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本书自出版第一次印刷至今，已历时十年，前后印行了四次：1999年9月、2000年6月、2005年10月由北京出版社印行三次；2002年9月，由台湾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印行了繁体字本。其间，内地和台湾一些高校历史系的同仁，选用本书作为中国史学史课程的教材或必读参考书。何兹全先生、吴江先生、仓修良教授、张恩和教授、许凌云教授、彭忠德教授以及几位中青年朋友，拨冗为本书写了十多篇评论，给予我许多赞扬和褒奖。我始终认为，所有这些，都是对我的鞭策和鼓励。

本书现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我在几位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的协助下，再次对全书作了校阅，订正了引文中的脱漏和讹误，补充了几处注文，列出了参考文献。没有他们的帮助，我是很难在短时间内做到这一点的。

本书的这个新版，还有一个重要变化，即卷末原有的两篇附录《中国史学：20世纪的遗产与21世纪的前景》、《百年史学断想》现已撤下，而代之以《第十章史学的深刻变革——近百年来中国史学发展主要趋势》。对于这一变化，我想作一个简要的说明。

20世纪以来百余年的中国史学，是中国史学史上变革最为深刻、成就甚为巨大的时期，本书原以“附录”为殿，意在表明追求“通”的目标，是可以理解的，但从著述本身的内容之轻重、体例之严谨来看，似有未安。然而，若以一章或两章的篇帙试图阐明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变革、发展和成就，似亦难以作全面的概括和中肯的评价。依我个人的浅见，近百年来的中国史学，应有专门著作予以论述，庶可显示出其重大成就与前所未有的进步。显然，这有待于更加深入的研究和史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我之所以把第十章称之为“近百年来中国史学发展主要趋势”，一是使本书仍然具有“通”的追求，并使其在体例上与全书大致趋于一致；二是详述既不可能，略述“主要趋势”，既可表明中国史学的走向，也便于通过提出问题，表明这是一个广阔的研究空间。

我还注意到，对于近百年来的中国史学，不论是老一辈史学家，如顾颉刚、周予同、齐思和、白寿彝、吴泽、杨翼骧、尹达等，或撰述，或主编，都有重要的论著面世；还是中青年史学工作者，在近一二十年中，也有不少著作出版。这些论著，或从整体上涉及近百年来的中国史学的发展，或从某一个侧面阐述这个时期史学发展的面貌。对这些研究成果作进一步的梳理、研究和阐发，也是一个不小的工程，同样需要史学界同仁共同的努力。

十余年来，我本人在这方面也做了一点工作。一是协助河北教育出版社纂辑、出版了《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丛书，收入了33位已故史学家的57种著作。二是主编了《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系列》丛书，包含《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分析》、《20世纪中国史学思潮与变革》、《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社会实践》、《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20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提要》、《20世纪中国史学重大问题论争》、《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20世纪中国史学论著要目》，凡八种。三是主编《20世纪二十四史研究丛书》，凡十卷，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四是选编《20世纪中国学术文存》之一《中国史学史研究》，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这几件工作，是帮助我认识近百年来中国史学之特殊重要性的原因之一。至于我本人所撰写的关于20世纪中国史学之零篇短简的结集《20世纪中国史学散论》(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我在《后记》中表明：“我姑且把这本论集作为《中国史学史纲》的续篇，用以警醒自己在治学上不要止步和懈怠。”这仅仅是针对作者的研究和心志而言，对于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实际面貌来说，倘能道其万一而不诬，也就是作者之幸了。

值得重视的是，最近三十年来，史学界在中华民国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这为研究近百年来的中国史学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历史背景材料。史学同时代是有密切联系的，离开了一定的客观历史条件，史学上的一些重大问题也难得阐述清楚。反之，一定时代的史学，也必然会反作用于这个时代及其未来的走向。近来，我读到金冲及教授馈赠的四卷本《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作者在全书最后写道：“路是人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就像一幅波澜壮阔、前后相续的漫长画卷。经过一百年惊涛骇浪中的艰苦跋涉，不管中间有过多少成功的欢乐和挫折的痛苦，中国人终于从愤怒和痛苦的二十世纪初走出来，重新掌握住自己的命运，步入充满阳光和希望的二十一世纪。没有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革命、建设、改革中的持续不懈的奋斗，便没有今天中国的一切。这是二十世纪一百年历史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是不容我们遗忘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第四卷，1368～136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这是对20世纪历史也可以说是对近百年来的中国历史的极精辟的概括。那么，近百年来的中国史学“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又是什么呢？这是需要中国史学史研究者继续深入思考、认真研究的问题。

瞿林东

2009年10月于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