”，并称它是“周史记”，颜师古注引刘向语说它是“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此虽非确论，但其中一些篇迭为春秋、战国、西汉时人所征引，说明它至少包含着一部分西周时期的作品。现今流传的《逸周书》60篇，大半为西晋孔晁注本（占42篇），余为后人所羼。其中，《世俘解》、《克殷解》、《商誓解》等篇，可信为周初文字，其他多为后人拟作或伪托。《克殷解》具体地写出了牧野之战中帝辛（纣王）的结局，武王进入纣王住所的场面，以及后来举行的“革殷，受天明命”的庆祝大典和采取的封武庚、释箕子、迁九鼎、“振鹿台之钱，散巨桥之粟”、封比干之墓等重大措施。《世俘解》写武王伐纣及其属国的情况、当时俘获和狩猎的情况以及祭祀的情况。这些，是《尚书·周书》中所没有的。

如果说甲骨文和金文的历史记载是中国史学的胚胎的话，那么《尚书》中的《商书》和《周书》以及《逸周书》中的一些作品就是中国史学的萌芽了。后者同前者的不同，第一，是后者在记言、记事的形式上都有了一定的发展，记言可表神情，记事顾及首尾，这是前者所少见的。第二，是后者所记几乎都是王朝的重大事件，前者如金文也有记王朝大事的，但不如后者这样直接、这样集中。第三，是后者在记时上不如前者丰富，前者是即时所为，后者或口口相传，或逐步写完，时间也变得模糊起来。第四，这是最主要的一个不同点，即后者记事不仅有明确的历史意识，而且有明确的历史鉴戒思想。如《酒诰》写武王告诫康叔说，殷先哲王自成汤至于帝乙，上下“罔敢湎于酒”，故能昌盛；至纣王则“荒腆于酒”，“故天降丧于殷”。它还引用古人的话说：“人无于水监（鉴），当于民监（鉴）。”意谓“荒腆于酒”，就会失去人心，要经常想到民心这面镜子。如《召诰》反复讲到夏商兴废的历史，指出：“我不可不监（鉴）于有夏，亦不可不监（鉴）于有殷。”《多士》讲殷商兴亡之故；《无逸》讲殷商统治者的勤与逸跟“享国”时间长短的关系，反复强调“不知稼穑之艰难”的危险，特别肯定了殷王中宗（太戊）、高宗（武丁）、祖甲和周文王的历史地位；《君奭》、《多方》、《立政》也都讲到了夏、商的历史教训。西周统治者和史官们重视前朝得失兴衰的历史经验及其对于现实的鉴戒作用的思想，对后来的史学有深远的影响。

西周时期的历史记载，与金文、《尚书·周书》、《逸周书》中的一些篇章同时存在的，还有史诗的创作。这就是《诗》中的《雅》、《颂》。《雅》分《大雅》、《小雅》，《颂》有《周颂》、《鲁颂》、《商颂》。除《鲁颂》、《商颂》为春秋时人创作外，其他都是西周人的作品。《大雅》是反映西周各个历史阶段的史诗。《生民》、《公刘》、《绵》、《皇矣》和《大明》5篇歌咏后稷、公刘、古公亶父建立基业、王季继续经营、文王伐密伐崇的胜利和武王伐纣的军容。如《大明》末二章写道：

殷商之旅，其会如林。

矢于牧野，维予侯兴。

上帝临女，无贰尔心！

维师尚父，时维鹰扬。

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另外，《下武》、《假乐》等篇是歌咏成、康以下“率由旧章”、“绳其祖武”的升平时期，《嵩高》、《江汉》等篇是歌咏宣王中兴，《桑柔》、《召旻》等篇是感叹、讽刺厉王和幽王时的衰败。从史学的观点来看，《大雅》是以诗歌的形式大致上反映了西周兴衰的历史过程。《雅》、《颂》中还有一些反映当时社会面貌的篇章。如《周颂》中的《思文》、《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小雅》中的《楚茨》、《信南山》、《甫田》等都是咏农事的，从中还可以看出当时生产关系的若干方面。《大雅》中的《嵩高》、《韩奕》、《江汉》、《常武》，《小雅》中的《出车》、《六月》、《采芑》、《车攻》、《吉日》等都是歌咏封国、征伐、狩猎、习武的专篇，其中有的透露出伯、侯们受民、受疆土、筑城、立庙等封土建国的史实。《雅》、《颂》中也反映出一定的历史思想，有其不应忽视的地方，如《大雅·**》说：“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拔。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种从根本上重视历史借鉴的思想同《尚书·周书》是一致的，对后来历史思想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雅》、《颂》作为史诗，不仅有艺术夸张的地方，也包含着文明时代以前的传说成分。因此，从严格的历史记载的要求来说，它们只是“半历史”式的记载，不可作为本来意义上的历史记载看待。但是，在史学萌芽时期，当各种历史记载还很不完备的时候，史诗作为一种独立的创作形式（世界上拥有古老文明传统的民族或国家多曾经出现过这种创作形式）不仅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面貌，而且也可以同其他形式的历史记载（如《尚书·周书》、《逸周书》中的有关篇章以及金文）相互印证、相互补充，成为当时历史记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多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明史上，有些民族后来创作了规模宏大的史诗，成为研究这些民族历史发展和史学发展的重要文献。《雅》、《颂》和后来出现的各个民族的史诗，在中国史学发展上都具有自己的历史价值。同《雅》、《颂》并列在《诗》中的另一部分是《国风》，所收入的诗篇是按周王朝和一些诸侯国编次的。它们是周室东迁后的作品，多数出于民间歌谣，也有少量贵族作品，多以抒情为主，于喜怒哀乐中略见当时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矛盾。但它们的时代已是国史诞生的时代了。

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中国史学上出现了最早的国史。所谓国史，即周王朝和它所分封的各诸侯国的正式的历史撰述。这种国史按年代顺序记事，是中国史学上编年体史书形成的最早阶段。国史的出现，有两个条件：一是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条件，二是历史记载方面的条件。西周末年尤其是春秋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周王朝所分封的一些诸侯国的社会经济有了相当的发展，生产关系也在逐步发生变化。周王朝的统治虽经宣王“中兴”，但终未阻止衰微的趋势；这种衰微的趋势在平王依靠诸侯国的帮助被迫东迁后更是愈益明显地向前发展，而各诸侯国之间的频繁的征战和各大国相继起而争霸，则成了这个时期政治上的特点。各诸侯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发展，是各诸侯国国史产生的重要历史条件。

国史产生的另一个条件，是殷商、西周以来历史记载的发展。从甲骨文记事所包含的几个方面（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到金文记事中历史意识的萌芽，以及《尚书》、《逸周书》中有关篇章在记言、记事上的进一步丰富和历史鉴戒思想的滋生，还有《诗》中《雅》、《颂》这样具有音乐美的史诗的广泛流传和影响等因素，使国史的出现不仅成为必要的，而且成为可能的。这时期的国史是按年记事的编年史。从现在《国语·周语》还保存的一些史事来看，西周恭王、厉王时已有编年记事的端倪。它记恭王事，有“（密）康公不献（三女）。一年，王灭密”之语。记厉王虐而拒谏，“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但这所说的“一年”、“三年”，主要还是指的时间间隔；不过这种时间间隔的概念，也只有在按年记事的情况下才可能产生出来。它记宣王事，已明显地看出按年记事的年代顺序了，如“三十二年，宣王伐鲁”，“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按指宣王之师——引者）败绩于姜氏之戎”。这些迹象说明按年记事的国史的出现至迟当不晚于西周恭王、厉王、宣王时期。从后人所撰《春秋》、《左传》记春秋时期历史来看，春秋时期各国国史在记时上已形成了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春、夏、秋、冬），以时系年的规范；不记日月的国史也是有的，但不是当时史学发展的主流。

这时期的国史没有一部保存下来，这是非常可惜的。但从当时的人和战国时人以至司马迁《史记》的记载中、谈论中，我们大致可以窥见当时国史发展的一般情况。如《左传》记：

——曹刿谏曰：“……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18]

——管仲曰：“……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19]

——卫宁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于君，悔而无及也。名藏在诸侯之策……”[20]

——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21]

这里，不仅可以看出鲁、齐、卫各国重视国史，而且从“无国不记”、“名藏在诸侯之策”的说法中，可知春秋时期国史发展盛况及其所记内容，而鲁国国史还更多地记载了西周初年的历史和西周的政治制度。又如《国语》记：“羊舌肸习于春秋”[22]；“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23]；“史不失书，朦不失诵，以训御之”[24]。这是分别引用晋国司马侯、楚国申叔时和左史倚相的话，也都是说明国史在各诸侯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

上文说的“鲁春秋”，以及这里说的“习于春秋”、“教之春秋”，是指不同的诸侯国说的，说明“春秋”是当时各国国史的统称。《墨子·明鬼下》有所谓“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宋之春秋”、“著在齐之春秋”的说法，据说墨子还讲过“吾见百国春秋”[25]的话，表明这种统称在战国时期还在继续沿用。但各国史书，有的也有专名，《孟子·离娄下》记孟子的话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26]孟子的话不只是说明《乘》、《梼杌》、《春秋》都是各国之史，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样一个时代变化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孟子实际上是指出了国史的产生是同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相联系的。他的这个见解是很深刻的。

从甲骨文、金文的历史记载，《尚书》中王朝文书的形成和积累，以及西周时期出现的关于王朝的史诗，直到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编年体国史，这是中国史学从胚胎到萌芽的过程。经过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国历史学业已初具雏形，其标志是：第一，开始形成了基本的历史记载形式，即按时间顺序记事。第二，初步认识到历史对于现实的鉴戒作用，这对后来人们认识史学的社会作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三，不论是周王朝，还是各诸侯国，都设置了史职。见于《左传》、《国语》等文献记载的著名的史官，在周有史佚、史伯、史角、史扁、史良、史豹、内史过、内史兴等；在晋有史狐（董狐）、史龟、史苏、史赵、史墨（史黯）等；在齐有太史兄弟三人、南史氏等；在楚有史皇、史老、左史倚相等；在虢有史嚚；在卫有史鱼（史），等等。这些史官们虽然还未完全摆脱卜、祝一类的神职，但他们越来越加重了世俗的色彩了，所谓“秉笔事君”、“君举必书”、“诸侯之会”、“无国不记”等职责，促使他们更多地面向人事、面向世俗的社会变化。以上这些，都是围绕着王侯贵族的活动以及这种活动范围日渐扩大而发展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萌芽于官府。在其后的发展中，它的这一“天性”的优势和弱点都有相当鲜明的反映。

在编年体国史产生和发展的同时，也还有其他形式的历史记载的存在。楚庄王时大夫申叔时论教导太子说：“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识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兴废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春秋，是国史，已如前说。诗、礼、乐，都与贵族的社会活动、行为规范有关。训典，是古老的历史文献。其他如世，是“先王之世系”；令，是“先王之官法、时令”；语，是“治国之善语”；故志，是“所记前世成败之书”[27]等，都是不同内容、不同形式的历史记载，当不为楚国所特有，这反映了中国史学萌芽时期生意盎然的景象。

春秋时期，一方面是历史记载朝着多种形式发展的趋势，另一方面是历史记载由王朝而公室、由公室而私家的发展趋势。《国语·晋语九》记晋卿智襄子（智伯）有家臣士茁对其语曰：“臣以秉笔事君。”《史记·赵世家》记赵盾时有赵史援，韦昭注《国语》认为史黯为赵简子史，不是没有根据的。这两个趋势尤其是后一个趋势的发展，促进了私人历史撰述的出现，从而使史学有可能进入社会的更多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