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SARS防范引发的思考[1]

2002年11月，当SARS病例刚出现时，不要说患者本人没有把这种疾病当回事，就连医务人员、医疗研究所，乃至政府的有关部门，对其严重性也缺乏足够的认识。随着SARS的迅速蔓延及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的增加，普通老百姓，尤其是政府各级部门才引起高度重视，并采取了一系列应急措施，对SARS患者进行治疗，努力切断它可能蔓延的各种渠道，从而基本上控制住了整个疫情。

毋庸讳言，SARS的爆发本身是一件坏事，但如果我们能举一反三，认真地总结并吸取其经验教训，那么它同时又可以转化为一件好事，从而使我们能够以更自信、更有效的方式面对今后可能出现的各种突发事件和灾祸。笔者认为，为了有效地防范各种突发事件和灾祸的发生和蔓延，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各级政府应该有一个观念上的转变。这一转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确立风险意识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身体和思维被无数琐细的事务所牵引，就像蜘蛛一样，忙忙碌碌地编织着各自的网，完全无暇跳出自己的生活之网，去观察并思索正在自己周围演绎的各种重大的事件，特别是那些可能不期而至的巨大的灾祸和危险。人们对理性、秩序和未来的生活有一种盲目的依赖，普遍匮乏最起码的风险意识。

其实，对风险的认可和防范不应当像流星一样划过我们脑际的、边缘性的意识，而应当成为我们的日常意识，成为我们思想盛宴上的常客。因为当代社会不仅本质上就是风险社会，而且每个人总是无例外地与风险结伴而行。风险不是从外面出其不意地侵入我们的生活之中的，而是内在于我们自身之中的。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就是我们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产物。这似乎有点耸人听闻，但事实正是如此。

德国当代社会学家乌利希·贝克撰写了一系列论著来研究风险问题，在《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生存问题、社会结构与生态启蒙》一文中，他指出：“在已经升入今日地平线的未来的巅峰之上，工业文明被转变成为一种全球风险社会的‘世界之怀’。”[2]贝克认为，在我们这个原子核、化学和基因技术的时代，风险的性质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切尔诺贝里无处不在，核污染“在人人面前都是平等的，在此意义上，这是‘民主的’。地下水中的硝酸盐成分在元首的水龙头里也不会止步。”[3]尽管人类社会已经制定了种种法律、政策和规范来回应可能降临的风险，然而，已经建立起来的风险逻辑基础正在遭到颠覆或搁置。”[4]原因在于，原子核、化学、基因等先进技术所引起的生态环境的污染，正如战争、无节制的开发所造成的自然灾祸一样，都是人类自己决策的结果。追随着贝克的思路，英国当代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也深入地探讨了当代社会的风险问题。他注意到一种更令人焦虑的状态，即人们对风险降临的警告也漠然视之，甚至把这样的警告视为调侃的对象：“警告已成了陈词滥调，它让人如此熟悉，以致成了反事实性的日常生活；可是像所有的风险警报一样，这一警告也可能确实是真的。”[5]

与计划经济时代的一潭死水似的生活不同，市场生活表现出更多的偶然性或未确定因素。然而，人们主要是从肯定的意义上去理解偶然性的，如寄希望于福利彩票中蕴含的偶然性，幻想“一夜暴富”，却很少关切否定意义上的偶然性，如意外事故、破产、家庭变故、染上致命的疾病等。事实上，在全球化时代，各种风险，如核污染、恐怖主义袭击、自然灾害、社会冲突、流行病无时无刻不在窥探、侵袭着我们的生活。只有确立起自觉的风险意识，才能从容地应对突然降临的种种灾祸。

确立预防意识

中国古代的智慧早已启示我们：“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里所说的“事”，不光是指日常生活中的肯定性的事态，也包括否定性的事态，如对各种突如其来的灾祸的预防意识。尽管中国古人也批评过那种“杞人无事忧天倾”的过度防卫心态，但“居安思危”和“防患未然”的预防意识无疑是中国古代文化意识中的一个亮点。

然而，在当代中国社会中，这种预防意识却日益淡化。如果说，人们对个人和家庭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意外情况还多少有一些预防意识和保险意识的话，那么，他们对周围环境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就太缺乏“防微杜渐”式的关切了。这次SARS的肆虐引发了全民“卫生热”，但为什么在SARS爆发前就不能出现同样的“卫生热”呢？事实上，谁都知道，在人类的历史上，爆发过多次大面积的传染病，离我们比较近的是1918年的大流感、20世纪80年代被发现的艾滋病、近年来在非洲流行的埃博拉病毒、脑膜炎等。为什么我们会对在我们周围演绎着的这些重大事件熟视无睹呢？为什么非得让一种严重的传染病在我们身边蔓延，并当它无情地夺去一个个同胞的鲜活的生命时，我们才以异乎寻常的方式关心起自己的卫生来呢？

我们知道，对任何传染病的防范都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预防，即防止传染病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蔓延开去；二是治疗。在某种意义上，预防比治疗更重要，因为预防越成功，作为治疗对象的患者就越少。在现实生活中，对像SARS这样严重的急性传染病的预防尚能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但对普通流感、肝炎、肺结核等传染病的预防意识却非常弱。在学校里，只要班里有一个同学得了感冒，大家就会不由自主地追随他（她）。虽然普通流感不属于隔离对象，但为什么不对患者的行为方式进行合法而有效的制约呢？同样地，对其他各种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我们也要有充分的预防意识。比如，不久前报载，贵州某地大雨后山体滑坡，殃及睡梦中的200位民工。看了这样的报道，不禁疑窦重重：贵州是山体滑坡经常发生的地方，为什么民工宿舍会建在可疑的山体下，而且为什么有关方面对大雨后可能产生的滑坡现象没有任何预防意识呢？

也有另一些现象使我们受到鼓舞。比如，在日本东京地铁的投毒事件和韩国地铁的火灾发生后，上海地铁管理机构采取了拆除地铁站上部分商业用房，以利人群迅速疏散等措施，这就体现出一种对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高度负责的预防意识。又如，遍布上海各处的便利商店与110的联网，也有效地阻止了某些抢劫行为的实施。由此可见，对各种可能突然降临的灾难和恶性事件确立普遍的预防意识是何等重要！

确立应急意识

在风险意识和预防意识之外，之所以还要强调应急意识，一方面，正如中国谚语所说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不管我们对各种可能发生的事件或灾难做出如何周密的思考和预防，总有可能会发生出乎我们意料的事情；另一方面，即使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事情发生时，这些事情的具体起因和展开过程也会与我们原来的估计出现偏差，甚至较大的距离。在这样的情况下，应急意识是必不可少的。

应急意识主要通过以下的措施表现出来：一是建立应急指挥中心，规定其相应的权力及权力的界限；二是制定紧急状态下的法律、政策和居民的行为规范，特别是澄清谣言，防止各种故意的、恶性案件的发生；三是紧急调集和培训应急专业人才。比如，这次SARS爆发时，急需呼吸科方面的医生，但有的城市这方面的人才只占全部医务人员的百分之三左右，这就急需从其他城市调集人才。同样紧缺的呼吸科护士则需要有相应的地方进行紧急培训；四是设定应急物资调配的“红色渠道”，以确保相应的应急物资有充分的供应。

除了上面提到的应急措施的筹划外，应急意识还应该筹划各种演习。犹如军事演习对于部队的协同作战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应急演习”对于防范各种突发事件来说也是绝对必要的。在这次SARS肆虐之初，不少医务人员也被传染，这表明他们对传染病的防范也缺乏准确的观念和严密的措施，也有一些护士甚至不会准确地使用呼吸机。所有这些问题，都应该在应急演习中加以克服，以便在真的突发事件发生时，提高处理问题的有效性。总之，我们应该自觉地确立风险意识、预防意识和应急意识，以便从容地应对各种事变和灾难。

[1] 本文原来的标题为“SARS带来的三大观念的冲击”，原载《解放日报》，2003-06-10。

[2] 梁展选编：《全球化话语》，66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3] 梁展选编：《全球化话语》，65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4] 梁展选编：《全球化话语》，55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5]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151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