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史学界逐步展开了关于历史学领域的理论问题的讨论。这个讨论，是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开始而不断扩大范围的。到了80年代中后期，关于理论问题的讨论走向**，可以看作是中国史学界出现了“理论热”的表现。

在这个过程中，我作为一个参与者，总是伴随着困惑、**、思索等。其间，或是在他人的启发下，或是经过自己的思考所得，我以为关于上述讨论，有三个问题是应当受到重视的。

第一，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学的理论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历史研究的基础理论或指导原则，是否可以代替历史学领域的一切理论。换言之，在历史唯物主义以外，历史学是否还应当具有另外一些理论问题，如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各门学科都具有自身的理论问题一样。今天看来，这是十分明了的，即历史唯物主义不能完全代替或包含历史学的全部理论，历史学除了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还有广阔的理论空间。

但是，如果我们回首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史学，在当时，是很难回答上述问题的。正如白寿彝先生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所说的那样：

在50年代，天，提起史学概论来，都认为应该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写这么一本书；同时也认为，在高等学校历史系应该开设这门课程。至于这本书应该怎么写，这门课程应该讲些什么，大家一时想不出办法来。一年一年过去了，对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认真讨论过。后来，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开了这门课程，主要讲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但我并不认为这种讲法是对的。因为我觉得，如果只讲历史唯物主义，这门课就应该叫历史唯物主义，不应该叫史学概论。我为这个课程内容问题，多年来一直感到不安。[1]

从这段回忆性的文字来看，大家在认识上对历史唯物主义跟“史学概论”的联系与区别是有共识的，但对于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史学概论”究竟应该是什么内容、什么形式，仍处于摸索之中。白寿彝先生说的“我为这个课程内容问题，多年来一直感到不安”，或许反映了那个时代一些史学家的共同的心境。

1982年，白寿彝先生作为主编，主持撰写《史学概论》一书。他从自己几十年的思考和研究中，提出了“史学概论”应当包含的基本内容，他写道：

去年，因为《史学史研究》季刊的需要，我每一季度撰写一篇文章，交它发表，总题目是《谈史学遗产答客问》。在酝酿这四篇文章的过程中，我逐渐产生了写史学概论的思想。这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论述中国史学遗产几个重要方面的成就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史学的发展，及当前史学工作的重要任务。我想在这本书里，提出一些问题，请同志们讨论。也希望它能成为教本，多少给同学们一些帮助。[2]

这里讲到的三个方面的内容，涉及史学遗产、史学变革和史学的当前任务等问题，有其逻辑的联系和历史的脉络。尽管“史学概论”是一门历史学的入门课程和基础理论课程，但此后关于这门课程的教材的编写和出版，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形成一个**，出现多种版本。这足以表明，史学界终于逐步认清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学的理论之间所存在的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密切关系。

当然，就“史学概论”来说，它也很难涵盖历史学领域可能涉及的所有理论问题。比如说，从中国历史发展来看，关于民族关系与统一国家发展的问题，关于地理条件对历史发展影响的问题，关于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关系的问题，关于国家职能与阶级存在的关系的问题，关于中国历史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的问题，等等，这些都是中国史研究领域中的重要理论问题，是历史学的理论研究所不应缺少的内容。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一卷所论述的许多问题[3]，都属于这一类的理论问题。

总之，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学的理论是有密切联系的，但二者又不能做等同的看待：前者是基本的或指导的理论，而后者则有较广泛的内容和空间。

第二，关于客观历史的理论和关于历史学学科的理论是什么关系？20世纪80年代初，史学界在讨论理论问题时，“史学理论”是一个广泛使用的词汇。但是，人们在探讨具体问题时，“史学理论”所指的对象并不相同，有的是指关于客观历史运动的认识，有的则是指关于历史学这门学问或学科发展的认识。这种情况，给讨论和研究都带来了一些困难。有鉴于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陈启能撰文指出，应当以“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这两个概念来区别关于对客观历史运动的认识和关于历史学学科发展的认识。我认为，做这样的区别很有必要，并就此发表了一点粗浅的认识，其中有一段文字大致反映了有关问题的缘起：

近二三年来，我国历史学界对理论的研究显得很活跃，这是令人振奋的。那末，这样的理论研究如何才能深入下去呢？我以为，陈启能同志的文章《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见1986年12月3日《光明日报》）在这方面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和探讨的问题。陈文提出，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应作为两个不同内涵的研究对象来看待，并进而认为：“近年来我国史学界对理论问题的研讨虽然相当活跃，但却有一个很大的不足，那就是所讨论的问题大都属于历史理论的范围，而很少涉及史学理论。”这个论点和这些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的。这里，我想对陈文作一点补充：陈文侧重于理论的说明和外国史学，我打算侧重于历史的说明和中国史学。[4]

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后，我曾以不同的方式反复表明这一看法；当然，有赞成的，也有表示疑惑的。表示疑惑的朋友认为，“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是有联系的，不好截然分割开来。应当承认，这一疑惑不是没有道理的，对此，我在提出这种区分时已经注意到了，并做了在我看来是十分明确的如下表述：

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是两个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研究领域，后者是人们在研究宏观历史过程中积累和概括出来的理论，如历史发展的阶段性、规律性、统一性，历史发展的趋向，以及对重大历史现象和众多历史人物的评价的原则与方法，等等；前者是人们在研究史家、史书、史学思潮、史学流派等史学活动和史学现象过程中积累和概括出来的理论，如史学的目的、史家的修养、史书的编著、史学发展的阶段性和规律性、史学在社会实践中的作用，等等。这是它们的区别所在。同时，它们又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的：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史学活动也是一种历史活动，它也应被包含在历史理论所概括的一切历史现象之内；从史学的观点来看，史学家乃至一切从事社会实践的人对历史的研究、评论，也都在史学理论所应当总结和概括的范围之内。[5]

从这个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在何种意义上存在着区别和联系，又在何种意义上可以互相包容，即实现这种联系的重要表现形式。需要强调的是，作为学术研究来说，如果不对研究对象做某种界定（即使是相对意义上的界定），也就难以使这一研究深入下去，更不用说使这一研究得到比较系统的理论收获。

这里，我还要提到何兆武先生主编的《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一书。一则是此书的书名使我感到极大的兴趣，二则是何兆武先生在《编者序言》中对“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做了中西比较的解释，使我受到启发。《编者序言》写于1992年9月，起首写道：

三年前商务印书馆委托我编纂一部近现代西方有关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选集。这里的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其涵义大致相当于当今西方通常所谓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以及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史论”。经过和几位同志磋商之后，我们都认为这对我国历史学界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遂决定承担下来。[6]

何兆武先生学贯中西，我确信这里所做的判断自然是极有道理的；同时，这个判断也有助于中西史学的“对话”。这里，我想补充一点，并借以向何兆武先生请教，即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史论”，主要指历史理论；而传统意义上的“史评”，则主要指史学理论。这两者之间，也有明显的区别。当然，对“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或许还有另外一些解释，但无论做怎样的解释，对它们做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看待，当是十分必要的。我相信，持这种看法的人也会越来越多的。

第三，中国古代史学中有没有理论？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是“记述的史学”，没有理论。这是1986年我在一次史学研讨会上首次听到的。我想这种看法可能反映了史学界一些同行的认识。作为一个中国史学史研究者，尽管我表明不能赞同这种说法，但又不能举出充分的事实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十分惭愧。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注意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方面努力发掘其中的理论成果，进而把这些成果的脉络梳理清楚，做出恰当的说明。近十几年来，我为此做了一些研究：1992年发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一文；1994年出版小册子《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1998年出版《史学志》一书，其中有“历史观念”与“史学理论”两章专论；2004年发表《略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特点》一文，这多少可以表明这些年来我对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遗产的关注。毋庸置疑，这些研究所得，还只是初步的，随着岁月的推进和研究的深入，积累也就会不断丰富起来。在这里，我要客观地说一说，人们为什么会产生中国古代史学没有理论或理论贫乏的看法。这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归纳起来是：“第一，许多史学工作者研究的领域是客观历史的某些方面，一般不甚关注作为一个学科的史学本身的问题，因而不熟悉史学自身的发展情况。第二，史学史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而中国史学史研究者因历史条件和自身的原因，长期以来也未曾对中国史学上的理论遗产做深入的和有系统的历史考察与理论说明。第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的一些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著作被大量介绍到中国来，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注；有些同行甚至以此为标准反观中国古代史学，于是‘理论贫乏’之感油然而生。第四，对于东西方史学在表现其理论的内容和形式上，未能充分考虑到各自的特点，换言之，在‘理论’的探讨上，尚未能着眼于从本民族的遗产出发。总之，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历史上的原因，也是专业工作者在研究上存在的不足所致。需要说明的是，此种情况，近年逐渐有所改变，前景是令人鼓舞的。”[7]我想，如果以平和的、理性的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遗产，我们终究会给它一个合理的位置和恰当的评价的。

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都是近二十几年来在历史学的理论研究中所碰到的。这些问题不能说现在都已经解决了，人们的认识还是要不断发展的。研究者的任务在于，适时地、明确地提出问题，结合自己的专业和兴趣，努力探索，积极进取，为促进史学发展和学科建设尽绵薄之力。

20世纪的中国史学，在理论上是有突出的成就的。引入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把它们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可以说是中国史学在理论上最重要的成就。说到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方面，前者有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李守常（大钊）的《史学要论》、柳诒徵的《国史要义》等，都是名著；后者有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等，也都是名著。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一些成就。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五十多年，历史学在理论建设上的成就，范围更广泛，有些领域更深入。但是，我们也应当承认，当今中国历史学界，在理论研究方面同国外同行相比，重视的程度是不够的，这既影响了中国史学的发展，也限制了中国史学走向世界。

在历史学的理论研究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上，历史学界很多同人认识到：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指导下，总结和吸收中国古代史学、近代史学的理论遗产，继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创造，借鉴外国史学的理论成果，结合丰富的历史事实，用中国的风格、语言，撰写出多种形式的理论著作，把中国历史学的理论研究推向新的阶段。这是许多朋友的愿望，也是许多朋友的志向。

本书是我近二十年来关于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研究之部分所得，既包括历史理论问题的研究，也包含史学理论问题的研究。为便于读者的阅读，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以问题为中心，或做系统的探讨，或做专题的研究；中篇，以史家为出发点，或评论其在理论上的建树，或阐发其在某一个方面的卓识；下篇，以史书为依据，揭示其理论特点及其在史学发展上的地位。各篇之中，有的问题讨论历史理论，有的问题讨论史学理论，有的则兼而论之，了然可辨，不再赘述。书后附附录一篇，约略反映出我研究中国史学史的路径。我对于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的研究，仅仅是开始，是起步。我想，未来的研究任务仍然是十分艰巨的，而本书所存在的缺点和不足也在所难免，我期待着各方面的读者的批评、指正。

瞿林东

2004年5月5日

[1] 白寿彝：《白寿彝文集》第6卷，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75页。

[2] 白寿彝：《白寿彝文集》第6卷，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75页。

[3] 参见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导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4] 瞿林东：《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载《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

[5] 瞿林东：《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载《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

[6] 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页。

[7] 参见本书《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特点》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